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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矣�1942年寿终时，远近乡人多有泣不成声的。我今日回想我家从前衣食的艰难，以及母亲抚育我兄弟姐妹的辛劳，真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我是我父母的第三子。然因长兄早夭，所以我实行二。唯据族谱凡属本房男性，我又列行九。至村上邻里的人多喊我为老九，而不称呼名号，骤听虽不大顺耳，但“老”字的含义已属尊称，例如：老夫子、老先生、老兄等。今年逾七十，家中侄辈尚喊九叔，倒觉亲切，不以为忤。哥哥德明长我两岁，我之下还有三个弟弟——文卿、德辉、松龄——和三个妹妹。在我七岁以前，我们过的是大家庭生活，和祖父母及春华叔婶都住在一起。祖父十分好客，所以我家那时常常宾客满堂。祖父尤喜堪舆之学，朋友中很多是看风水的专家。我们弟兄幼时即常在祖父烟榻旁听他们讲故事。
我家既是历代务农，所以我兄弟们都是地道的农家子弟。我学步未久，就跟着母亲下田去玩。经常与日光和新鲜空气接触。虽然晒得皮肤黝黑，但是身体却十分健壮。我们因为经常要下田工作，所以除在书房和过年外，我们都喜欢赤足。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因习惯成自然，亦如履平地，不觉刺痛。
我们因是农家子弟，长辈虽也要我们“开蒙”读书，但是他们的意思无非要我们稍知诗书，明白事理，将来能承继且耕且读的家风，做一个诚朴纯良的农民而已，绝无意要我们以诗书作晋身之阶。母亲偶然也喜欢念几句《幼学诗》上的话给我们听，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丹桂有根，独长诗书门第；黄金无种，偏生勤俭人家”一类的话。但她的意思亦只是勉励我们而已，并非真希望我们能折丹桂，积黄金。
记得我幼时，有一次在田里帮助拔黄豆，母亲问我和德明二哥将来长大了希望做什么。二哥说他要做个米贩子。我们农村里唯一大宗出产的便是谷子。有些农人利用农暇，买了谷子回家，碾成白米，挑到市场上去卖。这样可以赚得些微利息，碾米而得的米糠又可饲养家畜，这种人叫作米贩子。二哥羡慕他们长年有猪宰杀，所以他长大了也要做个米贩子。
母亲问我，我说我要做个“养鸭的”。我乡养鸭的人，的确对我们孩子们的引诱很大。养鸭也在农忙之后，那时各处田内收获后所掉下的谷子，正是饲鸭的最好食料。一个养鸭的可养两三百只鸭子。鸭子在四处田塘河沟内觅食，故不需太大的本钱。在我们小孩子想来，鸭生蛋，蛋变鸭，十分可羡。所以我说我长大了做个养鸭的汉子罢了。当时母亲很满意我们的志向和想法，可见我们自幼就只希望将来做个诚朴的农夫，胼手胝足，以求温饱。及后稍长，我们就帮助母亲做一切田间工作和家里杂务。诸凡插秧、割稻、打柴、喂猪、切猪菜、舂米、织草席等无所不做。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大概孔子少时，也能做这类粗重的事。
但是我家既然历代不曾废读，祖父和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当然也不会忽视。因此在我六岁那年父亲就让我“开蒙”了。所谓“开蒙”，就是举行一个小小的祭孔仪式，让孩子们正式开始上学读书。在清朝，开蒙是一个家庭内的大事，仪式甚为隆重。我记得在我开蒙那一天，家中备了三牲——猪、鸡、鸭——和一些水果，为我祭告孔子。我那时什么都不懂，只觉得很好玩，向那个红纸做的“先师”牌位叩头，却不知是什么东西。
开蒙后，我就正式入塾读书了。我的塾师，就是我的父亲。我最初的学业是认方块字，并学习写字。写字的最初步骤是“描红”。即先生写了红字，我们用墨笔跟着在上面“描”，这就叫作“描红”。在我识了一千多个字以后，我就正式开始读书了。我最早的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诗》；接着便开始读“四书”和“五经”。那时我国的教育方法，不知由浅入深，一开始便是很艰深的课业。经书不必说了，即使《三字经》也不是启蒙年龄的儿童所能了解的。我读书的天资本是平平，没有太高的悟性，故读起来就颇觉吃力。
那时的私塾，今日想起来也是十分奇特的。每一私塾约有二十来个学童。大家挤在一间斗室里，每两个共享一张长方书桌，先生却独用一张方桌，放在最易监视全体学生动静的位置。塾师多半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样子十分严肃。他们大多数丝毫不懂儿童的心理，对学生管理的严格实非现在的人所能想像。教授法也极笨拙，往往不替学生讲解书义，只叫学生死命地念，以能背得滚瓜烂熟为度。先生规定某部书从第几章起逐日背诵，自一本积至十余本，都要从头背诵下去。学生如背诵欠熟，先生就将整沓的书甩到地上，待读熟后再一一从头背起。至于书中的意义，学生是不甚了解的。
先生的桌上必备有一块长方形木板，叫作“戒方”。学生如不守规矩，或背书不出，先生就用戒方打头或手心，打破打肿，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先生的桌子旁边甚至放着一根丈把长的竹竿。如果学生妄言妄动，先生不需离开座位，就可拿起竹竿，当头打去。屋子小而竹竿长，所以书房内每个学生的头，他都鞭长可及。
从前学生的家长们都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严师出高徒。先生愈严，学生的进步愈快，因而做先生的也以作严师自豪。于是学生对老师，怕和恨之外，简直无情感之可言。这种教法，自今日眼光看来，不特不能启发学生的智能，适足以得相反的结果。卒至一般学生都视书房为畏途，提起老师，都是谈“虎”色变的。我们的私塾也不能例外，我父亲尤其是秉性刚直，责功心切。同学中被斥责、被罚跪，事极寻常。我那时宁愿上山打柴，也不愿在书房内受苦。
学生们被关在书房里念书，每日多至十余小时。唯一可以溜出书房、闲散片刻的机会，便是借口小便或出恭。这是先生无法管束的。因而书房内，出去“小便”与“出恭”的学生总是川流不息的，造成公开欺骗的习惯，影响儿童心理很大。今日回想当年的情形，实属幼稚可笑之极。
我在父亲的私塾内读了约三年的书，父亲便不教了。我乃转入另一私塾，随塾师龙均时先生又读了两年。嗣后，父亲受外婆的聘，到她家古定村设馆，我才又回到父亲的私塾内在外婆家继续读书。那时我乡私塾设立的惯例，是由一位比较富有的人家出面请师设塾，课其子弟。左右邻舍的学童也来入塾读书。这位塾师的薪金（其时尊称曰“束修”）都是由学生的家长分别以米或银钱付给的。而敦请塾师的“东家”，在束修外，并供给书房、塾师的住房以及日常所用的油盐和柴炭。这次外婆既是我父亲的“东家”，她循例要供给这些日用品，我也常奉父命往外婆处领取。外婆生性勤俭吝啬，平时与乡人买卖东西，总是锱铢必较，从不稍让。我那时虽才十一二岁，却已深知外婆的个性，所以我每次向外婆领取油盐时，总是踌躇不敢放胆前去。有一天放学之后，父亲在厨房内预备炒菜吃晚餐，锅子已烧着火，才发觉没有半滴油，父亲便急忙叫我到下屋外婆处索取。我执着油壶三跃两跳已看见外婆坐在厨房那一副冷酷的面孔，便有点胆怯，停止在厨房外的墙边，徘徊不敢进去。这时父亲因为烧红了锅子也不见我回来，就走来找我。他看我不声不响地靠在外婆厨房门口——父亲是个急性人，又因等了许久——不由得火上心头，一把将油壶从我手中夺去，狠命地打了我两巴掌。外婆见了，才对父亲说她看见我拿着油壶站在外边，不知是来做什么的。父亲取了油就回头走，我在后面跟着，想哭也不敢哭。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是知道外婆分明晓得我来取油的，只是父亲不明白我站着不进去的原因，冤枉地打了我一顿，使我感到有冤无处申诉，又不便说破外婆吝啬的情形。这也是我在外婆家读书时的一件趣事。
父亲私塾内的学生，都是农家子弟，所以都是半耕半读的。农忙时节私塾便放假，让学生们回家帮父母操作。记得有一次我跟随村上几个成年人上远处的山中打柴，那时我大概十三四岁的光景，当夕阳西下准备回家时，看他们都装满一大担，我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心情非常好胜，觉得一担柴百把斤重，他们既然做得到，我又怕什么？所以我也装上一大担，和成年人几乎一样多。最初挑来似乎不甚重，谁知“长路无轻担”，愈挑愈重，渐渐我就落伍了。最后竟至五步一停，十步一歇，实在挑不动了。而这时和众人相去已远，且时近黄昏，四顾茫茫，我不禁嚎啕大哭起来。但是我一面哭，一面仍勉强挑着柴担蹒跚前走。幸而母亲预料我挑不动，远道来接，才结束了我这场悲壮的场面。
我在父亲的私塾内又读了两年，四书五经，粗可理解，父亲便应募往南洋去了。母亲不愿我辍学，乃让我跟一位名叫李庆廷的先生读书。这位李先生是一位廪生，和父亲为莫逆之交。后来他要到桂林进新办的法政学堂。我得了母亲的同意，也跟李先生上省城，进了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日里上课，夜间温习功课，受李先生的指导。那时正值庚子八国联军之后，清廷正在废科举、兴学堂、办新政，我们的临桂县当时就办了这所小学。所教的除了国文之外，还有许多新式的学科，如数学、博物、英文等。我是私塾出来的，从未学过这些，而又插入高年级，当然对这些学科一无所知。因而在学期终了时，我在榜上“坐了红椅子”。那时出榜的通例，榜末要用红笔一勾。因为那一勾正在最末一名的下面，所以考最后一名的叫作“坐红椅子”。而这次校里的一年两学期期终考试，“坐红椅子”的就是我。加以我又是乡下初来，体质尚称结实，而衣着不甚入时，举止言行，都带几分乡土气，因此城里的同学们都讥笑我是“乡下的傻瓜”。现在考试又坐两次“红椅子”，使我分外觉得难为情，所以我在这小学里读了两个学期，就辍学不去了。这便结束了我在文科学堂的教育。
我离开了临桂县立两等小学，父母无力使我继续升学，家中可以耕种的田地又不多，我这个壮健的孩子，也到了觅取一项正当谋生职业的时候了。读书上进，就我们那时家中的环境说来，可说已经绝望。
这时候，各省正在试办“新政”，广西省新设奖励工商业的“劝业道”，并在桂林城内设立“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招收二百学徒，学习纺织。此时父亲方自南洋回来，也觉得这项新兴的行业很有前途，因此送我进习艺厂做学徒，希望我在半年肄业期满后，回家改良我乡的织布手工业。这习艺厂是由桂林城内原有的“考棚”改建的。建厂的目的是训练一班学徒用新式方法来改良旧式的木机织布。这在当时算是新式的工厂，规模很大，厂长似由劝业道道台自兼，训练也还认真。我们的厂长既是一位大官兼的，厂内自然也有些官场应酬。我记得厂中当局有时在厂内请客，规模极大。我们学徒只可从远处看去，那一派灯光人影、呼奴唤婢的场面，真是十分烜赫。
我在这厂内一共学了半年关于纺织的初步技术——从下水浆纱，到上机织布，我都学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初，我十六岁时，学习告一段落，我便回家了。政府设厂的初意，原为改良农村手工业，增加农民副业生产，我回家之后，大家都欢喜，就买了一部新式木机，从事织布。才过半年，由于家人对织布一事，无太大兴趣，也就算了。这时父亲又已应聘到姑丈家教馆，我便又跟着父亲到姑丈家读书，而姑丈对织布倒颇有兴趣，他在桂林买了一部木机，要我教表姐们织布。谁知我在习艺厂所学的，仅是一些皮毛，故浆纱时，把纱浆焦了，一旦上机，随织随断，弄得十分尴尬。后来我又曾应聘到别村李姓家里教织布，可是均告失败。深叹任何行业从业的不易。我在姑丈家这次认真地读了两年多的书，便得了机会考入陆军小学，从此遂成了一名职业军人。
第二编：陆军教育时期
第三章：陆军小学的教育
（一）
我之能够进广西陆军小学，实出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促成，却不能不归功于先父的挚友湖南邵阳人李植甫先生。先父和李先生订交，也有一段传奇式的故事。
我乡农民都喜欢练武术。各个农村往往请了拳师主持教练。我村近邻的西岭村，在光绪末季也请了一位拳师。这位拳师名唐四标，湖南人，教武术之外，兼卖跌打损伤青药。他生的十分健壮，打的一手好“花拳”，除了在西岭村教拳，也挑了他的青药担子到两江好上叫卖。他在卖膏药前，往往先表演一套拳术，以吸引观众，然后又作江湖上的自我宣传，大有“拳打三山好汉，脚踢五岳英雄”的气概。因为他生得身材魁梧，又练得一副蛮劲，故虽盛气凌人，而无人敢与较量比武。有一次在两江抒上，唐四标表演拳术之后，正在自吹自夸之时，观众中忽然站出一位读书人模样，约摸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长得很结实，也操着湖南口音，向唐四标说道：“听你老兄的口音，我知道你也是外路人。作客异乡的人，总应该谦虚礼貌一点，不应该在当地人的面前夸下偌大海口，目空一切……”他还未说完，唐四标已恼怒了起来，捏起拳头，朝这人脸上一幌，说：“你是何等人，也敢来教训我！”他接着更提高了嗓子，大声喝道：“你是过路的人，不该干涉别人的私事，难道你要打破我的饭碗吗，有胆量就过来比个高低，死伤各听天命。”于是那人也脱了长衫，在众人围观拍掌之下，和唐四标交起手来。彼此拳来脚去打了不多几个回合，已见唐四标渐渐不支，最后被逼到墙脚下，无可再退了。这人举起拳头，告诉唐四标说：“老弟，你现在该要说话了，否则我怕你要受伤！”唐四标至此觉得实在无法反击了，只得说。“好汉住手！”才结束了这一场拳斗。
唐四标被击败后，自觉没趣，乃收拾了膏药担子，垂头丧气，逸自去了。然而这场拳斗的新闻却立刻不胫而走，哄动了全市赶抒的人。西岭村当然也得到了这消息，唐四标既不辞而行，遂决定请这位新英雄来递补唐的遗缺，他也就答应了，就此在西岭村住下。这位击败唐四标的新拳师便是李植甫先生。李先生也是一位性喜结交的人。他在西岭村住下了，便打听当地豪侠好义之士。他听到先父培英公的名字，特来登门拜访。先父与他一见如故，谈得极为投契。
李先生不但武功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能诗能词，风格的豪迈，略似石达开。因与先父时相唱和，酒酣耳热，每有慷慨悲歌之作，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植甫先生经常是我家的座上客。
植甫先生曾秘密告诉先父，他是一名犯了杀人罪、曾为湖南官厅缉捕的要犯。他原是湖南邵阳县的一名秀才。某次进长沙省城作客，听说城内有一位恶少，是某大官的儿子，仗着父亲的权势，无恶不作，时人莫敢谁何。植甫听了心抱不平，便决心要碰他一下。后来他打听出这位少爷在某妓院内有一位宠妓，视若禁有，不许任何人染指。一日，植甫到那妓院，指名叫那妓女陪侍。未几这位贵公子来了，他故意不让开，因此和这位少爷的保镖打起架来。保镖不敌，这位恶少乃亲自上前呵叱，不意被植甫三拳两脚打死了。植甫既闯下大祸，乃化名易姓，逃出长沙。但是官厅追捕甚急，湖南无法存身，又逃到桂林。因顾虑城里耳目众多，遂下乡躲避于植甫在西岭村教了些时，我村也把他请来，教馆半年。我便是奉先父之命，泡茶拿烟，洒扫炊煮，专门招待他的人。而他对我这个结实爽快的小伙计，也着实爱护备至。
当时广西兵备处总办是蔡锷，总办以下，乃至陆军小学里的各级办事人员，多半是湖南人，植甫先生的同乡。所以他对该校的情形非常清楚。因此在我从习艺厂毕业回家，无适当职业的时候，植甫先生便力劝先父，送我去应考新成立的陆军小学。
关于投考陆军小学，我母亲并不热心。她认为象我这样一个勤劳的青年，与其去投考那不可知的陆军小学，倒不奴留在家里，帮忙操作为佳。后来因为植甫先生一再劝告，先父才决意要我认真地准备功课，以便应考。所以当父亲应聘到姑父家设塾时，仍携我同往。他那时便认真督贲我的课业，不让我轻易离开书房、作其他事务。经过充分的准备，我乃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O七年）冬季，进城参加陆军小学第二期的招生考试。
（二）
广西陆军小学是推行“新政”的设施之一。清廷自庚子八国联军之后，维新派人士策动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同时停止科举，兴办学堂。广西遂也在这风气下实行起新政来。那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是一位年轻有为、好大喜功的人。他锐意延揽新政人材，推广新政。为此，当时政府行政部门中也添了些新机构，如管教育的提学便；司警政的巡警道，管工商的劝业道。为训练新军，又设立督练公所，下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
在这些新的机构之下，又先后成立了各种新式的学堂，如法政学堂，典狱学堂，农林学堂，优级师范，普通中小学，警察学堂，警察督练所，陆军小学堂，陆军干部学堂，陆军测量学堂。宣统元年（一九0九年）又成立了谘议局，为省级民意机关。
为了充实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巡抚张鸣岐又四处张罗新政人才，一时讲时务而富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如庄蕴宽、钮永建、王孝缜、李书城、孙孟戟、蔡锷、尹昌衡、耿毅等，以及留日返国的学生如孔庚、赵恒惕、蒋尊篇、雷寿荣等都先后到了桂林，分担各项职位。如成立最早的兵备处，即由庄蕴宽任总办，钮永建任帮办。至光绪三十四年（一九0八年），庄、钮因与张鸣歧不洽，自请外调，张鸣歧乃调南宁讲武堂总办蔡愕接替庄氏。
广西陆军小学堂直辖于兵备处，乃清末军制上一种全国性的设施。这是模仿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由各省办陆军小学，就基本学术科训练三年，毕业后升入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