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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曾就技艺的主要特征作过十分明白晓畅的叙述：“技艺之道，除了创造出来的作品及创造过程本身之外，别无其它不可告人的动机。日常工作的细节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工匠的心目中，细节并不脱离产品本身。工匠可以随意左右自己的行动。因此，工匠可以从工作中学习，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并发展自己的能力及技能。
劳动与娱乐、工作与文化并不分裂。
工匠的谋生方式决定并帮助形成了他的生活方式。“
①
随着中世纪社会结构的瓦解，现代生产方式的开始，劳动与工作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在信奉新教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
人们对他新争取到的自由感到恐惧，于是极力认为，他需要狂热的行动来克服疑虑与惶恐。这种行动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决定着他的赎罪问题，表明他的灵魂是否得到了拯救。劳动和工作本身不再是一种令。。。。。。。。。。。。。
人满意、给人以快乐的活动，劳动和工作成了一种义务，一。。。。。。。。。。。。。。。。。。。。。。。
种摆脱不掉的思想负担。人们越是可以通过工作致富，就越。。。。。。。。。。
①Ｃ。
Ｗ。
米尔斯：《白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１年，第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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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社会１７１
是把工作当成他们发财和成功的单纯手段。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工作成了“内心禁欲主义”系统的主要构成成分，工作对人的孤独感作出了解答。
但是，这种含义的工作、劳动仅存在于上层与中层社会之中，即那些能够聚集若干资金、雇用他人劳动的社会阶层。。。。。。。。。。。。。。。
中。对那些只有劳力可以出卖的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只不过。。。。。。。。。。。。。。。。。
是一种强迫劳动而已。
１８或１９世纪的工人为了不致挨饿而不得不工作１６小时。
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要为贵族效劳，也不是因为他由于成功就可以成为“上帝特选的”子民，而是因为他被迫将自己的劳力出卖给那些具有剥削手段的人。在现代的开头几百年中，工作的含义发生了分化，中产阶级认为工作是一种义务，而无产阶级则认为是一种强迫。。。。
劳动。。。将工作和劳动看成是一种义务的宗教态度在１９世纪仍然十分盛行，在最近几十年中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现代人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怎样有意义地度过一生，他被迫工作是为了摆脱无法忍受的无聊与烦恼。但是，工作和劳动已不再像１８、１９世纪中产阶级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道德和宗教的义务。新的含义产生了。人们不断增加生产，以生产更多、更好的东西，生产及其动力本身成了劳动和工作的目的，成了一种新的理想。劳动同劳动者已经异化出来。
产业工人的情况又怎样呢？每天工作七、八小时，生产“某些东西”花去了他的主要精力。他需要工作以求得生存，但是他所起的作用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被动的角色。在高度复杂而有组织的生产过程中，他做的工作只是孤立的一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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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他从来都没有见到作为整体的“他的”产品。他至多只能作为消费者（如果他有钱买的话）而不是作为生产者，在商店见到“他的”
产品。
他既不关心整个产品的物质形式，也不关心产品所具有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他被安置在某个位置，被迫完成某项任务，却不能参与对工作的组织和管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生产这种而不是那种东西，不知道这种商品与整个社会的需要是什么关系，同时，他对这一切也不感兴趣。
鞋子、汽车、电灯泡等，都是“企业”用机器制造出来的。他只是机器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作为主动的掌握机器的人。机器不是为人服务，以取代纯粹的体力劳动，而成了人的主人。
也就是说，不是机器取代人力，而是人成了机器的代用品。
我们可以给人的工作下这样的定义：人的工作就是完成目前机。。。。。。。。。。。
器还不能做的事。。。。。。。。
工作和劳动是获得金钱的一种手段，并不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类活动。
Ｐ。
德鲁克在观察了汽车工厂的工人情况之后，对这种看法作了十分清楚的说明：“对绝大多数汽车工人来说，工作的唯一意义就在于拿薪水，而与工作本身或产品无关。工作似乎像不符合自然的事，是获得薪水的令人不愉快的、毫无意义和价值的条件，工作本身既不能给人以尊严也没有什么重要性。
难怪这种情况要助长偷懒、怠工以及取巧、少做事、拿同样的钱的风气。
难怪这种情况使工人不愉快、不满意——因为一张薪水单实不足以作为人类自尊的基石。“
①
①参阅彼得。
Ｆ。德鲁克的著作《大公司的概念》，纽约，约翰。戴出版公司，１９４６年，第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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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社会３７１
工人同他们的工作这种关系是他所在的整个社会组织的结果。因为他是“受雇用”
，所以他不是一个主动者，除了做好他的那份孤立的工作之外，他别无其它责任；他的兴趣也仅仅在于给家里带回足够的钱，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他没有奢望，没有更多的企求。
他是资本所雇用的设备的一个部分，这一设备的质量决定着他的作用与功能。最近几十年来，人们愈来愈注意到工人的心理、工人对工作的态度，以及“工业生产中的人的问题”
；不过，提出这种问题的行为本身也表明了一种基本态度：人花了一生的大多数时间来工作，应当讨论的是“人的工业问题”
，而不是“工业中的人的问题。”。。。。。。。。。。。。。。。。。
工业心理学界所作的大多数调查、研究，是有关如何提高生产率、如何减少摩擦以使工人工作得更好的问题；心理学已经在从事“人类工程学”的研究，试图把工人和雇员当成机器来处理，即上好润滑油，使其更好地运转。泰勒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从技术使用的角度出发，较好地组织起工人的力量；而大多数工业心理学家则致力于操纵工人的心理，其基本思想可以这样来归结：如果工人在高兴时工作效率较高，我们就让他感到高兴、安全、满足；这样一来，他就会多出成品，少一些摩擦。在“人际关系”的名义之下，他们想出了一切适合完全异化了的计策来对待工人；他们甚至提出幸福与人的价值也要服从于与大家保持较好关系的原则。
比如，在《时代》杂志上，曾经登载过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的谈话，他对１５００名超级市场的经理说道：“如果我们快乐，顾客也会越来越满意。……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些关于价值、人际关系的总原则付诸实践，经营管理就会换回那些不带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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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钱。“这里，他说的”人际关系“
，指的都是最非人的关系，异化了的有着机械般动作的人；他说到幸福，却暗指完全惯例化的事情，排除了人的最后疑虑和所有的自发性。
①
工作所具有的这种异化的及无法令人满足的特性导致了两种反应：第一，彻底懒散的思想；第二，对工作以及任何。。
与工作有关的人和物怀有一种根深蒂固却常常又不自觉的敌意。
渴望达到完全的懒散和被动境地的想法广为流传，要看到这一点并不难。广告在这方面的宣传甚至超过了对性的宣扬。当然广告也有很多有用而省力的新发明。不过，这些有用的发明所起的作用也只是把渴望懒散和被动的想法加以理念化。一盒早餐麦片被广告吹为：“全新的——吃起来更方便。”一台面包电烤炉出现在广告上时，有这么一些话语：“……世界上最别致的电烤炉！这种新烤炉可以为你做一切事。你甚至用不着麻烦把面包降下去。独特的小马达，轻轻地就把面包从你手中取去了！”
有多少语言或其它学习课程被宣传为“学起来毫不费力，不再像老一套那样枯燥费神。”人人都知道那一对替人寿保险公司作广告的老夫妻，他们６０岁退了休，过着什么都不消做、只是旅游的幸福生活。收音机和电视表现出这种渴望懒散的想法包含着“按钮具有神道”
的思想；揿下按钮或旋一下旋钮，我便能听到音乐、演讲，看到球赛，要求在电视上出现世界大事。驾驶汽车的乐趣当然也部分基于这种满足于按钮具有神道的愿望。
轻轻揿下按钮，
①关于工作与劳动的问题我将在第８章作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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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机器就会运转；用不着多少技术和力量，司机就会感到他是宇宙的主人。
但是，人们厌倦工作，认为工作无意义的行为中还包含着更严重、更根深蒂固的反应态度，这便是对工作所怀有敌意，比之渴望懒散和不干活的态度来说，这种态度更不为人所觉察。很多商人感到自己是所做的生意的囚犯，是所卖商品的奴隶。他对自己的产品有一种虚假的感情，暗地里看不起。他憎恨顾客，因为他们迫使他虚饰、卖弄，以出售产品；他恨与他竞争的同行，因为他们给他构成了威胁；他恨他的雇员及上司，因为他得经常同他们较量。更重要的是，他恨他自己，因为他眼看着生命流逝而去，除了成功带来的短暂狂喜之外，生命没有什么意义。当然，这种对他人、对自己、对他生产的产品的憎恨与轻蔑，主要存在于他的无意识之中，只是偶然浮现在转瞬即逝的有意识思维中；而这偶然的自我意识却足以令人心神不安，于是便总想尽快将这些想法排开去。
（６） 民 主
正像工作与劳动已经异化一样，现代民主制度所表达的选民意志也是一种异化的表现形式。民主的原则所含的意思是：不是一个流浪者或是一小部分人，而是全体人民，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命运，就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作出决定。每个公民选举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在社会中制定本国的法律，而公民则被看作是发挥了真正参与团体事务的作用。按照权力分工的原则，人们创造出一种精巧的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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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了司法系统的独立与完整，另一方面也使立法与行政的功能相互平衡。
理想的情况是，每个公民都应为决定负责，并影响决定的制度。
实际上，民主政体在开始形成之时，就受到一大矛盾的干扰。在机会与收入极不平均的国家实行民主，特权阶级自然不想放弃现状所给予他们的特权，因为如果政治制度充分表达出大多数没有财产的人民的意志，他们很容易就会失去这些特权。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在早期，特权阶级便剥夺了许多没有多少财产的人的选举权；后来，每个公民可以不受限制、不看身分而有选举权的原则才逐渐被吸收。
在１９世纪，人们认为，普选的办法似乎可以解决民主的一切问题。宪章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于１８３８年曾经说过：“普遍参政权将立刻改变社会的整个特性，把监视、猜疑变为相亲相爱、互惠、普遍信任。”在１８４２年，他又说道：“……
大宪章一旦通过，６个月之后，全国的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
①从那时起，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建立了男女普遍选举制度（瑞士除外，妇女无选举权）。然而，即使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民仍然“吃得差，住得差，穿得差”
（这是引用富兰克林。
Ｄ。
－罗斯福所说的话）。
普选制的初步实施情况不仅使宪章派失望，而且也使所有那些认为普选制会有助于将公民改造成有责任心的、积极
①转引自Ｊ。
Ｒ。
Ｍ。
巴特勒所著《英国历史》，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２８年，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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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的人的人士大失所望。十分清楚，当今的民主问题。。。。。。。
不再是限制选举权的问题，而是选举权如何行使的问题了。。。。。。。。。。。。。。。。。。。。。。。。。
如果人们没有自己的意志和信念，如果他们只是一些异化了的机械人，他们的趣味、意见及倾向都受到了大的控制机器的操纵，他们怎么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呢？在这种情况下，普选制成了一种物恋的偶像。如果说一个政府可以证明人人都有选举权，选票的计算也无弄虚作假，或者，选举者害怕投执政党的反对票，这个政府就是不民主的；这就是说，自由选举与操纵选举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重大差别。这种说法确实正确，但是，我们绝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事实：即使是自由选举也不一定就表达了“人民的意志”。
如果大多数人用一种广告最多的牙膏是因为广告宣传作出了某些异想天开的保证，那么，任何明白事理的人都不会说，人们“决定”
喜欢这种牙膏。
可以说的只能是，广告宣传在哄骗人，要人相信它的保证。
在一个异化的社会中，人们表达意志的方式同他们购买商品的选择方式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听取宣传的鼓噪，这些鼓噪在他们耳边发出的喧嚣声使事实失去了分量。
在最近几年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公共关系的顾问们怎样运用他们的智慧指导着政治宣传。这些顾问们习惯于使公众购买商品以积累足够的资金，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考虑从政治思想到政治领袖的问题。他们利用电视来塑造政治人物的形象，其作法就像通过电视广告来宣传肥皂的优点一样；在这里，重要的是效果，销售或选举是否通过宣传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而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宣传——这些人或物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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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处。最近的一些关于共和党的前景的声明便十分坦率地表达了这种意思。这些声明的大意是：我们既然无法希望大多数选民投共和党的票，就应当找一位愿意代表党的人物——那么，他就会得到选票。原则上，这与香烟广告上由有名的运动员或电影演员抽这种牌子的烟，以达到宣传效果没有什么两样。
实际上，民主国家的政治机器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商品市场的固有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政党与商业大企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职业政客也是在向公众推销他们的货物。
这些职业政客所采用的方法愈来愈像强行推销商品的广告。
Ｊ。
Ａ。
舒姆彼特对政治经济舞台上的表演观察得很深刻，他十分清晰地勾勒出了这种过程的轮廓。
首先，他描述了１８世纪关于民主的经典概念：“人民经过选举，选出可以集中代表人民意志的个人，并通过这些个人来决定自己的事务。按照这种办法作出体现共同利益的政治决定的组织安排就是民主的方法。”
①舒姆彼特接着分析了现代人对待公共福利问题的态度，最后得出了与上面我所叙述的情况差别不大的结论。
他说道：
但是，当我们从个人对家庭和生意的关心出发，进而深入到那些与个人所关心的事并无清楚明白的直接关系的国家及国际事务领域之时，个人的意志、个人对事
①Ｊ。
Ａ。
舒姆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纽约及伦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１９４７年，第２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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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了解以及介入的方法，很快便不再符合经典原则的要求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在我看来也是问题的核心的，是这样的事实：现实感已经如此完全地丧失了。通常只是那些有着闲功夫（虽然还说不上有癖好）的公民才有心就政治大问题作不负任何责任的谈论。这些大事似乎十分遥远，不像生意那么近迫，根本不大可能有具体的危险；即使人们可以证明有这些危险的存在，也不严重。因而，人们在谈论这些政治大事时就仿佛感到自己像是处于一个虚构的世界中一样。
这种弱化了的现实感不仅解释了责任感淡薄的原因，也说明了为何人们缺乏有力的意志。当然，人人都有自己的习惯说法、愿望、白昼梦以及牢骚，特别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但是，这些东西通常都不足以说明个人的意志，即与有目的的、有责任心的行动相一致的精神因素。实际上，对于那些谈论国家大事的个别公民来说，世上不存在发挥这种意志的机会，也没有发展意志的任务。他只是不起作用的委员会——全民族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便是为什么他花在掌握政治问题上的技能和精力比用在打桥牌上的要少得多的原因。
淡薄的责任感以及软弱的意志，反过来又解释了这样的现象：一般公民在国内政策及外交政策这些问题上显得无知，缺乏判断力；要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受过教育的人及非政界中的积极分子和成功者要比处境差、未受过教育的人更无知，更缺乏判断力，这种情况令人震惊。信息大量有，并随手可得。但是这并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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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现状。我们也用不着对此感到不可理解。我们只消比较律师的两种态度就可清楚这一点，这两种态度就是他对自己的辩护状的态度，以及他在阅读报纸以了解政治事实时所持的态度。在兴趣的直接刺激下，经过多年从事律师职业的有目的的劳动，他有资格来正确评价他手中掌握的事实是否中肯；在同样有力的刺激之下，他把自己的学识、智力以及意志都集中在他的辩护状的内容之中，这便是第一种情况。而在第二种情况中，他不愿花功夫来使自己合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