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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上曾坚决主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他在家乡遭到另一个著名政治家派屈克·亨利的反对。麦迪逊被选为弗吉尼亚州在国会的众议员，却没有被选为地位更重要的参议员。可是凭着他的能力，他在众议院自然成为一个领袖人物。而根据宪法，联邦政府有关财政的法令必须通过众议院。也就是汉密尔顿的方案必须得到众议院批准，而麦迪逊却领头坚决反对。
麦迪逊的反对，是出于对“公正”的考虑。独立战争期间发行的债券，长期来州政府无力兑现，民众却急于脱手。这就出现了一些做金融投机的人，低价收购贬值的债券。尤其是参加独立战争的老兵们，他们打仗的时候，拿的军饷就是债券，现在却大部分到了投机者手里。现在由联邦政府出面，用进口税收入，来按照原始票面价值偿还本息，麦迪逊认为，这对那些被迫将债券脱手的原始持有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境遇很差，却因已经卖掉了债券，失去原本理应属于他们的可怜的财产。另一方面，反对派对发行新的债券，负债经营，也不能接受。
同时，麦迪逊的反对，也隐含着农业社会观念和对工业化社会的不适应。在农业经济下，作为农庄主的弗吉尼亚政治家们，看不到工业高潮的必将来到，这是不会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不理解以信用、负债经营为基础的城市工业经济；他们也不能理解，对于新的经济体系所产生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投机和股市操纵等等，只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批判，并试图阻挡时代的变化，并不是一条出路。
你看，即便是都出于公心，政治分歧也必然在第一分钟就形成了。政治家必然不断地分化。而大众参与的政治运作，完全不同于精英之间的商讨，自会显露它自己的规律，也会呈现它不理想的一面。
汉密尔顿一度到了绝望的地步。国会在激烈辩论，领头反对的却是他以前的盟友。在麦迪逊的带领下，反对声音占上风。同时，报纸媒体上的文章也在批评他的方案。民主伊始，民众还缺少自律的修养，批评必然会滑向对他的人身攻击，他的非婚生的出身，成为现成的目标，他被公开骂成是“东部的杂种投机家”。
他对报纸上的这种谩骂毫无办法。任何一个刚刚运行民主制度的地方，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民众先知道言论自由是人的最基本权利，而要经过很多很多年，民众和媒体，才会理解人身攻击和谩骂，不属于健康的民主生活。建国后，报纸上对华盛顿总统也一样谩骂，华盛顿是个老派的绅士，他显然并不适应这样的事情。可是，他只是不去看报纸，不去理睬。汉密尔顿面对恶意的人身攻击，心灰意懒，他对美国前途感到绝望。他站在这个职位上，深知只有照他的方案办，国家才能恢复信用，只有恢复了信用，才能融入欧洲市场，才能发展商贸。只有经济上去了，合众国的统一才有保障。可是，宪法规定了，有关财政的法案必须经过众议院，因为这是人民的钱，众议院代表人民。
汉密尔顿觉得，假如他的方案通不过众议院，那么，他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在财政部长这个位置上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了。如果是这样，他就打算辞职算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汉密尔顿偶然遇到从法国回来出任国务卿的托马斯·杰佛逊。华盛顿总统的第一届内阁只有四个部长，除了战争部长和司法部长以外，汉密尔顿管财政，杰佛逊管外交。他们两人后来的尖锐分歧和对立，在1790年初还没有显露。交谈之后，杰佛逊愿意帮汉密尔顿一把，由他做东，邀请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晚宴，商量一个妥协办法。
在这次晚宴上，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交流了意见，达成一定的相互理解，最后，还是一次政治妥协：麦迪逊答应在众议院协助通过汉密尔顿重建国家信用的方案，而汉密尔顿动员国会里的联邦党人做出让步，通过把联邦首都建在波托马克河边的法令，也就是说，把首都建立在南方弗吉尼亚附近。这是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一次妥协。
1790年12月13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报告，为重建国家信用，需要成立一个全国性银行。汉密尔顿设想的全国性银行由一个私人董事会领导，以避免由国家官员领导的银行导致腐败。他指出，这样一个银行可以为国家提供可靠的储蓄，协调各地银行业，提供统一的通货，为商贸和工业提供资金，以及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提供政府贷款。
这个主张又一次遭到麦迪逊的反对，他认为这种银行只有利于城市商人、投机家，而不会有利于农夫、工匠和小商人。这次的理由是，宪法没有明确授权联邦政府行政分支设立全国性银行，所以，方案是违宪的。
国会里，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反对，以城市工商业为主的北方赞同，两极分化。最后国会通过这个法案，提交到华盛顿总统面前时，来自南方的华盛顿总统打算按照宪法的授权，予以否决。好在华盛顿总统在关键时刻，是个沉着而谦虚的人，在否决以前，他正式征求司法部长兰道尔夫和国务卿杰佛逊的意见。他们都是弗吉尼亚人，都认为应该否决。华盛顿再把他们的意见都转告汉密尔顿，告诉他，除非你能说服我，否则我就要否决你的方案了。
几天以后，汉密尔顿交给华盛顿总统一份意见，那就是以后著名的《论银行之合宪性的意见》。在这份意见书里，汉密尔顿精彩地阐述了关于宪法中联邦政府之默认权利的思想。其实，不久前在联邦党人文献里，麦迪逊本人也同意了这个观点。汉密尔顿在意见书里斟字酌句，小心翼翼地表明：联邦政府可以运用一切必需而可行的手段，来实行宪法赋予它的政治权力。前提是，这些手段不是宪法所预先禁止的、不是不道德的、不是和这个社会的目标相冲突的。
这份论文是汉密尔顿依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对宪法实行方式的补充。汉密尔顿的出色的逻辑和论述能力，终于让华盛顿总统接受了他的看法。1791年2月，华盛顿总统签署法令，建立美国第一个全国性银行。这一银行是美国建国初期经济制度的最重要基石，也是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对美国早期制度建设的最重要贡献。
一个新的联邦政府，就开始如此运作起来。可是，由于政治观点的分野，第一代的美国建国者中，因被选入联邦和州政府而没有离开政治舞台的人们，开始严重分裂和对立。费城会议前和费城会议本身，是一个相对范围更狭小的上层精英政治。现在，是全美国开放的大舞台。民众越来越多地介入，媒体推波助澜，使得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在下封信，再把围绕汉密尔顿的故事给你讲下去吧。
祝 好！
林达
11。 汉密尔顿的功绩
卢兄：
不等你回信，我先讲下去。上封信讲到，由于汉密尔顿的努力，美国终于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银行。可是，今天看来或许是很常识性的一个决定，在当时，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这是联邦政府第一项投入运作的举措，它的一举一动，都在预示着美国的走向，给出它能不能成功的征兆。尤其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正非常紧张地注视着它的运行。他们的忧虑，一点没有减轻。
联邦政府行政分支要有效地执政，就要有权做一些具体的决定。宪法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提供细致的指示。可是，权力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汉密尔顿一向持有“国王”、“强行政”的过激观点。现在，这个观点激进的人，真的就站在行政分支中的重要位置上了。他的实践，他所表达的观点，使得本来就对联邦政府权力不放心的弗吉尼亚政治家，大为震惊。虽然华盛顿将军可怜的内阁只有区区四个部长，他们仍然觉得，一个会让政府过于强大的趋势在悄悄形成，这必然会威胁到个人自由。他们反对扩张政府权力。以杰佛逊和麦迪逊为首，反联邦党人在形成，成为汉密尔顿的主要对手。
你一定记得麦迪逊原来也是持联邦党人的观点。可是，费城制宪会议以后，托马斯·杰佛逊结束了五年来出使巴黎的生活，回到美国。他和麦迪逊本来就友情很深，都是弗吉尼亚人，气质也相似。麦迪逊受较年长的杰佛逊影响，一点点疏离了联邦党人的观点，偏向于杰佛逊的看法，认为新生美国最重要的是保持美国革命的原始精神，强调民众的自然权利。
与此同时，汉密尔顿在临时首都费城，忙于准备另一个报告。1791年底，他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这个时候，美国经济落后，只能为欧洲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自身几乎没有工业。汉密尔顿的这个报告，第一次预言了美国经济的前途，把美国放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他敦促国会发展美国制造业，指出，有了强大的制造业，国家才能真正独立，在全球商贸中才能得到平等的地位和条件。他预言了未来美国将出现的大规模移民，指出移民的多样化劳动力是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他认为，这将使美国出现新的人口中心，形成国内市场，这也将有利于农庄，为农业产品找到新的销路。
汉密尔顿和其他政治家的不同在于，他不是从道德角度来判断经济措施的好坏，而是从事物互动的关系中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他要求国会通过法令鼓励制造业，包括保护性的进口关税，免除国内制成品的关税，鼓励新发明，特别是和机器有关的发明。为此，他和财政部的助手一起建立了称为“有用制造业学会”的民间组织，在新泽西州建立工业园作为制造业的示范。
华盛顿总统是弗吉尼亚人，他的内阁也以弗吉尼亚人为主。汉密尔顿工作得非常艰难，他的联邦党人观点遭到杰佛逊的反联邦党人派的反对，两派在内政外交上的政策几乎全都针锋相对。
美国处于初建阶段，相对而言，汉密尔顿负责的财政和经济是实的，而杰佛逊负责的外交是虚的；汉密尔顿鼓吹的工业制造业和商贸是动态的、有前瞻性的，而杰佛逊坚持的农业社会政治伦理观是静态的、保守的。但在外交上，倒是汉密尔顿推崇稳步推进的英国模式，主张和英国建立友好关系，对正处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而杰佛逊恰恰相反，他的浪漫气质和激进的法国革命相投，又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刚刚回来，因此，他同情法国而反对与英国结盟。
现在我们回头去看，美国当时是一个明显落后于先进欧洲的、经济落后的乡村。而汉密尔顿的高明，并不在于他对金融、经济发展和工业社会的创造性构想，因为西欧早期的工业化已经发生，在工业化之前，英国的金融和财政体制变革的一整套经验，已经活生生地摆在那里。汉密尔顿的智慧在于，他知道最开始需要的，并不是发明创造，而是在其他国家现有的经济模式样板中，选择一条路跟上去。
民主社会制度是多数决定的制度，所以，仍然存在由于多数人的错误选择，走上错误道路的可能。虽然，相比专制制度，它更有纠正错误的机会，不会在一两个人的执迷不悟之下一条道走到黑，可是，在国际经济形势面临质变的时刻，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错误选择也可能就贻误了一个难以弥补的关键契机。更何况，美国一开始就面临经济崩溃，危机重重。这就是汉密尔顿的功绩所在：他的选择，使得新生的美国一点没耽误地抄着捷径，在经济上向先进的欧洲追去。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说的汉密尔顿建立的美国第一银行，是第一个“全国性”银行，而不是属于政府的“国家银行”，因为这并不是全部国家资产和国营。汉密尔顿以英格兰银行为蓝本，私有公管。总共1000万美元的股份，联邦政府的股份仅占1/5，其中3/4还是政府债券。财政部有监督权，私人有大部资产和独立经营权。汉密尔顿依据他对人性的理解，认为，“私人利益是银行最好的指导原则”。
站在汉密尔顿对面的反对派，以托马斯·杰佛逊为代表。他们认为，独立战争时期发行债券的行为，和今天发行股票建立国家银行，有道德上的本质差异，“前者有着神圣目的，它是为了一场神圣的战争，这场战争拯救了我们的自由，并且使我们独立。而后者，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一伙骗子发财，使得那些诚实和勤劳的人蒙受损失”。
可是，在汉密尔顿眼里，经济就是经济，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他不把那些不属于经济的道德问题，合在经济问题中考虑。
美国的经济范本是欧洲，而欧洲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泡沫经济引发崩溃、金融从此一蹶不振的危机。而事实上，现代经济刚刚开始，它以迅猛的力度在冲击和改变社会，一副洪水猛兽的样子。可以明显看到，它远比农业经济的社会更难预料和控制。这两派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信心的差别。汉密尔顿充满自信心，也具备迎接挑战的性格，他更理性化，也更相信强大集中权力对经济的掌控能力。而以杰佛逊为代表的、习惯和喜爱传统南方农业社会的人们，他们对迅速释放无法控制的能量的变革感到忧虑，变革后的局面是未知的，他们完全没有信心。
现代经济在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事实上是还没有完全了解它。它多次在人们喜出望外的时候，突然呈现可怕的面貌，出现类似大萧条这样无可驾驭的灾难。人们虽然有幸能够渡过这些难关，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对它是否具有信心，在那个时候，两种态度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可是，美国显然还是要感谢汉密尔顿的这种信心，因为，现在看来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杰佛逊他们希望美国躲避在一个浪漫田园里，维持世外桃源式的农业社会，事实上最终是不可能做到的。
经济就像是一驾独立的马车，它驶向一条新的道路，就带出一片新的风景，有鲜花原野，也有狂风暴雨。汉密尔顿显然为美国带来转机，让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在欧洲恢复信用。国内经济开始繁荣，美国开始生气勃勃地转动起来了。可是，这条道路也必然带来另一片风景。
证券买卖的投机风潮很快出现。1791年独立日，美国第一银行股票上市，投机风潮达到顶点。一些独立战争的老兵们傻在一旁，看着疯狂抢购股票的人潮。股票价格猛涨。汉密尔顿试图通过他一贯的方式，匿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告诫大家股市可能崩盘的危险前景。可是在周围众多发财故事的刺激下，这种警告当然没人要听。结果，第二年2月，暴涨五个月的股市突然大跌。美国面临经济危机。此后，美国还有过几次类似的金融大风潮，幸而汉密尔顿并不只沉溺在成功的一面，也在同时研究欧洲的经验教训，有备而来，他动用国家储备干预，股市逐渐回稳。虽然没有导致崩溃，可是，仍然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冲击。
从此，美国在经济结构上，完全现代化了，类似欧洲的证券市场、交易所和股份公司大量出现，并且以股份公司的形式集资，修建公路、运河、桥梁，兴办制造业。美国开始呈现与建国前完全不同的面貌，像今天说的，经济起飞了。许多人的生活，被新的社会风潮带动，向不同的方向改变，美国社会本身也被改变了。
假如回顾以汉密尔顿和杰佛逊分别为代表的两派观点，还可以看到其中一系列不同的观念。例如在对待战争债券的问题上。汉密尔顿把它看做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契约，政府不如约偿债，契约权和财产权就得不到保障。同时，他把收购债券的所谓“投机者”和出售债券者之间的关系，也看做是合法的契约关系。债券在流通，只要是合法的交易，其中一些人的吃亏和得利是客观存在，只要是自愿、合法，就必须尊重契约为先，而必须忽略它的深究一层的道德探讨。股市也一样，只要是公平的，各人也必须承担风险，不能因赔本的个人陷于悲惨境地，就对制度作道德探讨，甚至否定制度。
现代经济制度显然在引出新的社会问题。在汉密尔顿看来，振兴国家经济，使它变得强大最为重要，而引出的问题只能再进一步寻求解决。他拒绝把目光投向那些被历史的列车甩出去的人们。
对于杰佛逊他们来说，新的经济制度引出的社会问题，直接牵涉到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从而引出他们对这样的经济改革本身的质疑和否定。再说，原来就有的忧虑，更因政府权力的扩大而加深。政府是否因此无可避免地腐败，民众的自由是否已经被严重侵犯？在他们看来，费城会议过去只有短短的四年，宪法批准只有短短两年，联邦政府已经呈现出了改天换地的权力。
其实，双方提出的问题，都不是没有意义的。美国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不断处于这矛盾两极的抗衡和平衡之中。
当然，是人在发展着经济，是人的欲望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而欲望与生俱来。只要这样的动力存在，经济就会隆隆地向前冲。到了一定的地步，与其说是人在主导形势，还不如说，形势本身迟早会挑选出如汉密尔顿这样素质的人，在这块土地上，完成这样一个过程。
汉密尔顿的天才，在于他看到了这个趋势，顺应了这样的趋势。可是，对立的观点的存在，使得许多在快速发展中被忽略的问题，永远有人关注和提出来，这其中包括政府的权限、政府的腐败、弱势群体的权利和社会公平等等。因此在建国初期，相互反对着的两种观念，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这不是简单的对错关系。
建国初期，经济改革也在初创阶段，监督制度并不完善。支持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即使是国会议员，也不少拥有国债、股票，还有在私人银行或公司任职。是否有内线交易？是否以权谋私？加上汉密尔顿的助理也在积极参与投机买卖，于是导致更大的疑问。
反联邦党人在杰佛逊带领下，质疑汉密尔顿处理外国贷款和他的个人财务问题，在1793年春突然在国会提出弹劾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在一个月之内就准备好了有关个人财务的200页记录，以表明他的清白无辜。这一弹劾提议没有在众议院通过，投了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