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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理智和道德感密切相关的是１９世纪固有的另一种性格特征：自豪感与优越感。在今天，如果我们看一看有关１９世纪生活的图画——男人留着胡子，头戴高高的丝帽，手中握着手杖，我们立刻会看到１９世纪男人自豪感可笑的、不可取的一面——虚荣心，幼稚地相信自己是大自然及历史造就的佼佼者。在我们的时代，在这种可笑特征已经不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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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时，我们却能看到这种自豪感寓含的积极成分。
可说是，人感到自己掌了权，摆脱了自然的统治，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自己的主人。他挣脱了中世纪迷信的枷锁，在１８１４年到１９１４年这一百年间创造了最和平的历史。他感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人，只服从理性的法则，只听自己的决定。
总的看来，我们可以说，１９世纪社会性格的特征是：竞争、囤积、剥削、权威、侵略以及个人主义。在此，我们实际上已经着重指出了２０世纪与１９世纪资本主义的重大区别。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进一步讨论。
我们发现，在２０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接纳与销售取代了剥削与囤积；日益增长的“协同”倾向取代了竞争；希望稳定而安全的收入的愿望取代了永不满足的争夺利润的欲望；分享及扩大财富，操纵他人——以及自己的倾向取代了剥削；匿名的权威——舆论及市场的权威取代了理性及非理性的公开权威；①适应及认可的需要取代了个人的良心；虽然意识不到但却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之感取代了自豪感与优越感。
②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１９世纪人们的病理问题，我们当然会知道，这些病理问题与人的社会性格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
剥削及囤积的态度使人受苦受难，使人不尊重人的尊严；
①不过，俄国及德国的情况却向我们表明，２０世纪逃避自由的形式，也可能是完全服从于公开的非理性权威。
②我得补充一点，前面所述主要是指１９世纪的中产阶级。
１９世纪的工人和农民在许多基本方面都与此不同。
２０世纪发展的众多方面之一，就是各社会合作（尤其是居住在城市的各阶层）之间的性格差异，几乎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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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造成了欧洲对非洲、亚洲以及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无情剥削，这种剥削毫不顾及人的价值。
１９世纪的另一个致病现象，即非理性权威所起的作用以及服从于这一权威的需要，导致人压抑那些为社会所禁止的思想、感情。最明显的症状便是性压抑，以及对一切自然的东西的压抑，这些压抑表现在身体、姿态、服饰、建筑风格等方面。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这种压抑的结果，就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神经症病理。
１９世纪以及２０世纪初的改革运动，就是从这些主要症状入手，力图治疗社会病态的思想倾向。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强调了消灭剥削，将工人改造成独立、自由与受人尊重的人的必要性。这些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如果消除了经济上的苦难，把工人从资本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１９世纪所有积极目标都会完全实现，一切罪恶也将消失。同样地，弗洛伊德也认为，如果大幅度减少性压抑的程度，神经症和各种精神病也会随之减少（尽管在人的后期生活中，原来的乐观态度也越来越少了）。
自由派认为，如果完全脱离了非理性的权威，就会迎来一个新的太平盛世。自由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心理分析学家尽管彼此不同，他们对治疗人类疾病所提供的药方，却都是针对１９世纪的病理和复合症状下的良药。通过消除剥削和经济苦难，或者除去性压抑和非理性权威，人便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比他在１９世纪所处的状况更加自由，更加幸福，更加进步。还有什么比这种愿望更自然呢？
半个世纪过去了，１９世纪改革家的主要要求都已经实现。就拿经济上最进步的国家美国来说，对群众的经济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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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消失的程度，在１９世纪是不可思议的。
工人阶级并没有掉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越来越多地分享民族的财富，而且我们可以断然设想，在今后五六十年，假使没有什么大的灾难发生，美国将不会再有明显的贫穷存在。与经济苦难的日益消除密切有关的是，工人作为人，其地位及其政治处境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工人主要通过工会，成了经营管理的社会“合伙者”。再也没有人像三十多年前那样，命令、开除或侮辱他了。当然，他不会再仰望“老板”
，认为老板高人一等。他既不崇拜也不仇恨老板，虽然他可能会忌妒老板。就顺从于非理性权威的问题而论，１９世纪的社会景象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说明了这一点。
子女已经不再害怕自己的父母，父母与子女已经成了朋友。
如果说人们感到有点不安，这不是指子女，而是说父母担心他们自己合不上时代的潮流。在工业界和军人中，都有着一种“协同工作”和平等的精神，这在５０年前是无法相信的。此外，性压抑也已经减少到可观的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一场性观念的革命，陈旧的禁忌和原则都被抛弃了。
不可满足性欲的看法被当成了过时的或不健康的思想。尽管有人反对这种作法，总的情况却是，１９世纪的整个禁忌、抑制系统几乎完全消失了。
按照１９世纪的标准，我们几乎具备了健全社会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同时，很多仍然按照１９世纪标准考虑问题的人也深信，我们会继续前进。他们进而认为，对继续进步的唯一威胁来自极权社会。
可是，对于那些不用１９世纪的眼光看待当代社会的人来说，显然１９世纪的希望的实现并没有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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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结果。实际上，２０世纪中期尽管有着物质繁荣、政治和性自由，但在精神上，社会比１９世纪病得更重。艾德莱。
史蒂文森曾简明扼要地指出，的确，“我们不再有成为奴隶的危险，但有可能成为机器人。”
①我们眼前没有公开的权威来威吓我们，但是，我们却害怕那要求人协调、顺从的匿名权威。我们不屈服于任何人，我们并不同权威发生冲突，但是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信念，几乎丧失了个性，没有自我意识。
很显然，我们不能按照１９世纪的老方法来诊断我们的病。
我们必须认清我们时代的特殊病理问题，才能获得洞察力，以拯救西方世界，使其不致于越来越陷入疯狂中。
在下一节中，我将试图作出这种诊断，讨论２０世纪西方人的社会性格。
三、２０世纪
（一）社会及经济变化
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技术、经济及社会结构方面，发生了剧烈变化。人的性格也发生了同样剧烈的根本变化。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资本主义从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时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剥削形式、权威的形式、占有欲的作用，都发生了变化）
，下面，我们将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性格特征。
这些特征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
①见艾德莱。史蒂文森１９５４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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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先从反面来开始讨论。在当代西方社会，封建社会的特征愈来愈消失，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因而也愈来愈明显。不过，美国同欧洲相比，封建思想的残余更少一些。美国的资本主义不仅比欧洲更强大，更先进，也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榜样；不仅因为欧洲各国都力图仿效它，而且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进步的形式，它完全摒除了封建残余的影响，摆脱了封建势力的枷锁。封建遗产除了明显的消极特征外，还有许多为纯粹资本主义的态度所没有的人性特征，这一点对人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在欧洲，旧的封建主义的人的价值观念依然存在，欧洲人对美国的批评主要便是以这些价值观念为依据的。这种以过去的名义批评现在的态度也正在欧洲急剧地消失。在这一方面，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差别仅仅是阶段上的差别，即较旧的资本主义同较新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夹杂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
从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技术革命。蒸汽机获得广泛使用，内燃机及电的运用日益普遍，原子能初步得到利用。
这种发展的特征是：机器愈来愈取代手工劳动，更有甚者，机器智能代替了人的智慧。在１８５０年间，就各种劳动比例而言，人占了１５％，动物占７９％，机器只占６％；可是到１９６０年，这个比率将会大大不同，人力占３％，动物占１％，机器占９６％。
①在２０世纪中期，我们看到了一种日益增
①参阅Ｔｈ。卡斯卡多姆和Ｒ。莫德利所著《美国，衡量一个国家》，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１９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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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使用自动机器的趋势，这些机器有着自己的“头脑”
，使生产的整个过程发生根本变化。
生产方式的技术变化，一方面是资本日益集中的结果，另一方面，技术变化本身也加快了资本集中的进程。小型公司数目的减少、重要性降低的情况与经济巨物的增加成正比。
几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可能会有助于我们获得一个具体印象。
１９３０年，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买卖中，５７３家独立公司占了大多数股票，其中１３０家公司占了所有公司产业的８０％。
２０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控制着“非金融公司共同财富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则为３０多万小公司拥有。”
①我们必须进一步记住，这些庞大的公司所具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们直接控制的资产。
“小公司同大公司做买卖，也可能同其它小公司打交道，但大公司对它的影响就可能大大胜过其它小公司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小公司要保持兴旺繁荣，就得依赖大公司所给的恩惠，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大公司的利益也成了小公司的利益。仅凭公司规模的大小，大公司对物价的影响也大大增加了，即使大公司还未开始行动去垄断价格。大公司的政治影响也可能十分巨大。因此，如果粗略地划分一下，２０家大公司控制着共同财富的一半，其余一半为小公司所有，那么我们可以公平地说，这些大企业统治着一大半工业生产。
在１。
２５亿人口中，２００人控制并指挥着一半的工业，当我们
①参阅Ａ。
Ａ。伯利和Ｇ。
Ｃ。韦恩斯所著《现代公司和私人财产》，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１９４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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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集中造成的这一情况之时，权力集中就显而易见了。“
①自从１９３３年以来，这种权力集中的情况一直在增长，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趋势。
个体经营企业的数目也大大减少。
在１９世纪初叶，大约有五分之四的从业人口为个体经营者；到１８７０年，这部分人只占三分之一；而到了１９４０年，这一老的中产阶级只占了从业人口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只相当于１００年前这种力量的２５％。在今天，２７００个巨型商店（只占全美国商店总数的百分之一）所雇用的人员，占了全部商业雇员的一半；而其余的１５０万个体经营商号（非农业性质）的雇员，则只占全部雇员的百分之六。
②正如这些统计数字所表明那样，随着企业资本的集中，这些大企业的雇员人数也猛增起来。在旧的中产阶级中，农民、独立经营商以及自由职业者占了８５％，现在，这些人只占了中产阶级的４４％；在同一时期，新的中产阶级从１５％增加到了５６％。
在这一新的中产阶级中，经理由２％增加到６％，靠工资维生的专业人员由２％增加到２％。在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４０年间，这个新的中产阶级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６％上升到２５％；而工资工人则由６１％下降到５５％。
米尔斯简单明白地指出：“……操纵物的个人越来越少；对付人和符号的人越来越多。”
③
①见前书②这些统计数字引自Ｃ。
Ｗ。米尔斯所著《白领工人》一书，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１９５１年。
③见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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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业越来越重要，另外一种发展也随之而来：经营权和所有权日益分离。伯利和韦恩斯的经典著作中的统计数字揭示并说明了这一点。从（１９３０年的）２００家最大的公司中情况清楚的１４４家来看，股东在５００人以下的只有２０家，股东在５０万人之间的有７１家。
①只是在公司中，经营者才似乎占了重要股份，在大公司，即最重要的公司中，股份所有权和经营权几乎完全分离。
１９２９年，在某些最大的铁路及公共事业公司中，每个股份人所占的份额不超过全部股份的２。
７４％。据伯利和韦恩斯称，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工业领域。
“在工业生产中，如果把经营者所持的股份按平均多少排成一个队的话，……高级职员和经理所持的股份几乎完全与公司的大小成反比。除了两种例外情况之外，公司越大，经营者所持的股份越少。在几个铁路公司中，每个公司的普通股平均为５２００万美元，经营者占的股份为１。
４％。
在各种采矿业中，经营者所占的股份为１。
８％。只有在小公司中，经营者才占有了重要的股份红利。除了平均资本为１００万美元以下的工业公司之外，小公司的经营者占的股份还不到２０％。
此外，还有三个行业完全由资本不到２０万美元的小公司组成，在这些小公司中，经理和高级职员占了一大半股份。“
②这里出现了两种倾向：大企业相对增加，大企业经营者所占的股份相对减少。如果把这两种倾向联系在一起，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总的趋势是资本所有者与经营加速分离。经营者不拥有
①这些以及下面的统计数字引自伯利和韦恩斯的著作。
②见伯利和韦恩斯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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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的资本，又怎样控制企业呢？这是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将对其进行讨论。
资本主义从１９世纪发展到２０世纪的另一个根本变化是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增加了。我们的整个经济机器依靠大规模生产和高消费的原则。在１９世纪，总的趋势则是积蓄，而不是纵情于不能马上支付的消费；当今的制度则与此完全相反。
人们哄骗大家尽量多买，并且在钱不够之时就买。广告和其它所有能施加心理压力的方法的采用，大大地刺激了消费的需要。
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也随着这种发展而上升。
在整个欧洲，尤其在美国，工人阶级参予了整个经济系统的增产活动。工人的工资，以及他得到的社会福利，使他能达到１００年前无法想象的消费水平。工人的权力也达到了同样的程度，这不仅是针对工资和社会福利而言，也涉及到他作为人，作为社会一员，在工厂中所起的作用。
让我们再来看看２０世纪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封建特征消失，工业生产革命性激增，资本日益集中，业务与管理趋于庞大，操纵数字和人的人员愈来愈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上升，工厂和办公机关不断使用新的工作方法。我们再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变化。封建因素的消失意味着非理性权威的不复存在。人们不再认为，由于出身、神意、自然规律等因素，有谁要比人高出一头。人人都自由、平等。没有人天生就该受别人剥削、支配。如果说一个人受到别人的支配，这是因为支配者在劳动市场购买了被支配者的劳动或服务。
支配者可以支配人，因为双方都是自由、平等的，并由此而构成一种契约关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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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非理性权威的消失，理性权威也不存在了。如果市场和契约调节了劳资双方的关系，那么就无需知道是非善恶了。
要知道的，只是事情是公平的就行了——交易是公平的，。。。
一切都“有效”——一切都起作用。
在２０世纪，人所体验到的另一事实便是生产的奇迹。
他支配的力量是自然界从前赋予他的力量的千万倍。蒸汽、石油、电，成了人的奴仆和使唤的牲畜。他横跨大洋大洲，先是以星期，然后是以天，最后以小时来计算花费的时间。他似乎已经克服了重力定律，在天空自由翱翔。他把沙漠变成了良田，造雨而不祈求雨神。
生产的奇迹带来了消费的奇迹。
再没有传统的观念来阻止他购买他所喜爱的任何东西了。他所需要的只是钱。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有钱不是为了购买真正的珍珠，而是为了得到虚假的东西；追求看起来像卡迪兰克牌的福特牌汽车、看起来值钱的廉价衣服，以及百万富翁和普通工人都吸的香烟。
一切都可以伸手可及，都可以买到，都可以消费。从前的哪一个社会出现过这种奇迹？
人都在一起工作。千万人“流”进了工厂和办公室——坐汽车、地铁、公共汽车、火车而来——他们按照专家制定的节拍、方法，不紧不松，一块工作；每个人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到了晚间，这些“人流”又退了回去：人们读同一种报纸，听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