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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西部开拓地区摄像师威廉·亨利·杰克逊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旅行时，他打听到了附近一个叫伟达方山的地方有很不错的废墟遗址。他于是去了那里并摄下了一幢两层楼的住宅。方山的岩壁高800英尺，而住宅则立于崖顶小道突出的大石之上。1876年，当杰克逊把这张照片在费城的美利坚百年博览大会上展出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杰克逊和另一个更为壮观的悬崖式建筑群失之交臂，那住宅群其实相隔并不远，就在旁边的一条支谷里。
当时美国西南部最充满激情的探险家首推安托夫·班德利尔，一位中年的伊利诺斯银行家；秀丽壮观的风景和远古的文化遗址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班德利尔于1880年得到美国考古协会的一笔资助金（这种协会的出现在当时可是一个崭新现象），得了这笔钱后，班德利尔去了新墨西哥州的圣达非，买了一头驴，开始了他的旅行。他花了18个月的时间交叉横贯于新墨西哥。然后径直去了南美洲，在那里一呆就是10年。他在新墨西哥访问了167座废墟遗址，其中最壮观的是由他的印第安向导胡安·约·蒙大亚带领着他去的。蒙大亚带着班德利尔从圣达非出发，跨过里约格兰特河，来到一个名叫里托佛利爵的峡谷（也称为豆溪）。班德利尔在这里巨大的悬崖下看见了一长排已濒于崩塌的住宅；住宅后面则是天然或人工的洞穴，显然是一个被遗弃城镇的一部份。今天，为了纪念安托夫·班德利尔，利托佛利爵峡谷已改称班德利尔国家考古纪念公园；班德利尔曾把此地称为“我所见到的最为壮观的东西。”
在废墟遗址发现过程中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是理查德·维士利尔，一个科罗拉多州的牧场主，他急于利用探察西南地区废墟的机会，为自己发一笔横财。1888年他因追寻被暴风雪驱散的牛群来到伟达方山这块高地之上。站在他从未到过的悬崖边，他透过飞舞的雪片，竭力向前，向下望去，所见之物着实让他吃了一惊。半英里以外，沙崖峡谷的那一边是一叠一垛的崖屋，静静的空无一人。这一大片建筑就是威廉·亨利·杰克逊14年前访问伟达方山失之交臂的废墟遗址。维士利尔和他的妹夫乘着天色还亮就下到谷底，再寻路向对面的悬崖城爬去。接着他俩一间屋一间屋地逛，随手拿走了那里的文物——那些静静躺在那里，600年来没人动过，甚至没人知晓的文物。
维士利尔和他的家人把这些废墟遗址当成赚钱的好机会。整整一个冬天他们都忙着去那里收集文物，开春即以3000美元的价在丹佛卖掉一批。到了1893年，维士利尔已经先后出售过4批，其中包括陶器、工具、绿松石珠子，甚至木乃伊。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滥发文物财的行为应该受到遣责，因为他们既不按科学的规律约束自己，同时对美国的土著传统文化麻木不仁，甚至称得上亵渎，这种做法是违法的，可是在维士利尔的时代却非常的普遍，当时许多博物馆都从这些文物滥发者手中买到价值连城的东西。
其实也不能全怪维士利尔，他的确也请求过史密索宁博物馆和哈佛大学的皮波蒂博物馆提供科学的指导，不过遭到了这两家的拒绝。在他早期滥发文物时，维士利尔仅从一位年轻的瑞士学者那里得到过一些少得可怜的指导。这位青年学者在1891年拜访了他，向他介绍了地层学这一概念——即土地表面层次与文物年代之间的关系。尽管维士利尔的做法可以称得上唯利是图，可他似乎对于废墟遗址以及他们的修建者还真有那么点兴趣。一些他提出的，有关于那些消失多年的印第安人的理论后来得到了学者们的支持。是维士利尔首先使用“安纳沙兹”这个名字来称呼伟达方山那些没留下名字的悬崖城修建者，这也包括四角地带发现的其它类似废墟遗址的修建者。“安纳沙兹”在那伐鹤语里意为“古居者”。今天，那伐鹤这个名字对于和那伐鹤没有姻缘的人来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国家考古公园服务处已开始用“安纳沙兹”来称呼那些古村落里的居民了。
1895年，维士利尔将他的注意力转向查科峡谷。其时，他已经获得两家财团支持：一家是靠生产肥皂发了财的从纽约来的富裕家庭；另一家是美利坚自然历史博物馆。1896年，由这两家赞助的考察队在波尼托村落动土了，当时波尼托是查科保存得最好的村落之一。挖掘者找到了几十件陶器和几千个绿松石制品。之后他们又挖开了几处墓室，里面藏满了弓箭、珠宝手饰和其它物品。在季节结束之际，他们向美利坚自然历史博物馆运了整车安纳沙兹文物。
4年过去了，维士利尔和他的同伙将波尼托村落残存的190间屋子里的文物洗劫一空。科学家和政府官员担心像维士利尔这种毫无节制的业余做法会最终无可挽回地毁掉整个考古场地，于是于1900年下令停止维士利尔的挖掘。然而，其他的文物贩子仍然云集于这些场所，拿走陶罐及其它物品，而许多私人收藏家和美国、各洲的一些博物馆则甘心高价收购。1907年，美国联邦政府宣布查科峡谷为国家考古公园，自此后，那里的考古工作都是在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维士利尔本人，他死得可并不光彩。1910年，在争夺一匹偷来的马时他被人抽枪打死，之后被埋在波尼托村落的一处安纳沙兹墓地里。
自从曾参上尉第一次在查科峡谷出乎意外地发现了古印第安人村落以来，对于维士利尔称之为安纳沙兹的古居修建者，我们已经了解了许多。考古学家们现在认为大约在公元200年时安纳沙兹文化就开始出现在四角地带崎岖的高地沙漠里，早期的安纳沙兹人居住在地屋，即修筑在谷底浅平石坑里，周围和屋顶用圆木搭成的屋子里。因为他们能编制非常结实和实用的篮子来贮存食物，考古学家称早期安纳沙兹人为编篮人。他们穿着用植物纤维编制的围裙，系着腰带，脚蹬拖鞋；冬天里则披着斗蓬和兔毛毡子。
公元600年左右，安纳沙兹文化的编篮人时期让位于村落时期，这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制陶技术，最终发展成为具有独特安纳沙兹风格的陶器——一种由白色粘土制成，上面画着黑色的人物和动物，甚至极为复杂的几何图像的陶制器皿。与此同时，安纳沙兹人搬出了地屋，住进了用石块或烧成的砖坯制成的地面建筑。但是这种新的部落群体里仍然保留着像老地屋一样的地下室，而且似乎也不是作为寝室。大多数的科学家称之为坑屋，其名称沿用于今天西南部的印第安人用来祈祷和聚会的地下室。一个安纳沙兹村落至少得有一个坑屋，下坑屋时得借助于梯子。考古学家们相信，对于安纳沙兹人来讲，坑屋是阳间和阴间，特别是和祖先灵魂相沟通联系的地方。
大约在公元1000年，安纳沙兹文化进入了自己的繁荣期——大厦时期。在此期间，大量的悬崖和峡谷村落建成了。在四角地带25万平方英里的广袤土地上，安纳沙兹人建立了数以10万计的村落群，光是在新墨西哥州，考古学家已经查明证实的废墟遗址就有2。2万处。安纳沙兹村落群有三大分支：科罗拉多州的伟达方山地区，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的加引塔地区和新墨西哥州的查科峡谷区。当然，首推查科峡谷区的村落遗址最有名气，我们今天对安纳沙兹人的了解大多出于此地，它不仅是最大的安纳沙兹村落群，也是美国最大的考古废墟遗址。
查科峡谷拥有13座大厦，或称之为13个村落，它们当中最宏大的首推波尼托。每个村落拥有相当数量的坑屋，仅在波尼托一处，考古学家就找到了32个。查科峡谷地区较小的文物遗址至少还有2400多个，从几千年前猎户簧火遗迹到近期延伸的安纳沙兹峡谷村落和崖屋，多不其数。
波尼托村落的修建前后大约持续了200年左右，在曾参上尉1849年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部份崩塌了，但从现存的废墟上考古学家们也能勾画出它当初极盛时期的模样：以做祈祷的坑屋为中心，不少于800间的屋子一一顺展开排成一个半圆形，有的地方高达4层。屋子与屋子基本相似，16英尺长，13英尺宽。上楼需借助木梯或通过楼层间留下的洞口。平展的屋顶是集体活动的场所，或用作纺纱织布的场所，或当作晒粮和贮粮的地方。尽管有的屋里顺着墙修了些固定的凳子和储具，那里的古居民很少使用家俱，整个村落就只发现了一根木凳。人们大概是睡在编织的席上或毛毡之上的。村落下层的大型贮藏室是部落的食物供应站。木梁支撑着村落的地板和屋顶，一间屋子大约需要40根，全是独根的杉树或松树。科学家估计查科峡谷地区的村落群大概用了近25万根本料。要把这些树木从40英里外的森林搬来，这需要费多大的劲，需要何等的合作精神啊！由于峡谷地区干燥的气候，许多木料至今还保存完好。
波尼托村落的木梁还帮助现代考古学家解决了确定废墟遗址年代这一既紧迫又棘手的问题。在20世纪初，考古学家就提出“这些村落究竟存在了多久的问题”。天文学和树年化学相结合的方法意外地解决了这一个问题。安德鲁·E·道格拉斯是亚利桑那州大学的天文学家，对太阳黑子的运动，即太阳表面每11年循环发生的运动有极大的兴趣。他好奇地认为太阳黑子的运动可能会影响地球的气候，并推说通过检查树木的年轮就可以证实他的猜想是否正确。树的年轮每年增加一圈，年轮能反映某种气候条件这一说法已为大家所接受。宽的年轮体现了丰沛的雨水和迅速的生长，而窄年轮体现了雨水的不足和缓慢的生长。道格拉斯认为亚利桑那州活树的年轮能反映那一地区历史的降雨量，可能会符合太阳黑子11年一轮回的活动周期。
当道格拉斯一根根地检验着从越来越长树龄的树上取下的标本时，他逐步建立起了过去几百年以来以树轮为基础的树轮年代学。1923年，他开始检验波尼托部落木梁的年轮。道格拉斯耐心细致地比较树年轮的排列形式；如果有两组标本重合，他将近期标本和过去的标本从时间的角度连接起来，最终，他成功地将年轮学的比较记录扩展到了近2000年以前。标志着他成功地创建了树轮年代学——使用树的年轮来确定考古文物和废墟遗址的年代——这一门新的学科。例如，使用道格拉斯的方法，科学家们可以确定波尼托村落某一根本梁来自于一棵特定的树——它开始生长于1237年，砍倒于1380年。树轮年代学被证明特别适用于美国西南部的考古工作，因为那里的干燥气候使木头保存得特别完好。
树轮年代学的一个旁支是树轮气候学，即研究树木和气候之间关系的学科。树轮气候学通过检查树木的年轮可以使科学家们追踪过去某一段时期内气候和天气的变化。除此之外，与中东佩特拉废墟的发现相同，美国东南部那些被北美鼠粪堆覆盖起来的植物也为科学家了解古气候条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树木年轮和北美鼠粪的帮助下，研究人员对安纳沙兹文化繁荣的那几个世纪里四角地带的气候条件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像大多数安纳沙兹村落群那样，查科峡谷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自然条件恶劣：冬干冷，夏酷热，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干燥无水。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要想繁荣昌盛，安纳沙兹人必须尽最大努力去利用仅有的自然资源。为了驾驭极无规律的降雨和水量不稳定的河流，他们修建蓄水池来蓄水，修筑简单堤坝来拦河水进池。他们挖沟引水灌溉玉米、大豆和地瓜，这些是他们每日的主要食物，还得辅以从山上捕来的鹿子、羚羊、兔子和岩羊。尽管如此，生活条件也只能说是勉勉强强。村落遗址屋顶上的木梁的年轮显示查科峡谷曾经历过许多年的干旱；在此期间，他们只能靠过去的粮食贮存和周边其他部落的周济勉强支撑。
对查科村落遗址有深刻印象的科研工作者们过去曾习惯地把那里的村落称为“史前的公寓建筑”，并估计峡谷的人口为10万或者更多。但是，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考古学家们开始意识到从前的认识有一定的不妥之处。粮食、饮水和柴火资源显然不足以长期支撑10万人口。还有，村落里的许多屋子看上去并不像长时间地住过人。有些专家现在确信查科村落群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举行仪式的中心。查科峡谷的长住人口大概不过几千人，然而所有的安纳沙兹人会定期地赶来参加集会；这个集会可能是宗教祭祀和群众性庙会的结合体。
祭祀性的集会大约和季节的变化有关。安纳沙兹人热衷于观察日月星辰，它们在天空中的明显移动和位置改变常常能控制栽种和收获这样一类重大的活动。安纳沙兹建筑的某些特点反映了他们的天文知识。举例说，查科村落群中的一个——加沙锐柯拉达村的大坑屋的人口正对着北方星空的中心，似乎所有的星座都绕着这一中心点在运行。再比如说，几个村落的窗户似乎起着太阳历的作用——在太阳历的重要日子里，如冬至和夏至（一年之中最短和最长的一天）到来时，阳光就会直接穿射进这些窗户。
一条能帮助我们理解查科峡谷在祭祀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线索是向峡谷汇集的史前小路网。从平地上几乎看不见这些网络。它们是先由本世纪的飞行员从空中发现，再由现代的卫星扫描技术绘制下来的，小路网由峡谷向四方八面幅射；和多数印第安人的小路不一样，这些路并不绕着山和路障转，而是笔直地伸向远方。许多人类学家相信这些路是通神的“高速公路”，作为宗教的标志，为祭祀提供服务，这些路大概也起着公共设施方面的作用，为商业和交通提供了方便。
查科峡谷里找到的某些文物显示，那里的居民在四通八达的印第安商业网中发挥了作用。这里找到了伟达方城出产的陶器，说明居民们和其他的安纳沙兹部落有过交往。查科村落的古居民还和更远的地方有过商品上的往来：考古学家已经在废墟间找到了太平洋海岸来的贝壳，墨西哥的鹦鹉羽毛和黄铜制小钟。查科居民大概用绿松石珠子来交换上述的物品；在查科柯废墟遗址上，前后大概发掘出50万左右的绿松石珠子。
安纳沙兹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因此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放弃花费如此大功夫才建成的村落和崖屋。科学家没有找到任何战争和瘟疫的痕迹，但是查科树木的年轮却告诉我们在一段时间的降雨之后，查科峡谷遭受了长期的旱灾困扰：从1050年到1130年，这里年年都享受充沛的雨量。然后干旱降临了；发生于12世纪和13世纪的一系列旱灾使得那里居民的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大约到了1200年，查科人砍光了那一地区所有的树木。这次毁林不仅使他们宝贵的农田迅速地沙化，而且也可能间接地导致了干旱的恶化。
粮食和水源的短缺让如此庞大的村落群的生存出现了危机。到了1300年，查科峡谷的村落群里已经没人居住了。今天的研究者们相信那些居民离开了村落，分散住进了小型化的家庭和四角地区其它的部落里，有一部分查科人大概移民去了里托佛利爵。在班德利尔国家考古纪念公园工作的考古学家们己确定，那里村落里的居民在查科峡谷村落群被放弃之后，仍然生活了一个多世纪，可能是因为那里的气候稍微潮湿了一点，那里的火山灰多少能保存一点水份。考古学家们还发现当年住在今天班德利尔境内的居民和查科人的文化有相当紧密的联系。
在缺粮缺水的恶劣环境下，查科峡谷并非是唯一遗弃了的村落。整个四角地区都遭受了干旱的打击，在大多数的安纳沙兹村落群里，松脆沙化的土壤再也支持不了芸芸众生。在查科人遗弃他们的村落的同时，伟达方城和周围几乎全部的安纳沙兹部落都做了同样的事。虽然安纳沙兹人离开了他们的“大厦”，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此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他们移民去了里约格兰特河谷，他们的后裔，今天的朱比和河比部落正在那里繁衍生活。从他们的建筑风格，传统的农田耕作技术和宗教信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当代的印第安人仍然保留了安纳沙兹文化里许多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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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贝克·斯特夫》废墟的真相》第六章 吴哥（Angkor）捕蝶人的伟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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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吴哥（Angkor）捕蝶人的伟大发现
一位希望在自然学上有所作为的捕蝶人，却意外将其大名留在
了考古史上——亨利·英哈特。今天的人们仍将感谢他：1860
年1月在柬埔寨西部丛林中度过的三个星期。
我担心吴哥再次被大自然回收，回归丛林。
——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
亨利·英哈特喜欢旅游。1826年，他生于法国；18岁时到俄国，在那里呆了10年。他教授法语，尽其所能，游历这个国家，并努力钻研摄影术——当时的一门新兴艺术。之后两年，与兄弟一道游历西欧，然后两人都娶了英国姑娘为妻，定居在泽西岛，该岛位于英格兰与法国之间的一道海峡上。
在泽西岛，亨利致力于自然史研究。自然史是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的总称。他阅读了大量描写边远地方的书籍。这些书使他患上了“漫游癖”，因而决定了他的再次离家远游。就在这个时候，他无意中读到一本关于暹罗的书。暹罗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现在叫泰国。亨利立刻下定决心走访东南亚地区。1858年10月，他到达曼谷——暹罗首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