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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大家都兴奋着，激励着人心。我们现在却要完全靠沉着冷静的理性，来思考这个政府体制会对那些甚至尚未出生的人的幸福会有什么影响。这个责任，真正是艰巨得无法测量。”
7月5日，新委员会向全体大会提交了他们的建议案。这个建议案和谢尔曼妥协案一模一样：众议院采用比例代表制，参议院采用相等代表制。作为对大州的补偿，这个建议案还提出，涉及赋税和支出的法案，必须由众议院提出。这样，从理论上来说，就避免了小州联合起来侵犯大州利益的情况。
看上去，这一妥协案将是会议必定要接受的方案了。但是，大会还是又辩论了十天。在辩论中，有代表说出了大家心里担忧的东西：合众国一旦分裂，未来州际矛盾甚至可能走到流血冲突的一步，结果必然是强者压倒弱者，而暴力之后必然会引出绞刑架。到了那一步，在混乱之中专制暴君可能随之出现。这是在世界上一再出现的景象：分裂造成流血，混乱呼唤专制强权。是否能避免重复这种结局的路径，全在他们自己手里了。
7月16日，星期一，全体大会对新委员会的建议案表决，关键是在参议院是否采用一州一票的等额代表制。马萨诸塞州的代表们，有人开始倾向妥协，以致造成内部意见分歧，不能投出有效票。纽约州代表回纽约去了，等于弃权。而这两个州，又正好是一大州、一小州。从原来的局势看，并不造成平衡的倾斜。
直至投票结果出来，剩余九票，5∶4通过了妥协案。也就是说，大州终于吞下他们的骄傲，也退了一步。
几天以后的7月23日，大会决定，在参议院里，每州可以有两个代表，两个代表可以分别投票表决。这样，一州的两个代表就有可能投下不同的票，这实际上也降低了州权在国会参议院里的分量。
7月17日，费城会议正式接受了一个多月前谢尔曼提出的康涅狄格妥协案，解决了未来国会两院的组成、选举办法和代表制。这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制度。这是费城制宪会议最重要的一天，是一个转折点——会议终于解决了最棘手的僵局，大州和小州达成了妥协。
会议并没有结束，按照会议规则，大州仍然可以随时要求重新辩论和表决。可是，这个结果本身，已经是充分辩论和思考的结果。在决议出来之后，大家也都理解了它合理的地方，直至会议结束，没有人再提出异议。
在今天看来，也许，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今天美国的年轻人，对他们两百多年前的前辈，在费城会议上的内心挣扎，甚至会感到不解。因为，从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直至今天，美国发生过许多大的冲突，比如南方和北方的冲突，废奴主义者和蓄奴主义者的冲突，种族冲突，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的冲突，富有的财团和贫穷民众的冲突，如此等等。可是，偏偏从来没有出现过曾令他们如此担心的大州和小州的利益冲突。它，从来就没有发生。
美国人几近虔诚地把这次的妥协称作“伟大的妥协”，一代代地作为最基本的公民教育，告诉自己的孩子。他们认为历史上“妥协”的意思，往往是强势的一方，迫使对方让步，这种妥协更有“就范”的意味。而在1787年夏天的费城，美国的建国者让自己、也让后人看到，政治是可以这样来达成妥协的。在对美国孩子的教育中凸现这个“伟大的妥协”，是期待后代的美国人，都能够重视并学会以这样的智慧，来处理他们的分歧和利益之争。也就是说，这是民主性格的培养。
此后，美国人的政治生活逐渐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他们认识到，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往往是天然地相互冲突的，所以要让大家在国会都有自己的代表，把各自的要求讲出来，公开地争辩、讨论，最后，各方退让、妥协、达成协议——因为整个社会的成功，还是依赖于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合作的。
费城会议的代表们对自己的变化都感到吃惊。回望会议的一个多月，他们都发现，当他们来开会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妥协方案。为了这个方案，他们每个人都放弃了很多自己原来主张的东西，现在却理解，这样的放弃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仅他们制度设计的思路，就是他们本身的行为模式，也成了这个会议的一个果实。
1787年7月17日，是一个平淡的日子，却也是美国历史上决定命运的一天。费城制宪会议达成了“伟大的妥协”。不知你是否理解，这不仅是国会的一个选举产生方式的认定，而是通过对联邦政府具体构成的讨论和认定，从这一天开始，各州代表认同了合众国的实质联合，认同了合众国的政府，认同了从此他们是美国人。
理解费城会议的关键，在于理解那是完全独立的13个“小国”的联合过程。它们曾因“独立诉求”而匆匆拉在一起，成为一个松散联盟。费城会议是真正下决心把它变成虽是联邦，但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所以，宪法按照国家的模式建构，此后的美国就向这个方向走。但距离成功，这段路途还是很遥远的。
这个过程确实困难。今天没有一个国际联盟，能逾越独立国家、独立主权的障碍。迄今为止，欧洲联盟是走得最远的，消除了边界，统一了货币，甚至酝酿出欧盟宪法。之所以这样做，是这些国家强烈意识到联合可以使大家得益。可是，你只要走进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马上就会知道，虽然在历史上，欧洲王室通过联姻，导致几个国家归一个国王管，那是常有的事，可要说大家变成一个“欧洲国”，至少是遥遥无期的。而几乎与这种状况相同的美国通过一个费城会议，居然做到了联合，这才是美国人认为费城会议是奇迹的真正原因。
理解这个关键，也是理解美国费城会议的一些重大争议、包括对奴隶制问题处理的钥匙。
这些小国家之间当年的差异，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大。我前面说过，由于陆路交通的困难，它们相互之间联系不多，而通过海路和欧洲的联系却更多。差别最明显的是在南北各州之间。在当时，对主权最敏感的，还是南方蓄奴州的代表，特别是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我曾经给你讲过美国种族问题历史的许多故事，所以你也知道，南北矛盾、蓄奴州和废奴州的矛盾，远在费城会议之前，就浮出水面了。
北方各州，宗教信仰渗透着社会生活的倾向，道德诉求比较强，强调自然法，强调人生而就有的天然权利；而南方以弗吉尼亚为典型，有悠久的法制传统，强调遵循普通法旧制，强调法律和秩序。虽然大家都务农，可南方和北方的农夫也不一样。北方全是小家庭耕作，更多的自然经济状态，生活首先强调自给自足，剩余的农产品才换成现钱；而南方是庄园经济，大规模生产单一的经济作物，比如水稻、烟草、靛蓝染料、木材等等，出口到欧洲。这些背景的不同，使得南北在对待奴隶制问题上的差别很大。
南方地大，气候更暖和，出产更丰富，庄园也更富有。尽管人口稀少，可是大家都预料将有大量移民前往南方，特别是它西面的大片“空地”，大家都看好南方各州未来的强大和后来居上。但是这种南方特有的庄园生活和美好前景，都依赖于一个条件：奴隶劳动。和北方不同，南方的宗教，几乎不对这种奴隶制度提出道德上的指责；南方的法律观念，是对秩序的强调，认为维持秩序，就是用制度和强力使得各个阶层“各就其位”。因此，南方不仅不会对奴隶制这种传统遗产提出疑问，而且在一些持极端观念的南方州，其法律之苛严和监狱的苦役及虐待的传统，也是作为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想都想不到的。虽然在奴隶制时代，但监狱里其实绝大多数是底层白人。至今在南方，还有相当多的人简单地认为，进监狱的坏人就是应该做点苦工、吃点苦头，否则怎么叫做惩罚和训诫，怎么维持他们最看重的“秩序”？
在那时，北方新英格兰地区，黑人只占人口的25％，而在南方则高达40％。就在费城会议的时代，南卡罗来纳州32个县中，有15个县的黑人人口高达70％。南方的庄园主，除了土地之外，要说有什么财产的话，就是拥有黑奴了。黑奴是南方庄园经济的命根子。美国南方气候炎热，在酷热下的沿海低地庄园里大规模种植水稻等农作物，是欧洲来的白人农工无法忍受和适应的，只能大量依靠黑奴。
如今，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的沿海平原地区，还有许多当年庄园的遗迹。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工作人员经常告诉我们，当年白人到了夏天就得搬到西面高地去，因为受不了低地的炎热潮湿和蚊虫肆虐。但是黑奴就被迫留下来照管水稻田。恶劣的劳动条件使得黑奴寿命大为缩短。可是，当时的南方庄园经济已经离不开奴隶劳动。所以，美国的历史课本上都说，是奴隶制定义了美国南方。可想而知，作为南方蓄奴州，特别是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当然决不愿在废奴问题上让步。
费城制宪会议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强制南方立即废奴。因为这是一个商讨联合成一个国家的会议，是共同协商、为这个国家建立政府的会议。也就是说，一个能够为美国各州建立共同法规的国会，还在纸上；一个执法的总统和他的内阁班子，还在纸上；一个能够对各州法律作是否违宪判定的最高法院，还在纸上。就连宪法本身，也还在纸上酝酿。也正因为是“民主商讨”，在这个费城会议上，根本没有一个超越各“小国”主权能力的主宰、制约力量。与会的代表都知道，这个力量，这个联邦政府，哪怕在纸上通过，要真正起作用，都还将历经多年的小心营造，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
许多美国的历史学家都注意到，费城会议是一个制定管理方式的务实作业，几乎没有什么有关自然法的理论探讨和争论，很少涉及形而上的讨论。我觉得历史学家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代表们认为，合众国立国的形而上原则，在《独立宣言》中就已经基本解决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探讨，如兰道尔夫所说的，更适合学术界来做。而“我们的职责，是针对那些已知的权利，在它们经过社会生活的修改之后，并且和我们所谓的州权相互作用下，为它理出一个头绪来”。
当时，这些差异很大的小国家们，在商讨联合成一体的时候，相互的关系是平等的，北方代表们对他们不满的事情，可以表达，可以作道义谴责，却没有制约权。而兰道尔夫的话，其实是婉转道出了大家面对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暂时还无法理想化地、一步到位地实现自己追求的自然法原则。所谓“生活的修改”，就是历史的发展事实，所谓“州权的相互作用”，就是你不能在联合之始，一上来就完全废除原来的小国主权，也不能以人道为理由，立即掐断它久远以来传统的经济命脉。因为联邦当时没有一分钱，没有任何能力，去补偿南方中断原有生产方式会出现的经济灾难。兰道尔夫所谓的在这些前提下“理出一个头绪”，就是作为先进地区，只能面对不同国家历史的遗留现状，来探讨如何制定管理的构架，为理想的逐步实现，创造一个最大的可能。同时，也让落后地区有一个缓冲渐进的空间。废奴问题，就是如此。
奴隶制问题，其实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黑奴的进口问题，一部分是禁止奴隶身份，即占据黑人为财产的问题。
黑奴进口问题，主要是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坚持不肯废除。这三个州庄园经济形态的现状，加上黑奴劳动寿命短，所以需要不断补充。早在1779年，即美国宣布独立，还在打独立战争的时候，除了这三个州以外，其他地方都已经立法禁止奴隶进口了。而在费城会议召开的时候，北方马萨诸塞州法庭已经判决废除奴隶制，北方其他各州正在陆续跟进。废除奴隶制在北方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可是对南方三州，当时能做的只能是给它们留出转弯的空间。最后费城会议达成的妥协是，给20年的余地，容许它们继续进口黑奴至1808年。同时把奴隶制的存废，留给各州自行处理，也就是说，他们寄希望于由时代的进步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两百年来，无数次地被历史学家和学校的学生们称之为费城制宪会议的一个缺陷、一个污点。可是，当时的费城会议代表们确实并不认为，费城会议有权宣布当场废奴。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立法机构，他们只是在制宪。
谈到美国的建国历程，人们不会忘记，相对当时的欧洲国家，他们幸运的是没有根深蒂固的国王、贵族的旧制度负担。可是，通过美洲特有的奴隶制度，我们看到，他们同样从古老的历史中走出来，有属于他们的特定旧制度负担。而处理这样负面的历史遗产，其实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美国在1787年的条件下，费城会议只能够做到了这一步，以后的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过程，我以前已经在《我也有一个梦想》中详细给你写过了。
我们也可以做个假设，假设费城会议强行宣布废奴，结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就是导致南方三州立即退出联邦，同时，联邦还是没有能力迫使它们废奴。所以，除了会议有了一个更高的道德姿态，对南方奴隶制的触动来说，并不起任何作用。我们只能说，把南方三州纳入联邦，敦促南方的进步，是费城会议惟一能够采取的务实做法。
当费城会议讨论众议院比例代表制的时候，必不可免地要讨论怎样计算人口的问题。后来的宪法里，规定每十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一直沿用至今。普查产生的人口数，当然可以用来计算比例代表制下各州众议员的人数。可是，黑奴怎么算呢？黑奴要不要在普查中计入人口数？南方蓄奴州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矛盾的境地。尽管他们不给黑奴以平等的公民地位，但是他们不愿意在派出众议员的时候，黑人不计入人口数。黑人如果也计数的话，南方能派出的众议员不就更多了，在立法机构里的发言权不是更大了吗？而北方代表则主张，既然南方人不给黑人以公民地位，只是一种财产，那么也就不应计入人口数。
这个分歧，谢尔曼在提出妥协方案的时候，顺便提供了一种妥协：南方在人口普查中把黑人以3/5的比例计入。也就是说，计算人口以便算出众议员人数的时候，一个黑人折算成3/5个人。这一妥协案，几经讨论，反复了一个多月，在7月16日达成“伟大的妥协”以后才正式确认，写入宪法。史称“五分之三妥协”。正是这个妥协，换来了南方同意在1808年截止进口奴隶的时间表。
1787年7月17日以后，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大家意识到，最危险、最困难的障碍，已经被他们越过了。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叫做“美国”的联邦国家，在世界上真正地诞生了。
当他们回过头来，重新再一轮讨论弗吉尼亚方案，讨论那些以前因畏难而搁置的议题时，心情却比以前轻松了。一个有实权的中央政府将要实实在在地开始行使它对美国的权力。他们此后开始讨论的问题，大多涉及新的中央政府和州政府的主权关系和权力划分。
这些议题的讨论，在费城会议只能说是开了个头。你只要想想就会知道，一个原先习惯了一切自己做主的主权国，现在要让权出去，哪怕是部分地让中央政府决定命运，将是多么的不能放心。因此，这个问题和美国一起诞生和成长，也成为永久的学术研究课题和实践探索目标。直至今天，也没有完成。
好了，今天先写到这里，下次再写。
祝 好！
林达
9。 半神半人的会议
卢兄：
谢谢来信。你说，看完美国制宪会议的故事，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好像是电影里的历史剧，即便把镜头拉得很近，你能看到衣裳的褶皱和脸上的表情，却感觉他们依然离得很遥远。这四个月的争论，与其说像在“建立政府”，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学术讨论。可是，对他们来说，在争执的又是一个如此实际而紧迫的现实。虚实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你说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整齐”，虽然风格、观点各不相同，可是，在更深入内在的层面上，又相互默契。
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制宪会议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绝不亚于独立本身。所以，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对费城会议作过很多研究。研究的主要资料是与会者的个人背景，以及他们在会议前后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特别是华盛顿将军、詹姆斯·麦迪逊、富兰克林、詹姆斯·威尔逊、罗杰·谢尔曼等等在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士的文字记录。对会议本身的研究，主要的依据是麦迪逊所做的详细笔记，还有其他几位代表的简要笔记。
大多数人所持的主流观点，其实就是依据事实和常识，做出最简单直观的描述和结论。反而是一些非主流的看法，看上去更“高深”一点。
例如，上世纪初，正当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各种诉诸“理性”的思潮流行。1913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出版了《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用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来解释美国宪法，特别是解释费城会议上代表们的行为。他考察了1787年的美国经济结构，然后列举了制宪会议代表们个人的财产和经济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大部分制宪会议代表通过美国宪法的制定，可以获得个人经济上的利益，成为不同程度的经济上的受益人；因此，费城制宪会议的妥协，是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
这样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相似的地方。尽管比尔德否认他的研究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坚称他依据的是麦迪逊的政治学思想。他的结论受到后来左翼思潮的推崇。我后来看到过一些类似说法：主要是与会者大多拥有土地，一个稳定的政府导致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对他们以后从事的土地投机事业有好处。这些隐藏的“意图”，在整个辩论过程中看不出来，只是一种猜测的可能。可是，你无法打消这一类猜测：代表们心里没说出来的念头，是在惦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