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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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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⑼。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艾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 




  注  释 
  〔1〕这里所说的美国的白皮书,是指美国国务院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是指艾奇逊在美国国务院编好白皮书之后,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写给杜鲁门的一封信。白皮书的正文分为八章,叙述从一八四四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一九四九年的五年中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 
  〔2〕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3〕 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8〕。 
  〔4〕 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9〕。 
  〔5〕 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6〕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21〕。 
  〔7〕指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日本同沙皇俄国之间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奉天(今沈阳市)、辽阳地区和旅顺口一带,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沙皇俄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经美国调停,同日本订立《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三省南部的支配地位;日本对于朝鲜的独占地位,也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得到沙皇俄国的承认。 
  〔8〕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9〕 见《论人民民主专政》(本卷第1475页)。 


别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⑴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⑵。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⑶。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⑷。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⑸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⑹。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⑺。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⑻。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⑼,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⑽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⑾,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注  释 
  〔1〕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一九○五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一九一九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望。同年八月二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 
  〔2〕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以侵略中国领土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为目的的美国军队即在中国登陆,侵驻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唐山、开平、秦皇岛、静海、青岛等地区,并不断地向解放区进犯。本文中所举的安平镇事件,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驻天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的事件。九台事件,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美军向长春和九台间的和气堡人民解放军阵地进行军事侦察的事件。唐山事件,是指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驻唐山美军向宋家营等地侵扰,和同年七月间,在唐山附近的滦县三河庄子、昌黎县西河南村的侵扰。美军对胶东半岛的侵犯,前后发生多次,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向牟平县浪暖口、小里岛侵犯;一次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即墨县北的王疃院。对于上述美军进犯解放区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地方人民武装,都曾采取了严正的自卫行动。 
  〔3〕陈纳德,美国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空军顾问,并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后改为第十四航空队),支持中国抗战。日本投降后,他率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人员,组织空运队,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 
  〔4〕 见本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注〔4〕。 
  〔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为了控制西欧和扩大国外市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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