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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内就准备好了有关个人财务的200页记录，以表明他的清白无辜。这一弹劾提议没有在众议院通过，投了赞成票的只有五个众议员，其中之一是他以前的合作伙伴詹姆斯·麦迪逊。
当年12月，弗吉尼亚的约翰·泰勒又指控财政部与美国银行相互勾结，造成政府腐败。经国会调查委员会严密调查，没有发现账目上有什么问题。一直到杰佛逊当总统，一直到此后的历史学家们的研究，都没有发现汉密尔顿有“经济问题”。这些指控和调查部分起于政治对立和斗争，可是，在美国政府的新生时期，在经济变革的时代，这样的调查还是锻炼了立法、行政两大分支的监督和互动关系，也确立了美国政府公开的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模式。
当时，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治国方略上的分歧，在政治观念上的对抗，甚至发展到人身攻击。这一切，让双方感到疲倦。尽管有华盛顿总统居中调解，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治国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公开。汉密尔顿和杰佛逊几乎是水火不相容，到了难以共处的地步。
1793年，托马斯·杰佛逊辞职。但是两种观点的对立却由于第二年的税收暴动事件，变得更为尖锐。
事情的起因是，既然联邦政府决定偿还债券，就需要增加税金来支付。国会随之通过一系列税法，其中的“威士忌酒税法案”，伤害了种粮食酿威士忌酒的农夫。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农夫，由于高山阻隔，交通不便，大规模运粮食出来卖，几乎不可能，只能酿酒，运酒则大大减少运输量。而这个法案一出来就像是断了他们的生路。1794年，他们组织起来暴动，反对该税法。结果，华盛顿总统招募了一万多名国民兵，由汉密尔顿亲自率领，驱散了暴动的民众。虽然无人伤亡，但是逮捕了一批人，包括农夫选出的代表们。
这个税是国会强制征收的，所以很容易让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人，想起当初他们要求独立的原因之一，就是反抗英国宗主国不合理的税收。“威士忌事件”虽然没有酿成血腥的暴力镇压，第二年华盛顿总统也签了大赦令，所有在“威士忌事件”中被逮捕的人，都没有被定罪。可是，在杰佛逊的一派看来，武装的国民兵都被汉密尔顿领着出去了，没有流血仅仅是出于侥幸。这简直就是华盛顿可能变成国王、联邦政府可能变成人民敌人的信号。
这一事件确实非常危险。一方面，有了国会代表，并不表示每个地区、阶层的利益都能得到照顾，他们之间的利益还可能完全是冲突的。另一方面，也许根本没有万全之策。当一个经济措施出来，必然有得益和受伤害的两部分人。即使从长远来看，或者说从大局来看，可能政策是必要的。可是，站在那些被牺牲了利益的民众面前，华盛顿总统也不知所措。直到很多年后，也是在联邦政府有了能力之后，才开始对一些经济政策中的受害者，由政府出面做出补偿。
如何畅通民众的申诉渠道，如何不走向恶性事件，在美国这个大规模移民的国家，是比其他国家更为困难的事情。美国也是在实践中经历许多惨痛的教训，才逐渐取得尽量避免恶性事件发生的经验的。建国初期，杰佛逊站在民众立场上的呼吁，是对政府管理非常重要的提醒。
就在这个时候，1795年1月31日，汉密尔顿辞职了。在辞职前，他向国会提出了最后一份报告，再一次阐述了他的重建国家信用政策的重要性。他的政策在起作用，美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的信用正在恢复。他指出，对还是一个年轻国家的美国来说，信用尤其重要。只有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国家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平等的地位。同时，建立国内的私人信用也非常重要。只有在一个良好信用系统的基础上，经济才会平稳地发展。
当时的官员薪水不高，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汉密尔顿辞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当部长的薪水难以养家。他回到原来的律师旧业，有了将近四倍的收入。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成功地打赢了几个大官司。
可是，汉密尔顿在政治上仍然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是联邦党人的领袖，也始终得到华盛顿总统的信任。1796年9月，华盛顿总统发表著名的“告别演说”，宣布不再竞选下一任总统。总统要求汉密尔顿帮助他起草这封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在这一文件里，华盛顿总统嘱咐后人，要维护美国的中立，尽量和欧洲所有国家都发展商贸，但是不要和任何国家搞政治结盟。
1795年4月，就在汉密尔顿辞职后不久，约翰·杰伊在伦敦和英国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消息传来却遭到公开舆论的谴责，人们认为他出卖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是“卖国贼”。人们在街头焚烧杰伊的纸像。汉密尔顿为自己的这位老朋友辩护，他在公众集会上演讲的时候，却遭到人们的石块攻击。按照宪法，外交条约必须参议院通过。这次虽然参议院通过了条约，华盛顿总统却犹豫着，没有马上签署。他征求汉密尔顿对条约的意见。汉密尔顿一如既往，写了一篇文章，一条一条地为条约辩护。他指出，条约为年轻的美国争得了宝贵的和平，符合美国的利益，不会损害美国的荣誉。华盛顿总统考虑了几个星期才签署了《杰伊条约》，而这个条约的思想和最终实现，汉密尔顿起了很大作用。
1799年底，华盛顿去世。这对汉密尔顿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第一代的政治家中，华盛顿也许是惟一一个始终对他非常信任的人。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中虽然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后来逐渐变得孤立，他的声誉在下降。主要原因，是他运用影响力，在政治派性争权中非常活跃。他文笔犀利，下笔伤人。尤其是在竞选的关键时刻，对同为联邦党人的亚当斯总统，进行了长篇人身攻击，而亚当斯是个为人行事很有原则的老派绅士。这一事件造成了对汉密尔顿的声望和政治前程的最大伤害。
1804年7月11日，汉密尔顿在一场决斗中受了致命的重伤。
2003年秋天，我们去纽约市，特地去看了汉密尔顿在纽约的家。这栋小楼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并不算大，现在逼仄地处在拥挤的街道上。当年，这栋小小的房子周围，是32英亩舒展的野地。我站在那里想，搬家到此的那天，一家人望着窗外树林和草坡，也一定有过许多憧憬。汉密尔顿特地给这栋小房子命名，叫它“格朗”，就是农庄的意思。据说，那是他遥远的祖先在苏格兰的老家的名字。可是，他只住了两年。就是在这栋房子里，1804年7月12日，汉密尔顿去世了，时年49岁。去世的时候，他的身边除了一个朋友，纽约市的一名主教，还有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和他的七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只有两岁。
在他临终前最后的时刻，他要求纽约的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为他举行圣餐礼。可是，一开始却被教堂拒绝了。原因是他虽然已经皈依上帝，可是他决斗的行为却有违基督的教义。汉密尔顿最终说服了教会。他说，他虽然答应了决斗，却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才将子弹故意打偏。他还说，他为自己所有的罪过忏悔，并愿意与所有的人和解，包括在决斗中给他致命一击的对手。汉密尔顿最终说服了教堂为他举行了仪式。
他渐渐被遗忘了。汉密尔顿死去之后，政治圈内派系运作留下的伤害，还久久留在那里。而人们还不到回顾和思考的时候。
如今，200年后，当美国人终于开始认真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重新审视当时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讨论时，他们发现，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建设来说，费城制宪会议以后的十年是最关键的十年。在这十年里，对美国的制度建设贡献最大的，除了华盛顿总统以外，他们国家的今天有赖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因为，在政治制度确立之后，经济的道路还始终面临种种困难选择。而在那个时候，假如走上的是托马斯·杰佛逊和麦迪逊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向，美国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的。
美国终于看到了这个从西印度群岛来的人为美国所做出的贡献：他主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级政府，他以出色的才华鼓吹通过合众国宪法，在美国建国后的短短的几年里，他使美国恢复了国际信用，建立了美国的经济制度，为美国搭起了经济发展的舞台，打下了100年后世界一流经济强国的制度基础。
在华尔街和百老汇的路口，我们找到了圣三一教堂。古朴的教堂，坐落在世界上最拥挤的金融摩天大楼之中，非常醒目。这儿离当年的联邦议会，后来的临时国会所在地，现在的联邦大楼，只隔着一个街区。当年，华盛顿将军和汉密尔顿星期天都常来这个教堂。旁边就是墓地。墓地的边缘，和车水马龙的大街只隔着矮矮的铁栏杆。马路上，行人匆匆来往，他们也许就在近旁的大楼里，操作着世界上最庞大的金融机器。大概不会有人注意，这个国家庞大的财政金融大厦的第一个奠基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长眠在这儿。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祝 好！
林达
12。 1804年的信号
卢兄：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你提到，以前听说过汉密尔顿死于决斗，很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我上次写汉密尔顿的时候，省略了他的决斗。看了各种相关的研究和资料之后，我想另外写封信，专门给你讲讲这个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因为它不仅是汉密尔顿的个人悲剧，事件本身也和我们在聊着的制度实践的主题有关。
今天去看，那真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1804年，汉密尔顿虽然已经离开公职，可是，他不仅是美国屈指可数的那些建国者们之一，还是联邦党人的一个重要政治领袖，可以说是当时美国已经离开公职的政界名人。而他的决斗对手艾伦·伯尔，更是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我们如何能够想像，今天的美国副总统，会提着一把手枪，去跟人家决一生死呢。
所以，你可以又一次看到距离——我们今天的时代和他们的时代之间的距离。虽然在同一个宪法之下，那时的美国还远远不是我们今天认识中的那个国家。
1804年7月11日清晨，汉密尔顿和伯尔，双方各自带着自己的助手，还有一名医生，分别乘着小船，来到相邻的新泽西州，在野外的一块小空地上，履行“约会”。当然，他们知道，这是在赴一场决斗。可是在他们交往的信件中，都把它称为是“约会”，并且不在自己所住的纽约州进行，那是因为，在他们所住的纽约州，决斗已经是非法的了，而在相邻的新泽西州，却还没有制定这样的法律。
美国的开端，随着规模的突然升级，古典政治无可避免地在向现代政治转变。这是一个转型期。而他们，也处于古典绅士向现代政治家的转变。这是绅士们最后的时代。我想，就像欧洲最后的骑士、日本最后的武士那样，美国最后的古典绅士也是非常困惑、也有着很深的悲剧性。
那时候，古典绅士的传统还在。我们在讲着的绅士，不仅是我们理解的温文尔雅、有教养的君子，还有骑士一样的规则。那个时代，绅士是一个分量很重的称号。绅士是重荣誉的，这不是一句空话。从欧洲的中世纪开始，就留下了荣誉重过生命的概念，也留下了决斗这样一种古老的、绅士之间为了荣誉而在决斗中押上生命的特殊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传下来，被带到了北美洲，一直流传到美国诞生之后。在1804年，正在迈向一个现代国家的美国，已经意识到决斗这个传统不合时宜。一些州（如纽约州）已经开始立法禁止决斗。一些观念已经在转化的绅士，也摒弃了决斗的方式。可是，决斗在美国绅士们之间还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那天发生的事情，是美国历史学家们不断研究的对象，可它至今还是一桩历史疑案。有一部分事实始终不清楚。
可以确定的是，汉密尔顿带着他的亲戚丘吉的一把手枪。这把手枪至少已经两次用于决斗。1799年，丘吉曾经用这把手枪崩掉了伯尔的一粒扣子。它的另一个故事，却是汉密尔顿一家最大的一个伤痛。
1801年冬天，汉密尔顿19岁的长子菲利普，为了维护父亲的声誉和别人发生争吵，争吵中对方使用了一句骂人话。那时候，是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的，某些被认为是羞辱人格的话，例如“懦夫”这样的词，是不能出口的，一经出口，对方必提出决斗的挑战，否则就没有尊严再活下去了。因此，年轻气盛的菲利普随即向对方提出决斗挑战。有一种说法是，汉密尔顿的儿子在决斗前，和父亲有一番谈话。他想问父亲，他应该不应该去决斗，他在决斗时能不能杀死对方？汉密尔顿说，一个绅士，必须维护自己的声誉；但是，他提醒儿子，他是一个基督徒。结果，汉密尔顿的长子在决斗中没有开枪，自己却身负重伤。
当时，这样的挑战虽然经常发生，可是，大多数决斗，又能够经过一套由助手协助的操作，有面子地和解而取消。汉密尔顿在那时自己已经遇到过七八次这样的挑战，其中一次的对手，就是后来的门罗总统。但是，一次次地，这些决斗挑战都“荣誉化解”了，没有走到动武的那一步。因此，还有一种说法是，汉密尔顿听说儿子的事情之后，凭经验认为会化解取消，没有认真干预。直到他听说双方沟通失败，决斗已经发生，他大吃一惊赶去，儿子已经身负重伤。
这两种说法并不完全冲突，可能都是不同侧面的事实。确切发生的，是决斗的第二天菲利普死去了。汉密尔顿17岁的女儿，经受不了如此打击，精神失常。
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决斗，一共发了两枪。伯尔没有受伤，而汉密尔顿受到致命的重伤。
可以想像，事情发生之后，在纽约甚至全国，成为爆炸性新闻。伯尔在刺激之下一路向南，直奔到佐治亚州才停下来。报纸上谣言四起。例如说伯尔穿的是特制的防弹衣，刀枪不入；也有说他事后弹冠相庆，只后悔没有射中汉密尔顿的心脏云云。
目击者是双方的助手，医生只是听到两声相隔数秒的枪声。可是，两名助手的描述又不尽相同。此后，各方面，包括法庭，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基本事实是，汉密尔顿在“赴约”之前，曾经写下：由于宗教信仰原因，他将不会开枪。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又似乎不是这样。在决斗开始前，他曾要求推迟一会儿，容他戴上眼镜。汉密尔顿率先开枪，事后也找到了他发出的枪弹，但是，子弹偏离伯尔所站的位置很多。另外，可以确定的是，伯尔对汉密尔顿事先写过不开枪的想法，完全不知情。他后开枪，但是击中了对方，汉密尔顿应声倒地。当时，伯尔表现得非常震惊，立即要到汉密尔顿身边去，却被助手阻止，把他带向小船。走在半路，他坚持要回去和汉密尔顿讲话，可是助手还是不同意他过去，让他立即离开了决斗现场。
我前面说的、成为疑案的历史迷雾，是涉及双方在面对自己和对方生死之时，在开枪的一瞬间的想法和决定。虽然，只要是遵循规则，从决斗本身来说，他们是在押上自己的生命，也有权击中对方的要害。可是，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已经是决斗的末期，真的决斗导致致命的很少。再说，那是两个如此特殊的人。所以，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一代代历史学家都想要知道：汉密尔顿，还有伯尔，他们在这一个瞬间，是真想致对方于死命吗？
只能说，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汉密尔顿事先写下的文件，和他事后自己的说法认为，虽然汉密尔顿先开了枪，却是有意地打偏的，他不想伤害对方。一些历史学家也根据当时决斗的一般规律，以及伯尔事后的表现认为，伯尔也并没有要在决斗中杀死汉密尔顿的打算。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伯尔在对方先开枪的刺激下，也只是想打中大腿之类的不致命部位，以造成对方轻伤结束这场决斗。可是，他也打偏了。
这是历史学家们尽可能地依据事实做出的研究，由于推测的都是决斗双方在瞬间的念头，其实，那是永远也无法真正确定的了。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决斗？在当时，大量决斗挑战都可以通过沟通化解而避免动武。就汉密尔顿来说，他遇到过十一次决斗挑战，只有这次走到最后一步。为什么这次就不能避免？最重要的是：这场决斗究竟表达着什么？
事情的起因，看来似乎不是一件大事。1804年6月18日，伯尔要求汉密尔顿对一封信件的内容做出解释。信的作者是库派博士，上面有这样一句：“我还可以告诉你有关汉密尔顿将军对伯尔先生鄙视的看法细节。”
信件内容没有汉密尔顿的原话。因此，伯尔的指控显得空泛。按照历史学家们对此类荣誉纠纷的研究，汉密尔顿假如断然否认有这样的事情，很抱歉发生如此误会，那么，伯尔就很难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事情也就过去了。
在这个当口，谁也没有料定事情一定要走向严重的后果。伯尔的信只是要求解释而已。
也许，正因为如此，也因为伯尔手里没有什么把柄，汉密尔顿的回信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还含着一点轻蔑：你似乎认为，我有必要对一件没有被证明是不恰当的事情，认错或者不认错。你给我一大块捕风捉影的东西，里面真真假假的可能都有，我怎么判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过的事情，只是我们竞争15年来的那些政治对立。原则上说，我如果认同你的质问，先要看别人对我的讲话所作的推论是不是公正。
不提也罢，一提15年来的政治对立，伯尔显然被惹火了。争论也马上升级。言辞中更多地涉及了双方的荣誉。一个星期的来回交锋之后，事态的走势已经非常不妙。这个时候，也许双方都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都开始为自己找了交涉的助手。后来，这就是他们各自的决斗助手。汉密尔顿第一次请了自己的朋友潘德尔顿作为助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潘德尔顿脑子非常清楚，他的任务就是要避免决斗。他依据古老的“决斗法则”，终于劝说汉密尔顿写下了如下声明：对库派的谈话，现在回忆起来，“凡我有关政治原则和对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