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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的对立，并且忽略了人的因素和合适的社会因素。与此相应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眼光：集中考虑工人的参与及共同管理、分权，以及人在工作过程中的具体作用等问题，而不要老是纠缠在财产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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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社会３２３
概念上。人们把欧文、傅立叶、克鲁鲍特金、兰道尔以及宗教的和世俗的公有制倡导者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怀疑纯粹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构想“最终目的”的作法，更关心此时此地的具体的人。有希望表明，民主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也越来越意识到，社会主义始于家中，也就是说，始于社会党的社会化。这里所说的。。。。。。。
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从产权的角度，而是从每个成员认真负责地参与这一点来考虑的。只要社会党不在其内部实现社会主义原则，他们就不能使他人信服；而且，他们的代表（如果有政权的话）也会按资本主义的精神实施他们的思想，无论他们用的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标签。工会也同样如此；由于工会的目的是实现工业民主，他们必须首先在自己组织内部引进民主的原则，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其它大商业的管理方式——或者更坏的方式——来管理工会。
这种强调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的具体处境的公有制概念，过去曾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俄国社会革命者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尽管在一段时间内这些思想在绝大多数国家已经逐渐失去其重要性，但现在又似乎慢慢地以不那么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不那么教条主义，因而更加现实具体的形式发展壮大。
我们可以从最近论述社会主义问题的最精彩的刊物《新费边社论文集》中觉察到这种越来越强调社会主义的功能和人的因素的作法。
Ｃ。
Ａ。
Ｒ。克罗斯曼在《从资本主义的过渡》一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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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健全的社会
社会主义要求，工业中的这种敌意应当让位给一种共同参与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最直接最容易探寻到的路线就是朝着共同协商的方向前进。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了许多富于成果的工作。现在十分清楚，除了按照现有的模式组成统一生产委员会之外，还需多作些工作——采取某些激烈的措施使工人有参与决策之感。几家进步厂家已经迈出了大胆的步子，而且结果也十分鼓舞人心。
①
他建议采取三项措施：大规模扩大国有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红利的限度，或：
第三种可能性是改变公司所有权的法定机构，用一种明确规定厂家对工人、对消费者及社会应承担的责任的章程来取代股东的单独控制；工人成为公司的成员，并在董事会中有自己的代表。
②
Ｒ。詹金斯在《平等》一文中看到了问题的将来：
……首先，不管资本家是投降了，还是他们手中的权力被夺了，因而不起什么作用了，他们也应被允许保
①参阅Ａ。
Ｒ。
克罗斯曼：《从资本主义的过渡》，载《新费边社论文集》，Ｈ。
Ｓ。克罗斯曼编，伦敦，１９５３年。
②同前书，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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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社会５２３
留相当大的现有特权；其次，从资本主义中成长出来的社会要么是一个参与性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要么就是一个由特权阶层控制的管理型社会，这些高贵者过着根本不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①
詹金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参与性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当企业所有权从富人手中接过来之后，应当交给较直接的公众实体，而不应交给国家”
，应当允许权力有较大的分散，“鼓励各种人更积极参加公共及义务性组织的工作，并对其加以控制”。
Ａ。阿尔布在《工业的组织》一文中陈述道：
对基础工业的国有化无论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多么成功，国有化并没有满足权力的更广泛更民主的分配，管理决策和执行的人也没有制定出任何真正让工人参与的措施。这令很多社会主义者感到失望。这些社会主义者从不希望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但除了十分模糊不清的乌托邦的想法之外，却提不出任何可供选择的办法来。国外专制主义的教训以及本国的管理革命的发展，加深了他们的焦虑；他们看到，民主社会中的完全就业问题产生了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这些解决办法又需要以信任和协商为基础并得到最广泛的公开认可，为此，他们更感到焦虑。当协商越来越脱离面对面地讨论工作的方式
①同前书，策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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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健全的社会
之时，协商也更加不成功了；因此，在他们看来，工业单位的规模和结构以及他们所能独立发挥其主动性的程度，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了。
①
阿尔布说道：
最终需要的是一种协商制度，这种制度将批准决策以及对为一个行业所有成员所乐于接受的行政权威加以认可。
怎样使这种工业民主的概念与推动工团主义者、激发目前人们大肆讨论共同商议问题的那种原始自治欲望结合起来，是一件需要很好研究的事。不过，这里似乎必定存在着使行业所有雇员都能参与决策的某种途径——或是通过直接选举，选出参加董事会的代表，或是通过一种具有相当权力的共同协商的等级制度。无论哪种情况，下属各级也必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解释和作出决定的政策过程。因此，在工业活动中形成一种同舟共济感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工业政策应当达到却未能达到的首要目标。
②
约翰。斯特雷奇是《新费边社论文集》的作者中最乐观、同时对工党政府取得的结果大概最满意的人了。他赞同阿尔布所强调的必须由工人参与的观念。他在《英国劳工的任务
①《新费边社论文集》，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②《新费边社论文集》，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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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社会７２３
和成就》一文中写道：
说到底，合股公司的问题是不负责任的独裁统治。
从名义上讲，股东控制着公司，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则是一、二个自我指定、自动长期延长权力的独裁者对公司实行着独裁统治。
如果使全国性的公司直接对社会、对从事其活动的所有人负责，那么，这些公司就会成为完全不同的机构了①。
我之所以引述了某些英国劳工领袖的话，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来自工党政府的社会化措施的许多实际经验，以及对这些成就所作的深思熟虑的批评；还因为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比从前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工人参与工业管理的问题。大战之后，法国和德国制定了一些法律，保证了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尽管这些新的保证措施还远远不令人满意（原因是这些措施是半心半意的，还因为在德国，工会代表被转变为“经理”
，而不是工人自身参与工厂管理）
，但情况十分清楚，社会主义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把产权从私人资本家手中转移到社会或国家手中的作法本身对工人的处境只有微乎其微的影响，而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则在于改变工作环境。就是在新近组成的法兰克福社会主义国际（１９５１年）
所发布的十分不力、相当不清楚的宣言中，也强调道，在
①同前书，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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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３健全的社会
凡是经济分权适合计划目的的地方都应当实行经济分权。
①
在科学观察工业形势的人中，弗里德曼就改造工作环境的问题得出了与我类似的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讲，吉莱斯皮也做到了这一点。
强调共同管理的需要，而不集中考虑财产权的公有化转变计划，并不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国家直接干预和社会化不是必要的。除去共同管理之外，最重要的问题在一事实：我们的整个工业是靠存在着的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所支撑。每个企业都想卖得越来越多，以不断扩大对市场的占领。这种经济形势的结果是，工业用尽各种招数来刺激人民的购物胃口，制造并强化不利于精神健康的接纳倾向。如前所说，这就意味着人们急切想要不必要的东西，不断希望买更多的东西，尽管从人的非异化使用的角度看，没有必要买新产品（例如，汽车业花费了１０亿左右的美元来改型制造１９５５年的新型汽车，单是雪弗莱牌汽车就用了约１亿美元来同福特牌汽车竞争。毫无疑问，老牌雪弗莱曾经是很好的车，福特汽车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争斗主要不是为了给公众提供更好的车，而是为了使他们买一种新车，虽然旧车还可用上几年）。
②
①参阅《新费边社论文集》中阿尔布的文章：《工业组织》，以及Ａ。斯图姆塔尔的文章：《英国和法国的国有化及工人控制》，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６１卷，１９５３年第一期。
②Ｒ。
莫利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在《新闻周刊》上撰文谈到了购买１９５５年新型汽车的事。
他说道：资本主义想使人们对他们已有的东西感到不高兴，这样一来，他们就想买新东西，而社会主义要做的则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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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现象的另一个方面是浪费的倾向，而扩大大规模生产的经济需要又加快了这种倾向。这种浪费除了其内含的经济损失之外，也有着重要的心理作用：它使消费者失却了对工作和人的努力的尊重；它使消费者忘记了内心对人的需要，也忘记了这样的情况：他们浪费的产品对较穷的国家来说可能是最有价值的东西。简言之，我们的浪费习惯表明了一种忽视人类生活的现实，不正视人人都无法回避的经济上的生存斗争的幼稚愚蠢态度。
十分清楚，从长远的观点看，如果我们的经济制度是这样组织形成的——当人民不想再买更多更新的东西时，经济危机就威胁而来，那么，精神影响就不可能会成功。
因此，要是我们的目的是将异化消费变成人的消费，我们就必须改变产生异化消费的经济活动过程。
①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设计这些措施。总的说来，这意味着将生产引向那些现存的实际需要还未完全满足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人为制造需要的领域。
这可以通过这些途径来办到：国家银行的贷款、将某些企业社会化，以及改变广告宣传的严厉法律。
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工业化社会对经济欠发达的其它国家的经济帮助。十分清楚，殖民剥削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的各个部分已经如同欧洲大陆一百年前的情况一样，紧密
①参阅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的言论：“同样多的收入相对均匀分配，会比不均匀分配产生相对说来更多的生产需求。”
（转引自Ｎ。
Ｎ。
富特和Ｐ。
Ｋ。哈特的文章：《社会流动和经济进展》，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４２期，１９５３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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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３健全的社会
地结合在一起了，世界富国的和平取决于穷国的经济进展。
从长远的观点看，西方世界的和平与自由不可能与非洲和中国的饥荒与疾病同时存在。如果工业化国家想帮助非工业化国家，它们就得削减不必要的消费；而如果它们想和平，它们就必须想到帮助非工业化国家。让我们考虑一下几个事实：Ｈ。
布朗认为，一项为期５０年的世界发展计划会使农业生产增长到这样的水平：所有人都会营养充足，现在不发达的地区会达到类似日本战前的工业化水平。
①美国给这类计划的年支出，头三十年内是４０亿到５０亿美元，以后就会少一些。
作者说道：
如果我们把这笔花费与我们的国民经济收入、与我们现在的联邦预算、与我们的军费以及打仗的开销作一番比较，那么，这笔要出的资金看来不会太多。如果我们将开支与成功的计划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相比，那么，开支似乎就更小了。而如果我们将开支与懒散、与维持现状的作法带来的后果相比，那么，开支就会是无足轻重了。
②
更一般性的问题是，究竟可以允许资本投资获取的利润
①参阅哈里森。布朗《人类未来的挑战》，纽约，海盗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第２４５页起。
我还未见过有多少书能像这本书一样，依据有力的推理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清楚明白地表述道，现代社会需要在精神健康和精神错乱、进步和毁灭之间作出选择。
②同上书，第２４７、２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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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社会１３
在多大程度上，以一种有害的、不健康的方式来操纵公众的需要，而上述问题则不过是一般性问题的组成部分。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的电影业、娱乐书籍出版业以及我们报纸上描述犯罪的报导和故事。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最低等的本能被人为地激发出来，因而公众的思想便受到了毒害。食品和药物法案规定，不得无限制地生产和宣传有害的食品和药物；至于其它一切生存必需品，也可如法炮制。假定这类法律被证明是无效的，那么，对于某些产业，例如电影业，就必须实现社会化，或至少必须由公共基金资助，发展与之抗争的产业。如果一个社会的唯一目的是人的成长和发展，在这个社会中，物质需要又从属于精神需要，那么，找到确保必要变化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就将不是一件难事。
就每个公民的经济处境而言，收入平均的思想从来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从很多道理上讲，既不实际，也不可取。
人应当有的，是维持有尊严的生存的收入。就收入不平均的情况而言，这种不平均的情况不应当超越某个限度，致使收入的差别导致生活体验的差别。百万富翁可以不加考虑而满足任何一时的兴致，他对生活的体验就不同于一个为了满足一种代价高的愿望就不得不牺牲另一种想法的人。一个从来不出城、从来都无能力购买奢侈品的人（也就是说，无力购买非必需品的人）
，其生活体验也不同于能够这么做的邻人。
不过，假定收入差别不超过某一个限度，那么，即使收入有某种差别，基本的生活体验也会相同。要紧的不是收入差别有多大，而是收入的量的差别到了什么程度会转变为生活体验的质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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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健全的社会
用不着说，诸如英国现在有的那种社会保险制度应当保留。但这还不够，现存的社会保险制度应当扩展为保证全部。。。。
生活费的制度。。。。。。。
造成当今人不自由的主要因素之一是饥饿这个经济威胁，它迫使人接受他本不愿接受的工作条件。只有当这个因素消除了，每个人才会像自由而负责的人那样行事。只要资本的所有者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只有”命一条的人，就不会有自由，因为后者没有资本，除了资本家提供机会，他无法找到工作。
一百年前，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人对邻居都没有责任。
当时，人们设想，为了使经济保持运转，社会的法律应当使社会上有一支穷人和失业者的大军（经济学家也科学地“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很少有人敢于再公开提出这条原则。
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看法：任何人都有享受国家财富的权利，无论是从自然法则的角度，还是按照社会的法律。一百年前流行的合理说法——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无知，缺乏责任心，简言之，因为他们犯下的“罪孽”——现在已经过时。
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都开始实行一种保险制度，保证人人在失业、生病、衰老之时，有最低限度的生计。这等于差一步宣称，即便没有出现这些情况，人人都有权得到生存的手段。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每个公民可以得到足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的钱，即使他没有失业、生病或衰老。如果他自动辞职，如果他出自任何个人的考虑，不想继续在原单位挣钱，准备谋求另外的工作，他的情况又不属于保险救济条款中的任何一条，那么，他便可以要求得到这笔费用。简言之，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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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社会３３
不着有什么“理由”
，便可要求得到维持最低生活的费用。这种要求应当有一个确定的时间限制，比如２年，以避免滋长那种拒绝承担任何义务的神经症态度。
这听起来有些像异想天开的建议，①不过，我们的保险制度在一百年前的人听来也会是异想天开的事。人们对这种设想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会是：要是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大家就会不工作。
这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看法：人的天性决定了人生来就懒。实际上，除了精神错乱的懒人之外，很少有人不想挣比最低限度生活费多的钱，很少有人喜欢无所事事，不愿工作。
当然，从那些想利用资产权来强迫别人接受他们提出的工作条件的人的立场出发，怀疑最低保证制度也不是毫无道理。
如果人人都不再因为怕挨饿而被迫接受工作条件，那么，工作就完全会有趣，完全会吸引人，人们就很愿意接受。只要契约双方能自由接受或放弃，契约自由就能实现；在现今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事实并非如此。
生活保障制度不仅是雇主和雇员之间契约自由的真正开端，而且还极大地扩展了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自由领域。
让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今天，一个受到雇佣的人如果不喜欢他所干的工作，常常被迫继续干下去，那是因为他没有收入来冒失业一、二个月的风险；显然，他如果辞去工作，他就无权得到失业救济。实际上，这种处境的心理作用还要
①迈耶。夏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