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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润收入征收重税使私人储蓄额下降，这个事实使有些人感到高兴，这些人反对通过私人投资使经济增长，反对私人财富增加。他们希望国家成为资金的主要来源和唯一的大的财富拥有者。如果国家将更多的利润征收来装入自己的国库，并用这些钱进行进一步的投资，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它在不削弱对投资的刺激的情况下朝这个方向能走得多远，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英国，许多人深信，已经达到并超过了限度；其他人则指出，事实上，尽管征税水平很高，目前英国的投资总额仍比过去几十年高。即使政府几乎将全部利润都征收去了，投资大概也仍能保持在高水平，要是国家对管理阶级进行足够的刺激，使他们愿意继续为国家投资者效劳的话。如果国家将税收用于经常开支，而不是储蓄起来进行生产投资；如果管理阶级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得不到报偿，那么对利润征收重税会使发展工作遭到破坏。但是如果其它机构发挥私人投资者的作用，那么私人投资者的消失不一定会使发展工作停顿下来。
除了征收利润税的问题以外，许多人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政府有特殊的责任将征税作为储蓄的来源，以便将投资率提高到本来可能达到的水平之上。由于在那些社会中，利润仅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对工资、薪金、农民的收入和租金征税的问题。在那些社会中，大地主的租金收入多半用于雇用仆役，支持地方慈善事业，而不是将它们储蓄起来；对这些收入征税会迫使地主不得不减少依靠他们供养的人数以减少“消费”。当前，向大地主征税在政治上比向工人或农民征税容易，但是一般说来，要征得数目可观的税收，就必须在收入表上把征税范围扩大一些。获得所需数目的最省事的办法也许是对收入的增加部分征税，但是这种办法只有在人均收入实际上在增加的社会里才是可行的。缅甸和加纳等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已将很大一部分贸易盈余储存起来。日本在１９１４年以前也做到了这一点，当时，旨在提高农田单位面积产量的有力措施，是与同样严格的征税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征税，增加的产量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国库了。
任何国家如果想把１２％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这也许是对的。只有在利润已成为国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的时候，国家才能自愿地将１２％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这似乎也是对的。如果它不希望它的发展依赖于私人的利润，或者如果它不希望等待私人利润缓慢地增加到那个水平，那么它可以迫使自己通过通货膨胀或者通过征税进行储蓄。只是近来，我们才逐渐把政府视为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储蓄来源。在２０世纪，它看来很可能逐渐变得比任何其它来源都更重要，即使在经济多半由私人企业掌握的国家也是如此。由此产生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一）和第七章第二节（二）中再讨论。
（三） 外来资金
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各初期阶段，都有外国资金的援助来补充自己数量有限的储蓄金。在１７和１８世纪，英国从荷兰借款，到１９和２０世纪，又把钱借给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其它国家。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在１９世纪，它大量借外债，到２０世纪，又应请求成为主要债权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自己愿意，也会发现难以完全用国内储蓄来支持它的资本计划，因为发展计划通常涉及从国外进口一些资本货物。例如，假设一个国家的政府计划花ｘ镑进口资本货物，ｙ镑支付工资和薪金，为此，它征税ｘ十ｙ镑。
在表面上，这个行动似乎既不会引起通货紧缩，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支出与税收正好相抵，但是实际上，它会引起通货紧缩，使国际收支吃紧。就其对当地的购买力和国际收支的影响来说，当地支出的ｙ镑多多少少被征收的ｙ镑税收抵销了。但是在国外花去的ｘ镑不能靠从当地的购买力中征税ｘ镑来筹措，当地的购买力动用的外汇只有ｍｘ镑，其中ｍ是边际进口倾向。此外，在国外花去的ｘ镑，也从国内流通中吸收了一些购买力，而没有用任何东西去代替它，这样通货就紧缩了。这些令人不愉快的后果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出口和国内消费互相代替的话，这样，当国内消费量下降时，就自动出口较多的货物，因为这既提供外汇，又维持国内收入。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而不完全是这样。
在适当的时候，国际收支达到平衡，国内通货紧缩使得进口萎缩，价格下跌使得出口扩大。一旦作了必要的调整，一个国家就能在无外援的情况下维持一定水平的资本形成。但是加快资本形成速度的影响几乎肯定会造成外汇短缺，外汇短缺的情况必须用三种办法来弥补，那就是，如果有国外资产，就动用国外资产；控制外汇；或者利用外国援助。
如果一项靠征税或国内储蓄提供资金的计划对国际收支造成压力，那么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一项使失业者创造资本，并将新的货币用于这一目的的计划，甚至会造成更大的压力。
如果要使这样一项计划不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那么几乎整个计划的费用必须用外汇来支付，一部分支付为此项计划进口资本货物的费用，一部分用于支付进口消费品的费用，以抵销当地支付的货币。如果进口货与本地商品不能完全互相代替的话，那么当地仍然会发生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这将有利于吸收进口货。实际上，并不是当地的全部费用必须用外汇来支付。因为在当地花掉的一部分钱将贮存起来，不必投入相应的消费品。另一方面，一个投资行动通常会引起别的投资行动，因此，几乎可以肯定，以这种方式储蓄的任何外汇都将在进一步的发展中用光。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未来的借款国之间争论的核心，因为该银行在成立时把它的权限解释为它应当只出借为发展项目从国外进口资本货物所需的外汇，而不应当出借供当地支付工资或薪金的钱。根据这种解释，如果当地的工资和薪金用税收支付，或者用一种相应地减少其它国内支出的借款支付，那么该银行将提供所需的一切外汇；但是如果目标是利用剩余劳动力来创造资本货物而又不减少其它国内开支，那么这是不够的。鉴于欠发达国家的储蓄水平，如果它们要在不征税或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加快国内资本形成的速度，那么它们就需要几乎相当于新增计划的全部费用的追加外汇。
鉴于国内储蓄的水平，可通过动用现有的贮藏或以贷款、赠款的形式获得外援来筹措追加的外汇。
私人拥有黄金、珠宝和外汇的数量，各国有很大的差别。
在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各国，人们习惯于贮藏黄金和珠宝；在其它国家，现有的贮藏则比较少。现在究竟贮藏着多少黄金和珠宝，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最接近实际的猜测数是不超过国民收入的２０％，虽然所涉及的数额的绝对值看来可能是很大的。获得这些贮藏的任何简单办法也是不存在的。有几个国家（例如英国）规定，拥有黄金或外汇而不向财政部申报是违法行为，但是这种法律的效力有一部分取决于人民守法的程度，一部分取决于这些法律实施的严厉程度如何。通货膨胀促使人们去贮藏黄金，所以使人们自愿把贮藏的黄金拿出来的一个条件也许就是建立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也可以暂时实行有吸引力的价格政策使人们把一部分贮藏的黄金拿出来。冷酷无情的政府几乎一执政就能使私人将他们所贮藏的黄金拿出来，但是在不是那么冷酷无情的国家里，把贮藏拿出来的速度是缓慢的，对提供发展所需的外汇的贡献是很小的。
有些国家的政府本身就大量贮藏，因为它们仍然完全用外汇来支持本国货币。例如英国殖民地的所有政府都是这种情况，因为殖民地的货币制度要求一切殖民地的货币都百分之百地用英镑作为支柱。用外汇支持一种货币达到这种程度显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不能想象会出现全部本国货币从国内流通中消失的情况。人们有时会说，就英国殖民地而言，采取这种做法关系不大。支援剩余货币用于购买金边证券，这种证券产生长期的利率，如果这些殖民地需要钱，它们能毫无困难地以类似的利率在伦敦借款。只要情况确实如此，那么百分之百的支援不会妨碍发展。只有在一块殖民地借款的利率难以与它放款的利率相一致的情况下，这一点才是重要的。
还必须提一提一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积累的英镑结余。现在，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已将它们的结余减少到为货币储备所需的数额多不了多少的水平，但是有一两个国家的结余仍在增加，因为它们的外汇收入比它们的进口额增加得快。由于有这些结余，印度或埃及等国才有可能实行发展计划而没有出现外汇紧缺的情况，这些结余的存在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国际投资恢复缓慢，世界生产还是全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援外计划）。
人们可能认为，在从动用贮藏讲到获得外援的可能性之前，我们也应当考虑通过降低供国内消费的进口货与出口商品的比率来为发展提供更多外汇的可能性问题。但是不增加储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它属于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国内储蓄问题，而不属于这一节关于外来资金的问题。生产进口货代用品，扩大出口或者对外汇实行配给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外汇。如果进行相当有效的管理，那么为发展获得外汇并不是很难的；比较难以处理的是后果。因为如果不允许民众花费他们希望花掉的那么多的钱来买进口货，他们就将花更多的钱购买本国货。要是出口商品就是国内消费的商品，那么这可能使出口商品减少，因而可能使进口控制措施的目的无法达到。如果这个问题不发生，或者解决了，那么额外的国内开支将会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这是一种储蓄形式。或者，如果要避免通货膨胀，那就要在减少进口的同时，必须通过征税或者增加自愿储蓄来减少购买本国商品的支出。因此，必须把控制外汇收入看作增加国内储蓄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看作额外的投资来源。
下面我们谈谈作为投资来源的外援，无论它是以赠款的形式还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外援几乎完全取决于私人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又主要取决于国内投资机会与国外投资机会的比较结果。一般说来，放款国是发达国家，借款国是欠发达国家，以雇佣人数的人均资本作为衡量发展的尺度；但是不存在这样简单的规律，即在欠发达国家投资比在比较发达的国家投资更为有利可图，或者说随着国家的发展，它自动从债务国地位转变为债权国地位。
期望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相信，随着资本的积累，发达国家的利润率否则必然下降。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１８世纪，并且已被几乎每一个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尽管他们用以支持这种理论的论据并不总是相同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是不同意这种一致看法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外。他在《官方文件》（第４９页）里表示了通常的看法。但是他在《原理》（第６８１页）里却说，虽然人均资本的增加往往使资本的利润减少，但是在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却为资本的使用提供新的机会，从而往往使利润率提高。因此，他说，英国的资本收益从中世纪的１０％下降到１８世纪中叶的３％——长期内技术进步缓慢——此后，由于利用资本的机会大大增加，这种下降被制止了。如果这就是观察事物的正确方法——看来这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资本收益在发达的经济中必定下降的规律；它可能下降，也可能不下降。
然而，如果我们从一般资本利润率转到特殊投资领域的利润率，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在任何特殊领域，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很快就消失了，或者无论如何是大大减少了。一切行业都是按照一种合乎逻辑的格局发展的，一开始增长得相当缓慢，接着迅速增长，后来又增长得很缓慢。因此，任何特殊领域的投资者迟早都会达到在国内的那个领域没有更多投资余地的地步。他们可以将越积越多的利润用于对十分不同的行业的投资。但是他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坚持他们具有专业知识的领域，并用他们的利润将工厂搬到新的国家去办。因此，英国的铁路公司在国内修建了铁路以后，到外国创办和修建铁路。英国各锡公司将资本转移到马来亚和尼日利亚办锡矿；就像美国的石油公司和铜公司在海外同样的行业中投资一样。海外限制从发达国家进口商品的规定往往有助于资本的这种转移，这些限制促使美国的制造公司到拉丁美洲投资开设分公司。来自低工资国家新兴工业的竞争往往也促使资本的这种转移，例如英国到印度投资开办黄麻厂和棉纺厂。
可是资本的这种转移不仅受到发达国家始终存在着新的投资机会这个事实的限制，而且受到欠发达国家投资条件不利的限制。因为决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投资有利可图就是因为它们是欠发达国家。事实是，这些国家在投资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不利条件。例如，社会结构并不总是合适的。就潜在的生产率而言，即使各国人民的发展素质可能是十分相同的，他们的文化天赋也是很不相同的。文盲、缺乏现代技能和不适应工资关系使生产率很低：而治理形式和社会态度的不同使投资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了。因此，在发达国家可能产生丰厚利润的新技术，在欠发达国家不一定就是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资本短缺也会出现恶性循环。如果要着手办一个新企业，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它本身，而且也取决于为这个新企业服务的所有其它行业的效率——尤其是一般性的工程服务、部件供应、运输和其它公用事业。这反过来又部分地取决于这些其它服务业的利用程度有多高。所以一项投资的生产率取决于在此之前已在许多方面进行的其它投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资本投资的利润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花那些已有许多资本的国家投资很可能比在一个新的国家投资更加有利可图。如果情况永远如此，那么资本就不会输出了；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生活水平和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我们甚至可以冒昧地设想这样一条规律，即自然的趋势是资本从欠发达国家向比较发达的国家转移。实际上，资本的国际流动量很少，各种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确实在扩大，因此，这至少是一种警告，提醒人们不要接受那种仅仅基于发展水平的判断。
如果要使判断正确，那么比较可靠的办法可能是根据现有自然资源而不是根据人均资本水起来作。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开发容易开发的丰富自然资源的投资，例如肥沃的土地、石油、煤或矿砂。即使在没有新资源的情况下，投资开发新技术也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这不像用资本既提供新技术又提供新资源那样有利可图。这就是在过去１００年里大部分输出的资本输往美洲和澳大利西亚而不是输往印度或中国的主要原因，因为美洲和澳大利西亚新的资源丰富，而印度或中国所提供的机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在于更好地利用已知的资源。
这也是英国和西欧迅速成为资本输出国（它们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极限），而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虽然与世界上其余国家相比人均财富很多，但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达到资本输出阶段的原因。
因此，我们能够作的最近似的判断是，资本往往流向那些新的丰富自然资源可以相当容易地开发的地方，而且总是从那些资源已经高度利用，新资源远不是那么丰富的地方流出来的。这并不等于说，当一个国家需要进口原料或粮食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在１９世纪，凡是英国认为可以赚钱的地方，它都投资，无论它的进口情况如何。在１９世纪初期，它到拉丁美洲投资，到那个世纪中叶在欧洲修建铁路，后来它又借钱给埃及为各种活动提供资金。同样，美国到国外投资主要并不是因为美国缺乏供应品。美国在成为铜和石油进口国之前，早就源源不断地在铜和石油业投资了。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制造业投资也并不是因为美国把它作为潜在的供应起来源。
有人往往还断言，如果英国不必购买数量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它本来是不可能适应债权国的地位的，但是事实并不支持这种说法。首先，英国并不将它在国外投资的收入和偿还的本金用于进口商品，而是用于增加它在海外的资本；它仅仅将它得到的钱用于在海外进行再投资。１９１３年英国保留进口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２８％）与１８７３年相同，尽管在这４０年里，英国的无形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作为这一计算的依据的Ａ．Ｒ．普雷斯特先生对１８７３年国民收入的估计数可能是相当低的，但是即使将估计数提高相当大的数量，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外贷款的利息主要不是用来提高进口额与国民收入的比率，而是用于提高国外投资的比率。）然而这种论述形势的方法涉及国外投资率的迅速增长，而这种增长也许会以牺牲国内投资为代价，除非与国民收入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