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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速成学校结束，一切设备器械及马匹等，都运往南宁移交给新办的将校讲习所。那时这匹马头已不知去向。当时桂林人嗜食马肉，马肉米粉为一道着名小食，这马头可能已入马肉米粉铺，也未可知。
（三）
我在南宁广西将校讲习所报到，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的秋冬之交。我被派为准尉见习，事实上即是队上的助教，月薪十四元。开学后，任少尉队附，事实上即是排长，月薪三十二元，未儿又晋升中尉。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军职。讲习所内的学生都是旧军里的中、下级带兵官，年龄大约在五十岁以上，官阶高的有位至统领的上校乃至少将。有臃肿的大胖子，也有瘦削的矮子；有礼貌周到的君子，也有抽鸦片、逛妓寮的腐败分子。至于他们出身的复杂，更不必提了。有一部分固然出身于武考或行伍，然不少是由绿林招安而来的。因为广西在清末，是盗匪如毛，而全省皆山，剿平不易，所以当时有“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诊语。
这种匪风的养成，据说是由于道光年间的官吏纵盗养奸所致。洪、杨以后，盗风更炽，官吏怕事，不敢认真剿除，相反地，却以高位重赏来招抚匪首。这样一来，许多不安分的野心分子，都视作贼为进身之阶。由匪首可一跃而为哨官或管带（约等于尉官、校官的阶级），如想从行伍升迁，恐毕生也无此希望。这种化匪为官的风气，在清末盛极一时。远如官至提督、因追剿太平军战死在南京城外、清廷赐谥“忠武”的张国梁，近如广西都督陆荣廷，都是由匪变官的最显明的例子。这种风气当然不止广西一省，北方的张作霖、张作相、张宗昌等也都是绿林出身。所以我们讲习所内，也有若干人是土匪头目起家的，习惯恶劣，不守纪律。他们都保持着原有的官阶和厚禄，拖家带眷前来受训，当然不把我们这些小队附们放在眼里。故此驾驭他们，也象试骑马头，殊非易易。
我们的第二队一百三、四十人中，便有位至少将统领的高景纯君在内。我管教他们的态度是公私分明，不卑不亢。在开学后不久，他们也开始对我表示好感和敬畏。我逐渐以新式的军事知识灌输他们，使他们的兴趣提高而乐于接受。那大胖子高景纯统领和其他素无训练的军官，有时在出操时体力不支，我就叫他们站在一边，看同学操练，而我自己则丝毫不苟且。他们在我以身作则的感化之下，也都自愿前来练习、操演，一反他们旧军本来散漫和不振作的习气。后来也颇能觉今是而昨非，完全服从新学术的教导，使全休上下和睦，精神焕发。等到一年受训期满毕业时，他们对我都有依依不舍之情，并联合起来送了我一件很名贵的纪念品，使我深为感动。
讲习所于试办一年之后，本拟扩大组织，继续更番调训各级旧式军官，故省方派所长林秉彝携带巨款前往上海购置新式装备。谁知林氏爱好排场，喜欢应酬，到了那十里洋场，为声色犬马所诱惑，乃大肆挥霍。不数月，所携公帑被用一空之后，他又打电报回省，诳称款项不足，要求补汇。于是陆荣廷左右不满林氏父子的人，乃大肆攻击林秉彝浪费公帑，主张停办将校讲习所。这时省府亦确实不愿再汇巨金给林秉彝，遂明令把讲习所停办。我们这些教职员，文的被遣散，武的则只有在南宁听候派遗工作了。
第三编：初期军中生活
第六章：护国军中的青年军官
（一）
在将校讲习所停办之后，我们这批无职军官，奉令听候另派工作。明知等来等去总不会有结果的，因旧军各有其系统，门户之见甚深，我们不易插足，且我们新式军人也不愿置身其间。而新军究属有限，更无余额可以容纳我们。所以当我的同事们纷纷搬进城里住下候差时，我就不愿浪费时间和金钱，决定返乡务农了。我家原是耕读之家，因此我觉得在外无职，回家务农是很正当的事，就在民国三年的秋季，回到临桂县的祖籍。
我对于稼穑是个熟手，体力又强，所以我和一般农夫做着完全一样的工作。而他们对我则有些诧异，认为我是一个读书人，在外面求学的洋学生，居然也能和他们一起下田工作。有些不明大体的人则认为我在外面作事无出路，被迫返乡种田，难免有絮絮闲言。我听了也处之泰然，并不介意。本以为可在家乡长期务农，谁知我在桂林的一些朋友认为我在家种田太可惜了，于是便约我到桂林去教书。
桂林许多新式学校，教授的都是新式课程，因而师资便有供不应求之势，而其中最感缺乏的便是军事和体育教员。我国的传统，读书人都文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一旦要找一个能担任各种军事教育和体育运动的人，实非易事。这些学校虽先后请过几位军训和休操教员，结果不是他们的学术科不行，为学生所不满，就是教导无方，或人缘不好，而自动或被迫离职，故各校当局为这项课程，颇感头痛。所以当我的朋友们知道我赋闲乡居时，他们便认为我是这项职务最适当的人选，而向各校推荐。民国四年的春天，省立模范小学首先送来了聘书，我当然也乐于接受，就摒挡一切，到了桂林，做了省立小学高级班的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军训是我的本行，器械操更是我的拿手本领，时常在操场上作惊险的表演给学生们看。他们对我那种马戏班式的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加以我的人缘一向是好的，校方同事对我均极推重。所以我就职不久，便声誉雀起，全桂林的学校都知道了。不久，县立桂山中学也送来了聘书，要我去兼课，我推辞不了，也就兼了。所幸这两校距离不远，而同事和学生都对我极好。学生们敬我如父兄，学校当局则视我若瑰宝，优礼有加。合计两校给我的薪金，比上尉官傣还多四十元，在那时确实是个很可观的数目。我因而有余钱接济家用，剩余的尚购置些田地。精神上与物质上的生活都很惬意。
不过我终究是个职业军人，教文科学堂自非我的素志。所以我时时在想重返军界。我在桂林任教将满一年时，我的一位朋友冼伯平君是我将校讲习所早期的同事。他现在滇军张开儒第三师，已任至营长。承他的器重，邀我到他那里去当连长。因为这时正值袁世凯称帝，西南政要群起兴师讨袁。滇、桂各军都在扩充，号称护国军，干部需要人，象我这样一个经过长期训练的青年职业军人，自然就在他们罗致之列。我当然也乐于应召。所以我就向学杖当局辞职，以应冼君之约，加入护国军讨袁。
（二）
冼营长翰熙（伯平）是广西宁明人，广西干部学堂步科毕业。我们在将校讲习所共事时，他是第三队的队长，我是第二队的队附。洗君在当时同事中是一位年轻而佼佼不群的新军人。衣履非常整洁，随身有自备的帆布行军床，日常生活极有规律，而且注意卫生。总之，他一切都很洋化，和普通军官迥然有别。其后，他加入滇军，当李烈钧的护国军由蒙自开到南宁时，冼伯平正任滇军第三师张开儒部三十一团第二营营长。当时的第三十一团团长便是在杭日时期曾任江西省主席的曹浩森。
冼君对我的邀请，可以说正合我心。因此我就复电冼君，表示接受新职。谁知道我向学校辞职的消息一出，两校师生一致挽留。终因我去意甚坚，他们也不好过分勉强。在我临行之时，学校当局一再表示惋借，并谓值此动乱时代，各方职位变动甚多，现在姑且请人为我代课，如果我觉得在外边不妥，他们随时都欢迎我返校任教。几番惜别，互道珍重之后，我才离开了桂林。
这时正值幕春季节，风和日暖，我自桂林顺漓江而下，直达悟州。梧州本是西江上游的大城市，这时更值护国军兴，运输频繁。各军都在向肇庆集中。时滇军第四师方声涛部适开抵梧州，故沿江码头附近设有第四师的招待所。当我乘的船靠岸时，只见码头上下，军民杂杳，熙熙攘攘。我正预备上岸找旅馆，再候船去南宁，忽然在人丛中瞥见前陆小第一期同学朱良祺、梁伯山和谢绍安。梁、谢二君且是我两江小同乡。旧雨相逢，惊喜交集，互道别后之情，才知道朱良祺现任滇军第四师步兵第三十四团第一营营长。梁为该营营附，谢为第一连连长。当朱知道我正打算去南宁担任连长时，便决意留我在他本营充当连长。我告诉他说曾与冼君有约在先，未便失信。良棋说，大家同属一军，分什么彼此。不容分说，便招呼勤务兵，把我的行李搬到第四师招待所安置下来。并立刻呈请委派我为第一营第三连连长。在良祺的强制执行之下，我无法脱身，只好写信给冼君请辞，并陈述不得已的苦衷。
这时第四师的兵额尚不足，正在梧州一带加紧招募。我们在梧州住了十多天，我的委任状由上峰批了下来，所报连长不准，但准以中尉排长任用。这对我当然是一个小小的挫折，不过我也并不介意。于是我就在第四师内当了一名排长，随军开拔到护国军都司令部所在地肇庆。谁知道这时滇军第三师也开抵肇庆。我忽然间又碰到了冼营长。他因责我为何爽约，未去南宁？原来因为戎马倥偬，我在梧州所寄的信，他没有收到。当我解释清楚被朱良祺等挽留的经过，以及现在当排长的情况，冼君大为不平。因为他已替我请准了当连长，我不到差，却在良祺这里“炒排骨”（那时军队中把当排长叫做“炒排骨”，连长叫做“莲子羹”）。他要我回第三师去。我觉得此事很难开口，所以没有答应他。不意有一天营长们在一起吃花酒，我也奉陪末座，大家又提起了关于我的事。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伯平便责备良棋不该把我中途拉夫抢了过去。伯平说：“你把他抢了过去也罢了，但是你没有机会让他当连长，却叫他在你那儿‘炒排骨’。”两人说到最后竟吵了起来，再加上几分酒意，彼此甚至拔出手枪来。这事一下闹大了。我夹在中间觉得非常为难，为免使朋友们因我而伤感情，我想还是辞职不干的好。承朋友们推爱，觉得我李某为人作事诚实可靠，都要来争取我。我现在只有两边都不做，方可维持朋友间的感情。于是我就决心辞职搬到端州旅馆暂住。
这端州旅馆是肇庆当时最大的旅馆，里面住的客人极为复杂，但多半是与反对帝制运动有相当关系的，或在候差，或是有事与都司令部接洽。我在端州旅馆也遇到几位以前将校讲习所的学生。他们知道我斌闲无事，曾有意介绍我去参加他们的朋友所编的地方民军。他们说如果我肯去，他们可以推荐我以校官阶级任用。因为这时各地都在成立民军，或是收编土匪，纷纷请求都司令部给以番号，官阶极为混杂。“关内侯，烂羊头”，故校官也可随便委派。我自思是一个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殊不应与这些乌合之众的民军为伍，所以他们的好意我都一概谢绝了。但是长期赋闲，也不是办法。正在进退维谷之时，我忽然发现了前陆军小学同学李其昭。
其昭毕业于陆军小学第二期，后又转入干部学堂，他且是我临桂县的小同乡，平时过从极密。他这时是护国军第六军总司令部林虎的部属——步兵第七旅第十三团第二营的连长。他一见到我便问我现隶何部？我当然据实以告。其昭便说如果我不嫌弃的话，何妨到他的连里去“炒炒排骨”呢？我说反正是闲着，如果他那里有缺，我当然很愿意追随。其昭说，等他向他的上峰报告一声，我就可以搬到他部队里去了。
其昭的上司第十三团团长周毅失和第二营营长黄勉都是广西人，广西干部学堂毕业的，和冼伯平、朱良棋都很熟。第二天，其昭带我去见黄营长，黄一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大大有名的”！原来他早已知道冼、朱两营长为我而拔枪相见的故事了。他一再地说：“欢迎！欢迎！”这样，我在当天便搬入林军第二营，当了一名中尉排长。这就是我参加护国军终于隶属于林虎先生部下的经过。
第三编：初期军中生活
第七章：讨龙之役与初次负伤
（一）
林虎先生，别字隐青，广西陆川人。毕业于江西武备学堂。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林仅二十岁。初任哨官，驻桂林。旋位至管带（校官阶级）入粤驻防钦、廉。辛亥武昌起义，升为团长，率所部参加北伐，进驻南京。民国二年二次革命时，江西都督李烈钧起义独立，林氏时为李的混成旅旅长，据守马当、湖口、九江等要塞地区。袁世凯派李纯统率大军南下，进击李、林等部，久攻不克，后来绕至上游，由武穴偷渡长江，经南昌截断南浔铁路，才将林部重重包围。悬赏以缉林虎，生死不拘。此时，南昌省垣忽生兵变，李烈钧微服出走，大势已去。林氏乃率部突出重围，到达湖南醴陵县。自动解除武装，将枪械弹药送予素与革命党人有默契的谭都督延阁。林氏本人则潜逃海外，度其亡命生活。时人曾誉之为彪虎将军。
到袁世凯阴谋称帝之时，林氏即潜回广西，策动广西耀武上将军陆荣廷褐橥义旗，响应云南独立，而护国战役中南北优劣之局，因此顿形改观。此举实为洪宪帝制覆亡、护国运动胜利的关键。因此当时为讨袁而设的军务院中诸领袖如岑春煊、陆荣廷等对林虎先生极为器重，故特界予护国军第六军总司令的要职。我幸能投到他的麾下充当一名排长，虽位卑人微，无关轻重，但每思飞鸟尚知择木而栖，人固宜择善而事，私衷亦颇欣慰。至于林虎先生的勇敢善战，出处磊落光明，廉洁自守，用人不疑，此种作风感人尤深，影响我一生做人处事，实至巨大。可惜当时中国政治未能进入法治常规，内战频仍，致使他常陷逆境，为时代的牺牲者，然吾人固亦不宜以成败来论英雄。林先生晚年曾于柳州经营一小农场。中共席卷大陆后，尚未听说他遭受清算，而被推为人民政协委员，亦不幸中之大幸。
本团团长周毅夫先生，广西恭城县人，也系早期同盟会革命党人。营长黄勉，连长李其昭以及全团上尉以上官佐，十之八九出身干部学堂，士兵则概由广西各县招募而来，所以皆系本省人民。我至连上到差时，他们在肇庆集中徒手训练了还不到两个月，新兵基本教育尚未完成，也无枪械。在我报到后五天，才由日本运到一批六五口径的村田枪，发给士兵，方开始实施持枪教练，这批枪枝在日本人心目中早已成为过时的废物，不堪用来作战了。惟当时中国军队获得此项武器，确已心满意足。不意当我军正在积极训练、秣马厉兵、准备北伐讨袁时，袁世凯忽于六月五日暴卒。袁氏既死，副总统黎元洪正式“接任”总统，以段棋瑞为内阁总理，通电全国息兵，这样护国军也失去了作战目标。军务院和都司令部乃准备解散，所辖各军也听候编遣。谁知袁氏死后，北洋军阀的重心随之解纽，逐渐形成各系—皖系、直系、奉系—军阀割据之局。南方各省的军事领袖如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与广东的龙济光也互不相让。因此袁氏死后南北大战的危机虽可避免，而各区域争权夺利的小内战反因此加剧。就南方来说，首先变成各方讨伐的对象便是粤督龙济光。
龙济光是云南土着的彝人，原为土司，后以襄赞清廷剿灭云南彝乱有功，逐步升迁，光绪末季，由岑春煊荐为广西右江道。光绪三十四年（一九0八年）署广西提督，宣统元年真除。辛亥革命前数月，率军入粤为镇抚使。至民国二年，二次革命解体后，广东都督胡汉民被迫去职，龙氏因效忠袁世凯，受任为粤督。民国三年六月，都督府裁撤，济光乃以振武上将军名义，督理广东军务。袁氏称帝时，曾封龙为一等公，旋加郡王衔。
至民国五年四月，西南各省以兵威胁，龙氏宣布独立，并按护国军例改回民元旧制，称广东都督。但是龙氏参加军务院而为抚军之一，不特非其本意，且处处与护国军为难，阻挠滇、桂军假道广东北上。那时滇军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都司令岑春煊和广西都督陆荣廷（时陆已率师入湘），都急于北伐，不愿与其破裂，而虚与委蛇。几经交涉，济光始允李烈钧部滇军假道，自三水趋粤汉路，经韶关，袁世凯忽然病故，都司令乃令李氏暂停北进，就地待命。
孰意袁氏病故后四日，龙济光未得军务院同意，单独取消广东独立，宣布听命中央。这当然引起护国各军的不满，加以滇军假道广东北进时，龙氏曾令地方官不与过境军队合作，甚至多方留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