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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专业人员和中产阶级等，不是没有盈余，就是用他们的盈余办慈善事业，豢养随从，修建庙宇和纪念碑，或者用于其它非生产性用途；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各阶段，所有这些阶级接受了资本家的思想，认为盈余应当用于生产投资。在后期各阶段，地主购买有限责任股票，甚至连教士也购买这种股票，这种资金的存在也许对储蓄和生产投资思想的普及起了最大的作用。
刺激放款的第二个条件是，放款人应当能够很容易地收回他的资金，办法是或者出卖他的清偿权，或者如果借款人丧失清偿能力，则出售借款人的资产。前者主要是一个是否有适当的方便条件来销售债券、股票、抵押品和汇票的问题。
这样一种市场的存在自然需要有人或机构愿意经营信贷业务，这样，希望收回资金的放款人就可以收回，不会因要求立即偿还而使借款人难堪。这些金融经纪人往往遭到他们的同胞的敌视，但是他们行使的职能显然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们不存在，那么储蓄者就不大愿意放款了，因为放款以后他们就没有流动资金了，因此生产投资将减少。如果人们研究一下任何迅速发展的社会的经济史，金融市场的扩大始终是初期各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且几乎是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这决非偶然。在一切土地都属公有，一切活动都由政府提供资金的社会里，这种市场是不需要的，但是凡是有私人投资的地方，这种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出现一批评通的银行家、商人、证券经纪人和金融家来行使这个职能，那就有必要设立履行这种职能的政府机构。设立一个随时可以购买抵押品、股票、商业票据，或放款人希望脱手的其它金融证券的政府机构在技术上自然是没有困难的，但是由一个政府垄断机构进行这些担风险的活动，能否比在存在着竞争的市场上进行这种活动更有成效或更加便宜，这看来是很值得怀疑的。
在可销售的金融证券的后面是为这种证券作担保的可销售的物质资产——土地、房屋、珠宝、库存商品、机器、工厂等。这一部分是市场问题，一部分是法律问题。在交易额大得需要有一个市场的地方，市场很快就形成了。那些专门创造这种方便条件的人——经营不动产的商人、律师、珠宝商和商品批发商——在我们的同胞中间又是并不总是最受人爱戴的，因为他们这一行业的资本价值是难以预测的并且有时波动很大，这种风险迫使他们在做生意时表现得精明、无情和狠心，如果他们的生意要获得成功的话。但是他们所行使的扩大资产市场的职能，增加了获得流动资金的机会，因此使储蓄者将钱借给生产投资者的风险减少。
除了市场问题以外，与土地所有权和出售土地有关的法律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处于发展初期的社会里，土地是借款人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可以把土地用作贷款的抵押品。
有些国家已采取步骤来限制抵押，以防止小农过分落入放债人的手中。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如果想鼓励借贷，那么土地应当是可以抵押和出售的，而在法定权利上不会引起许多混乱，这是非常必要的。实行土地登记制度，如有可能，以土地丈量结果为基础，可以减少因界限不明而引起的法律纠纷。
有些社会在确定所有权方面也有困难，在那些社会里，继承法复杂，家族庞大，或者所有者、占用者和社会当局之间权利分配情况复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拥有有效所有权的权利受到怀疑。各类抵押品的权利在出售时可能也是一个麻烦，除非法律规定购买者可以获得没有任何负担的所有权。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土地法不但是不明确和不确定的，而且通常是极其复杂的，所以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立法机构始终有许多工作要做，它们要设法使买卖土地的法律制度即使不井井有条，也至少要很明确。
为了补充私人贷款，欠发达国家的立法机构也参与建立贷款机构的工作；这是因为国家拥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额外储蓄，或者因为它特别希望鼓励某几类投资。
我们已经讨论了将来政府可能控制许多储蓄的原因。这可能仅仅是它们用征税的方式将本来由私人控制的储蓄拿走：这是高税率对利润的影响。或者可能是政府迫使社会储蓄比它本来愿意储蓄的数额更多的钱，办法是对农民或地主或为了纳税而减少消费量的其它阶级征收高税，或者借助于建立信用或通货膨胀。或者可能是除了向私人借款者开放的资金以外，还有外部资金来源，在当今实行政府间转账的日子里尤譬如此，这些外部资金来源或者采取贷款形式或者采取补助金形式。如今，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承担了保证与国民收入相比使资本形成达到高水平的责任，这是它们以前的各届政府所不接受的。它的必然结果是，必须建立机构来处理因此由它们控制的储蓄。
迫切要求建立政府金融机构的另一个原因是想为那些向私人放款者筹集资金有特别困难的集团提供资金。有五个阶级一直受到特别照顾，它们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小消费者、房产主和实业家。
小农无法以低利向私人放款者借钱，因为这类放款要冒风险，因为管理这种借款要支付费用。如果通过乡村信用合作社来放款，那么风险和费用就会大大减少，这种合作社很小，成员们对彼此的事务和信誉一清二楚。这些合作社有时能向商业银行等普通私人放款者借款，或者甚至接受一般公众的存款。然而，通常需要由政府来监督它们的事务，并保证进行有效的管理。一般说，除了信用社从它们自己的社员的储蓄或向私人放款者筹集资金以外，政府还有必要向它们提供更多的资金。政府需要多少钱，作为农贷，一部分取决于它们对其它放款者的态度，一部分取决于它们执行农业发展计划的劲头如何。如果它们不想使农民落入私人放债者之手，尤其是如果它们为了这个目的不让农民把自己的土地抵押出去，或者不在法庭上承认农作物置留权，那么它们更有必要拿出钱来资助农民。同样，在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地主提供资金的那些国家里，如果政府向地主课以重税，或者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农民，那么它必须取代地主提供资金。如果同时它有有力的农业推广服务，成功地说服农民使用肥料，改良牲畜，或者拥有更好的设备、谷仓、建筑物或蓄水设施，那么它必须满足农民对资金的大笔需求，虽然这可能仅仅是一只手从农民那里拿钱（通过土地税或出口税），用另一只手将钱借给他们。对农业所需资金的数额往往估计得过低。在欠发达的经济中，农业产出占国民收入的一半左右。所需流动资本很多，因为农作物是季节性的，目前，借来的资本大部分用在这一方面。如果除此之外将１０％的产出用于再投资（比较发达的国家把将近２０％的农业产出用于再投资），那么仅此一项就将用去５％的国民总收入。
在亚洲，手工业是一个重要经济部门，虽然在非洲或拉丁美洲，手工业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在第三章（第四节（五））中已经讨论了手工业工人生存的条件，并且已经看到他们在人口过剩亦缺乏资本的国家里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已经看到，如果对这些工人进行培训使他掌握新技术，如果改善销售组织，提供更好的原料和更好的设备，那么他们的工作效率可以大大提高。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设立政府机构，用由它们支配的相当多的资金来资助研究工作、购买新设备，贮存原料、在制品和制成品。由于贮藏设备不足目前是这些行业的大弱点之一，预计光是这一点就可能消耗许多资金。
事实证明，在印度尼西亚，就像在荷兰一样，国营典当业是受欢迎的、有用的，取价低廉的和非常有利可图的。当其在城乡到处都有。它是一种“社会服务”，旨在使人民不受放债人的剥削，而不是生产投资设施，但是它在某些国家设立的金融机构的名单中是不能省掉的。
有些国家的政府还在建立为新建房屋提供资金的机构，不仅比较发达的国家设立这种机构，而且欠发达国家也设立这种机构，不仅为城市建房提供资金，而且也为农村建房提供资金。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本身正在建造房屋，例如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或者在贫民窟拆除后的地方建造房屋。在有些情况下，企业为其雇员提供住房，例如种植园，或矿山，或铁路部门就是这样，政府借钱给雇主修建房屋。在其它情况下，得到资金的是房主，他们用这些资金自己建造房子，比如在农场上建造房子，或者从投机营造商那里购买房子。政府提供建房资金或者是由于它们想控制房租，或者还由于它们想通过提供一些房贴来提高住房标准。（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现在也提供建房资金以鼓励人们购买房屋。）如果既不控制房租，也不提供房贴，那么通常有许多私人提供建房资金，因为这种投资很保险。但是在有些国家里，建房标准也是相当低的，因为人们宁愿将额外的收入花在寻欢作乐上，而不愿建造较好的房子。
然后是发展工业的资金供应问题。在筹集资金方面，小厂主遇到了与小农所遇到的同类的困难。此外，政府特别急于鼓励地方小企业，这种企业不同于否则可能垄断制造业的外国大公司，因此，它们常常为此目的而设立特别的金融机构。我们在第四章（第三节（四））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看到，小企业的困难不仅是由于缺乏资金造成的，而且往往也是由于缺乏管理技术造成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致认为，设立一个既进行监督和提供管理方面的意见，又向小工业家提供资金的机构是适宜的。可是设法从政府得到资本的不仅仅是小实业家或地方实业家。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大资本家要为制造业筹集资本也有困难。国内大资本家有困难是因为在欠发达国家，地方资本不敢从事制造等新式活动。地方资本很容易流入大规模的农业、贸易或抵押业，在制造成为一种人们熟悉的活动之前，不会提供给制造业。外国资本市场也不向任何大规模的制造活动开放。它们成立了特殊机构向海外采矿业或种植园或公用事业公司提供资金，但是不向制造业提供资金。因此，供制造业使用的外国资本要么是通过设在工业国的决定在欠发达国家开设分厂的工业公司渗透进来的，要么是通过偶尔也办工厂的海外大贸易公司渗透进来的。所以一个愿意在欠发达国家办厂的外国人往往无法在他自己的国家里筹集他所需的全部资本。除了那些无法筹集的人以外，还有一些人不希望筹集，因为他们宁愿与当地人所拥有的资本合伙经营，即使只是以此作为取得政治保护的一种形式。有些国家的政府喜欢合资经营；它们希望参加工业企业，尤其希望参加那些由外国人管理的工业企业，因为这样一来，它们为发展工业而必须寻找的资本就增加了。
向工业企业提供资本的方法各有不同。有些企业是全部由政府提供资金，并由政府机构管理，或者由收费的私人公司管理。此外还有工业发展公司或银行，它们也许全部为政府所有，或者它们也有一些私人股份，反过来不是借钱给私人资本家就是购买股票，以此向他们提供资金。有些国家的政府则出钱建造工业区或孤立的工厂，然后租给实业家，租金往往是有补助的。除了补助金，有些实业家喜欢这种合作形式，因为这比他们自己建造也许可以少筹５万镑或更多的资本。政府也喜欢这种合作形式，因为它风险小，如果公司失败，工厂可以租借给其他人。
在我们已经提到的所有方面——农业、手工业、典当业、住房建筑和制造业——政府放款的作用通常是补充而不是代替私人放款，试图填平私人资本市场留下的空白。市场本身也建立特殊机构来满足这些需要中的某些需要，例如成立建筑信用社为建造住房提供资金，成立“动产银行”式的银行来为制造业提供资金。只要思想上没有偏见，政府资金就能与私人资金一起发挥作用。例如在某些地方，商业银行和政府分工为农业信用合作社提供资金。在工业金融中，有些新的金融公司也既有政府资金又有私人资金。值得注意的是，支持这些公司的并且愿意贷款给它们的联合国国际银行喜欢提出这样的建议，那就是大部分国内资金应当由银行或私人金融家来提供，管理工作应当由私人来担任，或者至少应当尽可能摆脱政治控制。
人们对于这些机够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来在资金方面帮助他们这个问题往往存在错误看法，在小借款人中间尤譬如此。
有些人指望从这些来源得到他们所需的全部资本，或者接近于他们所需的全部资本。没有一个放款人，无论是私人还是政府，能够提供超过担保物价值的贷款。这些借款人以为，他们使用所借款项的货物应当成为担保物，但是作为担保物，任何货物的价值都是低于它的价格的。如果一台机器是花了１０００英镑买来的，那么这台机器一安装好，它的市场价值就开始下降了。所以，如以一台机器作担保物，放款人出借的钱很少是超过这台机器的价格的一半左右的。因此可以说，除了使用所借款项的东西以外，未来的借款人永远必须有一部分他们自己的私人资本，或者有一些可销售的资产作为附属担保品。在欠发达国家，这个作用往往是由土地和珠宝来发挥的，因为它们是人们普遍拥有的仅有的两项可销售资产（在大城镇以外的地方，房屋往往很破烂，市场价值很低）。要借钱给没有土地的人特别困难，所以在那些农民多半不拥有土地，而作为佃农或分成佃农而劳动的国家里，信用社给每一个人的贷款数额，与农民有他们自己的土地作担保时可能得到的贷款数额相比，是很少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成立有无限责任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它的发源地（德国）似乎经营得很顺利，但是企图把它移植到欠发达国家的一些尝试却失败了，因为农民们不愿为彼此的债务承担无限的责任。从长远看，最好的解决办法似乎是提倡耕者有其地。
政府资金的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局限性是，它通常只提供信贷而不提供资本，因为资金不足迫使政府用它的资金进行周转，除非它有机构可以为它在私人资本市场放款再提供资金。我们对信贷和资本所作的区别取决于偿还。如果一家企业靠发行股起来筹集资金，这些股票是不必偿还的；因此除了个人消费所需的费用以外的利润，可以用于扩充企业。如果企业靠以信用债券或抵押借款来筹集资金，那么剩余利润首先必须用于偿还贷款。政府金融机构通常是指望偿还的，这样在第一家企业能够独立以后它们就能用收回来的钱为第二家公司提供资金，但是就在一家公司将要在市场上站牢脚根的时候，偿还贷款的必要性很可能妨碍这家公司的发展。自然并非所有私人企业都希望有一个政府机构作为永久性的伙伴，尤其是因为这样一个机构必将相当严格地监视该企业的所作所为。但是有些人希望在偿还贷款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其他人实际上可能喜欢与这个机构发生关系，以便得到保护或者建立威信。如果将来很大一部分公众储蓄（和外来资金）流入政府的国库，它的金融机构可以动用的资金就能逐年增加，这些机构就能够比较多地提供资本，少发放信贷。
与政府金融机构相比，私人金融机构的相对重要性一直在发生变化。一个世纪之前，人们认为金融当然是私人的事情，政府在市场上仅仅以借款者出现。后来政府开始向在国内市场上似乎得不到适当照顾的阶级提供资金，如今，甚至连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也有一个照顾国内外特殊的借款人阶级的庞大的政府金融机构网。除此之外，还有税收对储蓄的影响——将储蓄由私人控制转为由政府控制，或者迫使社会储蓄比它本来会储蓄的更多的钱。因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各个发展水平上，政府现在是为投资提供资金的重要渠道。如果我们除此之外再考虑到以下这一事实，即来源于可支配的收入的私人储蓄额在任何地方都是少的，大部分私人储蓄都是通过保险公司、房屋建筑会和其它机构投资者流动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现在投资远比一个世纪以前制度化了，在那时，个人储蓄者更多地与个人放款者见面，并直接同他谈判。与过去同样重要的是，储蓄者应当储蓄，投资者应当投资，但是在两者属于不同的人的地方，现在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越来越可能是某种公私金融机构了。
（二） 起点
一旦一个国家变得习惯于将１２％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及由此带来的态度和制度，那就很容易明白它为什么继续这样做。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令人迷惑的问题是开始和末尾；一个国家如何脱离５％或更少的那一类，或者说在发展的后期为什么投资表现出缓慢下降。在这一章里，必须对这两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作一些说明。下面我们先从加速阶段说起。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在这个转折点所涉及的态度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在最后一章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在本节中，我们只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比较有限的方面，即一个经济部门在开始时所遇到的困难。
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困难是由于以下事实产生的，那就是资金的流动并不是循环的，除非得到资金的人全部把它花光。请考虑一下一位新出现的企业家雇佣人员从而使这个国家的就业水平比过去有所提高的情况。雇佣人员和从其他厂商购买货物和劳务的行动使资金进入流通渠道，当我们的企业家这样做时，他指望将他的资金赚回来。但是他会赚回来吗？你付给人家钱，人家马上转过身来用这些钱购买你的货物，这是极不可能的。他们用其中一部分钱购买其他人的货物，而这些人则可能用一部分钱购买原来的雇主的货物。如果收入全部花光，他得等到这个增值过程结束以后才能将他的资金收回来。但是并不是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