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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这个问题是各种最重要的问题的中心，我们若猜破了这个哑谜，便可明了我们的整个心理生活。
“整个心理生活”当然包括人格的建构与流变，因此，焦虑问题也是爱洛斯人格的中心问题。爱洛斯人格的心理流变，并非是畅通无阻，一泻千里，而是暗礁处处，障碍重重。 这障碍就是焦虑。 从根本上说，焦虑是无法根除的，就好比暗礁是炸不完的。 高明的舵手懂得如何绕过暗礁，化险为夷。 同样的道理，个体欲塑造健康的人格，要保持人格的完整与高洁，就必须学会对付“焦虑”
，对付心路历程上的大大小小的暗礁。
１洪水猛兽A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焦虑，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也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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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人格之碍９２１
同的焦虑。 甚至有这种情况：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也有着性质各异的焦虑。有一部外国电影，片名叫《恐高症》，讲的是一位男子害怕登高。 对“登高”的恐惧，是典型的心理焦虑，它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性质。 登高者担心自己会情不自禁地往下跳，这是神经性焦虑，即对本我的恐惧；登高者认为高处在客观上很危险，这是现实性焦虑，即对外部世界的恐惧；登高者害怕会因为自己过去的过错而受“跌落”之惩罚，这是道德焦虑，即对超我的恐惧。在爱洛斯人格的心理构成与流变中，本我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活跃的。在超我和自我看来，本我的那些无意识冲动，无异于洪水猛兽。一个人的无意识冲动，不用说化为实际行动，即便是用言语表达出来，也是骇人听闻的。 有一篇心理科幻小说，写一个人忽然有了能用肉眼看出别人潜意识的特异功能。 于是，他发现，人的本我，人的深层心理是多么可怕，尤其是当他看到他最亲近的人（如父母、妻子、朋友）的潜意识心理时，他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 小说主人公最终被潜意识的洪水猛兽所吞没，不得不用自杀结束自己的恐怖。人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高级动物，人在社会交往中，在接受文化知识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如何用超我去压抑本我，如何用自我去调解超我与本我的冲突。 反过来说，正是有了超我对本我的压抑，有了自我的调解功能，人的交往才成为可能，社会的正常运行才成为可能。 但是，本我是不甘被压抑的，它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求机会表现自己，总是想冲破超我和自我的压制而进入意识领域。 本我的这种蠢蠢欲动，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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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１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自我和超我的恐惧——这便是神经性焦虑的心理根源。神经性焦虑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期待式忧惧”
，这是一种普遍浮动着的焦虑，容易附着在任何适当的思想之上，影响判断力，引起心理期待或暗示，专等着有自圆其说的机会。 有着这种焦虑心态的人，总是以为自己将经历某种可怕的事情，总是将一些个偶然的现象，一厢情愿地解释为不祥之兆。 比如，许多人都认为“三”是个不祥的数字。 出门旅行，上了汽车，发现自己的座位号是“三”
，便预测会出车祸；住进宾馆，房间号又是“三”
，于是担心晚上会遭抢劫……我们常说，这种人是“杞人忧天”。其实，他忧的不是“天”
，而是自己的本我。 他害怕本我不停地向自我和超我施加压力，而最终本我去制服自我和超我，从而使主体人格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第二种神经性焦虑是“惊恐反应式”。
这类反应是突然出现，没有明显的导因。 弗洛伊德说，人们偶尔从报上读到这样的报道：有人突然变得狂暴，开枪打死了许多他不曾相识的、也跟他毫不相干的人。 过后，他也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他所知道的，只是他感到十分恼火，十分紧张，觉得必须在自己毁灭之前干点事。 这样的恐慌反应是放电性行为的表现。 所谓放电性行为，就是全然不顾自我和超我的禁止，无条件地服从本我的命令，通过做本我想做的事，来消除极为痛苦的神经性焦虑。弗洛伊德谈得最多的是第三种神经性焦虑：变态式恐怖。这种焦虑常常附着于一定的对象或情景之上，比如：黑暗、天空、旷野、高地、雷电、风暴、蜘蛛、毛毛虫、老鼠、蛇、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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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人格之碍１３１
居、过桥、步行、航海、横穿马路、在人群前讲话、水、电灯泡、钮扣、橡皮，等等，等等。 上述种种焦虑的附着物，有一些确实能引起人的恐惧，比如蛇，大凡人见了蛇，都要躲开。 因此，对蛇的恐惧，是人类所共有的。 然而，更多的是附着物，对人类是毫无威胁。 所以，变态式恐怖的最大特征是：一个人害怕的程度与所害怕的东西的实际危险程度极不成比例。 这种焦虑是非理性的，它的主要根源并非是某个特定的附着物，而是本我。 恐怖的对象代表着满足本能的一种引诱，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与本能的对象的选择相关连。在变态性恐怖的后面，隐藏着一种原始愿望：本我想得到某种东西，而自我和超我又害怕得到。 换句话说，个体想得到他所害怕的东西，或者说他所害怕的东西正是他所想要得到的东西。弗洛伊德举了一个例子。 一位少妇非常害怕触及橡胶制品，她不知道她为何要有这种焦虑，她只知道她从记事时起就有这种恐惧。 经过弗洛伊德医生的精神分析，发现了下面的事实。原来，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爸爸拿回来两个气球，分别给了她和她的妹妹。 她很不高兴，心想她应该独得两个而不是与妹妹分享。 于是她把妹妹的气球砸破了。 为此，她受到父亲的严厉惩罚，而且还得把自己的气球让给妹妹。 经过医生的进一步分析，她还发现她很妒忌妹妹，甚至暗暗地希望妹妹死去，以便使自己成为父母疼爱的唯一对象。 而砸破妹妹的气球这件事，就象征了她对妹妹的伤害行为。 事后她所受到的惩罚和她自己的负疚心理，跟橡皮气球也就挂上了钩。 从此后，一接触到橡胶制品，那种对伤害胞妹之愿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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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恐惧，就使得她缩回了手脚。大体上说来，变态性恐惧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个体所面对或遭遇的情境，确实与危险有关，如我们前面谈到的蛇，这种恐惧症的强度虽显得过分，但毕竟是可以理解的；二是个体所面对情境与危险不无关系，但由于这种关系太偶然而为我们大多数人所忽略不计。 比如，我们都知道在行进的火车上比在屋内较易遇险，因为火车互撞的事间或有之；又比如，我们知道轮船沉没，乘客便会有灭顶之灾。 但这种事情的概率太小太小，以至于我们对这些可能的危险并不放在心上，我们一如既往地乘车乘船，高高兴兴地去旅游去出差。 而那些车（船）恐惧症者，在一种很强的心理暗示中，随时期待着灾难的降临，将轻松愉快的旅途，变成了忧心忡忡的畏途。 第三种情况的焦虑是一般人所完全不能理解的。 譬如，一个身体强壮的男子，竟然害怕跨过一条本城的街道；又譬如，一位健康的女子，竟然因为一只猫擦身而过而大惊失色。笔者以为，还有一种焦虑与儿时所遭遇的刺激有关。 说来有趣，本书的两位作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焦虑，一位恐水，一位恐旱。 恐水者见水心惊，哪怕是下一点小雨，也要将门窗关得紧紧的；恐旱者容不得半点干枯，即便是面对干燥的地面，也会觉得口干舌燥。 在接触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后，我们对自己进行了心理分析，发现我们的焦虑来源于儿时的经历。她三岁时，她的保姆不慎让开水烫了她的胳膊，从此酿成她对水的恐惧；他在幼儿园里，常常一整天得不到水喝，因而形成对干渴的恐惧，对水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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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人格之碍３３１
源于儿时的心理焦虑，不仅表现为某些具体的心态，比如恐水或恐旱。 久而久之，还会对个性、人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恐水者若发展到极致，便可能导致内向性甚至封闭性人格，导致生活的单调与枯燥。 恐旱者因其对水的过分喜爱与渴望，便可能形成性格的过分外向，形成心态的浮躁，从而导致生活的非稳定性与性格的易变性。焦虑，不仅仅是焦虑。 焦虑，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心理现象，它更是一种人格现象。 尤其是源于本我的焦虑，与爱洛斯密切相关，有时甚至与爱洛斯冲动融为一体，所以它对人格的形成、发展与重铸，有着十分重要的心理学意义。 作为人格之碍，神经性焦虑（即对本我的焦虑）是一种根本性障碍。 于是，我们所说的“洪水猛兽”便有双重的含义：一是指焦虑本身，指自我和超我对本我冲动的心理恐惧；同时，也指这种焦虑对于人格健康的伤害，对于人格流变的破坏性阻滞。 对人格之碍的克服与超越，首先是对神经性焦虑的分析、化解与消弥。 泻去洪水，除去猛兽，爱洛斯人格方能安然无恙。
２我想要——我害怕A人格焦虑既可以来自本我，也可以来自超我，前者是神经性焦虑，后者则是道德性焦虑。 也就是说，前者恐惧的是自己的本我，后者恐惧的则是自己的超我。 我们知道，本我的冲动，有时候是原始的，非理性的，站在伦理道德的角度看是丑恶的。 因此，对本我的恐惧，是很容易理解。 而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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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同。 在人格结构中，超我是“理想”与“良心”的化身，超我代表的是道德规范、伦理准则。 那么，人为什么要恐惧超我呢？
我们在《爱洛斯模式》那一章中谈到超我的产生与来源。超我是在后天形成的，它来源于孩提时代父母的奖励与处罚。父母的奖励塑造了儿童的“理想”
，父母的惩罚则铸成儿童的“良心”。孩子长大了，人格形成了，超我定型了。 每当他自认为做了错事，他就会担心受到“良心”的谴责，也就是担心再次受到父母的惩罚。 这其实就是道德焦虑。道德焦虑是由良心所知觉到的危险而唤起的，这种危险是对惩罚的恐惧，而恐惧则源于个体做了（或想到要做）某些违反自我理想的事。 对道德焦虑的心理体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羞耻感和罪恶感。 形成道德焦虑的原始惧怕是现实性的，即对父母惩罚的惧怕。 与神经性焦虑一样，道德焦虑的根源，也存在于人格结构之中。 而且，个体不可能用逃避的方式去摆脱负疚的感觉。道德焦虑与神经性焦虑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超我的主要敌人就是本我的原始的对象选择。 这些联系来自父母的管束。 弗洛伊德认为，父母的管束大部分都在性冲动和侵犯性冲动方面。 结果，作为父母权威代理人的“良心”
，也就由对性欲和违纪行为的禁律构成了。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有这样一个情节。 方鸿渐乘船从国外归来。同船的鲍小姐很快就爱上了船上的一位男子，爱得有声有色。 可是，船一靠岸，鲍小姐就离开她的船上情人，扑向等候在码头上的男友的怀抱，那样的迫不及待，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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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一往情深。 方鸿渐糊涂了：这位鲍小姐怎么这么快就变心了？过了一会儿，方鸿渐才想明白：鲍小姐原本就没有“心”
，所以也就无所谓“变心”了。没有“心”
，也就是说在男女爱恋的事情上，没有道德规范或约束。 没有“道德”
，又何来“道德焦虑”？所以，对鲍小姐来说，今天爱Ａ君，明天改爱Ｂ君，实在是很轻松的事。如果换一位有“心”
（即有道德感）的女性，移情别恋则是一件非常痛苦甚至是性命攸关的事。人生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品德好的人比道德败坏的人所经受的羞愧要多得多。 品德好的人，只要想一想要做什么坏事，就会感到羞耻。 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人，超我力量强的人，势必要对本能的引诱进行许多思考，因为他不能为这种本能的冲动找到其它的出路。相反，一个道德品质不怎么好的人，就不可能有很强的超我，所以，当他想到了，或者已经做了违反道德标准的事，他也不会有多少良心的谴责，他更多的是心安理得，是脸不变色心不跳。于是想到当今颇有市场的“黑厚学”。
心眼要黑脸皮要厚，不要道德不要良心不要理想不要责任。 将超我放逐，放本我出笼，让性本能、权本能、金钱本能无遮无拦，为所欲为。真诚地说谎，谦逊地吹牛，热情地行骗，理直气壮地坑人……
当“黑厚学”在社会上泛滥成灾时，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便如江河日下，失去了真诚，失去了热情，失去了正义，失去了良知，只剩下黑的心眼厚的脸皮。 没有了道德焦虑，个体人格的堕落便是指日可待；没有了道德焦虑，人际关系的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都会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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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焦虑的存在，是个体人格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社会交往正常进行的前提。然而，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道德焦虑毕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在他的人格构成中，一个部分跟另一个部分打架。 本我说：“我想要。”超我说：“我害怕！”
我们常说的人格分裂，就包括人格构成中本我与超我的冲突。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梁简文帝萧纲，既是一代君主，又是大文学家。 他有一句名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慎重，文章且须放荡。”同一个人，可以有两样面孔，可以使用双重标准。为人处事之时，切记谨慎，不可逾越道德规范；写诗作文之时，则不必有太多的束缚，不必有太多的道德顾忌。萧纲自己写的宫体诗，色情味很浓，的确没有什么道德忌讳。梁简文帝说的就是一种人格分裂，或者说是众多种类的人格分裂之一。 中国和外国的文学评论家，历来主张“文如其人”
，认为作家的人格与他的文章的风格是统一的。实事求是地说，“文如其人”的现象并非没有，但并不普遍，也没有什么必然性，与其说它是一种事实，倒不如说它是人们的一种理想。 这类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六朝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专门记载当时文人的轶事，其中有不少人格分裂的例子，最著名的是“望尘而拜”。西晋大诗人潘岳，文才盖世，他写的《闲居赋》飘逸淡泊，清绮绝伦，全然是与世无争，看淡名利官禄的隐士形象。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潘岳，是一个名利心非常重的人，很想当官，很想当大官。任何时代，想当官，想往上爬，就得巴结权贵，就得逢迎拍马。与潘岳同时代的贾谧，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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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便拼命巴结贾谧。 他守候在贾谧的家门口，看着贾谧的车子驶出来，又望着车子远去，对着车子所卷起尘埃而拱手揖拜。 谄上者，必定欺下。 有一个叫孙秀的小官，常受到潘岳的欺侮，潘岳甚至一次次地用脚踢他，完全不把他当人看待。谁知道，孙秀后来做了大官，找了个机会，就把潘岳给杀了。陶渊明是我们都熟悉的大诗人，他“忧道不忧贫”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 从整体上说，陶渊明的人格是高洁而完整的，没有潘岳那样的严重的内在分裂。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陶渊明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人格冲突。 他清心寡欲，情淡如水。 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于世事都并没有遗忘和冷淡。”所谓“世事”
，也包括男欢女爱、情欲性感。 据说，陶渊明曾写过一部志怪小说《搜神后记》，小说中讲了许多人神相亲并纵情作爱的故事，甚至毫不掩饰地描写枕席之欢。 大诗人躲开了那个易使人放荡却又不许人放荡的浊世，在东篱之下，一边饮酒赋诗，一边编一些情爱小说。当然，《搜神后记》的作者究竟是不是陶渊明，学术界还有争议。 我们且不去管它。 我们来读读《闲情斌》，这可真是陶渊明写的，千真万确。 郑振铎先生称《闲情赋》“写得那么质实而富肉的感觉”。陶渊明写道：他爱上了一位“表倾城之绝色”的女子，而且为她的“纤指”
、“皓袖”
、“美目”
、“言笑”弄得心旌摇荡，神魂颠倒。 他想向这位女子求爱，却担心有违礼教，真正是“我想要——我害怕”。怎么办？只好借助诗人的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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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
诗人竟愿意变成丽人的衣领，而去亲近那迷人的脖颈，去承受那醉人的芬芳。 可是，丽人就寝时，必定要将衣服脱下，放在一边。 于是，变成了衣领的诗人，只好与丽人分离，在漫长的秋夜里忍受“可望而不可及”的孤独。 变“衣领”不行，那就变成别的什么，只要能与丽人在一起。 作者一口气用了十组“愿……，悲……”的句式。 悠长的“咏叹调”
，哀婉缠绵地抒发了诗人对丽人的挚爱，对情欲的渴求。 诗人不仅愿做恋人的“衣领”
，还愿做她的“裳带”
、“莞席”
、“丝履”
、“竹扇”等等。《闲情赋》的作者，受爱洛斯的驱动，想要爱绝色女子；而他的超我和自我却告诉他，这是不可能更是不允许的。 恋“人”不能如愿，只好恋“物”
，这有点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性目的之变异”。南山之下的隐居生活虽然幽静，却毕竟清苦单调。“夏日抱长饥，冬夜无被眠”
，温饱尚成问题，更何谈别的享受。而诗人又是“猛志固常在”
，激情爱欲并未熄灭。作者用奇特的想象，用优美的诗句，把人格构成中的“我想要”与“我害怕”融为一体，将个体的道德焦虑诗化为淡淡的哀愁，化为幽幽的意象，化为与南山的轻烟薄雾一样飘逸迷离的诗情画意。在如何对付道德焦虑这一问题上，艺术家比科学家幸运多了。 艺术家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化解并升华自己的道德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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