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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快的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棉花当然不行（XX：农业有个政策问题，粮食每人搞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还不够吗？为巩固公社，要搞些能交换的东西，重点就可用放到经济作物方面来，可以多搞一些商品。）（XXX：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XX：油料作物有出路。）对，河北从一千一百斤搞到一千五百斤，粤、赣、皖从一千五百斤搞到二千斤就行了。经济作物要订合同，就在这次会议上订，我们这个会上就做生意，中央、省、县、乡要订四级合同，全国各省要分工，竹、木、丝、茶、油、麻，搞多了是没有问题的。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还没有人证明人可以不吃饭。张良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搞七八千亿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吃不饱饭的，就没有跃进。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个反抗，如果没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不抵抗，陷进去就拔不出来，这种田要掺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成绩与虚假，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的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来说，有全部是真的，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报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铁无煤，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几次电话互译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到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得扶起来。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在我们这里成了问题。赫鲁晓夫提出在12年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们2400万人中有800万人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庆施），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单独进。那徐水，寿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几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1971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12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1968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二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彭真：吃红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问题要在党内讲清楚。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
（1958年11月9至10日）
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花几个月时间，好好组织一下这个学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书要从头到尾读，要逐章逐节读，并且进行讨论。单看《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不看后边的几封信，有些问题不易了解。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什么？如何过渡？结合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习，好好议一议这些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
斯大林说，一种是科学法则，它反映自然中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制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制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这种说法，有两个缺点：第一，对党和群众在认识规律上的主观能动作用阐明得不够；第二，没有说出依据工人阶级的意志创造出来的、由政府颁布的法律，要能够正确，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
斯大林说，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已经认识了它们的发展法则，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这里说：“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已经认识了它们的发展法则，也确实无力去影响它们。”这个论点不对。他没有从发展看问题。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是无限的。现在认识不到的，将来可以认识；现在改造不了的，将来能够改造。
斯大林说，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人们将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法则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法则来为社会谋福利。
毛主席评论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说的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是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对立的。但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它。成都会议提出：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凡是主观、客观条件许可能够办到的事，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办；主观、客观条件不许可的事，就不要勉强去办。工农业并举之外，还提出大中小、洋土这样几个同时并举。这些，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看来还灵。我们提出的这一套，是不是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都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年，甚至更长。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是被人怀疑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应不应该？夺取全国政权应不应该？我们说应该，斯大林是坚决反对的。但革命在全国取得了胜利，三大敌人被打倒了，证明我们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胜利后搞合作化、公私合营，工农业都增了产，又证明我们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建设八年，才搞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今年多搞了一点，晓得明年如何？今年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这四个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还要抓一抓农业。抓钢铁的同时要抓农业，省、地、县都要负责，搞不好不行。如果农业无人负责，大家都拖到钢铁方面去，这不好。山西说，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这个口号是好的，搞掉一个就是铁拐李了，缺农业就成为斯大林了。搞农业的要死心塌地搞农业，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思想动态就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该首先抓。这些也是成都会议提的。这一回山西人提出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是他们的一个创造。苦战三年是河南人提的，搞试验田是湖北人提的，现在变成了全国的口号。我们这些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无非是把全国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作成如成都会议决议、北戴河会议决议那样一些产品，在全国加以推广。
我们这一套是否完全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规律呢？还要检验，还要研究，能够大体符合就可以了。
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消灭了任何剥削；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产生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在创造这种新的经济形式方面，任务困难和复杂，我们与苏联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有先例的，有苏联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可供借鉴。我们应该比他们搞得更好一点，如果搞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用处就不多了。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提出计划经济是与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他又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是有区别的，这很好。
斯大林说，有人说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是第一章的中心。斯大林这段话说得很好。他说：“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又说：“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斯大林在这里说“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就是说主观计划要力求适合客观原则，但他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斯大林指出：“不能说，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完全反映出这个经济法则的要求。”说没有“完全反映”，在他的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是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的要求的。他们的计划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为什么他们不两条腿走路？为什么他们的工农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他们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一向不重视，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使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结合。这是一条腿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手扶拐杖，比较偏颇。重工业内部的关系，他们说钢是基础，机器是心脏，煤是粮食，把这些平列起来，没有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群众，没有政治，只讲技术，只要专，又是一条腿。
我们的计划工作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地运用了客观规律的要求呢？我们搞过计划，也有经验教训。当然，成绩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但是缺点也确实不少。大家还记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一个风潮煤多了，一个风潮糖多了，又一个风潮钢铁多了，过不了多久又都说少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看来，还不能说我们过去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的，不能说我们过去的计划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不能说我们的计划工作过去已经认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律。
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是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只计委、经委是计划机关。计划要靠全党来搞，靠大家来搞。计划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说的，可能和现实不能混为一谈。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
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又提出，工业内部，以钢为纲；农业内部，以粮为纲；其他按比例发展。这个辩证法，我们也只是最近摸到的。没有钢，就没有机器。有了钢，就能够有机器；有了钢，煤、电、石油、运输、海陆空，就都好办了。钢铁赔钱，一是学费，一是支援国家建设。斯大林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回答问题。他也没有提出主要矛盾和抓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这一套东西，是有一个形成过程和发展过程的。
有成绩和缺点的比较，有正确和错误的比较，有中国和苏联的比较，促使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了十大关系、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建设社会主义两种方法的问题，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接着出现了一个跃进。不久发生了反“冒进”。经过整风反右，一九五七年底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大跃进。经过曲折，得到了“马鞍形”的教训，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找到了一条路，叫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是大家动脑筋想出来的。实行过程中也有曲折，一时说灵，一时说不灵，归根到底还是灵，正在逐步实现。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不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反映得比较完全，还是反映得不够好呢？看来，我们现在的这一套是比较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客观过程的发展是不断前进的，人们对客观过程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提高的。客观过程中的矛盾，不发展到一定时候，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还不能完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因此人们也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它，理解它。例如，我们工业搞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辩证法也是最近才摸到的，过去是不认识、不理解的。大中小并举以大为纲，中央和地方并举以中央为纲，大和中央，是这两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一元论，不是多元论，多种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中又抓住了主要方面，或者说抓住了主导方面，就能够把一切带动起来。
斯大林指出，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法则，连价值法则也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法则。这也是不对的。法则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改造”法则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法则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可以限制这些或那些经济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发生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