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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往时迷信，今日竟成谶语。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思之不免有余痛耳。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二十八章：肃清江西
（一）
王家铺血战后，我军伤亡虽大，然全军因连故皆捷，锐气正盛，稍事补充，尽可再战。因此，在敌人溃兵犹在四处放枪掩护撤退之时，我料其新遭惨败，断难向我反攻，乃电知第六军程军长，约定翌日在桂堂一晤。此时程潜奉命协助七军作战，方驻节拓林，而桂堂则位于箬溪、拓林的中间。
斯时我的计划系与第六军切实联络，再向南浔路进攻，以策应向南昌进攻中的第二、三两军。南浔路一带的攻击，或以六、七两军分别攻击永修、德安之敌，或以七军进攻瑞昌，使敌人在德安无法立足。我与程潜联络刚完，忽奉高安方面总司令部命令，嘱“各军就地整顿补充，待命进攻。”我们联合进攻计划乃哲时搁置。
总司令部并于此时檄调攻克武昌的第四军张发奎部，取道大冶入赣增援，另调新近收编的湘军贺耀祖独立第二师星夜入赣作战。这两个增援部队，均归我指挥。
独立第二师的刘旅于十八日到达王家铺。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遂率第二旅和第十四团于同日由王家铺开回箬溪。第一路指挥官夏威则率第一、第八两旅和新编陈良佐第十九团仍在白水对瑞昌警戒。我的军部则驻于箬溪，补充待命。
不久，武汉方面我七军后方兵站送到新兵二千余人以补充缺额。这批新兵均系未经训练的徒手兵，无战场经验，制式教练更差。所幸广西历年征战，乡民多习于战斗，平时参加民团剿匪，故对持枪作战并不太陌生，以之参杂于老兵之间也可以作战。全军得了此次补充，实力恢复不少，加以被服、弹药源源而来，全军作战条件大为改善。
我在箬溪驻了约一个多星期，白参谋长崇禧忽自高安率兵一连携大批弹械和现款前来箬溪慰劳。阵前把晤，十分欢愉。畅谈之下，我才知赣局战事屡进屡退的梗概。因九月中旬程潜第六军进占修水，忽得探报，知敌军主力已自南昌南下樟树、高安一带布防，以抵御我军右冀的第二、三两军；省城附近极为空虚。程氏乃擅自变更原定战略的攻击目标（德安、涂家埠），衔枚兼程暗袭南昌，以期夺得攻克江西省会的首功，而置第七军于不顾。
程氏于九月十九日亲率第六军和王柏龄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自奉新直取南昌，入据省垣。前线敌军总司令邓如琢闻报，即由丰城回师反攻，南浔路的敌军郑俊彦部也驰赴增援夹击。程潜知孤军难守，乃弃城向南撤退。在南昌城南郊莲塘市一带为敌军重重包围，程军长剪掉胡须，易上便服，夺路逃生，全军溃不成军。白崇禧说程潜当时狼狈的情形，恰似“曹孟德潼关遇马超”，“割须弃袍”而逃。而此次败仗中最荒唐的要算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王氏性好渔色，占领南昌之后，得意忘形，以为夭下事大定矣，潜入妓寮寻欢。孰知敌军骤至，该师因军中无主，于牛行车站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仓皇乱窜。王柏龄脱险后，自知军法难容，匿迹后方，不敢露面，遂被宣告“失踪”。直至我军底定南京，王氏才于上海露面。
一、六两军于九月二十日在南昌败绩后，至奉新集结，再图反攻，不意指挥失灵，竟又为敌军所败。敌军忙于追击，这就是我们在箬溪激战之时，敌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答覆谢鸿勋乞援电报说“已将敌人两度挫败，正在追击中”，并要谢“支持三日，便有援军来救”一故事的原委。
嗣后我军歼灭谢部主力于箬溪，并攻克德安，适第三军也在万寿宫打一胜仗，总司令部接获捷报，才由蒋总司令在高安亲自指挥，再度向南昌反攻。十月十一日，二、三两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强渡赣江，将南昌合围。蒋总司令为鼓励士气，曾于十月十二日亲至南昌南门外指挥攻城。南昌城垣甚为坚实，我军屯兵坚壁之下，背水作战，实犯兵家之大忌。据白崇禧说，渠当时极不赞成围攻南昌，因武昌的攻城战，殷鉴不远。无奈蒋总司令个性倔强，坚主爬城硬攻。白氏知无可挽回，乃密令工兵于赣江上游搭浮桥二座，以便军运。
是夜正当我军作攻城准备之时，敌军敢死队忽自南昌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黑夜混战，喊杀连天，秩序大乱。我军攻城的第六团被敌包围，几至全团覆没。我军不得已仓皇后撤。蒋白二人虽均在前线，但黑夜之中指挥困难，情势危急。蒋氏数度执白氏之手，连问“怎么办？怎么办？”白氏此时尚能镇定，遂命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至上游由浮桥渡江。第一浮桥迅即挤满溃兵，乃派兵沿途通知撤退部队长官，告以上游另有一桥可渡，军心始定。大军卒于黑夜安全退往赣江西岸。全军虽败而损失不大，还算侥幸。
（二）
总司令进攻南昌既失败，乃下令全军自南昌前线撤围后退，暂行休息，以检讨第一期攻赣战事的得失。适此时我军王家铺的捷报又到。此进彼退，呼应不灵，战事遂有重新计划的必要。因此，在王家铺战后十余日，江西战事遂入休战的状态，双方都在作第二期攻守的部署。我方检讨攻赣无功的最大原因，厥为通讯不灵，各军彼此不能相顾，各自为战。所以在南昌战役之后，总司令部于高安拟定“肃清江西计划”，由白崇禧携来箬溪与我会商新战略。
根据这个新“计划”，第一项要事便是通讯。除由总司令部赶购新式无线电机和在各地建筑临时飞机场外，并自箬溪经奉新、高安至樟树一带架设有线电话，以便各军切实联络，以除呼应不灵之弊。
其次，便是各军兵员弹械的补充。因我军在赣血战匝月，兵员、弹械损失均大，亟须补充始可再战。
至于指挥方面也应重新部署，使职权统一，指挥灵活。总司令部根据新计划所拟二期战事指挥系统略如下表：
我军作战部署系以左翼军肃清赣北。进攻时，以一部牵制建昌、涂家埠之敌；以主力攻击德安，截断南浔路。占领德安后，主力即转向建昌、涂家埠之敌进攻。同时以一部警戒九江方面，阻正敌方援兵，并相机攻占马回岭，使主力容易进攻。
中央军自奉新、安义向南浔路进攻，以乐化车站为攻击目标，然后北向与左翼军夹攻涂家埠之敌。
右翼军左纵队自万寿宫攻击前进，目标为南浔路的蛟桥、牛行两站，南下包围南昌。右纵队除以主力第二军自樟树、丰城一线北向协攻南昌之外，并以一部协同第十四军攻击抚州方面之敌，截断南昌、抚州的交通。第十四军并堵截敌人南窜入闽之路。
总预备队驻于奉新、安义地区，随作战进程参加决战。航空队担任侦察并轰炸敌军，并于前线各基地赶筑机场。
我军总攻击日期定于十一月一日。
当我军正作二期攻击准备时，敌军也调整其守势部署以迎击我军。敌军兵力的分配如下：
第二方面军郑俊彦部在南昌、牛行一带。
第三方面军卢香亭部和彭德铨、李俊义两旅在涂家埠。
第四方面军邓如琢、蒋镇巨、张凤岐、杨如轩、杨池生、陈修爵、谢文炳等在抚州一带。
第五方面军陈调元部王普、刘凤图、毕化东在瑞昌、武穴一带。
第六方面军颜景宗、上官云相两旅、马登瀛四营和浙军周凤岐部在德安、马回岭、九江一带。
这五个方面军合计有十余万人，势力仍极雄厚。惟敌军内部已军心涣散，各自为谋。在闽敌军周荫人部也己为我东路军所败，其后方已不稳。十月十八日孙传芳所属浙江省长夏超突宣布附义，就我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向沪宁一带进攻。在苏浙军均图响应。白宝山在镇江独立，沪宁铁路遂被暂时切断。驻于九江、德安一带的浙军周凤岐也暗派代表前来接洽投诚，俟我攻德安时在九江响应。陈调元在新败之后也与我暗通款曲，准备附义。所以我军二期攻势发动前，不战已屈人之兵。敌军在江西的覆灭，自不待蓍龟了。
（三）
我左翼军基于既定“肃清江西计划”，乃于总攻击日期到达之前向攻击地点集中。二十八日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师长发奎率所部四团到达箬溪，即转赴白水街接防。三十日独立第二师由王家铺集中杨村附近。十一月一日各军乃向南浔路发动攻势。第七军向德安，第四军的第十师和独立第二师向马回岭前进。二日第七军进抵德安市郊。时德安守军为孙军陈光祖的一部，午后刚和第七军先头部队接触，便向东退走。下午四时张师长见七军已克德安，乃亲率三团向马回岭急进，转助贺师攻击马回岭。此地孙军守军甚多，筑有强固工事，凭险顽强抵抗，战斗至为激烈。我在德安听得该地炮火极为炽烈，知战况严重，乃调七军第一旅星夜驰援，归张师长指挥。三日晨，张、贺两师长以新得援军，乃下令于拂晓全线总攻。马回岭之敌不支，向九江后退，我军乘胜猛击，张师夺得山炮八门、步枪千余支，停止待命。贺师也夺得机枪十余挺，步枪、迫击炮很多，仍按原命令向南康、九江追击。
我军既破马回岭，我遂按原计划和白参谋长亲率第七军自德安南下，拟向涂家埠前进，应援第六军。大军待发，忽闻九仙岭一带有枪炮声。上午十一时，忽有我军侦察机在德安城上空投下通信筒报告说：“刻自涂家埠开来的孙军约二师在南诗车站下车，向九仙岭前进中。”我当时判断孙军二师不下两万余人，实力较我优越，决集结兵力先迎头痛击。乃调德安附近部队先行进入九仙岭一带高地，并急调在马回岭阵地待命的第一旅和张师回援。惟自午至暮未见敌军来犯。因敌军此时已闻各方败耗，故不敢继续前进。
翌日拂晓，我军第一、二两旅遂奉命出击。惟敌军火力优越，人数众多，我军颇有动摇现象。时白参谋长亲率第四军的两团在九仙岭北麓第一旅后方作预备队，见战况激烈，故意迟迟不进。到了敌我双方的拉锯战已呈疲惫状态，白氏才率生力军出击，孙军立呈动摇状况，我即下令全线出击，孙军乃全线溃退。我军分途追击到驲南车站，掳获人马器械无数，遂于阵地彻夜露营。
原先我军进攻德安时，几乎未遭敌人抵抗，而德安为南浔路的中间枢纽，何以故军轻易放弃，当时殊为不解。至九仙岭一役之后，自掳获敌人秘密文件中始悉个中玄秘。因敌军已预料我军必以主力攻德安，乃故意以少数部队驻守，诱我入瓮，拟于我军攻入德安后，即以优势兵力由南诗车站和马回岭南北夹击我军，以完成一大包围歼灭战。讵知我军进攻德安时，却派有贺师同时攻击马回岭，复有第四军临时协助。到孙军由南诗车站向我军进攻时，其北路马回岭一带的敌军已被我张、贺两师所歼灭。于是我军复得用主力再破南诗的强敌。孙军夹击之计因此失败，反为我各个击破，敌人可谓弄巧成拙了。
南诗之敌既破，北路我军贺师也于同时进入九江城。五日晨得报，知建昌、涂家埠方面敌军已星夜乘船退往吴城、星子。我便令张师向星子追击，同时自率第七军赴涂家埠，和第一师及第六军会师。当程潜、王俊各率所部抵涂时，适南昌方面孙军主力正南下向我军反扑，我军几被包围，情势危急。总司令乃急调第六军南下救援。程潜以所部损失甚大，本人又患疟疾，乃商请白参谋长崇禧率第六军的四团往援。白氏以第七军为渠素来所指挥，作战可以得心应手，乃商之于我，调第七军的第一、二两团同往，赴援南昌。至王俊的第一师和七军的第七旅则向吴城追击。
六日午后到达南昌郊外时，敌已先行撤去，我军遂克复南昌。同时第七军亦克吴城。吴城三面环水，敌人无路可逃，除少数乘船漏网外，全数缴械。其第四旅旅长崔景贵以下官佐十余人俱被俘虏。
九江、南昌相继克复之前，孙传芳知大势无可挽回，已先行逃回南京。其自南昌退出的残部则绕出进贤、余江向浙江溃退。白崇禧奉命追击。七日到达马口，适内河水涨，孙军不能渡，遂悉数被俘。是役白崇禧俘获孙部军长杨赓和、梁鸿恩等以下官兵三万余人，缴获步枪三万余枝，及其他器械、弹药不计其数。江西之敌至是遂完全肃清。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二十九章：胜利声中的政治暗礁
（一）
当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旬，我军肃清江西之敌以后，革命军的声威可以说震撼全国，中外侧目。此时实际归于国民政府统辖之下的地区，计有：粤、桂、湘、赣、鄂、闽、黔七省，西北的冯、阎都已声明加入革命；川、滇地方政要也纷纷派员来通款曲；安徽的陈调元早已暗中接洽反正，中国最跋扈强横的两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已被彻底击破。革命军扫荡东南和中原，直指顾间事耳。国民政府的统一全国，简直有传檄而定的趋势。
谁知正当革命势力如日中天，三民主义建设前程似锦之时，我革命阵营内的弱点也逐渐暴露，胜利浪潮中所潜伏的各种暗礁，现在都要露出水面了。
就军事方面来说，最难克服的一项困难，便是蒋总司令本身有无可补救的缺点。蒋氏的个性，可说是偏私狭隘，刚愎黯傲，猜忌嫉妒，无不俱备。渠身为国民革命军的统帅，然其意念中总是以第一军为主体。军中一切弹械补充，给养调剂，编制扩展等等，第一军常比他军为优厚。例如江西肃清后，严霜如雪，岭南子弟不惯于寒冷气候，多已瑟缩难耐，然后方军毯运到时，蒋总司令即面谕兵站总监俞飞鹏，就第一军伤兵医院优先发给，此外赏赐慰劳银元也照此办理。俞谓，每一医院中都有各军的伤兵，当如何应付。蒋说：“不管，不管，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军长！”蒋氏此话，显然忘却其主帅的地位，而仍以第一军军长自居。他这种作风，可能故意使第一军待遇特殊化，而使其他各军官兵对第一军发生向往羡慕之心。然事实上，他所得的结果反而是友军怀怨不平，部曲离心。
又如马口之役，白参谋长将所获战利品运返牛行车站，堆积如山，蒋总司令和我们各军长都曾亲往视察，欣慰无比。时白崇禧因为一、二、三、六各军损失很大，故面请蒋总司令将该项战利品酌量分发一部给各该军补充。蒋氏未置可否，白氏误以为总司令已默许，遂通知各军前来领取。各军将士闻讯，无不欢天喜地，手舞足蹈，而身为主帅的蒋氏却反露出满面不愉之色，大不以白祟禧专命为然。然事已至此，只好任各军分别领去。但是总司令的原意何在，三军将士均非孩提，焉有不知。是以军中偶语，啧有烦言，皆以蒋总司令的作风，不特不足以服人之心，且亦不足以钳人之口。所以就这点说来，蒋氏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材，位居主帅之尊，其智慧、德性，涵养俱不逮远甚。
抑有进者，在北伐各战役中，蒋氏所认为嫡系的第一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微不足道。何应钦的东路军入闽虽节节胜利，然浙、闽地区固非敌人主力所在，福建周荫人部原不堪一击，而北路作战，自第二师在武昌围城参战之后，亦无赫赫之功。嗣后南昌一役，第一师弃甲曳兵而逃，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竟于九月二十一日“失踪”，不知去向。所以在北伐期中，就战功言，第一军不特较之四、七两军膛乎其后，即与二、三、六、八各军亦难相等。然蒋氏仍故意将第一军特殊化，岂能服人之心？
再者，当时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干部和见习官习气极坏。王家铺战后，总司令部曾送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一百五十余人到第七军随军见习。我军当即遵奉总司令部训令，将该批学生分发到营、连内任见习官。谁知这批学生十分骄纵，不听营、连长的约束。每届行军或宿营时，均任意脱离队伍，不听命令。忽而争先恐后前进，忽而自由停止休息。并觅取舒适民房居住，不受纪律的约束。诸如此类的行为，不一而足，颇有不屑与所属部队的营、连官长共同生活的模样。也许他们自以为在校时朝夕与共的将级教官，尚且所在多有，对这些中、下级军官何能放在眼内。何况蒋校长今已位居最高统帅，这批学生以天子门生自居，自然更目空一切了。
我当时目击这种情形，便引为隐忧。因为他们在校时期太短，所受的教育已极肤浅，而在见习期中，又未能养成格守军纪、吃苦耐劳的习惯，将来如何能与士卒共甘苦，而为国家的干城？
北伐军既底定江西，驻节南昌的蒋总司令也已深知此辈“天子门生”的种种劣迹，因曾一度集合驻地的黄埔学生，痛加训斥。所言至为沉痛而切要。事后并将该项训词油印分发在各军中见习的黄埔毕业生。我见这训词，曾大为赞赏。因黄埔学生的骄纵，如不加抑制，小则将贻害此辈青年的本身，大则足以祸国殃民，实在不可不预为之计。
民国十五年十二月我和蒋氏在九江牯岭闲谈时，曾言及革命军中的缺点，彼此均有同感。蒋提及上项训话，我说我已拜读。他问我意见如何，我便乘机向他建议，略谓今日总司令的地位，实际上已负荷了党、政、军的领导重任，日理万机。他听了这两句话后，立刻现出怡然自得的神情。我又继续陈述道，总司令责任重大，远在前方，对黄埔军校一切事务，自然鞭长莫及，难于兼顾，倒不如另物色一位品学兼优、并热心致力军事教育的人才，担任黄埔校长的职位，假以事权，责以成效，必可训练出脚踏实地的优秀干部为国家服务。中央如决心以身作则，必能扫除中国军队传统以个人为中心的恶习，使全国军队一元化，使革命军成为单纯的党的军队，庶几将来可蜕变为国家的军队，为三民主义建国而奋斗。我力劝他不要再兼军校校长，以免学生有“天子门生”的观念，自我特殊化。我说，革命军中一有部队特殊化，它必然自外于人，故步自封，因而引起与其他部队对立的现象。如是，革命阵营便无法兼容并包，将致后患无穷。蒋氏倾听之下，默不作声，态度也顿时变为严肃。我当然也只有言尽而退。
后来总司令部在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