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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中的恩怨，反增加了哥大对中国口述访问中的不必要的困难。即以宋子文为例罢，宋氏曾多次通过顾维钧先生向哥大表示愿意参加。宋是哥大的校友，又是所谓”四大家族“中的宋家的第一要员，在后期的国民党政权中，他是位核心人物，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最重要是他还拥有整箱整箱的私人文件。
不幸当他在重庆的时期，由于他的影响，当时作下属”农本局长“的何廉被政府关了起来。据说其时何氏如没有”政学系“的靠山，是可能丧命的。
如今大家都流亡海外，纵不记前嫌，但是把杯握手，也难免脸红——尤其当时华人知识分子圈圈内的传说，都以为这个口述历史是何廉主持的；何氏对外自然也当仁不让——所以宋子文就有点踌躇了。后来宋氏还是不顾既往，颇有参加的愿望，但是在”谘询“过程中，他的名字却被划掉了。
后来顾维钧先生向我说，宋子文先生希望你也能帮帮他的忙，他想写本”回忆录“。我斩钉截铁地告诉顾先生，我愿抽空，为宋先生义务帮忙。但是顾先生知道我是一位”穷忙“的流浪汉，哪里能抽出这个空；一人担三口，昼夜不停走，哪里又能负担起这个”义务“呢？所以也就作罢了。
后来宋氏在西岸吃鸡，不幸噎死的消息东传之后，我个人闻讯，真锥床叹息——我们治民国史的人，怎能把宋子文这样的”口述史料“，失之交臂呢？
哥大这个”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自始至终就只有两个全时研究员。那便是夏连荫和我。夏女士最早访问的对象是孔祥熙和陈立夫；我最初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
李宗仁先生是在一九五八年春夏之交，适之先生决定出长台北中央研究院之后，才应邀参加的。参加的程序是先由哥大校长具函邀请；李氏答应合作了，东亚研究所乃派我前往，商讨有关合作的一切细节和工作方式。
记得我第一次受派往访之时，是一个天明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当我开着汽车在李氏住宅附近寻找门牌号码之时，忽见迎面开来一部黑色的林肯轿车。开车的是一位相当清秀的中年东方妇女。她见了我便把车子与我车对面平行停「，微笑地问我：”你是来找我先生的吗？“我一看就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郭德洁了。我答应之后，她便说：”我先生正在等着你呢。“说着她便掉转车头，领我到他们的住宅。那是一幢只有一间车房，相当朴素的平房。据说原是一位美国木匠的住宅，是李夫人以纽约市内房租太贵，由她坚持着买下来的。我二人下车之后，李先生己站在门前，含笑与我握手了。
李先生中等身材。穿一件绒布印红黑格子的运动衫，灰呢长裤。他那黄而发皱的老人面孔，看来就象祖国农村里的一位老农夫。他领我到客厅，延我”上座“。李夫人捧出咖啡、茶点之后，便又开车买菜去了——说是留我午餐。果然不久，当李公与我谈兴方浓之时，李夫人已经放好了一桌子的菜肴，来约我们吃饭了。这便是我在他们李家所吃的有纪录的一百六十八顿饭的第一顿。莱肴不算丰盛，但是十分精致可口。我顺便一看她的厨房，里面一清如水，杂物井并有条，杯盘银光闪闪。我不禁暗自赞叹：”郭德洁原来还是一位好主妇！“——那时他们是没有佣人的。
后来一位广西籍的岑女士（岑春煊之后裔）也告诉我，战前在桂林，她便常时看到郭德洁骑着脚踏车”上街买小菜“。郭是那时佳林的”第一夫人“，居然骑单车出街，也确是难能可贵的。
这时在李家我们三人且吃且谈，笑语悠然。郭夫人则时起时坐，替我们加莱添汤，看着座上的主人，我简直不相信，他二人便是”李宗仁、郭德洁“这一对民国史上的风云夫妇！他二人言谈举止，都极其平凡而自然，没有丝毫官僚气氛，或一般政客那种搔首弄姿的态度。
这是我对他们夫妇的”第一次印象“，也是我们其后七年交往的肯定的印象。我至今觉得李德邻先生是一位长者；一位忠诚厚道的前辈。他不是一个罔顾民命、自高自大的独夫；更不是一个油头滑脑的政客。我在他身上看出我国农村社会里，某些可爱可贵的传统。
至于郭德洁夫人，我觉得她基本上也是一位”鸳鸯“、”平儿“这一类型的好姑娘、贤七妇。不幸她命大，做了”代总统夫人“，无端地被人看成个女政客，实在是有点冤枉。人孰无过？人孰无短？李氏夫妇亦自有其过，自有其短。但他二人都不是在人格上有重大缺点的人。
日子过久了，我和李府一家上下都处得很熟。李先生的长子幼邻那时与其生母（李氏乡间的”原配“）同住在纽约。幼邻经商很忙，不常来父亲家。我们偶尔一见，也很谈得来。李先生的幼子志圣，那时正在纽约读大学，长住家中；后来应征入伍，当了两年美国兵，又返纽复学。他是位极其诚实忠厚的青年，为人亦甚为爽快，我们相处甚得。李公的侄儿李伦是位工程师，后来也是全美驰名的武术教师，在欧美两洲开办了好几所”功夫学校“，一度也住于李家，我们都变成挚友，相处无间，至今仍时相过从。这三位青年虽也是当年达官贵人的子弟，但是他们都没有以前大陆上那些常见的公子哥儿辈的坏习气，也颇使我刮目相看。
李公夫妇和我处熟了，他二人也告诉我说，他们对我的”第一次印象“也不太坏。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时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来访问的”博士“，可能是一位假洋鬼子；谁知却是一位”诚实本分“的”五战区老同事“——因为笔者在抗战时期曾在”五战区“做过小兵。可能就因为我们双方相互欣赏对方从祖国农村带出来的土气罢，我们七年中的工作和交往，真是全心全意的合作。我的老婆孩子也逐渐变成李家的常客。内子吴昭文与李夫人也处得感情甚好，我的儿子光仪，女儿光佩，也颇得”大桥公公“和”大桥婆婆“的喜爱——那时我们访问李家，一定要开车通过那雄伟的”华盛顿大桥“，所以孩子们便发明了这一称呼。
相处无间，我们就真的变成”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这样也就增加了我们工作上的效能和乐趣。为此我也曾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而安于这项没没无闻、薪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更不知道这项苦差做久了，在这个商业习气极大的社会里，由于为人作嫁，后来几陷我于衣食难周、啖饭无所的难堪绝境！
我个人那时不能入境从俗，而害了我国传统文人的”沉溺所好，不通时务“的旧癖——这样对一位寄人篱下的海外流浪汉的谋生养家，奉养老亲，抚助弟妹来说，可能是件一言难尽的绝大错误罢！但是回想当年，闭户撰稿，漏夜打字的着述乐趣，以及和李宗仁先生夫妇的忘年友谊，此心亦初不稍悔。是耶？！非耶？！今日回思，内心仍有其无限的矛盾与酸楚，时难自怿！
六、撰稿的工作程序
李宗仁先生一生显赫，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物；生性又十分好客而健谈。不幸一旦失权失势、流落异邦，变成个左右为难、满身是非的政治难民，不数年便亲故交疏、门可罗雀。
政治圈子——尤其是中国式的政治圈子，原是最现实的名利市场。纵使是从这个名利市场破产倒闭下来的政治难民们，他们对现实性和警觉性，仍然有其深厚的遗传。象李宗仁那样两头不讨好的是非人物，那时的中国寓公们和左右两派的华侨，都是不愿接近的。
他们李家原出自广西的落后农村，本来也就门衰祚薄，至亲好友，原已无多；在这特殊的情况之下，社交的圈子当然就更小了。此时李先生年事已高，每天只要四小时的睡眠。他又没有象胡适之那样的”读书习惯“。平时看点一无可看的”侨报“之外，也没有读闲书的兴趣。加以不谙英语，又不能——不是不会——开车，邻居和电视，都不能助解寂寥。日长昼永，二老付坐，何以自遣？因而他们最理想的消磨时光的办法，就是能有闲散的客人来访，天南地北地陪他们聊天解闷了。
就在李府二老这种百无聊赖的真空状态之下，忽然来了我这位”清客“，而我所要谈的，又是他二老最有兴趣的题目。所以对二位老人来说，我的翩然而至，也真是空谷足音，备受欢迎。因此当我最初访问时，李先生便希望我能每周访问三次！
我是如约而往了。每次都是自上午十时直谈到深更半夜。吃了李家两餐饭之外，有时还要加一次”宵夜“。原先我是带录音机去的。如此谈来，录音又有何用？所以我就改用笔记了。但是每次十余小时的笔记，也未免太多，我又何从整理呢？
我这时与李氏工作，是紧接着我与胡适之先生工作之后。这两件虽是同样性质的工作，而我这两位”合作人“却有胡越之异。
胡适是一辈子讲”无徽不信“、”不疑处有疑“、”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的考据家。我和他一起工作，真是一字千钧，半句不苟！
李宗仁恰好是胡适的反面。李氏一辈子总共只进过三年多的”军事学校“。他幼年在家中也宁愿上山”打柴“，不愿在私塾”念书“。在军校时期，日常所好的也只是些器械、劈刺和骑术等”术科“，做个拳打脚踢的”李猛仔“。李猛仔自然对”文科“也就毫无兴趣了。他其后做了一辈子猛将，叱咤风云，上马固可杀贼，下马就不能草露布了。稍为正式一点的”笔墨“，就全靠”文案“、”师爷“或”秘书“来代笔。李先生告我，他当年和蒋总司令结金兰之好时，他迟迟未能把”盟帖“奉换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不好意思找秘书来代做那四句‘盟诗’“。
所以李先生对我辈书生所搞的什么考据、训诂、辞章、假设、求证……等等做”学问“的通则、规律和步骤，当然也就完全漠然了。正因为如此，他却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他所讲的，无一而不可以写下，传之后世。这就是”隔行如隔山“的必然后果罢。我既是前”五战区“里的一个小兵，我虽明知照他老人家所说的原封写下来，是要闹笑话的，我也不好意思向我的”老长官“发号施令，直接告诉他；”信口开河，不能入书！“
日子久了，人也更熟，我才慢慢地采用了当年”李宗仁少尉“在”广西将校讲习所“，对那些”将官级学员“教操的办法——用极大的耐性，心平气和，转弯抹角地，从”稍息“、”立正“，慢慢解释起。
最初我把他老人家十余小时的聊天纪录，沙里掏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挡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那时尚没有”民国大事记“一类的可靠的”工具书“——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
就以他在”护国军“里”炒排骨“（当”排长“）那段经历为例来说罢！我们在大学里教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对当年反袁”护国军“背景的了解，总要比那时军中的一员少尉排长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了。所以我就劝他在这段自述里，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而”炒排骨“的小事，则说得愈多愈好。
因此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最初我箍得太多了，他老人家多少有点怏怏然。我为着慢慢地说服他，便带了些《护国军纪实》一类的史籍，和民国初年出版的一些报章杂志给他看。我甚至把《民国史演义》也借给他读。这部《演义》虽是小说，但是全书大纲节目，倒是按史实写的。李先生对这种书也颇感兴趣，也有意阅读。我为他再解释哪些是”信史“可用，哪些是”稗官“要删。俗语说，”教拳容易改拳难“，要帮助一位老将军写历史，实在也煞费苦心。
李先生每每欢喜开顽笑地说他所说的是”有书为证“，而他的”书“，往往却是唐人街中国书铺里所买的”野史“。我告诉李将军说，写历史也如带兵打仗。打仗要靠正确的”军事情报“，情报不正确，是会打败仗的。写历史也要有正确的”学术情报“；情报不正确，写出的历史，就要惹行家讪笑了。
这一类军学参用的建议委婉地说多了，李先生也颇能听得进去，而觉得我”箍“得有理；对我也有完全的信任——这大概也是因为”在野“的人，总要比”在朝“的人，更为虚心的缘故罢。这样我这位唐少尉，才渐渐大胆地向我”将官级的学员“，叫起”稍息“、”立正“来了。
大体说来，我那时起稿的程序是这样的：第一、我把他一生的经历，大致分为若干期。他同意之后，我又把各期之内，分成若干章。他又同意了，我乃把各章之内又分成若干节，和节内若干小段。其外我又按时新的史学方法，提出若干专题，来加以”社会科学的处理“；希望在李氏的回忆录里，把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点新鲜的社会科学的答案来——这也是当时哥大同仁比较有兴趣的部门。
可是经过若干次”试撰“之后——如中国传统史学上”治、乱“、”分、合“的观点和史实，在社会科学上的意义——我觉得这种专题的写法，是”离题“太远了。盖李氏所能提供的故事，只是一堆”原始史料“而已。他偶发议论，那也只是这位老将军个人的成熟或不成熟的个人意见。我这位执笔人，如脱缰而驰，根据他供给的”口述史料“，加上我个人研究所得，来大搞其社会科学，那又与”李宗仁“何干呢？这样不是驴头不对马嘴了吗？所以我就多少有负于校中同仁之嘱望，决定不去画蛇添足。还是使他的回忆录以原始史料出现罢。
在李先生觉得我的各项建议俱可接纳时，我就采取第二步——如何控制我的访问时间，和怎样按段按节，一章章地写下去了。
首先我便把访问次数减少。每次访问时，又只认定某章或某几节。我们先把客观的、冷冰冰的、毋庸置疑的历史背景讲清楚——这是根据第一手史料来的；无纪录的个人”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甚至是相反的——然后再请李先生讲他自己在这段历史事实里所扮演的角色。约二三小时讲完这段故事之后，我便收起皮包和笔记；正式访问，告一结束。
随后我就陪李氏失妇，夭南地北地聊天聊到深夜，这也算是我们的”无记录的谈话“罢。这个办法是我从访问胡适所得来的经验。因为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间。
李先生很欢喜我这种办法。因此有时在正式访问之后，我也约了一些哥大的中美同事和友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无记录谈话“。哥大师范学院的华裔胡昌度教授，便是后期常时参加这个”谈话“的李府座上客。人多了有时也宾客盈室，笑语喧哗，俨然是”代总统府“在海外复活。
但是就在这轻松的谈话之后的三两天内，我则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来，送交李公认可。他看后照例要改动一番。取回之后，我再据之增删，并稍事润色。
我写这长篇故事，归纳起来说，亦有三大原则：
（一）那必须是”李宗仁的故事“；虽然在他的口述史料之外，所有成筐成篓的着述史料，全是我一手搜集编纂的。
（二）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李先生说故事时虽亦手舞足蹈，有声有色，但本质上是心平气和的，极少谩骂和愤激之词。他对他的老政敌蒋公的批评是淋漓尽致的，但是每提到蒋，他总用”蒋先生“或”委员长“而不直呼其名，或其他恶言恶语的称谓。提到其他人，他就直呼其名了——这大概也是多少年习惯成自然的道理。所以笔者撰稿时，亦绝对以他的语气为依归，断不乱用一字。
（三）他如有少许文字上的改写，我也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以存其真。只是有时文章组织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讹错，非改不可之时，我才加以改写。例如李氏专喜用”几希“二字，但是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未把这个词用对过，那我就非改不可了。全稿改后再经他核阅认可。取回后，我再把这初稿交予小楷写得尚称端正的内子吴昭文，用复写纸誊写两份（那时尚无廉价复印机），我留下正本，以副本交李公保留备查，这就算是我们的清稿了。
这样地完成了两三章之后，我便停止访问若干时日。一人独坐，把这两三章中文清稿，用心以英文缩译，甚或改组重写，务使其在文章结构的起承转合上，和用字造句的锤炼上，进入全稿的”最后阶段“；以便向校方报告”进度“，并按时分章”交卷“。所以笔者在本文前段便提过，本书在写作程序上，这中英二稿，并非一稿双语，而是一宗文稿在撰写程序中的两个阶段。中文稿实是”初稿“，而英文稿反是”定稿“也。
我打出英文稿之后，再交李先生转请甘介侯先生以中英两稿互校；由甘先生说明或修正，再经李氏认可之。我取回该稿之后，再请校方编者涉猎一过，并对英语造句用词，稍事润色，我再作最后校订之后，便打出五份，这便是全稿着作过程中的”定稿“了。照例也是哥大留原本，以一副本交李氏。其后哥大向外界申请资助时，提出作证的资料，便是这种英文原稿。
以上便是我和李宗仁先生的工作程序。经过长期合作，李先生总算对我完全信任。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可说是顺利而愉快的。在这顺利而偷快的气氛之下，李宗仁先生最大的消遣，便是静坐沙发之上，微笑地欣赏他自己的回忆录；而我则日夜埋头赶稿，也真是绞断肝肠！
七、美国汉学的火候
在我和李宗仁先生一起工作的最初二年——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六O年秋季——对我发号施令的虽然不是我的中国”老同事“（李公对我的自谦之词）；而我的背后却有一个时时不耻下问的洋上司——那个出钱出力的哥伦比亚大学。
不用说大学里的”口述历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