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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极其令人满意的职业；从事科学工作能使人不去注意外界事物，因而也可以为感到世事痛苦的人们提供安慰和逃避的手段，所以只要科学本身不受威胁，大部分科学家可能都是最恭顺的公民。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做到没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它就可以万无一失地指望继续得到一般科学家，甚至许多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的支持。
科学和宗教 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的变迁是近代科学家遵奉时尚的倾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科学和宗教的斗争成为知识界斗争的焦点以来，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科学家过去实际上等于是无神论者、或者至少也是不可知论者。
现在双方都向我们保证说：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斗争已经由于发现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而获得解决，同时著名科学家们在支持关于宇宙和人类生命的神秘观点方面也不甘心落后于主教们。前后情况所以不同丝毫不是由于先前论战中的论点已经被否定了，而是由于宗教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确企图干涉日益发展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科学家不希望被人认为是不信教的可是他们在当时却面临着一个为难的抉择：要末自己就得表现出是信教的，要末就得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明白含义。只要人们不再正式要求他们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后来的科学家是极其愿意回到宗教那里去的，因而就是回到遵奉时尚的作风上去。俄国革命发生以后，这个变化尤其明显，因为那时宗教作为反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又得到了充分的赏识。在早些阶段、在十八世纪末，也产生过类似的情况。那时科学和伏尔泰式的自然神论密切地、似乎也是无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一当法国革命表明自然神论对现有秩序具有确定的危险性，科学也一度同样受到禁止。一直到十九世纪早期人们发现有可能把安分守己的科学同皈依教会和国王的态度结合起来的时候，才取消了禁令。
狭隘的眼界 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极其明确地说明，社会环境对科学家自己的工作的直接学术成果的影响是多么有力。社会环境中充满了激动的情绪，而科学却是小心翼翼地清除了感情因素的。社会环境一直是无所不包的，而科学则是高度专业化的。这些优点又由于十九世纪产生纯科学观念而得到增强。由于科学教育和科学传统坚决要求通过专业化培养技术能力并且否认科学与社会之间存在任何有机联系因此，在科学家看来，科学本身似乎就只是一种狭隘的教条，不能满足他作为人的一般需要。为此他就求助于一切与科学无关的当代各种有影响的事物：宗教、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哲学或美学。其中没有一种能很容易地同他们的科学调和起来。于是，他们就养成把头脑分成若干互不通气的区域的习惯。十九世纪伟大科学家的生平是这一态度的极其明确的例证。这种态度和十七世纪把科学扩大到政治、哲学和宗教领域的习惯形成鲜明的对照。伽利略对神学的兴趣和普里斯特利对政治的兴趣，同法拉第的桑德曼教式的宗教虔诚或者克鲁克斯的唯心论明显不同。这种态度的影响所及不但拆散了科学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而且也对科学产生反作用，使科学内容由于专业化和缺乏哲学的广度而变得贫乏了。
科学界的老人统治 我们前面指出的影响是对科学家个人产生作用的一些影响。在研究社会对整个科学的影响时，就得考虑到科学的组织形式对科学的影响。在这里有一个因素有力地妨碍科学家对社会力量作出任何积极反应。随着科学界的人数和影响的增大，它的控制权就越来越落到年龄较大的科学家集团手中。目前这种老人统治是妨碍科学进步的最大因素。在前几章中已经讨论过它起作用的方式。目前它是一个自动延续和自动加强的体系，变得越来越同政府和大金融集团发生联系。科学工作者人数和科学工作的内在复杂性都正在迅速增长。这就使老人的统治更为彻底，同时必然也使得他们更加无力理解自己所控制的机器运转情况。迄今推动科学前进的积极因素还是克服了这些阻力的，不过如果不能维持或者加强这种推动力，老人统治对我们文明的作用必然迟早会象它对希腊和罗马文明所起的作用一样，使科学变成故弄玄虚的东西，过于尊重权威和过去的伟大事迹。科学管理民主化和青年化是它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
作为公民的科学家
幸而妨碍科学家加强社会意识的影响并不是唯一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并不象相反的影响增加得那么快。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科学日益成为现代国家正常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的独立和批判的态度减弱了。不过这也同时使他更加密切地接触到普通公民的一些切身问题。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科学家当中的下层群众而且适用于他们之中人数很多的一部分人，即青年科学家。商业文明向科学提供的好处大多数都归年长的科学家所有，而且归他们当中为数不多的人所有。的确，变成为数寥寥的幸运者之一的前景对其余的人产生巨大作用。不过由于科学家人数越来越多，大多数人也越来越明白，他们在这方面的希望是极小的。于是他们就倾向于同行政人员和职员一起，更加集中力量来改善自己的实际境遇。
形势的影响 这些对境遇和地位的直接考虑本身只能促使科学家极其缓慢地产生职业觉悟。但是除了这种因素外还有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种种变化和不稳带来的其他因素。如果科学家处于世外桃源的话，他也许会证明是比几乎任何其他职业的成员更为恭顺和更为服服贴贴的人——不过他并不是处在世外桃源中。来自外界的激烈事态终于打破他的平静心境，并且强其他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能。在这些事态当中，近年最重要的有四件事：经济危机、苏联的建设、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备战活动的普遍加强。
经济危机 人们开始明白了，现代工业化的进度很快，足以使我们有理由把目前时代看作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在这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所起的作用比它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大得多，也更带有自觉性。现在应用科学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可以直接看到了。而且至少对科学家说来，目前在技术上显然有可能使世界变得丰衣足食并使人们清闲地过日子，而且这件事并不是只有在不确定的将来才能实现。首先，美国的例子，使人们认识到技术改革是多么重要性。在美国，这一种认识虽然很简略，但却最典型地体现在专家治国论中。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实际上，直到经济萧条时期，经济倒退和技术进展的鲜明对照才使人痛感到这种潜在可能性的真正意义。直到H。G。韦尔斯为止的老一辈科学预言家本来都把经济进展和技术进步并行不悖视为理所当然。
现在看来剧烈的经济波动可能大大影响技术进展对人类的价值，因为经济波动不但会使这种进展停止下来，而且甚至可能会使技术成果用于有害于社会的目的，特别是表现在大量失业和战争上。显然，单是在发明上取得进步是不够的，还要对经济制度采取措施。
五年计划 正当人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答案却正在苏联摊出来。苏联提出的极其全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吸引了不少对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混乱竞争感到失望的人们。不过使得比较讲求实际的人开始心服口服的，却是这个五年计划在世界经济严重萧条之际所取得的实际成功。俄国计划要应付的并且成功地克服了的阻力显然主要由于缺乏物资和有训练的人员而引起的技术困难，而不是其他国家的那种经济困难。计划生产的观念立刻开始产生吸引力。于是在萧条时期的有希望但却短命的运动行列中，除了专家治国论者之外，还有了计划经济的鼓吹者。他们想仿效苏联的成功经验，但却不打算正视苏联为了获得成功所实施的经济变革的意义。不过苏联的成功对科学家尤其有吸引力，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克服目前科学应用过程中难以置信的混乱状态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史 苏联的影响也在其他方面产生了作用。苏联的科学组织形式以及它用以发展科学和科学教育的相对巨大的经费向全世界显示了：终于有了这样一个科学可以发挥应有的功能的国度了，甚至深深了解苏联科学的实际缺点和落后的人也承认了这一事实。同时在其他国家中，亟欲获悉情况的人，希望对促使科学得到这样合理的利用的思想多所了解，他们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在西欧存在了半个世纪却无人加以赏识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英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趣真正开始于1931年举行的国际科学史大会。强大的俄国代表团参加了大会。他们说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可以而且正在为理解科学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提供多么丰富的新概念和新观点。约在此同时，在美国和法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日本，再度产生了类似的兴趣。
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第三个因素、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某些方面也是打开科学家眼界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前，或者更严格地说，在它出现于科学思想中心德国之前，人们都认为科学的社会功能是理想而不是必要的东西。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科学能用于为人类造福而且能适当地组织起来并得到经费，那就好了，不过大多数人却怀疑为了这个可取的目标究竟是否值得花那么大的力气，还是维持现状，并尽量利用现状为好；即使科学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毕竟还没有谁去干涉它。希特勒的出现使这一切都变了。驱逐犹太科学家和自由主义科学家的事件使其他国家的最得意和处境好的科学家也突然想起，自己再也不能相信个人可以幸免于难了，而且在纳粹对国家的改造显然意味着要把科学改造为某种面目全非的东西的时候，科学本身也正处于危险之中。纳粹把生物学和社会学大加歪曲以适应作为该党宣传根据的种族理论。他们粗暴地控制着其他科学以利于备战和战争经济。
科学家的反应 英国科学家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应很不一致，殊出意料之外，只有极少数人赞成纳粹的理论。他们对种族问题和战争具有生物学上的淘汰作用一点本来就持有十分明确的观点。另外一些人，虽然一方面谴责纳粹破坏科学、特别是谴责它的反犹政策，另一面却认为他们的反应仅仅应该限于对受害者进行帮助。他们不但没有认识到这种形势需要科学家采取积极行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反而认为德国的教训是：科学家应该比以前更少过问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科学家是否能免受政治迫害取决于他们在政治上是否能保持中立。A。V。希尔教授在一封致《自然》杂志的信中说：
“如果科学家们要文明社会给予豁免和宽容的特权，他们就必须遵守规则。罗伯特·胡克二百七十年前就把这些规则加以概括，没有谁比他说得更好了。韦尔德从大英博物馆的胡克遗稿中记下了一段日期为1663年的文字。这段文字也许是在皇家学会第二次章程通过后起草的。开头是这样说的：‘皇家学会的任务和目的是——通过实验增进关于一切自然事物的知识并改进一切有用的技艺、制造方法、机械操作、发动机和发明——（不涉及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修词学或者逻辑学），’它接着又说：‘一切为了替上帝增光、为国王添荣誉……，为他的王国带来好处，并为人类普遍造福。’不过问伦理或政治：我认为这是文明国家让科学研究享受豁免和宽容的正常条件。我说这些话并无鄙视伦理和政治之意——我感到，某些高人一等者谈到伦理和政治这类社会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事物时流露出来的那种鄙夷的态度，的确是幼稚和愚蠢得令人不能容忍。人类的伦理教师和政治管理人需要最聪明和品格最优秀的人而不是最低劣的人去充当；不过科学却应该保持超然不倚不偏的态度。这并不是由于任何自高自大感、并不是由于对大众福利漠不关心，而是以此作为一个达到学术上彻底忠实的条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感情，在作出科学判断时是完全用不着的。如果科学失去了它的学术上的忠实性和它脱离于政治而独立的性质，如果——在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支配之下——它同感情、宣传、广告、某些社会或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它便会完全不再具有它的普遍吸引力，它的政治豁免权也就丧失了。如果科学要继续进步，它就必须坚持保持它传统的独立地位、它就必须拒绝介入或者受制于神学、伦理学、政治学或者修词学。”——《自然》杂志第132页〔1933年〕。
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想法使人更加明确地脱离了一切社会政治活动。当人家要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联名提出某项政治性抗议时，他回答说，“我对政治完全不懂，也不想懂得政治，因为如果我置身局外，我想他们就不能对我怎么样了。”可是对于其他的人，包括许多最活跃的和年轻的科学家们说来，效果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对政治问题比较感兴趣，并且坚决主张：科学家对法西斯主义，必须采取要末赞成要末反对的立场。布莱克特教授在他后来重新发表在《科学遭受的摧残》一书中的一篇广播稿中说：
“除非社会能利用科学，它就一定会变得反对科学。这就意味着不再希望取得本来有可能取得的进步。资本主义正朝着这条路走下去，而这条路则通向法西斯主义。
另一条路是大规模的彻底的社会主义规划：这就是制订尽量增产的规划，而不是制订限制产量的规划。我认为可走的路就是这两条。现在有人告诉你——在以后几年中人家还会对你重复一千遍——还有第三条道路，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能使一切人公平地得到好处的叫做计划经济的东西。例如有人会告诉你，失业保险和房屋政策应该脱离政治，并且要客观地、科学地加以处理。仿佛这些问题并不是政治的内容！如果要作出牺牲，就得‘平等分摊牺牲’。有人会乞灵于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并强调为国家服务和服从国家纪律来遮盖贫富之间不同的利害关系。所有这些倾向，在我国是够明显的，虽然我们还得到意大利和德国去寻找这些倾向的充分表现。所以我认为，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意大利人的或者德国人的气质所特有的东西，甚至也不是两种鲜明的性格的特殊创造物；但是我的确认为，它是一种通过限制生产、通过经济民族主义，通过降低工人阶级生活标准来应付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的政策的必然结果。我国似乎也正在用同一方法来应付世界性危机。这个办法能成功吗？我可不相信。我认为这种倒退并不能提供任何解决办法。例如，试想一想，为了小业主的利益，把大企业分为若干小企业，用手工来取代机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过去促使人们合并和采用机器的一切资本主义内在经济力量会发生作用使原状恢复。资本主义回到原来的状况中去，是拯救不了自己的。
事实上，我认为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业界领袖也不会相信资本主义能够用这种办法拯救自己。他们可能纵容或者甚至鼓励一个反对机器、赞成小作坊、反对工厂的群众运动。因为他们极其需要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支持他们，因而不得不为取得这种支持付出代价。但是大企业十分明白机器对自己是十分必要的。反对机器的议论将比实际反对机器的行为多得多。不论人们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反对科学和机器，所产生的气氛肯定不仅对科学极其有害，而且对一切从事客观的学术活动的尝试也是极其有害的。中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所抱的希望肯定要破灭。他们有朝一日会发现自己上了当。他们认为自己得到的是某种新东西，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可是实际上他们得到的是资本主义。因为在今天的两个法西斯主义国家中，法西斯主义肯定也就是资本主义。当我第一次写这句话的时候，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只有两个。现在我已数不清了。在法西斯主义施放的帮助小业主的烟幕下，小业主却明显地、特别迅速地消灭了。这是很希奇的但也是意义深长的。在法西斯国家，一如在其他地方，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力量造成的。意大利1932年的巨大破产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法西斯主义真的能够拯救小企业。……我相信只有两条路可走，我们目前似乎正开始走的路是通向法西斯主义的路：随之而来的是限制生产、降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以及放弃在科学上谋求进步。我相信唯一的另一条道路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将需要一切能够得到的科学知识，以便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财富。科学家们也许不久就得决定自己要站在哪一方。”（第139—144页）
这种态度不仅限于口头，著名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梅里曼已经在西班牙为保卫民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切国家的科学家们和医务人员们也正在其专业范围内尽力帮助西班牙。
备战 最后一个因素是日益加紧的备战活动，使科学家们日益认识到需要有一个社会目标。1932年科学研究的极其萧条的状态和它目前的相对繁荣的局面之间的差异不能不显示出，这种繁荣局面同加速备战有关。科学家们愈来愈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这种备战活动，有的为钢铁及化学工业等主要与生产军火有关的工业出力，有的在政府国防部门工作。吸收科学家参加正在英国加速进行的防空工作，就是这方面的显著的例子。尤其是正在吸收化学家和医师在地方防务计划中担负重要职务。随着在大学里建立技术军官后备队，征召科学人员的第一阶段已经到来了。
科学家再也不能置身局外了；他得作出决定，自己究竟是不是参加这种计划，如果参加的话应按照什么条件参加？在这里，许多人又是倾向于走阻力最小的路线，接受政府公告并且自愿提供帮助。不过有少数态度坚决的人已经采取了彻底的和平主义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