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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应当利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赞成土地改革的本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参加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但要加紧对于他们的教育，防止他们把持权力，妨碍土地改革。一般不宜要他们在本区本乡办事。着重任用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
九、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从长期观点筹划经济和财政。军队和区乡政府都要防止浪费。
注 释
〔1〕 见本卷《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注〔10〕。
关于工商业政策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一、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这些地方的党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认真地进行检查。
二、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许多地方所犯的错误就是由于全部、大部或一部没有掌握上述方针而发生的。各中央局、分局应当明确提出此一问题，加以分析检查，定出正确方针，并分别发布党内指示和政府法令。
三、在领导方法上。方针决定了，指示发出了，中央局、分局必须同区党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以电报、电话、车骑通讯、口头谈话等方法密切联系，并且利用报纸做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须力求密切，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
四、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
（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⑴。在宣言上所说的“学”，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识分子。所说的“商”，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所说的“其他爱国人士”，则主要地是指的开明绅士。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即是由这些人们团结起来，组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又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革命。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
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例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⑵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而在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并不妨碍和反对土地改革，因此对他们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但是团结他们，并不是说将他们当作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力量来看。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我们今天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少数右翼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敌人；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分子以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他们也是革命者。但是这两者都不是敌人或革命者的主体，两者都不是可以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由于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和限制，他们又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对革命守中立。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但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又因为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者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之我们便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未产生以前，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党，曾经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充当过当时中国革命（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经产生，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以后，他们就已经不能是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了。这个阶级曾经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而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他们中间的不少分子，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就认为我们在那个时期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不是冒险主义的政策。相反地，那时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他们，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在抗日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抗日的参加者。在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他们中间的左翼分子依附于共产党，右翼分子则依附于国民党，其中间派则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
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这些人士，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盾。我们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他们根据封建制度占有的土地，应当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交给农民分配），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在土地改革时期，如果有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我们的土地改革，对于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正因为开明绅士有这些作用，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所以，团结他们也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我们对于开明绅士的要求，在抗日时期是赞成抗日，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减租减息；在现阶段是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毫无例外地去团结他们，并且在团结中教育他们。
注 释
〔1〕 见本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八项政策的第一项。
〔2〕刘少白，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被选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李鼎铭，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这时西北战场国民党军的进攻已被粉碎，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进攻。这篇评论分析了西北战场的形势，也扼要地介绍了全国其他战场的概况。这篇评论的更重要方面，是在着重地说明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意义。这个新式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当时全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在军队中的反映。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官兵的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同时也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关于这个新式整军运动的意义，参看本卷《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等文。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评西北人民解放军最近一次大捷称：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发言人说：这次西北人民解放军突然包围宜川敌军一个旅，胡宗南令其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两个整编师的四个旅，即整编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编九十师之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约二万四千余人，由洛川、宜君一线向宜川驰援，于二十八日到达宜川西南地区。西北人民解放军发起歼灭战，经过二十九日至三月一日三十小时的战斗，即将该部援军全部歼灭，无一漏网。计生俘一万八千余人，毙伤五千余人，刘戡本人和九十师师长严明等人，亦被击毙。接着于三日攻克宜川，又歼守敌整编七十六师的二十四旅五千余人。此役共歼敌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三万人。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
发言人分析西北战场的形势说：胡宗南直接指挥的所谓“中央军”二十八个旅中，有八个旅属于三个主力师，即整编第一师、整编三十六师和整编九十师，其中整编第一师之第一旅，前年九月在晋南浮山被我歼灭一次，其一六七旅主力，去年五月在陕北蟠龙镇被我歼灭一次，整编三十六师之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于去年八月在陕北米脂沙家店被我歼灭一次，这次整编九十师又被全歼，剩下的胡军主力，就只有整编第一师的七十八旅和整编三十六师的二十八旅，还没有受到过歼灭。因此，整个胡宗南军队，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精锐骨干了。经过此次宜川歼灭战，胡宗南过去直接指挥的正规兵力二十八个旅，现在只剩下二十三个旅，这二十三个旅分布在下列地区：晋南临汾一个旅，已成死棋；陕豫边境和洛阳、潼关线有九个旅，对付我陈、谢野战军；陕南有一个旅，任汉中一带守备。此外，分布在潼关到宝鸡、咸阳到延安“丁”字形交通线上的有十二个旅。其中三个是“后调旅”⑴，全系新兵；被我军全歼新近补充起来的有两个旅；曾被我军给以歼灭性打击的有两个旅；受我军打击较少的五个旅。可以想见，这些部队不但很弱，而且极大部分分任守备。胡军以外还有邓宝珊两个旅防守榆林；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的九个旅分布在三边和陇东。以上胡、邓、马各部，全部正规军包括过去被歼一次至两次但又补充起来的部队在内，目前总共三十四个旅。
以上是就西北敌军态势而言。再说所谓“丁”字形交通线上受我军打击较少的五个旅，其中两个旅困守延安，三个旅在大关中；其他多数是新补充的部队，少数是受过歼灭性打击的部队。这就是说，整个大关中特别是甘肃方面，敌军异常空虚，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攻势。这种形势，势必牵动蒋军在南线的一部分部署，首先是牵动其豫陕边境对付我陈、谢野战军的部署。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力地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
发言人说：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⑵。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⑶。我晋察冀、山东、苏北和晋冀鲁豫各路野战军，都在去年英勇作战大量歼敌⑷之后，完成了冬季整训，不日又将展开春季攻势作战⑸。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⑹，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
发言人着重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⑺。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发言人说：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不但在西北方面实行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中都已实行，或者正在实行着。这种整军运动，是在作战的间隙中进行的，并不妨碍作战。这种整军运动，同我党正确地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同我党缩小打击面，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坚决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大众的正确方针相结合，同我党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坚决地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样就必然会使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无敌于天下。任凭蒋介石匪帮及其主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面前如何拚命挣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
注 释
〔1〕“后调旅”，指国民党军队中那些在战场上被人民解放军大部歼灭后，其残余部分调到后方补充而不改变番号的旅。
〔2〕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的六个纵队，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起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先后建立了鄂豫、皖西、桐柏、江汉等根据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指挥的主力部队，在打破了国民党军对山东重点进攻后，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初挺进鲁西南，九月下旬进军豫皖苏边区，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的两个纵队和一个军，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经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建立了豫陕鄂、陕南等根据地。截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底，转战中原的三路大军共歼敌二十余万人，胜利地完成了开创中原新解放区的战略任务。
〔3〕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野战军主力，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四平街至大石桥的中长路沿线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路沿线，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连续作战九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