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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还没有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地走进了社会。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不用说狂风大浪在等着他。
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没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
月薪是二十四元。为了这二十四个银元的月薪他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然而灾祸还不曾到止境。一年以后父亲突然死去，把我们这一房的生活的担子放到他的肩上。他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有几个弟弟妹妹。
他埋葬了父亲以后就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他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我们一房人的生活费用自然是由祖父供给的。（父亲的死引起了我们大家庭第一次的分家，我们这一房除了父亲自己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他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应付。他永远平静地忍受了一切，不管这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愈来愈厉害。他只有一个办法：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
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自然非常高兴。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儿子是他的亲骨血，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
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
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我们（我们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再加上一个香表哥）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
他一方面信服新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够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
祖父死后，大哥因为做了承重孙（听说他曾经被一个婶娘暗地里唤作“承重老爷”），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有用处；同时我和三哥的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
我和三哥不肯屈服。我们不愿意敷衍别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婶娘。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对他加压力，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不用说这也没有用。可是大哥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不能够袒护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够谅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婶娘，她诬我打肿了她的独子的脸颊。我亲眼看见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个堂弟的脸颊打肿了，她却牵着堂弟去找我的继母讲理。大哥要我向她赔礼认错，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里去求二叔断公道。但是我并不相信二叔会主张公道。结果他自己代我赔了礼认错，还受到了二叔的申斥。他后来到我的房里，含着眼泪讲了一两个钟头，惹得我也淌了泪。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以后改变态度。
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一个人平静地代我们受了好些过，我们却不能够谅解他的苦心。我们说他的牺牲是不必要的。我们的话也并不错，因为即使没有他代我们受过承担了一切，叔父和婶娘也无法加害到我们的身上来。不过麻烦总是免不了的。
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做“痰病”。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
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一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跟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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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小端端
作者： 叶 舟
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时三哥在北平，没有能够来上海看他。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是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
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他已经是泪痕满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说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了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出一张唱片给我，一面抽咽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手一看，是G。F。女士唱的《SonnyBoy》格蕾西·菲尔兹唱的《宝贝儿子》。，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唱片拿出来送给我。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的手里夺去。但是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抗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表弟们在下面催促我。我默默地接过了唱片。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
我和表弟们坐上了划子，让黄浦江的风浪颠簸着我们。我望着外滩一带的灯光，我记起我是怎样地送别了一个我所爱的人，我的心开始痛起来，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竟然淌下了泪水。
他回到成都写了几封信给我。后来他还写过一封诉苦的信。他说他会自杀，倘使我不相信，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明白一切。但是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并不曾重视他的话。
然而在1931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果然就用毒药断送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两个月以后我才接到了他的二十几页的遗书。在那上面我读着这样的话：“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作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顺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因为在他的病中好几家银行倒闭了，他并不知道。，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罢。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
这就是大哥自杀的动机了。他究竟是为了顾全绅士的面子而死，还是因为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我虽然熟读了他的遗书，被里面一些极凄惨的话刺痛了心，但是我依旧不能够了解。我只知道他不愿意死，而且他也没有死的必要。我知道他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了。甚至在第四次的遗书里他还不自觉地喊着：“我不愿意死。”然而他终于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吞食了自己摘下的苦果而死去了。结果他在那般虚伪的绅士眼前失掉了面子，并且把更痛苦的生活留给他的妻子和一儿四女（其中有四个我并未见过）。我们的叔父婶娘们在他死后还到他的家里逼着讨他生前欠的债；至于别人借他的钱，那就等于“付之东流”了。
大哥终于做了一个不必要的牺牲者而死去了。他这一生完全是在敷衍别人，任人播弄。他知道自己已经逼近了深渊，却依旧跟着垂死的旧家庭一天一天地陷落下去，终于到了完全灭顶的一天。他便不得不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拿毒药做他惟一的拯救了。
他被旧礼教、旧思想害了一生，始终不能够自拔出来。其实他是被旧制度杀死的。然而这也是咎由自取。在整个旧制度大崩溃的前夕，对于他的死我不能有什么遗憾。然而一想到他的悲惨的一生，一想到他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一想到我所带给他的种种痛苦，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
小端端
一我们家庭年纪最小的成员是我的小外孙女，她的名字叫端端。
端端现在七岁半，念小学二年级。她生活在成人中间，又缺少小朋友，因此讲话常带“大人腔”。她说她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话可能有道理。在我们家连她算在内大小八口中，她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放学回家，她马上摆好小书桌做功课，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有时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考试，她吃过晚饭还要温课，而考试的成绩也不一定很好。
我觉得孩子的功课负担不应当这样重，偶尔对孩子的父母谈起我的看法，他们说可能是孩子贪玩不用心听讲，理解力差，做功课又做得慢，而且常常做错了又重做。他们的话也许不错，有时端端的妈妈陪孩子复习数学，总要因为孩子“头脑迟钝”不断地大声训斥。我在隔壁房里听见叫声，不能不替孩子担心。
我知道自己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对儿童教育毫无研究。但是我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回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总觉得灌输和责骂并不是好办法。为什么不使用“启发”和“诱导”，多给孩子一点思索的时间，鼓励他们多用脑筋？我想起来了：我做孩子的时候，人们教育我的方法就是责骂和灌输；我学习的方法也就是“死记”和“硬背”（诵）。七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要求于端端的似乎仍然是死记和硬背，用的方法也还是灌输和责骂。只是课本的内容不同罢了，岂但不同，而且大不相同！可是学生功课负担之重，成绩要求之严格，却超过从前。端端的父母经常警告孩子：考试得分在九十分以下就不算及格。我在旁听见也胆战心惊。在上学时候最怕考试，走进考场万分紧张，从“死记”和“硬背”得来的东西一下子忘得精光。我记得在高中考化学我只得三十分，是全班最末一名，因此第二次考试前我大开夜车死记硬背，终于得到一百分，否则我还毕不了业。后来虽然毕了业，可是我对化学这门课还是一无所知。我年轻时候记性很好，读两三遍就能背诵，但是半年以后便逐渐忘记。我到了中年才明白强记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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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再说端端
作者： 叶 舟
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考核学习成绩的办法总得有所改变吧。没有人解答我这个问题。到1968年我自己又给带进考场考核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成绩。这是“革命群众”在考“反动权威”，不用说我的成绩不好，闹了笑话。但是出乎我的意外，我爱人萧珊也被“勒令”参加考试，明明是要看她出丑。她紧张起来，一个题目也答不出来，交了白卷。她气得连中饭也不吃。我在楼梯口遇见她，她不说一句话，一张苍白色的脸，眼睛里露出怨恨和绝望的表情，我至今不会忘记。
我还隐约记得（我的记忆力已经大大地衰退了）亚·赫尔岑在西欧亡命的时期中梦见在大学考试，醒来感到轻松。我不如他，我在六十几岁还给赶进考场，甚至到了八十高龄也还有人找我“就题作文”。那么我对考试的畏惧只有到死方休了。
我常常同朋友们谈起端端，也谈起学校考试和孩子们的功课负担。对考试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一致认为，减轻孩子们精神上的负担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朋友们在一起交流经验，大家都替孩子们叫苦，有的说：学习上有了进步，身体却搞坏了；有的说：孩子给功课压得透不过气来，思想上毫无生气；有的说：我们不需要培养出唯唯诺诺的听话的子弟。……意见很多，各人心里有数。大家都愿意看见孩子“活泼些”。大家都认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没有人反对改革。可是始终不见改革。几年过去了。还要等待什么呢？从上到下，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把孩子们当做花朵，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必须一天天地拖下去呢？
“拖”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大毛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不过我的确是这样想的。二也还是端端的事情。
端端有一天上午在学校考数学，交了卷，九点钟和同学们走出学校。她不回家，却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玩了两个小时，到十一点才回来。她的姑婆给她开门，问她为什么回家这样迟。她答说在学校搞大扫除。她的姑婆已经到学校去过，知道了她离校的时间，因此她的谎话就给揭穿了。孩子受到责备哭了起来，承认了错误。她父亲要她写一篇“检查”，她推不掉，就写了出来。
孩子的“检查”很短，但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我深深体会到说谎是不好的事。”这是她自己写出来的。又是“大人腔”！大家看了都笑起来。我也大笑过。端端当然不明白我们发笑的原因，她也不会理解“深深体会到”这几个字的意义。但是我就能够理解吗？我笑过后却感到一阵空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十年浩劫中（甚至在这之前）我不知写过、说过多少次“我深深体会到”。现在回想起来，我何尝有一个时期苦思冥想，或者去“深深地体会”？我那许多篇检查不是也和七岁半孩子的检查一样，只是为了应付过关吗？固然我每次都过了关，才能够活到现在，可是失去了的宝贵时间究竟有没有给夺回了呢？空话、大话终归是空话、大话，即使普及到七八岁孩子的嘴上，也解决不了问题。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讲空话、大话的苦头，一定要让孩子们重演我们的悲剧？
我惟一的希望是：孩子们一定要比我们这一代幸福。1982年1月20日
再说端端
一我还想谈谈外孙女小端端的事情。
前一篇关于她的文章是三年前发表的，现在端端不再是“我们家庭最小的成员”了（我儿子结了婚，家里添了一个一岁的小孙女）。但她仍然是全家最忙的人。她在小学读到了五年级，每天还是带了不少的课外作业回家，到家后休息不过半小时，就埋头用功，常常坐到晚上八九点钟，中间只除去吃一顿晚饭的时间。她在家做功课，常常借用我的写字台。我算了
一算她一天伏案的时间比我多。我是作家嘛，却没有想到连一个小学生也比我写得更勤奋。“有这样的必要吗？”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总觉得：儿童嘛，应当让她有时间活动活动，多跑跑，多笑笑，多动动脑筋。整天坐着看书写字，就不像小孩了。我自己也有过童年，我并不曾忘记我是怎样过来的。虽然生活在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里，我也还是一个跳跳蹦蹦的孩子，常常用自己的脑筋想主意，我有时背书背不出来挨板子，但也有痛痛快快和同伴们游戏的时候。我始终不曾感觉到读书像一种沉重的负担，是一件苦事。所以有一天我听见端端一个人自言自语发牢骚：“活下去真没劲！”不觉大吃一惊，我对孩子的父母谈起这件事，我看得比较严重，让一个十岁多的孩子感觉到活下去没有意思，没有趣味，这种小学教育值得好好考虑。孩子的父母并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特别是做母亲的总以为孩子不肯多动脑筋，做作业做得太慢，自己又没有工夫辅导孩子，有时看见到了九点孩子还在用功，就动了气，放连珠似的大骂一顿，逼着孩子上床睡觉。孩子只得第二天提早起床做功课。孩子的父亲偶尔和我同声说一句：“孩子睡眠不足。”但是他也不得不警告孩子：将来念中学，考重点学校，功课更多，老师抓得更紧，现在不练就一些本领，以后怎样过日子？
端端并不理解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她也不知道如何练就应付那些功课的本领。她母亲责备她“窍开得慢”，似乎也有道理。我的两篇文章写成相隔三年，这就说明三年中她的情况并未改善，可见进步很小。她的学习成绩始终不稳定，而且常常不大好。但孩子既爱面子，又怕挨骂，每逢考试成绩在九十分以上，她回到家，就马上告诉大人（姑婆、太砎或者她的父母），要是成绩在八十分以下，她便支支吾吾，设法拖延一两天，终于给妈妈知道，还是挨一顿痛骂。说也奇怪，我女儿思想很开放，但是要她抓孩子的功课，或者她发现了孩子的毛病，就缺乏耐心，不由分说，迎头来一阵倾盆大雨，有时甚至上纲上线，吓得孩子无话可说。我不同意这种教育方法，我心里想：她不开窍，你帮忙她开窍嘛。可是我女儿、女婿都在为自己的“事业”忙碌着，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孩子的学习。我在旁边冷静地观察，也看得出来：孩子挨骂的时候，起初有些紧张，后来挨骂的次数多了，她也就不大在乎了。所以发生过的事情又继续不断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