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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鑫龙进入营业部后，证实经理并没有说假话，原来的几个临时工确实都是供销系统的职工家属，特别是那几个供销社干部家属，不仅不能干重活，而且连轻活也不愿意干。黄鑫龙这才明白，经理之所以能够开恩，除了他那个工作证和那段带颜色的笑话牢骚外，更主要的是这里确实需要一个能干重体力的人。所以，黄鑫龙来了之后，就尽量多干活，不仅干重体力的活，连轻体力的活也做。只有这样，他才能干得长。不仅如此，他还没事找事，在营业部和仓库之间搞起了小额运输。黄鑫龙没来之前，无论出货多少，客户都必须在营业部开单，到仓库提货，大宗货物还好说，反正要汽车运送，直接带了车子去仓库就行，可如果是少量的货，客户当场就能用手提了走，却偏偏要人家到仓库去提货，就非常麻烦了。黄鑫龙向经理建议，增加营业部里的样品储备量，如果客户只要一两件货品，就直接在营业部把样品提走就行了，不必要跑到仓库去。经理听了没说话，思考了半天，他承认黄鑫龙说得对。营业部在罗湖火车站商业城，而仓库在笋冈，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客户大多数是内地来的，对深圳不熟悉，到仓库提货确实有诸多的不便，为此，很多客户提过意见，甚至有些客户因为提货不方便开了单又要求退货的，与营业部之间没少闹矛盾。以前还好，竞争少，不怕生意没人做，虽然不方面，虽然客户有意见，但业务还是照样开展，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火车站附近开展同样业务的公司或营业部越来越多，再不改善服务，像这样在火车站开票到笋冈提货，客户就可能跑到别的单位去买，本营业部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少，早晚一天要关门。可要在营业部提货，麻烦也不少。首先，营业部本来就不大，现在放点样品尚对付，把样品扩大到货品，必然要挤占办公场所；其次，如果营业部堆方货品，那么晚上就必须安排人值班，安排谁？值班费怎么算？值班费少了没有人愿意干，值班的任务派不下去，值班费高了大家抢着干，到时候还是矛盾；第三，怎么把物品从仓库搬运到营业部来？物品多了还好说，雇一辆汽车拉过来就是，问题是营业部只能存放少量物品，而且这少量的货品当天就可能被客户提走，第二天还要再运进一些，这样，就必须每天运送一点点，总不能每天雇佣一辆汽车只拉一点点物品吧？如果这样，就不是麻烦不麻烦的问题了，而是涉及到成本提高的问题。所以，经理在听完黄鑫龙的建议之后，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在思考，思考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思考到最后，也没有思考出一个好办法。不过，考虑到黄鑫龙到营业部之后工作确实很主动，这个时候能够提这样建议，也是好意，说明黄鑫龙还是关心营业部的生存和发展的，于是，经理就先表扬黄鑫龙一番，然后说出上面的三个困难，说完之后，还以商量的口气反问黄鑫龙：你看这三个问题怎么解决？
《上市公司》二（7）
经理这样反问黄鑫龙，并不是认为黄鑫龙真有什么好办法，而只是出于对黄鑫龙积极性的保护，最多只是用一种客气的方式对黄鑫龙的建议做一个否定的回答，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三个在经理看来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在黄鑫龙看起来根本就不是问题。
“要不然这样，”黄鑫龙说，“这事情交给我办。”
“交给你办？”经理问。
“交给我办。”黄鑫龙说。
“你怎么办？”经理又问。
黄鑫龙说：“第一，我来值班，不要值班费；第二我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从仓库来营业部，顺便把货品带过来；第三，经理给大家做做工作，营业部的生意关系到大家的饭碗，大家克服一点，办公场所拥挤就拥挤一点，总比发不出工资奖金好。”
黄鑫龙这样一说，经理当然没话可说，只好发扬民主，召集大家开会，把问题交给大家讨论。
本来黄鑫龙是临时工，这样的会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是，本次会议的议题是黄鑫龙提出的，而且还要靠他具体实施，所以经理做主，破例让黄鑫龙参加，并让他当着大家的面把想法说清楚。
经理这样做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经理不贪功，没有把黄鑫龙的好建议化为己有，另一种解释是经理是怕但责任的人，怕这个建议说出来之后遭到大家的反对，或将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比如货品放在营业部里丢了一部分，经理身上的责任会轻一些。果然，会上确实有人反对，反对的理由不是嫌办公室拥挤，而是说这样做不符合仓库保管制度，并问万一货品在营业部丢了，谁负责？
经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拿眼睛盯着黄鑫龙，那意思是：你提的建议，你回答。
说实话，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如果黄鑫龙回答说“我负责”，那么万一人家问：“你拿什么负责？你怎么负得了这个责？”他该怎么说呢？毕竟，黄鑫龙只是一个临时工呀。
好在黄鑫龙事先已经想到别人会提这个问题，所以，当时黄鑫龙并没有直接回答万一丢了货品谁负责的问题，而是说营业部里只储备一天的货，即便发生那种万一的情况，损失也可以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黄鑫龙这样回答之后，那个反对的人就接着问：“你怎么知道哪一天正好要多少货呢？”
黄鑫龙拿出一个记事本，翻开，指着上面的数字说：“我不敢保证一点不多一点不少，但大致每天多少还是知道的。这里有上两个月的发货记录，平均一算大致知道哪种货每天大概多少。八九不离十吧。”
这时候，经理明确地点点头，表示支持黄鑫龙的想法。
《上市公司》二（8）
然而，正当黄鑫龙以为这件事情就要通过的时候，有一个好心的大姐提出一个问题。她说：“一点值班费不给恐怕说不过去吧。就是学雷锋，每年3？15学习一天还差不多，天天学怎么行？”
大姐这样一说，大家笑起来，包括刚才提反对意见的那个人都笑起来，会场气愤顿时轻松许多。可是，黄鑫龙没有笑，也并没有感到轻松，他从大姐客气的提问中隐隐约约闻出一种味道，是那种不信任的味道。说到底，他是临时工，大家对他多少还是有点不放心，担心他天天学雷锋背后的动机。
黄鑫龙说，让他一个人晚上看管这么多货物确实不是一件很安全的事情，可以跟商城的保安协调一下，没有经理的签子，晚上下班之后任何人不得从本营业部提货，这样，即使发生偷盗或打劫的情况，货品也不会出商城，确保货品的安全。
黄鑫龙这样一说，刚才提值班费和学雷锋的那个大姐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赶快强调她不是这个意思，而真是觉得不给一点值班费不公平。
黄鑫龙说谢谢，说他确实不需要值班费，说他现在在外面租房子住，如果天天值班，还省了房租，也算是为他节省开支了，所以，他真的不要值班费。
大概是那位大姐被黄鑫龙的真诚感动了，或者为了表示她确实不是对黄鑫龙不放心，所以，黄鑫龙这样解释之后，大姐第一个表示同意。
这时候，经理用眼光扫视大家，问还有没有不同意见。见没有什么意见，就开始布置大家腾出一间办公室，用做营业部小仓库和黄鑫龙的值班室。从此，黄鑫龙就做起了仓管兼运输兼值班的工作。后来据黄鑫龙自己对肖仲明说，累是累一点，但越累心里越踏实，越累，越说明他在营业部的工作没有人可以替代，说明他越安全。
“再说，”黄鑫龙说，“我跟他们不一样，营业部要是垮了，他们由政府安排，我怎么办？我上哪里再找一个做外贸的单位干？”
肖仲明去营业部看过，很羡慕，觉得黄鑫龙一个人住那么大一个营业部比肖仲明他们那么多人住一个大工棚强多了。后来，肖仲明主动把自己用的三轮车借给黄鑫龙，让他在营业部和仓库之间搬运货品用。肖仲明说他这个三轮车也就是每天早上卖菜的时候用一下，其他时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每天借给黄鑫龙用，用完之后不用他送回去，肖仲明每天晚饭后自己来取，顺便还能在营业部的卫生间里痛痛快快冲个澡，然后高高兴兴干干净净地骑着三轮车回到工地去。
许多年之后，当黄鑫龙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而肖仲明也成为集团公司下属的物业管理公司总经理之后，两个人在一起谈论过去，谈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孝仲明说，这要看什么时候，现在，是看见公司的股票天天往上涨最幸福，而当年，在一个干净的地方冲个澡就是幸福，甚至比现在看着股票涨还要幸福。
《上市公司》二（9）
春节，黄鑫龙回老家，为老父亲带了一整条三五牌香烟。但正因为是一整条，老父亲舍不得拆，说拆了可惜，还是留着给你叔吧，叔帮过你，做人不要忘恩负义。
黄鑫龙回到深圳后，对肖仲明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流了眼泪，说他很后悔没有多带几条烟。
肖仲明说，你带十条他也舍不得拆。
黄鑫龙说，这就是父亲呀！
父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却教给了黄鑫龙许多关于做人的基本道理。比如父亲说做人不要忘恩负义，要与人为善，能帮人时且帮人，做人要勤快，不要偷懒，不要怕吃亏，吃亏就是福等等。黄鑫龙当上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之后，也上过西方关于企业管理的课程，从这些课程上，他学到一条最基本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定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黄鑫龙惊呼，这不就是父亲吃亏是福的另一种表述嘛！既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反过来，天下也就没有白吃的亏，是父亲的理论，吃亏是福啊！
正是父亲的教诲，让黄鑫龙树立了甘愿吃亏的精神。所以，他才能主动不要值班费，主动承担仓库里面一切重体力劳动，主动既当仓管又当搬运还兼义务值班，这一切看来都是主动吃亏的事情，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亏，正是他吃了这些亏，所以他才在供销进出口营业部站稳了脚，所以他才最终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所以他一个临时工，在一个适当的机会来临的时候，才顺利地当上了营业部的经理，主持营业部全面工作。这是黄鑫龙后来能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最关键的一步。
在营业部内储存少量货品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营业部的服务，提高了营业部的营业额，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营业部的状况。当时营业部的基本状况是人心浮动。不仅职工人心浮动，就是经理甚至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供销社领导都人心浮动。他们总认为供销社早晚要撤消，与其等到将来被遣散，不如趁早自己寻出路。所以，当时整个营业部包括经理在内，几乎没有一个人有长期打算，也没有一个人真正把心思放在业务发展上，而是得过且过，能过就过，糊弄着能发出工资维持营业部不倒闭就行了，私下里，几乎人人都把心思放在如何寻找一个更好单位去混一个更好位置行。事实上，在黄鑫龙来营业部之前，营业部乃至整个供销社系统内一些工作能力强的、活动能力大的、有背景的，早已经自谋出路调到更有发展前景工作稳定的好单位去了，而且这些人到了别的单位之后，果然经济收入提高，前途光明，心情愉快，又起到了师范作用，使那些留在原单位上班的人心态更加不稳定，更希望早日离开这个前途未卜朝不保夕的狗屁单位。半年之后，机会再次来临。这一次，深圳市政府机构做出重大调整，特区内一分为四，由原来的一个罗湖区变成四个管理区，每个管理区都按一级政府的标准配备班子和各职能管理部门，一时间，深圳的干部形成青黄不接的局面，市人事局和各管理区及蛇口工业区人事部门打破常规，一改干部调动要先发商调函，再发调档函，最后才发调令的烦琐做法，直接带上调令到内地省市，见到合适的，当场阅档案，如果没原则问题，就地签发调令，办理干部人事关系和户口迁移手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本来就在深圳特区内的供销社系统干部，根本不需要托关系走后门了，握着单位介绍信就可以直接到自己中意的单位报到。可以这么说，当时整个供销营业部甚至整个供销社系统几乎所有的干部全部都为自己寻得了理想位置，包括营业部经理和供销社主任副主任，留下来的，不是没有干部身份的普通职工就是家属工或临时工。如此，新的问题出现了，营业部怎么办？剩下的职工怎么办？
《上市公司》二（10）
这时候，一个人物浮现了，这个人就是黄鑫龙。
首先，由于黄鑫龙甘愿多做工作多吃亏的精神赢得了营业部内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信任；其次，在大家人心浮动纷纷为自己找出路的时候，只有黄鑫龙一个人全心全意地为营业部踏实工作，或者说，只有他一个人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工作上，放在营业部的业务发展上，因为他十分清楚，营业部是他的全部希望，营业部垮了，他就流落街头，所以，只有他最希望营业部好；第三，有干部身份的或虽然没有干部身份但稍微有点能力的人都另谋出路去了，留下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家属工临时工，相对来说，还就是黄鑫龙这个曾经在供销系统干过售货员的退伍军人相对出众了。于是，历史非常偶然但也包含着某种必然地把黄鑫龙推上了营业部实际负责人的位置。
事实上，早在营业部经理正式调走之前，他就把一部分管理性工作交给黄鑫龙了。比如考勤，以前有一个当会计的女同志代管考勤，后来该会计调到更好的单位去了，经理就让黄鑫龙负责考勤。或许经理这样安排仅仅是从方便工作考虑的，因为黄鑫龙住在营业部里面，自己绝对不会迟到或早退，由他负责考勤最方便最少出差错，但考勤的人也负责核对病假事假条，直接与每个人的工资和奖金挂钩，所以考勤员的职位虽然不大，但权力不小，黄鑫龙实际上已经参与管理了。后来，当经理要正式调走的时候，上面要他推荐一个临时负责人，经理想都没想就推荐了黄鑫龙，因为除了黄鑫龙，经理实在找不出还有其他更合适的人。用经理当时的话说，现在一棵树的枣子就黄鑫龙一个是红的，再没有其他人能比了。就这样，在经理正式调离之后，黄鑫龙成了这个供销进出口营业部的临时负责人。至于从临时负责人转成正式负责人，则更与他老父亲的教诲有直接的关系。
在黄鑫龙担任临时负责人的时候，仓库里一名家属工生孩子，本来作为家属工，在营业部效益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产假是可以停发工资的，但黄鑫龙想着父亲教诲的要与人为善，能帮人是且帮人，所以就照样给这名家属工发放了工资，而且，当有人对此提意见的时候，他还做工作，说如今城市人只生一个孩子，一辈子就请一次产假，不容易，她的那份工作我替她做了就是。这话传到女工的耳朵里，自然感动得要死，没想到该女工的一个亲戚是主管部门领导，听了女工的念叨之后，对黄鑫龙的印象相当不错，又从其他途径打听了一下，更是一片赞誉，在不可能从外面再调一名干部来营业部的情况下，有意任命黄鑫龙为营业部正式经理。不过，也提出了一个条件，黄鑫龙原工作单位必须做一些配合工作，至少要放挡案，而且还要有一个鉴定。
《上市公司》二（11）
黄鑫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本来就是一个小售货员，自动辞职后，不销毁档案就天大人情了，哪里还能为他出具调动手续和写鉴定？
不过，那个被他关照过的女工态度积极，有心要帮一帮黄鑫龙，所以极力劝他回去看看，实在不行再另想办法。
黄鑫龙不好意思辜负人家的一片好心，于是就回去了。就当是回去看看父母。
当然，也带了三五香烟，并且还特意把其中的一条拆散了，免得老父亲又舍不得拆。
父亲抽着烟，听黄鑫龙把这次回来的意思讲了。
“找你叔。”父亲说。
这时候，人民公社已经撤消，回复乡政府，原公社领导一个被查出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提拔上来的，属于“三种人”，下台，另一个不是“三种人”，而且有背景，所以趁人民公社恢复乡的机会挪个好位置，调到县里当交通局长去了，这样，本家叔叔就意外地当上了副乡长，不再是“光头干部”了。父亲带着黄鑫龙去见本家叔叔。不用说，带了两条三五香烟。如果仅仅是这次带两条三五香烟，那么已经是副乡长的本家叔叔还真不一定看得上，问题是，在父亲的教诲下，前几次黄鑫龙从深圳回来的时候，每次都孝敬过本家叔叔一整条三五烟，而当时本家叔叔的干部前面还没有带长，还是“光头干部”，黄鑫龙也没有任何事情求他，所以，本家叔叔相当高兴，不但自己抽了，而且还把三五香烟拿到公社大院到处散，或者说是到处炫耀，炫耀自己的本家侄子黄鑫龙在深圳出息了，不仅能买得起三五香烟，而且还知道拿三五香烟孝敬他。抽烟的人当然抽得好说得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你那个本家哥哥忠厚，他儿子也孬不了。所以，这次黄鑫龙父子来了把情况一说，本家叔叔想都没想，一口答应。
“这是好事情呀！”本家叔叔说，“你也不占乡里指标，不就是说两句好话做个顺水人情嘛。我看问题不大，周书记的侄子去当兵，临走的时候抓紧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是我给办的。”
既然副乡长说问题不大，那就真问题不大，供销社和乡政府的关系是鞋拔子和鞋刷子的关系，出个证明写个鉴定发个档案并不需要花费多少成本，真正属于举手之劳，谁都愿意做顺水人情而不愿意得罪人。
当然，如果认真审核起来，黄鑫龙的挡案和身份肯定多少都有些问题，但当时全国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实验区，更是摸不到石头也敢过河，特殊情况下，没有档案的在深圳重新建立档案的情况也有，何况黄鑫龙这样有档案有证明有组织鉴定的，自然也就特事特办调到深圳来了。如此，黄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