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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在广州真连影子也看不到。而我军却早已入湘，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我们广西全省军民都勒缰以待，只等中央一声号令。而中央方面对我们请求的反应，却太使我伤心了。
因此，我继续向蒋先生辩白说：“正因为我们内部问题复杂，大家情绪不稳，才应该北伐，好让大家有一个新目标，一致去奋斗，以减少内部的磨擦。”
我和蒋先生反复辩论很久，蒋先生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说起话来唯唯否否。他同意我的见解，但是却强调事实上的困难。最后他执拗我不过，才说。“你和他们说说看。”他的意思是要我向中央方面其他同志解释一下北伐的计划再说。
我和蒋先生详谈了数小时，终于未得要领而返。这是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我和蒋先生第一次的会面。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其后我在广州珠江的颐养园和白崇移聊天，白氏问我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象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三）
我和蒋先生谈后，便连日分访中央各要人，酬酢几无虚日。惟其对中央党派暗哄余波未息，更无人对北伐发生兴趣。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后，国共两党裂痕亦渐暴露。俄国顾问对北伐问题的态度极为谨慎，既不赞成，也不公然反对。中国共产党虽未公开反对北伐，但陈独秀所办的机关报《响导》周刊社论却说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我在广州，颇有吾道甚孤之感。
我第二个拜会的中央要人便是张人杰，张氏于汪兆铭离国后任中央政治会议的代理主席。身材瘦弱，并患瘫痪病，不能行动，平时总坐在扶手椅上，由佣人提挚以行。张氏口吃，并带浓厚的浙江口音。他既是党国元老，我对他自然十分尊敬，而张氏对我则更是恭维备至。他说，总理去世之后，唐继尧居然用两省兵力，想来广州篡位，要不是你们在广西把他挡住，中央就糟了。我说，现在回想起来也很觉可怕，以我们区区不足万人的基本部队来抵抗唐继尧号称十万之师，并有沈鸿英作内应，实在是以卵击石，想不到竟凭一股革命精神把他打退了，但也是中央领导有方！张说，那时他还在上海，所有同志均为我们此一战役担忧，想不到最后居然击退唐军。这种战役不特现代所无，历史上也很少见。他又继续称赞我们以少击众，统一广西，然不自居功，愿受中央领导，使两广统一，一扫旧式军人私心自用的习气，尤为难得云云。张氏的态度极为诚恳，真使我有受宠若惊之感。
接着，我便向张氏力陈北伐的重要。张也和蒋先生一样，态度模棱两可。他说汪先生已出国，中枢政情极为复杂，出师北伐问题，宜从长考虑。我乃把我向蒋先生所说的北伐三大理由反复分析、陈述，务必请中央速定大计，否则恐有缓不济急之虞。张氏倾听良久，仍不愿表示他的主张。最后，他要我“再去和介石说说看。”张氏嗣后曾回拜我两次，但那只是礼貌上的往还，对北伐并无表示。
拜访张氏之后，我便去看谭延辏Ш统糖薄Ｌ贰⒊潭硕际呛暇绲睦锨氨玻笠蚝驼院闾璺⑸诤澹恢鸪鱿妫适丛辆褪场Ｋ运嵌院系慕欤绕涫翘粕窍魏藜睢Ｎ蚁蛱肥铣率鑫也叨粕羌尤敫锩木Ｎ宜担剖舷质芪馀彐诓康慕ィ乙崖男信笛猿霰ǹ侄懒δ阎В视星暗缈仪胫醒胫罟俣ū狈ゴ蠹啤⒋朔拢驹诖倨涫迪帧？墒翘肥隙员狈ゲ⒉黄鹁ⅰＫ呛擦殖錾恚美俪。思嗽不Ｋ姨岬教粕牵晃⑽⒁恍Γ担澳阋粕羌尤敫锩克峙驴坎蛔“桑 毖蕴钢洌匀皇欠炊栽票狈サ摹�
程潜却没有谭氏那样含蓄和浑厚。他的个性直爽，有话即说，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大有恃才傲物之概。他说：“你想把唐生智那小子能加入革命？他以前倚靠北洋军阀打我们；现在吴佩孚打他，你要我们去救他？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不迟。”程潜说时悻悻然，似乎对唐生智余怒犹存。
总之，这两位湘籍的军事首领都反对援唐北伐，他二人都不相信唐生智真能诚心诚意参加国民革命。他们是唯恐湘局不糟，唐生智不败。但是我说，我的第七军已在湘作战，而且胜利可期。我们革命军人应以革命前途为念，捐弃前嫌，予唐以加入革命自新的机会。同时，我又把北伐的重要性和时机的不可失，详详细细地分析给他们听。我一再强调，千载良机，稍纵即逝。我希望两位先生同情我的主张，促成此事。他二人虽也同意我的分析，但是始终吞吞吐吐，对北伐不表示兴趣。
嗣后，我又去访俄顾问鲍罗廷，鲍氏方自华北赶回广东。此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正在筹备开会，蒋、鲍二人都忙于弥补国共之间因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裂痕，更无暇讨论北伐。
鲍氏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强干，口若悬河。我们见面寒暄之后，他便向我谈一套革命的大道理，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工农运动等等，大体都能言之成理。接着，他又解释苏联的对华政策，说苏联如何地以平等的原则扶助弱小民族，废弃不平等条约。苏联帮助中国革命，完全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发乎道义的、真理的等等一套理论，都很动听。
我即以他所说的话恭维他一番，同时向他陈述北伐时机的重要性，并反复申述以前我和蒋氏所说的三大理由。鲍氏闻言默然，只说兹事体大，应从长考虑。其实，俄顾伺和中国共产党此时都不赞成北伐，其原因，在我猜测，可能有两种：善意的，他们可能认为我们力量太小，此时不能和北洋军阀抗衡于战场之上，应多多休养生息，到有把握时而后动。恶意的，他们可能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发展的力量还不够，在军、政两方面，他们渗透的根基尚薄弱，民众运动除广州外，尚未普遍，一旦国民党势力大张，奄有全国，对彼等的工作，自属不利。所以鲍罗廷此时对北伐的态度非常冷淡。
我此次东下广州，系专为策动北伐而来，除民众团体热心同情外，各友军，乃至党政首脑、苏联顾问的反应，实是我意料所不及。几乎使我有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的感觉。幸好李任潮对我的呼吁表示十二万分的赞成和热心，使我感到无限的安慰，故仍竭诚奔走疏通，最后卒使北伐成为事实。此一内幕，错综复杂，其中重大关键及转捩点，实为当时全国人民，甚至国民党一般同志所未能洞悉的。
（四）
李济深原是在他到梧州以后我才认识的朋友，也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原籍苍梧县，陆大毕业。初入北京陆军部服务，后参加革命，到粤工作，任职于粤军第一师，原师长便是忠于孙中山被奸人狙击而殉职的邓铿将军。该师干部多系保定军校出身，军纪严肃，训练装备俱佳，为粤军中的劲旅。
沈鸿英在西江被击溃后，中山遂委李氏（时任第一师师长）为西江善后督办，驻节肇庆，设行署于梧州。李氏豁达大度，忠实淳朴，和黄绍竑合作，二人颇能相得益彰。粤、桂两方赖以融洽无间，奠定后来两广统一的基础。
此次我来广州，和李氏朝夕过从，都能开诚相见，所以无话不谈。我既觉中央尤其是多数军事首脑，对于出师北伐反应冷淡，颇为失望。而李氏则一再鼓励，劝我再接再厉，不可功亏一篑。他这种忠忱热情，使我感激涕零。
某一晚，我和他促膝掬诚作竟夕之谈，偶尔触动灵机，半正经半玩笑地向他建议道，你第四军可否自告奋勇，抽调两个师先行北上，待稳定湘南、湘东防线之后，我们便可有充裕时间，催促中央决定北伐大计。按照常理及当时地方习惯，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因就好的方面看，如第四军出师胜利，他们固可乐观其成，即使不幸失败消灭，他们也可瓜分第四军的地盘。鼓励四军北伐，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我相信以四、七两军的能征惯战，一定可以把敌人打败，甚至可以收复长沙，造成有利形势，使中央不得不赞成我们的主张。他听完我分析之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我继续说，明天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我已接得通知书请我列席。届时我当重新提出北伐时机成熟的重要性，你即起立发言，附和我的主张，并诸政治会议决议，准许第四军先派部队两师，立刻动员北上入湘，截击南下敌人。但是第四军主力远戍西江、高州、雷州、琼崖等处，集中需时，而叶挺独立团驻防广州，朝发命令，夕可开拔，应使叶团先行，以壮前方士气（此即叶独立团先到安仁、禄田拒敌的由来）。
我二人计划既定，当政治会议开会时，我便起立发言，仍将我前向各首长游说的三大理由反复陈述，并强调我军已在前方作战，且已挽救了衡阳陷落的危机，刻正节节推进，长沙在望，胜利已见端倪，决不可中途而废。倘仍踌蹲不决，吴佩孚必得抽调鄂，赣劲旅增援进攻，我方孤军苦战，势难持久，一有差池，粤、桂边境立受威胁，而云南唐继尧和福建周荫人也必伺隙蠢动谋我，若两广四面受敌。前途将不堪设想了。故请中央速定大计，克日北伐。我发言既毕，李济深随即起立发言，大意是说他听德邻同志所分析各点，都极中肯。今日北伐实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何祝唐生智已声明附义，我第七军正在前方作战，并已节节推进。今日北伐已势成骑虎，中央断不可坐视我第七军和唐军孤军作战而犹像不决。他更自动提议说，为免第七军和唐氏部队孤立无援，他愿将驻琼州、高州第四军的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北调赴湘增援，现驻广州城郊的叶挺独立团且可立即出发。李氏呼吁说，戎机不可坐失，第七军已在浴血作战，第四军也已准备牺牲，希望其他各军袍泽一致响应，共襄盛举，中枢更宜速定北伐大计，以解中原人民的倒悬，以慰海内外爱国人士的喁喁之望。
李氏这样突如其来的慷慨陈词，说得全场空气陡然肃穆、军政首领都为之动容。今粤军既然自告奋勇，愿为先驱，其他驻粤各军原系“客军”，实无任何反对北伐的藉口。中央上自主席乃至文武大员，在原则上也已一致同意北伐的主张，会场情势遂急转直下，我的北伐建议遂在中央政治会议中正式通过。政治会议并同时通过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嘉奖李济深自动请缨的义举。并决定推选北伐军总司令，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北伐至此，才进入具体计划阶段。
到五月二十一日二中全会之后，军委会遂发表时局宣言（不用国民政府而用军事委员会名义，使我当时甚感迷惘），表示愿意接受海内外请愿，决定北伐，但是纵至此时，中央仍只是原则上的决定，各方筹备工作俱极滞缓。这种情形显然表示中央尚在观望，看我们入湘作战部队的战绩如何，再相机而行。我看此情形，不尽乐观，所以经常去黄埔，面促蒋先生，早日请中央定期誓师北伐。蒋先生对我的催促却颇有不耐烦的表示。据说他在他的五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上曾埋怨我“不识内情，徒怪出师延缓”，他“深致惋慨”云云。这都可说明他们那时是如何地踌躇不决，而抱着观望的态度，而我那时对出师北伐是何等地急切和企盼！为了减少蒋先生的顾虑，我和李任潮曾私相约定，拟明告蒋先生，北伐正式出师时，我们自当推举他担任“总司令”。任潮后来曾委婉地将我们私下所交换的意见告诉了蒋先生。
政治会议既已通过北伐，唐生智的第八军军长也明令发表。唐生智此时的驻粤代表是刘文岛。刘和唐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后又赴法研究政治，足迹遍中外，多见识广。我在未见面以前，已久闻其活跃于湘、鄂之间，甚是羡慕。此番初次见面，却发现他对人谈吐迹近夸大，华而不实，语云耳闻不如一见，实有至理。刘此次来粤，偕有随员七、八人，也住在第四军军部。刘颇好阿谀，他对我和李任潮极尽奉承的能事，但对他的随员却动辄无理呵斥，声色俱厉，仍欲藉以显示其身分地位。其随员中有一少将刘高参，也是保定军校学生，和唐生智私交甚厚，就不卖他的帐，某次因不堪辱骂，竟反唇相讥。刘文岛在众目昭昭之下，弄得无法下合，此亦“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之谓欤？宁汉分裂时，听说刘氏曾于某次纪念周中演说，要求唐氏部下“孝顺”唐总指挥，象儿子孝顺父亲一样，惹得台下文武官员二千余人哄堂大笑。而唐氏全副戎装，正襟危坐于演说台上，犹怡然自得。会后，何键、李品仙等高级将领故意揶揄刘文岛道：“你要做儿子尽管去做，我们可没有资格领受这个荣衔呀。”一时成为革命军官场中的笑柄。在武汉时代，据说刘文岛反蒋比谁都激烈，等到武汉局势解体，唐氏已成孤立，刘乃摇身一变，输诚投到蒋先生的怀抱，又对蒋先生“孝顺”起来了。旋即荣膺立法院委员。后来希特勒崛起，纳粹疯狂时代，又被派为中国驻意大使。竟以善拍马屁，而官运亨通了。
这次在广州，我们业已看出刘氏是个上谄下骄的人。当唐氏的第八军军长发表后，第八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之缺犹虚，刘氏便一心一意想抓到手。一次在政治会议席上，刘以唐生智代表身分列席。会议中，他起立发言，首先代唐生智夸耀一番，说唐氏如何雄才大略，如何献身革命，不愧国民革命的股肱。继说第八军党代表一席犹虚，中央似应早遴大员充任。接着便介绍他自己说是保定军校出身，又留学法国，实在文武兼资，做党代表一职似最为合适。这一席毛遂自荐的讲演，说得口沫横飞，惹得全场相视窃笑，主席张静江又未便阻止他。只见谭组庵（延辏В┮允峙裂诳谛Ω霾煌＃糖毖廴缤澹鲑钦牛笥衅鹆⑸瓿庵啤Ｎ液土跏献幌嗔创饲槭疲馕械睫限危跎胁蛔跃酰伊吡怂附牛跷牡翰磐Ｖ菇惭荩讼吕矗峙晾觯灯迪蚨罱恰⒕毕钅ê共恍荨Ｖ飨焖档诎司炒硎拢院笤偬赴桑攀帐傲苏獬〔挥淇斓木置妗�
散会后，刘氏和我们同车回四军军部。在车上，李任潮和我都埋怨他说，今天会场局面弄得很僵；你如想做党代表，为什么不先和我们说明，我们可替你疏通一下，安可不顾一切，自吹自擂起来。刘闻言，故作大惊道：“我这样干错了吗？德公，你是老前辈，以后务必请你随时指教：”说得我和李任潮都为之失笑。
过了几天，唐生智特电中央保荐刘文岛任第八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央随即发表了。刘氏欣喜之余，屡次天真地问我，党代表究系什么阶级。我说，可能是上将，即中将也不小啊！他又问我，黄绍竑是什么阶级，我答：“上将”。他才心安。一次在政治会议席上，刘氏又故态复萌，大放厥词，大意仍是他才兼文武那一套。最后说，唐生智自保定毕业后，便一直在湖南，未出省境一步，现在竟位至上将。弦外之音，如我刘某是法国留学生，其官阶断不可在唐某之下。这一场演说闹得比上次还要僵。我再度踢他，才把他的话堵住了。后来在车子里，我和李任潮又把他教训一顿说，我们革命不是为阶级而来，足下何以如此热衷呢？刘氏闻言，把眼一瞪，天真地道：“德公，我这次又讲错了吗？”
其实，党代表在当时是没有官阶的。刘氏后来的官阶是中将政治部主任，阶级并不算低，但他却以官阶在唐氏之下为耻，平时竞不肯穿军衣，这也是促成北伐过程中的小趣事。
（五）
当我在广州策动北伐渐有头绪之时，湖南战事因我军加入战斗也逐日好转。到六月初，党二届二中临时全休会议乃共推蒋中正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蒋氏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这时湖南方面战事既在急剧发展之中，北伐军势必设立一“前敌总指挥”以担任第一线指挥作战的责任。关于这一席，政治会议一致通过要我担任，而我却推荐唐生智担任。理由是湖南战场上第八军地位的重要性。第七军援湘时，我曾电告唐氏，请其直接指挥。并说：“我兄应视我军和贵军为一体。请不必客气，直接指挥。”
我军入湘作战，原是师以义动，今番我如担任“前敌总指挥”，入湘指挥唐氏，易使唐氏和其它湖南将领误会我以义始而以利终。所以我在政治会议上说：“我们革命军应开放门户，以广招徕。唐生智以区区师长，一旦加入革命，便位居前故总指挥，足证我革命政府大公无私，革命人人有份。如是则全国附义者势必风起云涌。何况我军入湘时，我已命令所属听唐指挥，这是既成事实，不必再行变动。我们革命军人不可斤斤于小的名位而忘忽大体。”
但是我这一席话，全场均不以为然。他们总以为唐生智加入革命历史太短。其原有的职位只是一名师长，实力也很有限，骤界以大任，恐他负担不起。其中反对最烈的为程潜，他向我说：“德邻同志，难道你要我回湖南时听唐生智指挥吗？我看你无论如何勉为其难罢！”我仍旧坚持让唐生智，会议乃无结果而散。事后，我向李任潮一再剖析此事。任潮最初仍坚持非我担任不可，后来他见我态度坚决，遂不再勉强。第二次政治会议开会时，我一再劝告程潜勿念旧恶，并坚持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政治会议才正式通过了唐的新委任。会后，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曾来我处，代唐道谢；并连声说我荐贤任能的“伟大”！刘氏此时也有详细报告给唐生智，唐氏后来对我很表感激。
唐生智新职发表后，湘局已完全稳定。唐氏遂于六月二日在衡州正式宜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及前敌总指挥职。这时第四军的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两师已自南路和琼崖北调，叶挺独立团也已于六月初离穗北上入湘。六月五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时中外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