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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苏里妥协给了蓄奴派和废奴派20年的平衡，奴隶制度在南方又太平无事地延续了20年。到19世纪40年代，大批移民来到密西西比西部大平原，美国进一步向西开发，进入了现在的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显然，将会有一些新的州加入联邦。同时，由于自由州和蓄奴州的法规不同，民众对奴隶制的看法不同，很多奴隶向自由州逃亡。1850年，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规，强化了《逃奴法》。在这个过程中，伊利诺伊州出了一个年轻的政治明星，那就是林肯的政敌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的武器就是“主权在民”，是地方自治，是新的开发地的人民自己决定那儿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事实上，道格拉斯的武器就是“民主”。道格拉斯的党，就叫民主党。
1854年，道格拉斯发动在国会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个法案打破35年前“密苏里妥协”，强调的是“民众自决”。实际上是新开发州的白人自由民的“自决”。这样的“民主”诉求，不禁使人想起20年前，在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后，在《美国的民主》里提出的“多数的暴政”的概念。也让人想起既赞同自由平等、又对民众始终怀有警惕的保守的美国建国者。这一法案在参议院以37∶14的大比数通过，在众议院却以113∶110接近比数通过。当时的皮尔斯总统，无奈地在法定的最后一天签署了这一法案，这说明行政的制约也没有起作用。 这一法案是政治家打着民众自决旗号取得的胜利。看起来是民主的胜利，其实是多数暴政的胜利。可是，美国传统的政治家良知在对抗这种胜利。这一法案萌发了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同时，北方以及南北边境州民众对奴隶制扩张的担忧，创造了新的政治气氛。在道格拉斯的家乡伊利诺伊州，原来在奴隶制问题上态度并不鲜明的林肯，顺应自由州民众对奴隶制扩张的忧心，站出来大声疾呼，利用同道格拉斯对抗的机会，登上了联邦政治的舞台。
在奴隶制问题的尖锐冲突中，林肯以前一贯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中间立场。林肯出任第二任州议员的时候，还不到30岁，当时奴隶制问题在全国激发了大讨论，尤其在是不是允许首都华盛顿市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蓄奴的问题上。哥伦比亚特区位于南北之间，却是在蓄奴州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包围之中。林肯的态度是，依据宪法，联邦政府无权强令南方州废奴，但是联邦政府无疑有权在联邦管辖的首都地区禁止蓄奴，这无疑是符合宪法的。可是他话头一转，又说，联邦政府的这一权力，只有在“哥伦比亚特区人民的要求下”才能行使。林肯认为，自由州人民首要考虑的，应该是怎样维持联邦制度，为此，应该让蓄奴州自行其是，同时也不要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奴隶制，而是让奴隶制度“自然死亡”。
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在北方引起了对奴隶制扩张的忧虑。可是，北方多数民众当时也绝非要冲到南方去废除奴隶制，而是担心奴隶制在新州扩张之后，会逐渐扩张到北方来。北方民众中，很多人并不喜欢黑人，甚至恐惧黑人。他们反对奴隶制扩张，是担心自己住的地方因此会出现很多黑人。而南方蓄奴州的许多白人民众，担心和害怕的是黑奴一朝即被解放。
林肯看到了这一点，深知能够被南北民众共同接受的观点是什么。因此他公开提出的，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废奴，而是禁止奴隶制度的扩张。1854年10月4日，“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经通过，林肯一生中第一次公开谴责奴隶制。他在伊利诺伊州议会发表演讲：“我痛恨奴隶制，因为奴隶制本身骇人听闻的不公正。”但是他又解释说，他对南方民众并无偏见，他理解南方人说的，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办法来结束奴隶制度。“我当然不会指责他们没有做到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如果我握有一切大权，我也不知道拿现有的奴隶制怎么办。我的第一个冲动是让所有奴隶自由，然后送他们去利比里亚，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可是他又说，立即把黑人都移民非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让他们自由后，必然要让他们在此生活。“那么以后怎么办呢？让他们自由并让他们在政治上和我们平等？我自己的感情令我不会这样做，即使我会，我们知道白人大众也不会。”他说，白人大众这种广泛的感情，是不能被漠视的。
在这里，典型地表现出了现代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两面性：他们既要以自己的正义的理念来引导民众，又不得不追随民众。林肯和杰佛逊不同，他不可能像杰佛逊那样超脱，只需洋洋洒洒地表达他的理想主义。林肯必须是务实的。一方面，他坚信奴隶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纠正这种错误是他作为民众向导，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责任和使命；另一方面，他也得像他的政敌道格拉斯一样，承认主权在民，民众自治，他不能违背广大民众的感情和意愿。他比道格拉斯高明的地方在于，道格拉斯只向一方面发出诉求，而他在两方面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一种中间立场，他向两方面发出诉求。道格拉斯提出和促进“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利用“民主”诉求要求让新州自决是否蓄奴，只能取得南方蓄奴主义者的支持；而林肯提出让老的蓄奴州不受干预地“自然死亡”，同时限制奴隶制度扩张，既得到了北方州的支持，也能被废奴主义者接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同南方蓄奴州的尖锐对立。
从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到1860年大选，林肯在六年中发表演讲，把诉求对象锁定在北方白人劳动大众。为“讨好”北方废奴主义者，他一再宣布奴隶制道德上是错误的，宣布他痛恨奴隶制；为了不激怒南方民众，他又一再宣称，他并不主张立即废奴。他主张的是，禁止奴隶制度扩散。他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早晚奴隶制会成为一种全国性制度，全国会到处都是黑奴，这对于白人劳动者是不利的。为了拢住大众，林肯的演讲有时候表现出自己的道德感和追随民众的现实压力之间明显的尴尬。
1858年7月10日，在北方废奴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林肯演讲说：“让我们抛弃这种人那种人，这个种族那个种族，某种族更低级故而必须置于一种低级地位，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让我们抛弃所有这一类的东西，在这块土地上，团结如一人，直到我们能够再一次站起来宣布，所有的人生来平等。”
两个月后的9月18日，在南方查尔斯顿，在这个蓄奴主义者的大本营，林肯发表演说：
我必须说，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用任何方式实行白人和黑人种族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让黑人也有选举权，也能当陪审员，也能担任公职，也能和白人通婚。
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指出，很难说，在北方和南方发表演讲的林肯，哪个是真正的林肯，这是寻求民众选票支持的职业政治家的典型表现。
林肯当选总统后，还没有宣誓就职，南方七个州就宣布分离了。林肯接手的是一个不完整的联邦，国家已经分裂。对于林肯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奴隶制，而是要不要恢复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怎样来恢复。南北战争的故事我以前已经讲过，可是，我还是想从林肯总统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再多聊几句。
民众的分裂，绝不是任何民选总统乐于见到的事情。在就职演说上，林肯还是想拢住南方人。他一再重复以前的话，保证联邦政府不会干预南方州的奴隶制。那时，国会刚通过了一个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将永远不干预州对奴隶制的决策。这个修正案是在奴隶制问题上开倒车。这个修正案还没有正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因为按照程序，还必须在3/4的州里得以通过。如果它真的通过，就会相当有力地巩固奴隶制，将使未来废奴变得更困难。可是林肯在上台伊始，为了拢住南方，他表示不反对这个修正案在州一级被通过。
你已经知道，南方七州在分离以后，联合成立了南方邦联，选出了密西西比州的原来的战争部长杰佛逊·戴维斯为总统。这个南方总统甚至比林肯总统还早一点宣誓就职。对于南方邦联来说，已经是两个国家了，他们要的是保持这样的状态，把南北冲突变成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事务。所以，南方肯定不愿意再兴出什么风波来。
而林肯要恢复国家统一的话，就必须改变这种状态，必须在南北之间找一点事端。而无论是什么事端，他作为一个民选总统，又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不管做什么，先要有民众支持方能动手。这是民主时代政治家的特点。
可是北方民众也不愿意开战。北方的大多数民众，不会愿意用一场战争来解决南方的黑奴问题。事实上，后来南北战争一开始，处于南北之间的四个边界州，包括老牌政治中心弗吉尼亚州，就分离出去加入了南方邦联。只有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团结北方打一场战争，这就是南方打到家门口来，逼得你不能不打。
可事实上南方更不愿意打。一方面是它已经分离出去，只图保持独立状态；另外一方面是它无论从国土、人口还是经济上，相对北方，都是明显的弱势。而林肯要恢复国家统一，他是欲图发动战争的一方，却又必须让南方先打第一枪。
南方有一些原来属于联邦的军事要塞，在南方分离以后，有些撤了，有些还坚持着。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方的心脏查尔斯顿港口，有一个孤岛要塞叫苏姆特要塞。这个要塞可以说是在查尔斯顿的咽喉上。当时，这个要塞远离北方，缺少给养，已经有点支持不下去了。而南方人看这个要塞，有如骨鲠在喉。
这个要塞此时对北方军事战略上的意义并不大。但对林肯来说，下令撤回这个要塞，等于宣布对南方让步，在政治上不妥。可要派出远征军去支援，在军事上却风险很大，而且还要冒首先挑起战争的危险。1861年3月29日，林肯下令海军部长从海上派出船只，为要塞补充给养。同时通知了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此行只是补充给养，如果没有受到干扰，不会对要塞增加人员、武器和弹药。
这一增援，在北方民众眼里可谓完全正当，而南方却必然会感受到威胁，他们只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麻烦，而战术上这又很简单，毕竟这只是一个百十来人的孤岛。果然，4月12日，南军开始炮轰苏姆特要塞，并且最终迫使要塞投降。
投降以后的要塞官兵，都被送上船，打发回北方去。在南北战争的这个第一仗中，南方的指挥官还曾经是要塞司令的学生。这师生之间的战斗，是南北战争中惟一的没有死亡的战斗。可是，这一仗却是林肯正在等待的。不管身边的废奴激进派多么激动，他只是好言许诺，却不采取公开政治行动。他在观察民众的反应，观察废奴主义者的反应，观察周围政治情绪的变化，就像观察温度仪。他对一位急躁的废奴主义参议员说，请给我一点时间，如果我一开始就激怒他们，我将永远得不到足够的选票把我送到这儿来。他还对下面的人说，我们需要在民众中积累反对奴隶制度的情绪，需要说服民众，来积累这种反奴隶制民意，为此，需要的时候你们可以不客气地公开批评我。
1863年1月，林肯终于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虽然这一解放宣言在当时十分有限，只是宣布仍然在南方邦联控制下的地区的黑奴得到解放，成为自由人，所以普遍被看做是一种“军事需要”，而且对黑人来说，具体的效果微乎其微。但是，这实际上是依据林肯的愿望，悄悄更换了战争的诉求。
南北战争延续了四年，双方总共损失了618万青壮年。这一惨重结果，是林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没有预料到的。林肯的总统任期，就是领导战争的任期，他是一个战时总统。但是他生来不是一个军人，也不是一个好战好斗的人。1864年，在他被暗杀的前一年，他在回顾以往时说：我从不认为是我控制了时势，我得坦承，是时势控制着我。可是，林肯虽然在民意中游走，他却不是一个政客。分裂的局面推动了林肯，可是，他始终有自己固定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南北统一。他在不同的时期或是表面地迎合民众，或是在诱导民众，或是在利用民众。最终他运用了战争的方式，只是，把这种方式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把战争的代价估计得太低了。
林肯总统曾经坦承，常常是时势控制着他。尤其在南北战争开始之后，要说有时候是局势自己在走，大概都不为过。林肯总统最大的失误，是对战争的规模和艰难程度的估计，可以说是离题万里。不仅是他低估了这场战争，在当时对战争最为悲观的人，都做梦也没有想到，战争会打到这种地步。林肯的第一个征兵令是征集75万人，为期三个月。而到了年底，北军人数已经高达50万人。最终双方仅是阵亡士兵，就高达618万人。
战争打到1863年，越打越惨烈，阵亡人数剧增。北方严重缺乏兵员；南方也一样。可是，南北战争的战场是在南方，你可以说，是北方在入侵南方。南方人必须保卫家园，一方面别无选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被激起怒火和仇恨，必须承认，这是士兵的勇气来源之一。而对北方的平民来说，“国家统一”，即便它是林肯总统的伟大理想和英明决策，也不是北方民众在大量牺牲之后仍然觉得必须坚持的事情。反对的声浪当然会起来。而战争一旦开始就骑虎难下。我们以最良善的出发点猜度，林肯总统也是别无选择。事至如今，他只能不管用什么方式，坚持把已经成为僵局的战争打赢。你说他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
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是错综复杂的。可能出现意外的情况，可能一步棋下去之后，后面就只能穷于应付。
为了压制来自自己阵营的反对声浪，林肯总统因此将宪法所规定的终止“人身保护状”的权力，划入战时总统的权力范围。他两次宣布，在整个北方，只要某人被宣布为有“不忠实行为”，就可以被终止他所拥有的“人身保护状”权利。在纽约州，民主党的州长西摩提出抗议，认为“战争不能窒息自由”。可是，站在共和党立场的《纽约时报》却回应说，“国家安全就是最高法”。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人认为，林肯总统的个性就是一个暴君，可是，在战争的逼迫下，他还是动用了扩大行政权力的方法，矛头直指公民权利。人们今天注意的，不是这对林肯总统个人带来多大的损毁，而是注意权力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民选官员仍然必须时时被监督和制约，否则民众的自由仍然是脆弱的。这正是建国者们当初担心的事情。
在南北战争期间，北方政府逮捕了超过千人，范围从反对派报纸的编辑到民主党的政治人物都有，甚至还有一些骂了一句总统“混账东西”的平民。而在南方，同样的民选官员，照样听任军事法庭把数千名拥护联邦的南方人关进监狱，甚至有被处死的。双方在战时发生的这种事情，异曲同工。
这场林肯总统的内战，因为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最要命的还是征兵。第一次征兵是在战争未打响的时候，北方人在动员号召下，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征兵很容易。第一次出阵，后面还跟着一大串看热闹的平民，似乎是志在必得的神气。流血死亡的战争残酷，要在战斗打响之后，才会显出它的狰狞面目。大批伤亡出现之后，这样一场内战的兵源肯定是困难的。
联邦政府招兵，理想的宣言和军饷的诱惑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必须借助战争对抗本身引出的仇恨和对抗心理。可是当招兵数量太大、牺牲太多的时候，还是出现募兵越来越难的困境。那个时代，每天有很多欧洲移民从纽约市的港口入境。当时的征兵官员，甚至在这些移民上岸的时候，就直接把他们征为北军士兵，送上南北战争的前线。即便如此，兵员仍然不足。自愿的募兵方式已经不足以应付战争。
1863年3月3日，林肯总统宣布了《征兵登记法》。南北战争，在北方一边，自愿的募兵制已经变成了强制征兵。这个《征兵法》有数项免征条款，其中一条是可以用缴纳一笔300美元的“替代款”（mutation fee），免服兵役。在1863年，300美元是一笔很大的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可能做到的。于是，在北方各大城市引起抗议，纽约市成为抗议的中心。而林肯总统这时又要求征兵30万人。
在美国这样一个新生的移民国家，在很长时期里民众来自五湖四海，社会也就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所谓的核心文化，只存在于中上层、至少是生活基本稳定的民众之中。而动荡的因素却很多很多。当时，潮水一般的新移民涌进这个还很贫穷、制度还在实践半途之中的国家。移民们带来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带来他们的帮派和械斗。年轻人不要说法治教育，连基本教育也没有，移民们互相甚至连语言都不通。寻求社会公平的渠道也无法完全畅通，不公平的政策非常容易引发恶性的暴动。
1863年7月11日，纽约市的征兵办公室，用转轮抽签的方式，确定了纽约市的第一批1236名被强征入伍的名单。这批名单第二天在《早报》刊出，也在大街小巷张贴了告示。非常不巧的是，就在同一天，刚刚结束的盖提斯堡战役的纽约市士兵伤亡名单，也在街头公布。盖提斯堡战役，是南北战争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也是伤亡人数最高的一次。战死和征兵两批名单同时公布，加上《征兵法》本身的不公正，如同在民众的怒火上浇了一桶柴油，顷刻之间，点燃了民众的暴动烈焰。
1863年7月13日，一开始，是暴动的民众焚烧了位于第三大道和第46街的征兵办公室。大城市一旦暴动，就会迅速蔓延，警力根本不足以控制局面。纽约完全陷于黑暗之中。铁路被切断。暴动最后卷入数万人，其中大多数为爱尔兰移民。他们本来就贫穷、谋生困难，再加上在生存竞争中，为争抢工作机会，平时就经常和黑人发生暴力冲突。也由于当时林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