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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社会责任观到处流传。在议会中，在报纸和讲坛上，人道主义精神响彻云霄。穆勒和追随他的那些经济学家促进了这一运动，反过来他们又从这个运动得到很大的启发。一半由于这个原因，一半由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发展，他们对实际材料的研究也更加广泛而达观。的确，有些早期经济学家在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即或有超过者，亦不多见。但是他们从前无法知道的许多情况，现在是人所共知了。既不像麦卡洛克那样深通商业又没有他那渊博历史知识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和现实材料的关系也能提出比他广泛而明确的见解。
在这方面他们曾得力于各种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方法的普遍改进。
从而，经济学上的推理在各方面现在比过去是更加精确了。任何研究中所假设的前提表述得比从前是更加谨严了。但是思想的缜密在它的运用中却起了部分破坏作用；事实表明，一般理论在以前的许多运用现在是站不住脚了，因为以前没有留心想到所暗含的全部假设以及在所讨论的特殊事例中是否大体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因此，许多教条已被打破，这些教条仅仅因为它们表述得不谨严，所以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但是由于同样的理由，它们充作那些以之武装自己而进行斗争的卫道者（主要是资本家阶级的）的武器库。这种破坏作用乍看起来似乎贬低了经济学上一般推理过程的价值，但结果适得其反。它为我们正在兢兢业业地建立的那种更新更强大的理论机器扫清了道路；它使我们有可能比那些最初着手解决经济难题的能手巨匠对生活看得更加全面，前进得更加稳健，科学性更大，教条主义气习更少；而我们现在的坦途是由他们开拓的。
这种变化也许可以看成是从经济学方法发展的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在初级阶段，对自然运转的描摹照例是简单的，为的是能使这些现象用简易的语句表述出来，而在高级阶段，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却更加仔细，描摹的也更加原本，甚至牺牲一定程度的简明性和通俗性也在所不惜。因此，经济学上的一般推理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步步都易引起敌对批判的这个世纪中所建立起来的阵地，比它那威望极高的时候还要巩固。
上面我们仅从英国的观点考察了近来的发展。但英国的发展只不过是扩及西欧各国的这一广泛运动的侧面而已。
第八节 续前。
英国经济学家在外国有许多信徒，也有许多批判者。法国学派从它那十八世纪的大思想家那里获得了继续的发展，并且避免了英国第二流经济学家所常犯的特别是关于工资的许多错误和混乱。自从萨伊以来，它做了许多有用的工作。古尔诺是法国学派最有天才的建设性思想家；而傅立叶，圣西门，普鲁东和路易·勃朗却提出了许多最有价值和最狂妄的社会主义见解。
近几年以来，最大的有关的发展也许要算美国了。一世纪以前，“美国学派”被认为是由凯雷领导下的一群保护主义者组成的；但现在由一些英明思想家组成的新学派正在形成；有迹象表明，美国在经济思想上正在取得它在经济事务上已经取得的那种领导地位。
经济科学在它的两个策源地荷兰和意大利大有复苏之势。奥国经济学派的精湛的分析工作尤其引起各国极大的注意。
但总的看来，近代大陆上所曾作的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工作是在德国。在承认亚当·斯密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德国经济学家首先被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岛国偏狭性和李嘉图学派的自信所激怒。他们尤其不满的是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所作的那种假设，即就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所确立的命题可以原封未动地搬到农业国家中去。李斯特的卓越天才和爱国热忱推翻了这个假设，并指出，李嘉图主义者很少考虑到自由贸易的间接效果。就英国而论，忽视了它们，也为害不大；因为它们基本上是有益的，并从而扩大了直接效果的影响。但是他指出，在德国尤其在美国，自由贸易的许多间接效果是有害的；他认为这种害处超过它的直接利益。他的许多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有些却是适用的；因为英国经济学家不肯对它们进行耐心的讨论，所以，为那些正确论点所感服的政客们，为了鼓动群众，对那些不科学的但对工人阶级具有较大感染力的论点的使用，也默不作声。
美国的工业家们把李斯特当作自己的代言人。他给他们所写的一本通俗小册子的广泛流行，是他在美国的名望和有系统的阐述保护主义理论的开始。
德国人喜欢说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学派对国民生活的重要性作了过低的估计；说他们有一方面为了自私的个人主义和另方面为了无力的博爱的世界主义而牺牲国民生活的倾向。他们认为李斯特在激起爱国主义情感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爱国主义的情感比个人主义的更加慷慨，比世界主义的更加坚强确定。重农学派和英国经济学家的世界主义感是否如德国人所想像的那样强烈，是值得怀疑的。但近代德国政治史对德国经济学家在国家主义方面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为侵略大军所包围的德国，只有借助于爱国热忱才能存在。德国学者竭力主张（也许有些过分），利他主义感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方面的活动范围比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方面还要狭隘。
虽然德国人在情感上是民族主义的，但在他们的研究上却是高尚国际主义的。在经济史和通史的“比较”研究方面他们是领先的。他们罗列了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社会工业现象，把它们作了这样的整理，以便阐明各现象彼此之间的关系；并对这些现象和可供参考的法学史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德国学派中少数成员的著作有夸张毛病，甚至对李嘉图学派的理论持有小心跟儿的轻视态度，而这种理论的要义和目的连他们自己也不懂。这就引起了许多无味的激烈争论。但这个学派的领导者几乎都没有这种偏狭心理。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外同行在研究和解释经济习惯和经济制度的历史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作出过高的估价，也许是困难的。它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我们真实财富中的一项新的宝贵财富。它几乎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能扩大我们的眼界，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伦理生活和它所体现的那种神圣原则的演进。
他们把自己的注意集中在历史地探讨科学上，集中在把科学应用在德国社会政治生活条件特别是德国官僚政治的经济义务上。但是由于赫尔曼的卓越天才的指导，他们曾进行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工作，这种分析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同时他们也大大地扩大了经济理论的范围。
德国思想也促进了对社会主义和国家职能的研究。世人所知道的近代极其彻底的大多数倡议即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几乎无偿地征用私有财产，正是来自德国学者，其中有些是犹太血统。的确，仔细研究以后，他们的著作不如初看起来那样深刻和卓具创见。但是它从它那辩证法妙术和优异的风格，以及有时从那渊博而被歪曲了的历史知识中，取得了巨大的力量。
除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以外，德国还有许多思想家，他们坚决认为，私有财产制度的现存形态缺乏历史根据；并根据许多科学和哲学的理由要求重新考虑和个人相对的社会权利。德国人民的政治军事制度，近来助长了他们那种比英国人依赖政府多依赖个人企业少的自然趋势。在有关社会改良的各种问题上，英德两国有许多值得互相学习。
但是在当代的各种历史知识和要求改良的热潮中，经济科学上一件困难而十分重要的工作有被忽略的危险。经济学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有忽略慎重而严密的推理的趋势。所谓科学的生物学观的抬头，有把经济规律和经济尺度的概念抛入幕后的倾向；仿佛这些概念太谨严死板，不适用于那种活的不断变化的经济有机体。但是生物学教导我们说，脊椎动物的机体是最发达的，现代经济组织是有脊椎的；而讨论它的科学也不应当是无脊椎的。它应当有使自己密切适应世界现实现象所需要的那种巧妙和敏感；但是它还必须具有一个仔细推理和分析的坚固脊椎支柱。
经济学原理附录三 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
附录三 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
第一节 统一的社会科学可望而不可即。孔德建议的价值，他的非难的弱点。 有些人和孔德同样认为，人类社会行为任何有益的研究其范围和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广泛。他们认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单独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加以研究必然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力劝经济学家放弃经济学研究，而专心致志共同发展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社会科学。但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范围太广大繁杂，是不能单独由一种科学加以分析和解释的。孔德自己和斯宾塞以无比的知识和卓越的天才曾从事于这一工作。他们以他们的广泛研究和建设性意见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在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建立上，他们甚至很难说是迈了第一步。
当卓越而性急的希腊天才家坚持寻求单一的基础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时候，自然科学的进步很慢；而现代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是由于它把广泛的问题分割成几个组成部分。无疑地，成为一切自然力的基础的统一性是存在的；但是在发现这种统一性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任何进展，虽取决于对整个自然领域所作的偶然观测，也同样取决于由坚持不渝的专门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增加使后代有可能比我们更好地了解支配社会组织发展的那些因素的材料，需要同样耐心的细致的研究工作。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完全承认孔德的看法，即使在自然科学方面，专门从事某一领域的人，也有责任和从事相近领域的人保持经常不断的接触。视线永不越出自己范围的那些专门家，往往把事务看得和实际不相称；他们所搜集的知识，大多用处较相对的不大；他们在一些旧问题的细节上绕圈子，而这些问题多数失去自己的意义，且为用新观点提出的新问题所代替；他们没得到各种科学上的进步通过比较周围现象所提出的真知灼见。因此，孔德的一大功绩是，他坚持认为社会现象的统一性必然使社会科学专家的研究工作甚至比自然科学专家的研究工作更加徒劳无益。穆勒在承认这点的同时，继续说“对其他事物一窍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个好经济学家，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彼此交互作用着，如孤立起来，则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但这决不是说，社会物质工业现象本身不容作出有用的概括，而只是说，这些概括势必同一定的文明形态和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关的”。
第二节 经济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
的确，经济学所讨论的种种因素在使用演绎法上具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它们的结合方法，正如穆勒所说，是机械的，而不是化学的。这就是说，当我们分别知道两种经济因素的作用时（例如，工资率的增加和某业工作困难程度的减少，将分别对该业劳动供给发生影响）我们就能够大致预料它们的联合作用，而无须等待它的出现。
但即使在机械学上，冗繁的演绎推理也只能直接适用于实验室里所发生的现象。仅凭这些推理，还不足以处理参差不齐的材料和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错综而无常的结合。因此，它们必须补充以具体经验，并和不断研究新的材料与不断寻求新的归纳结合起来加以运用（而且它们往往居于次要地位）。例如，工程师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装甲舰在静水中失去稳定的角度；但是在他预料该舰在暴风雨中所要发生的情况以前，他将利用那些有经验的水手的观察，他们曾在日常海面上观察过它的动作；经济学所必须考虑的因素比机械力量的数目多，确定性少，且不易为人所觉察，同时性质上也更加不同；而它们对其发生作用的材料更变动不居，齐一性更小。此外，有些场合，其中经济因素的结合取化学上的随意性者多，而取机械上的纯规则性者少，这些场合既不是极其罕见的，也不是无关重要的。例如，某人的收入稍有增加，一般会使他在各方面多买些东西。但是收入增加很多，可能改变他的习惯，也许提高他的自尊心，使他完全不喜欢某些东西。一种时尚从上流社会传到下流社会，可以使它在上流社会中绝迹。其次，我们体恤贫民的心切，可以使我们滥发布施，也可以完全取消某些慈善形式。
最后，药剂师所研究的东西始终是不变的，而经济学像生物学一样，它所研究的东西，其本性内部结构和外形都是经常变化着的。药剂师的预断全部建立在这一暗设之上，即所用的试药是应有的试药，或至少其中的杂质可加以忽略。但即便是他，在处理人的时候，离开了具体经验，也很难有多大的进展。他主要依靠的是，告诉他新药对健康人的影响如何，以及对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的影响又如何；甚至在一般经验以后，他在该药对体质不同的人的作用方面，或在和其他药品新的配用方面，也可以发现料想不到的结果。
如果我们看一看像商业信贷与银行，职工会和合作社这样一些严重经济关系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在某时某地大体上成功的经营方式（modesofworking），而在他时他地却完全失败了。这种区别有时可以仅仅归结为文化或道德和相互信赖的不同；但这种解释是较困难的。在某时某地人们将过于彼此信赖，并牺牲自己以求公共福利，但只在某些方面；而在他时他地将有同样的限制，但方向将有所不同；每次这样的变动使经济学上的推理范围受到限制。
就此刻而论，种族的易变性比个人的易变性更为重要。的确，个人性格的改变，一半出于任意，一半却按照常规。例如，参加劳资纠纷的工人的平均年龄在预测它所用的方式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是真的。但一般说来，因为年青的和年老的，性情刚强的和性情沮丧的人，在某时某地和在他时他地约占有相同的比例，所以，个人性格上的特点和性格的改变，对于演绎法的一般运用比初看起来妨碍要小些。这样，通过对自然的耐心研究和分析上的进步，规律的作用便侵入到医疗学和经济学这两个新的领域来了；关于日益增加的各种因素的单独作用和共同作用的某种预测，不靠具体经验，也成为可能的了。
第三节 解释和预断是方向相反的同一过程。只有以全面分析为基础的对过去材料的解释才能作为将来的借鉴。 可见，经济学上分析和演绎的作用，并不在于锻造几条推理的长链锁，而在于恰当地锻造许多短链锁和基本环节。但这也不是轻而易794附录三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举的事。如果经济学家漫不经心地进行草率的推理，他就很容易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处处都联系得很坏。他需要仔细利用分析和推理，因为只有借助于它们，他才能选择正确的材料，进行适当的分类，并使它们在思想上有参考价值，在实践上有指导作用；同时因为每次推理都必须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上面，所以，每个归纳过程势必包括分析和推理。换言之，解释过去和逆料未来并不是两件不同的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相反方面，一个是从结果到原因，另一个是从原因到结果。希穆勒说得对，“要获得各个各别原因的知识，我们需要归纳法，它的最终结论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演绎法所用的三段论法的倒置而已……
归纳法和演绎法都建立在同样的趋势，同样的信念和同样需要我们的理性的基础上面。”
只有通过发现能够影响某事件的所有事件和其中各个事件独自影响的方式，我们才能全部说明该事件。如我们对其中任一事件或关系的分析不完全，如我们的解释有错误的倾向，则内在的推论已经向建立那种归纳发展，这种归纳虽似乎可以自圆其说，其实却是错误的。
而如我们的知识和分析是完全的，则我们只要颠倒我们的思维过程，我们就能够推知未来，几乎像我们根据同样的知识对过去所能作的解释那样准确。只有当我们越过第一步的时候，预断的准确性和解释的准确性才有了很大的区别；因为在预断的第一步中所作的任何错误，在第二步中将有所积累和加剧；而在解释过去方面，错误多半不易积累起来；因为观察或有记载的历史在每一步中都可重新予以检查。归纳和演绎的同一过程在解释历史上的已知事件和预断未知事件方面，几乎可以同样地加以运用。
因此，决不能忘记，观察或历史虽然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是同时发生或连续发生的，但不能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是否为第二件事的原因。只有通过作用于材料的理性，才能求得答案。当人们说历史上某事件教导这点或那点时，该事件发生时所存在的全部情况是从未加以正视的。有些情况被暗地（如果不是无意识地）假设成不相关的；这种假设在某特定场合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不对。丰富的经验和较仔细的研究可以证明，被认为引起这一事件的那些原因，如无外援，或许不会造成那一事件；甚至也许证明，这些原因阻碍了该事件的发生，而它是由遗漏了的其他原因产生的。
这种困难在关于我国当代事件的最近争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每当从这些事件作出有反对意见的结论时，它须付诸公决；不同的解释提出来了；新材料被发现了；旧材料被审查和重新整理了，而在某些场合还支持最初从它们所作的那种相反的结论。
分析上的困难和对分析的需要，因没有两个经济事件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同这一事实而增加。当然，两个单纯事件尽管十分相似，如两个农场的租佃条件尽管由几乎相同的原因所决定；交给咨询委员会的两个工资案件尽管可以提出大致相同的问题；但是，即使小规模的完全重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