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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社会１４１
观点看，也许人生根本就不值得活。
人生必然以死而告结束，一生中我们有许多希望受挫，人生包含着苦难和奋斗。从“收支平衡”的观点看，根本不出生，或在襁褓中死去，似乎更有意义。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谁又能说爱的一刻欢愉，或者在一个明媚的清晨散一会步，呼吸清新的空气，抵不上生命中所有的苦难与奋斗呢？人生是独一无二的赠礼，是一种挑战，它不能用其它任何东西来衡量。而且，对于人生是否值得一活的问题，我们也找不到合理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
将人生解释为一种实业的作法，似乎构成了人们考虑极多的现代特有的现象的基础，这一现象便是：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自杀率不断增加。从１８３６年到１８９０年，普鲁士增加了１４０％，法国增加了３５％。
在英国，从１８３６年到１８４５年，每百万人中有６２人自杀；而１９０６年到１９１０年间，则增加到每百万人中有１１０人自杀。瑞典的数字则分别为６６人及１５０人。
①我们如何解释这种随着１９世纪的繁荣昌盛而日益增加的自杀呢？
自杀的动机无疑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可能找出一个单一的动机并将其视为自杀的原因。在中国，有所谓的“报复性自杀”
；在世界各地，有抑郁所致的自杀。但是，这两种动机都不是１９世纪不断增加的自杀的主要原因。迪尔凯姆②在
①引自莫里斯。阿尔布瓦所著《自杀的原因》；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出版社，１９３０年，第９９页和第４８１页。
②迪尔凯姆（１８５８—１９１７）
：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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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于自杀的经典著作中提出，自杀的原因可以在他称之为“社会的反常态度”的现象中找到。他所说的“社会的反常态度”是指这样的事实：所有传统的社会束缚完全解体，所有真正的集体组织都从属于国家，所有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已消失殆尽。
①他认为，生活在现代政治国家中的人是“一群散沙似的单个的人”。
②迪尔凯姆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所代表的倾向包含着他的解释，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将要讨论。我还认为，生活的无聊与单调——这也是由于生活的异化方式引起的——也是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瑞士及美国的自杀数字加上酒精中毒的人数，似乎有助于这一假设的成立。
③不过，迪尔凯姆和另外一些研究自杀的学者忽略了另外一个原因。这与那种认为人生是一种可能失败的实业的整个“收支平衡”概念有关。感到“人生已经失败”
，“值不得再活下去”
的想法是造成很多自杀事件的直接原因；一个人自杀，就像一个商人做生意赔了本，
①参阅埃米尔。迪尔凯姆所著《自杀论》一书，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出版社，１８９７年，第４４６页。
②同上书，第４４８页。
③所有的统计数字表明，新教国家的自杀率高于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这也许是因为天主教本身具有许多特点使之不同于新教，这些特点包括：同新教相比天主教对其教徒生活的影响较大，天主教会对付有罪感的措施也更完善，等等。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在新教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较快，对人的性格也较天主教国家塑造得更完全。因此，总的说来，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差异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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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再也没有希望翻本时，宣布破产一样。
３。其它诸方面
以上，我已经对现代人在生产、消费及消闲活动过程中，与自己以及他人离异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述。现在我想讨论一下与异化现象密切相关的当代社会性格的几个特殊因素；不过，就这些因素分别讨论要比把它们放在异化这个总题目下加以讨论来得更方便些。
（１）无名的权威——顺从
首先要讨论的因素是现代人对待权威的态度。
我们已经讨论了理性与非理性权威的差别，推动性的与抑制性的权威的差别，并且向读者说明了这样的情况：西方社会在１８、１９世纪兼有这两类权威的特征。
理性与非理性权威的一个共性是，两者均为公开的权威。你知道是谁发的命令，是谁下的禁令：父亲、教师、老板、国王、官员、牧师、上帝、法律、道德良心，便是命令及禁令的发出者。这些要求或禁令，也许合理，也许不合理，也许严峻，也许宽宏，我也许服从，也许反抗；我一直清楚这种权威，知道权威是谁，权威要求什么，以及我若顺从或反抗，其后果会是怎样。
在２０世纪中期，权威已经改变了特性，它不再是公开的权威，而是无名的、不可见的、异化了的权威了。没有什么。。。。。。。。。。。。。。
人，没有什么观念，也没有什么道德法律来要求人们该怎样行事了。但是，我们全都一样地做某事，协同一致的程度类似甚至超过了集权社会。的确，除了“它”之外，谁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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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利润、经济需要、市场、常识、舆论，“大家”所做、所想、所感受到的一切。无名权威的法则。。
如同市场法则一样，是不可见的——也是无法攻击的。谁能攻击不可见之物？谁能反抗不可见的人？
公开权威之消失，清楚地见之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做父母的不再要求孩子做这做那，而只是建议孩子“做这做那”。
由于他们自己没有指导思想或信念，他们便引导孩子按照社会的一致性法则去行事，而且由于他们年岁较大，他们同“最新的东西”接触较少，因而他们往往向子女学习，以了解社会要求人们持什么态度。在工商界，情况也是一样；你并不命令，你只是“暗示”
，你并不指挥，你只是诱导。军队的宣传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似乎军队也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事业；士兵们应该感到自己是“小组”的一个成员，尽管铁的事实仍然仍旧：他必须受到杀人与被杀的训练。
只要有公开的权威，就会有冲突，就有反抗——反抗不合理的权威。当人同良心的指示相冲突时，当人同不合理的权威斗争时，人格也随之发展——尤其是自我意识得到了发展。因为我怀疑，我抗议，我反抗，我体验到了作为“我”的自己。
即使我屈服了，认输了，我也体验到了自我之存在——失败的我，但是如果我意识不到自己屈服了或进行过反抗，如果我受到了无名权威的支配，我便丧失了自我感，我成了“它”之中的“一个分子”。
无名的权威藉以运转的机制是“协调一致”的机制。我。。。。
应当做别人都做的事，因而我必须与人一致，不要不同，不要“突出”
；我必须随时准备着，乐于按照社会模式的改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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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我不应该问我是对还是错，而应当问自己是否顺应了潮流，是否并不“特殊”
，并非不同。我只有一样永久性的东西，这就是随时准备着以适应任何变动。除了群体之外，没有谁具有支配我的力量，我是群体中的一员，不得不随群体而进退。
我用不着向读者证明，这种通过协调一致来顺从于无名权威的情况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不过，我想从一项关于伊利诺斯州帕克森林定居点的有趣而又发人深省的报告中，选出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情况。这些例子似乎证实了作者在一个章节的标题中提到的公式：“帕克森林模式——将来的途径。”
①芝加哥附近的这项发展计划，拟容纳３万人，包括一系列带花园的出租公寓（租金为９２美元的跨两层楼带两间卧室的套房）
，以及供出售的带汽车房的平房（售价１１９５美元）。居民以办事员为主，包括少数工程及化工工程师，平均收入为６千到７千美元之间，年龄为２５岁到３５岁，已婚，有一、二个孩子。
在这种密集的小城镇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及“适应”情况会是怎样呢？作者指出，虽然人们搬到这里主要是出自“单纯的经济上的需要的考虑，而不是因为他们渴望得到母亲般的温暖；但是，当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时，他们找到了温暖，得到了支诗，相形之下，其它环境便显得冷漠多了——例如，当你偶尔听到这里的居民谈论‘外边的情况’时，你会感到
①下面的话引自威廉。Ｈ。小怀特的文章：《过客》，载《幸福》杂志，１９５３年５、６、７、８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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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环境有点令人不安“。
这种温暖、热情的感觉多少与个人为集体所接受的感觉相当。
一位居民说道：“我本可以到一个比这个定居点好的地方去，但我要说的是，这里虽然没有老板也没有顾客来吃饭，但是你真正感到了为一个集体所接受。”这种渴望接受的感情的确是异化了的人所特有的感情。
为什么被大家接受会令人感激不尽呢？除非他怀疑自己能否被人所接受。而为何一对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在事业上十分成功的夫妇又会有这种疑虑呢？
这难道不是这样的情况：他们不能接受自己，因为他们不是他们自己了？自我身分感的。。
唯一庇护所是协调一致。能被接受确实意味着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自卑感来源于不同感，这不同是好还是坏，却无人去问。
适应开始较早。一位做父母的人十分简洁地说明了无名权威的概念：“他们（孩子）适应集体似乎不存在多大问题，我注意到，他们似乎感到没有谁是头头——一种完全相互合作的感情。这种感情部分来自游戏、运动等幼年时的集体活动。”这种表现所表达的思想就是没有权威的概念，按照１８、１９世纪的说法，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念。这种自由的概念所掩盖住的现实即是无名权威代替了个性。一位母亲把这种协调一致的概念表述得再明白不过了。
她说道：“约翰尼在学校处得不那么好。老师告诉我，他在其它方面很好，不过，他。。。
在社交活动方面要差一些，他本来可以更广泛地交朋友的。
他。。。。。。。。。。。。。。。。。。。。。。。。。
会找一、二个朋友玩——可他有时却喜欢一个人单独玩。“
的。。。。。。。。。。。。。。。。。。。。。。。
确，异化了的人感到几乎无法忍受孤独，因为空虚会使他感到十分惊慌。这样坦率地把这种概念系统地表达出来确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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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令人吃惊，这表明我们甚至已经不再为我们的群体倾向感到羞愧。
父母们有时报怨道，学校有点太“放任”了，孩子缺乏纪律。不过，尽管“帕克森林居民点的父母们会有一些缺点，他们却不会用严厉的法规或极权的措施来管理孩子”。
的确没有。如果求同的无名权威已经使你的孩子完全顺从于“它”
（虽然不顺从做父母的你时）
，你难道还需要什么公开的极权主义呢？不过，父母们并不是真的报怨学校缺乏纪律，因为“越来越清楚的是，我们在帕克森林达到了实用主义的神化地位。如果说，这里暂住的人已经达到了神化社会（并负担着适应这个社会的任务）
，这也许有点过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尤其不愿同社会争吵。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实用的一代“。
有关异化协调的另一个特征是使趣味和价值观均衡一致的过程。作者在“熔炉”这一标题下描述了这一过程。一位自成一体的“学者”对新来的访问者说：“我才来这里时，感到缺乏知己。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对院子里的一群姑娘们说，头天晚上我听了《魔笛》这首曲子，感到十分愉快，可她们的反应却令我震惊。
她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开始了解到，她们更关心的是尿布之类的东西。我还听《魔笛》，不过现在我已经意识到，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中的其它事同样十分重要。“另外一位妇女说到，当她正在读柏拉图的书时，一位姑娘突然登门拜访。
这位姑娘发现她读的书，“几乎吓了一大跳。
现在她们都肯定我有点‘怪’“。作者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位可怜的女人夸大了她所受的伤害。其它人并不认为她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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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因为她的离经叛道十分策略，同时她还严格地遵循了使集体生活顺利运转的那些细微的习俗，因而保持了平衡。”
不管你是听《魔笛》还是谈论尿布，你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问题的关键是要把价值判断转变成看法、意见一类的东西。重要的是，对一切事都不必过于认真，大家都可互相交换意见，准备同他人一道接受任何看法或信念（如果有信念这东西的话）。在看法市场上，人人都有价值相同的商品，而怀疑则是不光彩也是不公平的。
人们描述异化协调和社交现象所用的，当然是些溢美之辞。不加区别地同任何人交往，以及缺乏个性，都被称之为开朗。从精神病理学的观点看，这种语言尤其具有杜威哲学的色彩。
一位社会活动家说道：“在这里你真的能帮助很多人，使他们感到幸福。我自己就带了两对夫妇来这里；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潜力，而他们自己还意识不到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胆怯和内向的人，我们总是特别关照他们。”
社会“适应”
的另一个方面是个人完全没有隐私的可能，因为人们可以不分场合地谈论某人的“问题”。
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了现代精神病学和心理分析学的影响。人们甚至不把那薄薄的墙当成孤独的保护物。
“就是吉姆走了，我也不感到孤独。”便是一种典型的感受。
“你知道附近便有朋友，因为晚上你就能听到隔壁邻居的活动。”
人们通过摆谈、谈论、交谈，使得可能分裂的婚姻关系得到挽救，低落的情绪不致恶化。
一位年轻的太太说：“真是太好了，你可以同邻居讨论你的一切问题——我们原来在达柯他州南部生活时，往往得自己单独处理这类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我启示的能力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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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在家庭生活的最秘密的问题上，定居点的人变得十分坦率，这种坦率的程度令人惊讶。人们指出：“每个人都用不着一个人去解决问题。”
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去正视问题。
在反对孤独的战斗中，甚至建筑也是实用主义的。
“正像房子内部的房间门消失掉一样，（人们有时说房间门标志着中产阶级的诞生）
，邻里之间的隔离也不复存在。
这正像透过橱窗可以看到内部一切——或者，看到别人的情况一样。“
协调的模式形成了一种新的道德观，一种新的超我，但是这种新的道德观不是人本主义传统的良知，新的超我也不是按极权父亲的形象塑造而成。善也被修正成类似其它的品行；恶，则完全不同。人们常常用精神病医生的说法来表达这种情况，“有德行”意味着健康，“邪恶”则是神经症。
“任何人都逃不过这院子里的眼睛。”
风流韵事十分罕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不是出自道德上的考虑，或是因为婚姻都美满幸福。想清静、不受干扰的努力十分微弱。尽管你可以不敲门或打招呼便可进屋，还是有人把椅子搬去朝街坐，而不对着院子，以求得一点清静。这种作法表明，人们不愿受到打扰。
“但是这种求清静的努力也有重要的必然结果——人们会。。。
为此感到有点内疚。除了个别情况外，人们会将这种不与别。。。。。。。。
人在一起的作法视为孩子气，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认为这种作法则表明这人神经有点毛病。
是个人，而不是群体，会出岔子。因此，至少有很多迷途的人似乎会这样想，如果他们将某些事看成是自己的私事，那么，他们常常会为这种想法感到悔恨。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一位住户最近对他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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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朋友说道：‘我决心设法同大家搞好关系。
我没有直截了当地邀请他们，因此感到不安。他们那样对待我，我一点也不怪他们，这是真的。不管怎样，我要设法与他们和好。
‘“
确实，“求清静，办私事，已经成了秘密活动”。我们还看到，人们所用的话语都是出自进步的政治及哲学传统；“不是在孤独、自私的考虑之中，而是在同他人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人才能完善自己。”
还有什么别的说法比这句话说得更好的呢？
可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却是乐于放弃自我意愿，成为群体的重要部分。这种状况常常被美称为“团结在一起”。
大家喜欢用精神病医生的术语来表述这种精神状态。一位很有头脑、事业上成功的办事员是这样描述他得到的教益的：“我们懂得了为什么不要那么内向的道理。我们搬到这里之前，几乎完全不同别人打交道。比如，在星期天，我们会睡到下午二点多钟，在床上看报，听收音机里的交响音乐。现在，我们到处逗留，拜访朋友，或者朋友会来看我们。我认为帕克森林真的使我们的视野开阔了。”
缺乏协调一致的精神不仅会招来难听的话语（比如“神经病”）
，有时还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一位十分积极的住户说道：“埃斯特尔就是一个例子。
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