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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组织法应大加修改，以减少蒋的权力，而防止独裁的倾向。
在他们苦苦纠缠之下，我实在疲于应付，有时也觉无辞以对，因为他们对蒋的指责和批评都极中肯，可说是一针见血。不过，我所申述的理由，也是句句有力，使他们无法辩驳。我一再引太平天国为例，洪杨同室操戈，以致功败垂成，殷鉴不远。蒋的缺点是大家所明白的，公认的。但是他也有他的长处，党以前也加意扶植过他，今天我们也可以善意地去帮助他，纠正他。断不可闹到决裂的程度，非打倒他不可。临阵易帅，原是兵家的大忌，在今天的情况，尤其会动摇军心民心，乃至影响国际地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我更郑重地说，蒋总司令固有缺点，我们党政军各界也有严重的错误。试看我们幼稚和过火的群众运动，如今闹得市面萧条，人民居处不安。军队里的政工人员则处处挑拨士兵和官长的感情，以图渔利。凡此种种都于革命有损无益，而我政府和党部却充耳不闻。我问邓演达说：“你说工人罢工就叫做革命，为什么同志们不到敌人的后方去策动罢工呢？为什么偏要在我们革命军后方越轨闹事，闹得我们菜也没得吃呢？”
邓说：“这是革命时期的幼稚病，总归无法避免的，将来必能逐步改正。”
我说：“你们何不在这方面多致点力，而偏要搞打倒主帅的大题目呢？”
同时，我也告诉唐生智说，目前党政内部过火的运动是“纸包火”。因为此时唐的中、下级军官已经喷有烦言，对所谓“群众运动”感到十分不满，唐固知之甚详。我说，你如不及早设法排解，消弭于无形，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唐则一再地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见到张发奎时，我也以同样理由，向他解说。我说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着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张说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和他为难的。我说：“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张说。“不会的，绝不会的。”
叶挺的确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位着名的共产党，思想激烈，一切都以共产党教条为依归。这时共产党主张打倒旧礼教，解放妇女，并破坏贞操观念，因此共产党男女之间的关系也随便之至。叶挺虽也随声附和，但是他对他自己的年轻貌美的妻子，却金屋藏娇，防范极严，绝不轻易介绍给“同志”们一见。这也是四军中尽人皆知的趣事。张发奎即举此事为例，向我说叶挺不是那样荒谬不念旧交的共产党。
大致就在一月中旬蒋氏离汉之后，反蒋的说客到我第七军军部来访的络绎不绝。我们互相驳难的内容大休如上所述。其中最具体的，要算是鲍罗廷约我“酒叙”的一次了。
在蒋氏离汉后约一星期，鲍罗廷忽然专柬来约我小叙。我应约而往。我们首先寒暄一番，鲍氏也着实夸奖我的战功。嗣后，他便慢慢地引入正题，鲍说：“李将军，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当日援湘也是你们广西首先出兵的。今日北伐一帆风顺，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总不希望革命流产的吧！？”
“当然不希望它流产，”我说：“相反的，我正希望革命战争早日胜利，军事时期早日结束，好让和平建设早日开始！”
“那末，你看蒋介石近日作风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看他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新军阀。李将军，你是革命元勋，北伐的发动者，我想你不应该跟着一个军阀走！”鲍罗廷说时面色十分严肃。
我说：“鲍先生，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我主张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纠正他……”接着，我便列举临阵易帅的危险，和洪杨内哄覆灭的故事。对他们所发动的反蒋运动，期期以为不可。
鲍说：“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然又要出现一个独裁者，革命就会前功尽弃……”他沉思片刻，继续说道：“你看蒋介石如果失败了，谁能继承他呢？……据我看，李将军，论党龄，论功勋，论将材，还是你最适当。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问题！”鲍氏说着，露出很诚挚的面色来等待我的回答。我心想鲍罗廷今番竟欲置我于炉火之上，以总司令的位置来诱惑我。我因而正色地告诉他说：
“鲍顾问，你还没有认识我！你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愿望，乃至我的个性。我们革命军人唯一的愿望是革命早日胜利，国家可以偃武修文，息兵建设，我们也可以解甲归农。革命不成，马革裹尸就是我们惟一的归宿。既参加革命，我就未考虑到我自己的前途。鲍顾问，你是亲自在场的，你看我力辞前敌总指挥，并保荐唐生智担任，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希望以唐为例，对外号召赴义，以广招徕。你看我考虑到自己的名位没有？鲍顾问，你并没有认识我的为人！”
鲍罗廷被我一番大道理说得闭口结舌，一声不响。其实，他可能确是一番诚意。他们一心一意要打倒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打倒了，就必然要另有一人来当总司令呀！以当时军功、资望来说，他们考虑到我，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我反对临阵易帅，并且认为鲍氏是以名位诱惑我加入反蒋阵营，所以我就未免唐突西施了。如今事隔数十年，在这几十年中抢桑几变，蒋氏及其左右每每认为我要取他而代之。其实，要推翻他，在民国十六年二月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那时我拒绝了鲍罗廷的诱惑，丝毫未为名利所动摇，而后来等到蒋氏羽毛丰满，权力如日中天之时，反而要来推倒他，也未免太笨拙了罢。
当时鲍氏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我接着又说：“鲍顾问，我们国民革命至今日已是为山九仞，然而现在却发生了困难。你是我们的顾问，你要负重大责任啊……”我便一项一项地数给他听，例如：群众运动的越轨，闹得人人恐慌，社会啧有烦言，妨碍革命进展等等。
“鲍顾问，”我说：“这种幼稚行动是否有人故意制造来和我们革命军为难呢？……再说打倒礼教，解放妇女吧，也应该缓缓地进行。怎么可以军阀还没有打倒，我们已进步到男女同浴的程度呢？”
“这些都是群众的幼稚病，革命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妇女们想不想生儿女？”鲍说时颇有得意之色。
“生产是妇女的天职！”我说：“既是女人，就要生儿育女。”
“请问，妇女生产痛苦不痛苦呢？”鲍说。
“岂但痛苦，”我说：“有时还有生命危险！”
“这就是你们的革命了。”鲍笑着说：“妇女知道生产痛苦，还是想生产；正如你们知道革命困难，还是要革命一样。你们今日革命，由于幼稚病所引起的困难，也就是妇女生产时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
鲍罗廷本是一个有高度辩才的人，往往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他这次回答我的问难，例子也举得颇为切当。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立刻回答他说：
“顾问先生，你是相信科学的啦！今日的产科医生和各种医药设备，无不尽量减少产妇的痛苦，和保障生命的安全。决没有产科医生任由产妇受苦，甚至听凭她死亡之理。今日我们的国民革命，正如医生对产妇一样，不独不设法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和损害，反而有意无意地任由他挫败覆亡，这种道理说得通吗？”
鲍氏闻言大笑、举起酒杯说：“李将军，你会说话，你会说话，……哈哈！……咱们喝酒！”他把酒杯向我的酒杯丁当一碰，一饮而尽，结束了我们的一场小辫论。
鲍罗廷是有名的口若悬河的人，而我则一向不长于辞令。这一次不知哪里来了一股敏感，居然把鲍罗廷说得无辞以对。这或者是“理直气壮”的缘故吧！
事后，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一班左派先生们和鲍罗廷的智慧、眼光是比我高出一筹的。他们深知蒋总司令军事独裁一旦得逞，是无法制服的，必将贻患于无穷。而我抵是个存心忠厚，富于妥协性、忍让性，具有妇人之仁的人，何补于国民革命。不过当时我也有两个现实大问题横梗在脑海中。其一就是大敌当前，孙传芳败回南京之后，即刻北上，投入张作霖的怀抱，张立刻补充他的军实；奉军并已沿京汉。津浦两路源源南下，声势赫赫，实不容轻视。我军万一挫败，退回两广，岂非前功尽弃。其次，即使蒋倒之后，仍能支撑现有局面，占有湘、鄂、赣地区，党政责任谁来负责领导？当时共产党操纵工、农、学生团体组织，国民党则早已分崩离析，绝非共产党的敌手，处此震撼环境之中，故愈益增加我的妥协性罢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一章：顺流而下，底定东南
（一）
当武汉方面反蒋运动尚在继续酝酿之中，我国民革命军东下沪杭的战事便已开始。我方肃清东南的战略是分两期执行的。第一期以东路军单独向浙江发动攻势，以便将敌军主力吸引到沪、杭、宁三角地带。待战事进展到相当程度时，我军便发动第二期攻势，使江左、江右两军同时齐头并进，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而截断沪宁、津浦两线的交通，占领南京，如是，江南之敌便成瓮中之鳖了。
惟敌军此时也在通盘调整，重新部署。孙传芳自江西败退，便已感觉到独力难支，不得已乃决定向奉方输诚乞援，并亲往天津谒见张作霖，且行跪拜之礼，更和张学良结八拜之交，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也捐弃孙氏昔日反奉的前嫌，予孙军以补充接济，使孙氏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张、孙两氏复决定联合组织“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以孙传芳和直鲁军总司令张宗昌分任副总司令。且拟疏通败往河南的吴佩孚，作北洋军阀的大联合，以与革命军相对抗。孙氏南旋后，遂将苏、皖北部让予直鲁军驻防。自率其精锐在沪、杭一带，和我东路军的主力相鏖战。奉军和直鲁军则仆仆于津浦线上，准备渡过长江，南下增援。
不过，浙江战事刚开始，孙军便已处于不利地位。先是，当江西战事正在紧张阶段，敌方浙江省长夏超突于十月十六日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亲率浙省保安队八营，向上海进攻。虽终以众寡不敌，为孙军所败，夏氏藏匿乡间民房，被捕殉职。然东南人士的反孙情绪，初未稍减。孙传芳为收拾东南人心，乃调原驻徐州的浙军陈仪第一师和周凤岐第三师回浙。惟斯时浙军已暗中和革命军通声气，到了孙传芳自江西全部溃退，周凤岐遂于十二月中旬在衡州防次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之职。陈仪则因事泄，在杭州被拘，其原驻绍兴、宁波一带的部队，也正式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沿钱塘江南岸布防，和在杭孙军夹江对峙。据守富阳一带的二十六军一部，也和十九军联成一线对抗钱塘江北岸的孙军。所以在我东路战事尚未发动之前，孙传芳已丧失浙江将半了。
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我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由占领江西各军抽调组成，集中完毕，遂在白崇禧指挥之下，自遂安、兰谿、汤溪向浙江出击。是时，我第十九、第二十六两军曾小有挫折，旋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主力汇合，向敌反攻，遂次第肃清浙南，二月十八日我军乃进占杭州。斯时，我东路何应钦部也自福建赶来增援。何部自民国十五年秋入闽以后，未遇激烈抵抗，实力毫无损失，至是全师入浙和白崇禧会合。白氏亲率东路军第一、二、三纵队东攻淞沪，何氏则率第四、五、六纵队北上长兴，进攻镇江。
东路战事发展至此，我军已获决定性胜利。北军为确保沪、宁计，乃兼程南下，向孙传芳增援。张宗昌本人也于二月二十三日至南京，并于二月二十七日偕孙传芳至上海布防，拟与我东路军决战。张学良也率奉军到徐州，以为策应。
战局发展至此，我第一期作战计划已顺利完成，我江左、江右两军乃按原计划，于二月下旬同时东进。程潜的江右军自江西循彭泽、马当之线东进，我则指挥江左军自鄂东的黄梅、广济、罗田，向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一带进迫安庆。敌安徽省长陈调元固早己秘密向我输诚，渠所部二万人分驻安庆、芜湖一带，我军一旦东下，陈部便立刻反正，三月四日在芜湖正式宣布附义，并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之职。皖军王普部也受编为第二十七军，王受委为军长。安徽革命元勋柏文蔚收集北军残部于鄂、皖边境的英山、霍山一带，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柏任军长。皖军马祥斌部则受编为独立第五师，占领合肥。安徽至此，可说真正是“传檄而定”。
时敌人后方津浦路既受威胁，沪、宁一带的直鲁军都不敢恋战，纷纷后撤。我东路军白祟禧部第一纵队遂于三月二十一日进驻上海。三月二十二日东路军何应钦部第四、六两纵队占领镇江。三月二十三日，程潜的江右军占领南京。残敌渡江北窜，江南遂悉为我有。北政府海军的长江舰队也在杨树庄等率领之下，背叛北政府，加入革命阵营。整个长江流域，至是均入于革命政府管辖之下了。
（二）
当我江左军于三月初旬进驻安庆时，我遂率总指挥部自武汉乘轮东下，于三月十八日抵安庆。此时革命军捷报频传，革命势力如日中天，而党、政、军内部的斗争，也随之表面化了。
先是，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三月十日在汉口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由谭延辏е飨鱿形踩恕４巳腥崾迪狄徊徽鄄豢鄣姆唇嵋椋惶卦捶唇姆肿尤缧烨染屑ち业姆唇菟担菔股偈懦铺唤奈潞团扇缣费雨＇等，此时都一反常态，在会议席上低毁蒋氏不遗余力。三中全会随即通过一系列的议案，如“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统一财政及外交案”等，要旨均在抑制蒋总司令，削减其在党、政、军、财各要政上的控制力，使其变成一单纯的受党领导的军事领袖。
平心而论，党中央此种抑制军事独裁的议案，实未可厚非。当时蒋氏身兼中央各要职，培植私人势力，军事独裁的趋势已极明显。北伐胜利进行中，总司令部兼理克复地区民、财两政，权力也实在太大，亟须抑制。不幸共产党即乘机挑拨，以增长其在国民党内的势力。三中全会时，共产党人利用中央各委员的反蒋情绪，大肆活动，竟使已越轨过火的群众运动，变本加厉。国民党中央也竟议决与中共开联席会议，推行今后的革命运动，并通过议案，助长幼稚的群众运动。中共更图利用国民党的分裂以自肥，进而取代之。此种阴谋自招致国民党全党的反感，全国人士由于反共而牵涉到容共的武汉中央政府，认其为共产党所利用。于是蒋氏由一反军事独裁运动下的逋逃者，一变而为领导反共的英雄人物了。其契机的微妙，实难尽述。
三中全会同时议决，党政中央俱行改组。三月十一日全会选出国府委员二十八人，军事委员会委员十六人，我均当选为其中的一员。三月十九日，即我到达安庆的翌日，武汉国民政府突派郭沫若、朱克靖二人前来看我，并携来委任状与大印一颗，特派我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郭氏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朱氏则系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一知名的共产党。朱氏稍谈即去，郭氏因系老友，晤谈甚久。
郭氏把委任状和黄布包着的一颗大印，放在我桌上，要我接受中央委任为安徽省主席。我说，我是个统兵的人，政治非我所长，实在不能兼顾安徽省政，希代转请中央另简贤能充任。
郭氏可能误会我不满意武汉的作风而故意推辞，所以喋喋纠缠不休。找一再解释说，我在军书旁午、戎马倥惚之时，哪有工夫来处理省政呢？郭说：“你可择一人暂时代拆代行！”我说：“这样挂名不作事，岂不是儿戏政事？再者，本党中央人材济济，又岂非我莫属呢？”
郭氏还是喋喋不已，无论如何要我把委任状和大印收下。他是下午二时来看我的，一直谈到傍晚，我便留他晚餐，并以白兰地酒饷客。郭氏既健谈，又善饮，两人且谈且饮。郭君还和我猜拳，他的技术比我高明，酒量也比我大。平均起来，他饮一杯，我要喝下四、五杯之多，使我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客室的沙发上，便熟睡了。等我醒来，已是第二日清晨。我忙问左右，郭副主任哪里去了。副官们说，你醉了之后，睡在沙发上，他再三推你不醒，便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回武汉去了。
就在郭氏离去第二天，蒋总司令忽自九江乘军舰到安庆，并亲来江左军总指挥部找我。蒋氏已听到郭沫若携来委任状和大印，为我所谢却的故事。蒋笑着说：“你不高兴他们的作风，不接受武汉政府的委任，我现在来委你作安徽省主席罢。”说着，他便从衣袋里取出一纸已经写好的“手令”，特派我为安徽省主席。我也同样谢绝他的委派说：“不是不愿就，是做不了，做不好。……论统兵作战，我尚有几分经验。论地方行政，则我既无经验，也无兴趣，更没工夫，如何能作省主席呢？你不是要我带兵到前线打仗吗？”
蒋说：“作安徽省主席你最适当，你最适当。你现在不能分身，可以随便找一个人暂时代理！”
我说：“你看我能找什么人呢？我总指挥部里的人已嫌不够用。再者，我也不希望只挂个名，让别人去代拆代行，因为我还是要负责任的。”
但是，蒋无论如何非我做不可，而我则无论如何不肯接受。僵持到最后，蒋说。“你看什么人最好呢？”他要我推荐一人来做。我想了一想便说：“如果总司令夹袋中无适当的人选，倒不如暂时委派陈调元做。他原是安徽省长起义来归，省政府的班底还在，他做起来实是径而易举。”蒋也点头称是。这样，就把这个政治礼物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