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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刘先生讲得很好。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存在一些误区。一些国家的媒体对中国做出了非常负面的报道和评论。我看了以后觉得很难过。最近20多年，我多次去中国访问，每一次，都看到中国的进步。有些媒体报道说，好像全世界的建筑吊车都集中到中国来了。这是讲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热火朝天。但我看到的，不光是高速公路的延伸和高楼大厦的崛起，中国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比如中国人获得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自由，这包括迁徙、选择职业、私营经济发展、出国学习和旅游、农民打破户口限制进入城市工作，以及媒体逐渐开放等等，每一年都有突破。这是使我感到很受鼓舞的。我经常和我的妻子谈到中国的这些变化。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不单是语言，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我的看法是，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一点，中国都终将胜过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当然，这需要时间和耐心。
刘长乐：默多克先生的体验使我很感动。我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了中国的每一个变化。我这个人的感觉是很敏锐的，因此对中国的变化体验得比较细。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把20多年前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对比，不光是宏观的经济数字对比。如果仅仅是数字对比，即使没到过中国的人也可以做到。我的对比要深入得多。每一条街道面貌的对比，我的亲人、同学、同事、朋友们前后生活的对比，人们所获得的信息情况的对比，商业活动自由程度的对比，以及默多克先生谈到的公民权利的对比等等。这样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真觉得今非昔比。每一个在中国长时间生活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些进步和发展的沉甸甸的分量。中国人曾经经历过太多的苦难，经历过那些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窒息。我们现在确实已经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200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先生100周年的诞辰，为了制作邓公的节目，我去了他的家乡。我非常敬重邓小平，觉得是邓小平使中国人真正地富了起来，能够在世界上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人民一起，平起平坐地谈论生活和幸福。
我听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学者正在撰写多卷本的巨著《邓小平时代》。主要内容是写邓小平改变了中国。我觉得，像这样研究中国是很有意义的。邓小平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说服中国的官员和民众，抛弃闭关自守的思想，丢开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一门心思搞现代化。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大胆采用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引进国外资金，引进了股份制，并且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其中，最具创造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思想。在此之前，全世界都陷入到一个传统的怪圈中：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是邓小平打破了这个传统观念，从而使中国真正步入现代化时代。
当然，现在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不容回避与否认的。如贫富分化、金融坏账、法治观念淡薄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的。怎么办？我认为，要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推进改革来解决问题。有些人预言中国将要崩溃，而且对此还带着快意，这就不能令人接受。中国崩溃对谁有好处呢？对谁都没有好处。
默多克：我们期望在中国的变革中能扮演积极的角色。媒体正在日益全球化，传输技术日新月异，我们不做，别人会来做。你必须非常谨慎地迈进中国，中国领导人充满智慧而且富于自豪感，目前非常关注如何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保持社会的凝聚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样应该得到理解的是，我们新闻集团也可以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帮助中国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初衷。
刘长乐：现在，中国在经济上提倡用跨越式的、跳跃式的方法来发展，因为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许多可以直接借鉴过来。但是，在民主化这一部分，我个人主张中国应该用渐进式的办法、用改良的方式来不断地调整。中国毕竟有13亿人口，有悬殊的贫富差别，农民的文化水准还比较低。在这样的一个水平上考虑中国民主化进程，应该有更宽松、更包容的尺度和标准。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对于民主化进程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们理解他们的目标在哪里，他们也理解他们的步伐应该是稳健的，渐进的。这里我要谈一点，就是对话与沟通的问题。针对西方一些媒体对中国的误解，应该加强华语媒体的声音，介绍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也包括介绍亚洲的进步与发展。这也许要发生话语争夺战，但这样的争夺战，有助于世界人民获得更全面的信息。
默多克：我这一生，就是在话语争夺战中度过的，所以我对刘先生的提议很感兴趣。中国的话语要走向世界，世界的话语也应当走进中国。这是一个双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正像刘先生所指出的，可以增进人们的相互了解，减少误会，促进合作。新闻集团正是把这一点当成自己的重要任务。
刘长乐：我想，在未来的中国媒体开放的进程中，凤凰卫视和新闻集团将扮演更加杰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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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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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媒体世界大战
一只取名史瑞克的新西兰绵羊，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逃避剪羊毛，在阿尔卑斯山的山洞中“隐居”了6年；两只暂时还没取名的英国小猪，为了证明维护“猪权”的重要性，勇敢逃出屠宰场以捍卫自己的生命；最终唤醒了人类的良心与怜悯……这本是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经过媒体特别是卫星电视的传播和炒作，顿时成为世界超级新闻。在这个充满了战争、残杀、敌视的世界上，这种新闻是对善良、美好和纯真的期盼和回归，同时也再次证明了媒体影响世界和左右世界的力量与能力。面对居高临下的卫星电视，地域似乎已经消失，它甚至强迫人们接受“地球村”的概念，改变自己的感觉和行动方式。
●呼啦圈与“漂流族”
1958年的夏天，呼啦圈在美国西部城市首先出现，接着迅速向全国传播。这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让美国科学家意识到“这是一种轰动一时的令人不安的事件……”
因为，在信息时代，流动的速度会带动起排山倒海般的力量，巴西美丽的蝴蝶翅膀扇动，可能让美国的德克萨斯刮起龙卷风。
历史总是散发出流动的气息。“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全球化呈现在每个人的生活面前的，是越来越快的流动：人口的流动，语言的流动，文化的流动，人性的流动，信息的流动，美与爱的流动。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流动中，主动或被动地闯入了世界的舞台，参与了跨文化的交流，使地球和人类闪烁出多元的色彩和柔韧的力度。
当今世界，产生了一个新的族群：漂流族。漂流已不再是凄苦、孤独、思念、忧郁、伤感的代名词，而是成功、机遇、金钱、新潮的信心与希望。据德国一个研究机构统计：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移动人口总共有1。2亿，每年约有300多万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跨出国门，漂流在世界各地。
研究人员预测，从现在起到2030年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徙将出现引人注目的增长，估计每年的净迁徙人口将达到400万以上。而在中国国内，漂流一族最少也有1亿人。
人口的流动，将产生新的文化血型。
在古代，罗马人是公元前后西方第一个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最大的帝国的创立者。正是他们使西方人了解的世界越出了地中海的范围，向北到达英国，向东到达印度河流域，甚至了解到东方中国汉王朝的存在。
默多克和他的新闻集团就是漂流一族，他们从澳洲漂向了欧洲，然后又漂向美洲，并以美洲为基地，漂向世界各地。许多跨国公司的案例证明，漂流一族正在垄断我们的世界。
默多克制造的垄断是：独揽电视节目进入观众家庭的唯一途径。默多克说：“为了确保我们出版的报纸、书籍等产品的发行以及确保没有人能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要从生产的那一刻起，直到把产品送进千家万户那一刻止，进行垂直整合。”
为了在美国一统江湖，默多克需要美国最大的卫星电视公司——直播电视公司（DirecTV）；或者另外一家卫星广播公司——回声之星公司（EchoStar），要不就创办一个与它们规模相当的公司。2003年12月，经过与通用汽车公司长达5年的谈判交涉，默多克终于摘到了一颗“皇冠上的明珠”——以66亿美元的价格取得了直播电视公司（DirecTV）的绝对控股权。1220万用户、300亿美元的年产值和遍布地球每一个角落的电视网络，使得默多克完成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全球卫星电视网的战略布局。
默多克还梦想着发动一场卫星电视对有线电视的“歼灭战”，为卫星电视赢得压倒性的优势——彻底打破该行业的现有格局，这是默多克一贯的方式。
默多克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的国际公民。他不断地“漂流”，使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世界观，同时也使新闻集团更加强大。他认为他负有一种使命，这就是无论他的帝国扩展到哪里，他都要去传播和宣扬以自由经济理论为核心的梦。
凤凰卫视更是一个漂流族组成的群体。他们从海洋漂向陆地，从农村漂向城市，从中国漂向外国，再一个个漂向香港这个世界信息最发达的自由港。在凤凰卫视的近千名员工中，很少有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像默多克一样，身不由己地漂向四方，认为自身负有一种使命——传承文明，传承智慧，让世界和谐与富足。
但是，当他们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他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他们的声音传之不远。
●英语威胁世界文化
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中国的汉语，大约为13亿人。但是，由于汉语在长时间内过于稳定，使它在与英语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和守势。中国2003年的《国家信息安全报告》称，在全球信息资源中，80％以上是凝结着西方文化的英文信息，而华语信息资源则不到0。4％。有着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在占有信息资源上，比韩国还要少。英文媒体在全球传播体系中不容置疑的强势地位，使得他们在日常报道中对受众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发出压倒性的声音，拥有对世界解释的权力。
英语正构成新的文明中心。400年前，使用人数不过500万的英语，现今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语言。据统计，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有7个（英国、爱尔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圭亚那和加拿大大部分人），人口有3。6亿以上。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国家有印度、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家。这些地区约有6亿多人懂得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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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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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的强力流动与扩散，带来了丰厚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英语几百年的“强权”下，世界的数百种语言纷纷灭亡。英语的声音、形象和观念悄悄地占领了人们的脑袋。
英语媒体有很好的批评传统，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报道常常被集中在触动西方读者深层情感的消极面上。似乎一提到中国，他们维护民主尊严的义务感就骤然升温。据中国研究者的统计，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CNN关于中国的报道中，负面报道约占77。5％（引自《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333页）。
一位曾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供职的中国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中国的声音，因为中国的声音最终还是要通过西方媒体来体现。中国的形象就是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由于美国的媒体在世界上占压倒式的优势，中国的声音或者是沉默的，或者是扭曲的……”
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化已经到了需要“救亡”的程度。
为了显示存在，凤凰卫视在新世纪开始时，实施了一系列穿越地球的行动，组织了《千禧之旅》《欧洲之旅》《两极之旅》《走进非洲》，气势不可谓不大。但是，凤凰卫视的编导们发现，在他们引以自豪的时空跨跃中，非洲和南美不少国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中国的存在。
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中国是地球上的“中央之国”，5000年文明，10多亿人口，雄踞亚洲，万方来朝，在天有宇宙飞船，在地有原子武器，还积极援助各国难民，号称第三世界的领袖。普天之下，谁人不知？可是，这些让他们难以置信的事实就在眼前：中国媒体虽然理论上已经可以覆盖全球，实际上却传之不远。
刘长乐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印象深刻：1999年，他率凤凰卫视《千禧之旅》的拍摄队伍来到埃及卢萨卡，和导游谈起1996年一群游客在开罗被激进派组织枪杀的事件。没想到，那位导游非常气愤，问他是不是听美国电缆新闻网讲的，声称这个电缆新闻网“到处造谣”，埃及人掌握的证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说话没人听”，这位导游摊开两手说。
刘长乐说，且不论事实是不是真的，但这位埃及导游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传统国家、传统文明对强势文化的抗拒与无奈。这种情况，对中国是一种警示，因为你的形象是通过别人的嘴展现在世人面前的。
上帝说，要有天，于是有了天。上帝的意图是用声音表达的，因此，这成了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如果上帝的声音是通过广播和卫星电视表达的，那么它的旨意将被更广大的人群所接受。但是如果这个声音的真实性和公正性被打上了问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那些拥有辉煌过去的民族与国家里，人们有着完全自己的、其他民族无法进入的思维和内心。这一点，上帝是知道的。
世界上只有西方的声音，只有英语的声音是危险的。世界需要多种声音，媒体需要世界大战，真理越辩越明，仗越打越精。虽然华语媒体力量还不够大，目前只能打游击战和持久战。这种战争的目的不是要消灭谁，而是为了让世界更精彩。
2狐狸在谷仓空地边的自由
法国的文化官员指责美国人的媒体大战和传播“无国界”的主张是提倡“狐狸在谷仓空地边的自由”，因为鸡在这里不是对手。西方的话语权会使身处弱势国家的文化或发生贬值，或逐步消解，在西方压倒性的声音中孤立无助。
人们身上一些固有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在阻隔跨民族的文化交流。
●人文中心主义
大多数人习惯将自己的文化看做中心和所有事物的标准。这是一种“从本群体的角度看待其他民族的、将自己的习俗和规范作为所有评判标准的无意识意向”。我们将自己，将自己的种族、民族或社会群体置于宇宙的中心，并将其他的群体分别置于相应的位置。他们与我们越是相似，就越接近于我们的位置，他们与我们区别越大，我们就把他们放在遥远的位置。
●理所当然
一般来说，人并未意识到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是受其文化影响的，而其他文化里的人们有着其他的、自己的看问题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和规范。大多数人，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文化，都不假思索地认为世界“本身”就像它所表现的一样；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世界是由无数的“理所当然”组成的，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些东西、人物、过程、关系，也是“自然的”和“上帝所希望的”。
●优越感
人文中心主义认为自己的文化优越于其他的文化，为了抬高自己的文化而贬低其他的文化。“西方人”当然也不例外，至少在现代开始以来，欧洲人——包括受其影响的美国人——都相信自己拥有地球上唯一的、真正的文化和文明，自己是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楷模。当其他地区和文化的人们并不张开双臂欢迎他们时，他们会显得大惑不解。
●民族主义
当民族认同感上升到人文中心主义时，问题就来了，它意味着对本民族的高歌颂扬以及对其他民族的贬低和蔑弃。当双方的思想发生碰撞，产生了明显的误解时，人们常常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理所当然的思想，而更愿意将问题的出现归咎于对方的愚蠢、傲慢或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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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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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的天空”之下，跨文化交往的频率不断增加，但数量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改善。
如果在观念和方式上不加以改变，这种交往则会加深认识问题的既定模式和偏见，特别是当人们用自身的利益来充当裁判的时候。美国人对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的看法颇能说明问题。起先，工业需求占了种族偏见的上风，中国人被认为是“我们所接受公民中最有价值的”，他们是“最守秩序、最勤奋的公民”，他们“节俭、从容、不好出风头、和善，具有高度的适应能力”。但是，一些年之后，中国人的工作成绩使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雇员的竞争对手，这时；中国人就成了“一个陌生的民族”，“顽固坚持自己的习俗和法规”，他们“想回中国，把财富带回家乡去”，他们“排挤了白人工人”，“习惯肮脏而令人厌恶”，“虚伪谄媚”，“狡猾险恶”，是“不受欢迎的工人和居民”。
在这样的心态下，无法产生令人心悦诚服的交流。
强势的西方媒体如果想消除其他地区人们对文化同化的恐惧与抗拒，就必须在跨文化交流上作出努力，认同其他地区的文化，弄清楚别人在想什么，他人表达的意思与自己的理解是否相同。
德国文化人类学家马勒茨克说，要想让交往出现积极的成果，就不能是刀光剑影、怒目而视，而要懂得“善”，“善”才有良性的竞争和理解的愿望。交流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
——交往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交往是深入的。
——双方争取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或在更高的层次上双方具有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
3争夺话语权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
2004年12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畅销书《2004语录》，这本书里收录了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