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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无可能。另一方面，一本论述经济发展的书不谈投资的波动看来是非常奇怪的，所以在这里必须简单地谈一谈这个问题的主要特点。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国内不稳定的根源，除此之外，每一个国家都要受通过对外贸易从外界传入的波动的影响。
国内不稳定的根源与新发现的矿藏、某些资源的枯竭、新土地的开垦、新发明的应用、政府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政策，与迁移、内乱、流行病、地震、火灾、旱灾和其它许多因素是有联系的。即使世界贸易额稳定增长，不出现波动，那么每一个国家都会出现它自己的波动。然而事实上，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国内的这些波动被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波动所造成的外贸额的波动掩盖了。世界贸易额的这些波动，与贸易额和价格的大起大落有关，而贸易额和价格的大起大落是由先进国家需求量的交替增减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一切私人企业经济如今与美利坚合众国相比都是“欠发达的”，全世界约五分之二的收入是在美国产生的。在１９世纪，英国和德国也是独立的波动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现在仍然是波动的根源，但是与美国相比，现在它们造成世界收入波动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它们本身受美国经济活动水平的影响大大超过受本国独立波动的影响（战时和通货膨胀时期除外）。所以，如今在美利坚合众国，或者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在高度发达的在业国，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根源是经济周期问题。
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原因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某一个原因在这个周期中可能起重要作用，而在另一个周期中也许是次要的。分析经济周期的一个困难也在于当几个可能的原因一起发生作用，而且可能彼此影响的时候，了解每一个可能的原因有多大的重要性。经济周期理论集中在创造简化的模型，以检验好几个可能的孤立原因中的每一个原因，但是，迄今所采取的从这一点到详细解释任何特定波动，并且恰当地估计它的每一个原因的重要性的步骤，并非人人都满意。即使是可能的原因也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就是在抽象模型这一级也是如此。在以后的各节中，我们不想提出一个经济周期模型，或者说不打算通过对上下转折点和介于两者之间的自我加强过程进行通常的分析，将这个体系讨论下去。如要进行适当的讨论，那就要扩大本书的篇幅，就这个题目而言，这是不值得的，因为本书的重点是讨论在长期而不是短期的变化中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因此，我们下面只向那些对这个题目并不十分熟悉的读者，简单地说明一下人们已经提出的投资额为何不能稳步增长的一些主要原因。挑选出来在这里进行讨论的原因有：创新的不规则性、银行信贷的灵活性、投资和收入增长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以及收入分配的变化。
创新的不规则性很容易理解。我们常常谈到创新有一个显示逻辑增长模式的趋势。汽车发明以后，它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使自己站住脚，然后才能普及。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汽车迅速发展，取代其它交通工具，尤其是取代马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进行巨额投资，不仅要对生产品车的工厂进行投资，而且还要对公路以及一批供应橡胶、锡、钢材、玻璃等原料和部件的辅助行业进行投资。最后，如在美国那样，达到再也无马可取代，几乎家家有汽车的阶段。此后，汽车工业不可能以与中间阶段相同的速度发展，投资率相应下降。实际上，用“逻辑的”这个词来描写每一项创新所发生的情况太顺利了，因为投资是间歇性的。当事实证明汽车很受欢迎时，就会有许多公司满怀热情地转入汽车制造业，并将生产能力扩大到超过当前需求量的程度。有些公司破产了，汽车工业变得不景气。然而需求量继续增长，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赶上了生产能力。接着又爆发出另一阵热情，并且再次竞相扩大生产能力，随后又出现暂时的停滞状态。正是由于经济增长的性质，人们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人们就要犯错误，不能希望永远能精确地避免这些错误，使得投资额平稳增长。即使在并不涉及多少创新的公认的投资领域，我们也注意到了同样的趋势。人口增长率或多或少是平稳的，但是房屋数量的增长就不平稳了。相反，在每一个工业社会，建房是阵发性的。在一个时期内，到处建房，这种情况大约持续１０年，其间建造了许多房屋，到处都有空闲的房子，大概占１C１０。接着是十来年停建时间。其间人口赶上了住房。于是又开始了新的循环。
由于各行各业投资行为的这种不规律性，因此如果不同的投资方式彼此协调配合，使投资总额不断增长，那是纯属偶然。这要求每一项新的创新都要恰好在其他创新即将失去作用时出现，从而使某一行业投资的波动恰好为其他行业中与其相反的波动所抵消。诚然，总有一些投资机会有待利用，但并无理由说明事情一定会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恰恰相反，由于投资的另一种倾向，即一起升降的倾向，这些波动往往互相加强，而不是互相抵消。当对一个重要行业，比如对汽车业和建筑业的投资增加时，所有其他行业也都因由此产生的收入和需求而繁荣起来；此时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对投资充满信心，并且也加快了其投资速度。另一方面，当对某一重要行业的投资减少时，所有其他行业也转入萧条，投资者失去信心，投资普遍减少。
就所涉及的投资数量，以及达到投资高峰所需时间而言，投资的行业不同，其重要性亦不同。因此，投资活动的水平主要是由重要行业而不是由次要行业决定的；例如，假若建筑业平均占国民总收入的５％，那么它的繁荣（比如增至７％左右）或萧条（比如降至３％左右）对于整个投资活动的水平是大不一样的，而新开奶品店的开业比率的波动则远没有那么重要。同样，如果某一社会着手修建铁路，那么这一活动不仅会吸收大量资本，而且会长期保持高水平，比如说持续二、三十年。在此期间，其他领域的投资会有一些波动，但只要对铁路的投资保持不变，就不会出现大萧条，这就是为什么衰退的程度并不都一样的原因所在。当建筑业或某一项重大革新方兴未艾时发生的衰退不会变得严重，也不会持久；但当建筑业处于发展周期的淡季，或某项重大革新刚过一个顶峰（例如１９２９年美国的汽车）以后发生的衰退可能既严重又持久。由于建筑业平均占投资总额的２５％，其周期为１８—２０年，因此，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之后，往往会出现几十年增长较慢的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投资往往是一起行动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到，但如果不是由于银行信贷的灵活性，那就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程度。这是造成波动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１９世纪银行合并运动深入开展之前，工业化国家有数千家银行，每一家银行在信贷发放上又都各行其事。正像投资往往一起行动一样，银行也往往深受经济活动大气候的影响，经济繁荣，则易于扩大信贷（因而进一步促进繁荣）；经济萧条，则信贷紧缩（因而加剧萧条）。中央银行在过去的５０年中所形成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对商业银行发放信贷加以控制。中央银行根本没有成功地稳定信贷水平，也没有防止银行信贷的弹性对繁荣的保持和严重的衰退其促进作用，但中央银行的工作毕竟十分有效地防止了极端情况的发生。如果我们把有关１９世纪任何一次危机的记载与２０世纪的英国和自实行“新政”以来的美国任何一次危机加以对比，这一点就看得再清楚不过了。１９世纪发生每一次危机，都有一些银行因在繁荣时期贸然过分发放贷款而遭破产，都有储户害怕银行会被迫关闭而去挤兑。而到了２０世纪中期，这种情况就没有发生。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努力使货币“中立化”，也就是说防止实际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出现周期性的增加或减少。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论是繁荣还是衰退，在程度上都会比较轻，但是这一点是否可行很值得怀疑。此外，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繁荣时期发放信贷会使投资水平超过不发放信贷时的水平。他们将这种呈周期性出现的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看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投资与收入增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资本、收入与消费三者之间有着固定比率，那么只要这三者均以适当的比例增长，平衡就能保持。例如，如果投资随着消费增长率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即便消费仍在增长，只要消费增长率受到抑制，投资就会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使收入减少，进而使就业机会和消费量减少。迄今，经济周期理论仍未超出对可能存在的抽象关系加以阐述的阶段，这些关系说明了如果增长率偏离了平衡率会如何发生灾难。至于确定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实际关系，这些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如何，增长率平衡状态的偏离具有什么定量意义，我们尚未６６３经济增长理论达到这一阶段。但是，“加速原理”（人们这样称收入增长率与投资活动之间的关系）显然已有了某些用途，其中之一就是用于研究库存商品的动态。假定一般要求商品的库存量保持在相当于国民收入的４０％的水平上。现在再假定一开始时失业人数保持在合理水平上，国民收入在两年内增加了１０％，达到了充分就业，然后每年仅增长２％。在头两年里，要求库存量增加１０％，表明每年的投资率相当于国民收入的２％（实际增长可能多于或少于这个数字）。第三年要求增加的库存量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０．８％；因此库存所需要的投资额减少了１．２％的国民收入相当于投资总额减少了比如６％，而这本身可能导致螺旋形下降。实际上，波动会由于失误而进一步加剧。许多商人由于头两年的销售额增加了１０％，于是就希望第三年还会以同样的比率增加。由于达到了充分就业，销售额实际上仅增加了２％，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订货过多，库存超过了预期的数量。此时，为了减少绝对库存量，商界可能会大幅度地减少订货，而不是使积压的库存量从占国民收入的２％下降到占０．８％，这样做当然会引起失业。库存积压量的波动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几乎每一次经济繁荣都与存货，特别是与不顾一切地进行原料的投机买卖有关，原料价格先是狂涨，随后又暴跌。实际上，根本不能指望投资，不论是对建筑业，机械业还是对库存的投资，会以某种平稳持续的比率进行，恰好与收入或消费的平稳增长相对应。正相反，投资是以一种碰运气的方式进行的，在正好适合稳定增长的比率上下波动。
产生波动的第四个原因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不时对这个原因进行辩论。比如，卡尔·马克思所描述的经济周期大致是这样的：经济繁荣时，资本积累起来，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最终争夺劳动力的竞争使工资的增长快于物价的上涨，因此使利润减少。随着利润的下降，投资受到抑制，于是就开始衰退。这时工资减少的速度比物价上涨的速度快，直到新投资又有利可图时为止。根据这种理论，工资与物价的关系会保持“适当”的水平，正好能维持稳定，但由于工资总是偏离适当水平，或过多或过少，所以无法保持稳定。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但截然相反的模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误认为这是马克思本人的教导）。在这个模型中，经济繁荣时期工资并不比利润增加得快，而是恰恰相反，物价的上涨快于工资的增加，这有利于获取利润，但利润大都被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因此消费不如收入增长得快，也不如资本积累得快。这些人认为这是一种不稳定状态，经过一段时间，资本和生产能力这种不成比例的增长会由于消费未同步增长而变得更难办。
利润率下降了，投资减少了，收入和就业人数下降了。由于这种模型同样以维持各种规模之间界限十分接近的比率为基础，它与我们在前一段中所讨论的内容有关。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冲突提出了一个事实问题，情况自然是，与工资相比，经济繁荣时利润增加，衰退时利润减少，然而投资对消费的依赖关系究竟有多密切这一点则颇有争议，这是因为考虑到在工业国对农业和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大约仅占投资总额的约３０％，即便在制造业中，许多投资也不是针对当前的需求的，而是通过革新产生新的需求（新的商品或可降低成本的新方法）；同时考虑到在比较资本主义化和不那么资本主义化的方法之间做出某种选择是可能的。（其余７０％的投资总额也间接地取决于消费，但是取决于平的未来消费水平的程度，比取决于任何一个特定时间消费情况的程度要大得多。）鉴于这里提到的波动的所有主要原因皆源于经济增长本身，因此任何有关经济增长的专论都不可不论述波动，这一点现在已是显而易见的了。陈旧的商品或过时的工艺被新商品和新工艺所取代，这种替代形成了创新的逻辑模式。于是，正如在经济活动突然大量增加时所表现的那样，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先是超越目标，然后暂时停滞。一旦静止状态被打破，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人们又开始提高需求水平，否则难以在资本与消费，库存与需求，工资与利润之间保持适当比例。这并不是说如果经济不增长就不会有波动，但是在黑暗中摸索（这是增长的必经之路）使投资更没有把握，更有可能出现失误。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波动是经济增长的代价，没有衰退也就没有繁荣，而假如没有繁荣，资本形成一般说来也不会像现在那样快。
本书没有必要对已经提出的关于稳定美国经济的各种建议加以论述。关于这个题目已有相当多的文献作了论述。我们只需提及关于不论美国和其他大国的经济如何波动也要保持世界贸易额稳定的建议就足够了，联合国组织经常就这些建议进行辩论。我们仅就欠发达国家面对世界贸易的波动采取什么行动才能自救发表一点意见，然后就不再涉及这个题目了。
经济周期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通常大于对工业国的影响，这是因为前者对粮食和原料价格的依赖程度更大，而在经济周期中粮食与原料的价格比制成品的价格波动得更厉害。经济繁荣时物价暴涨，使欠发达国家的工资也随之猛增（如果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更是如此）。这种增长并不仅限于出口业工人。由于国内支出增加，包括食品，房租，服务等在内的国内物价统统上涨，由此造成的生活费用的提高使工资薪水和利润螺旋上升。政府岁入增加，但用于支付公务人员的薪水以及用于提供额外服务的开支也随之增加，随后出现暴跌，出口商品的价格可能因此在一年之内下跌３０—５０％，然后出现竞相降低国内物价，工资，房租和薪水等的局面。这种局面很困难，往往引起严重分歧和内乱。如果农业部门是以种植国雇佣劳动，而不是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分歧的内乱就尤其严重；如果雇主与雇工的种族和宗教信仰不同，则分歧和内乱更加尖锐。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与国际上的价格狂涨暴跌相脱钩，那将大大增加实现国内和睦的希望。此外由于利润的波动不那么剧烈，这些国家的产出也许不会发生那么剧烈的波动（在衰退时期因为难以降低工资产出急剧减少）。如果这些国家省下部分外汇收入以便在萧条时期价格低廉时使用，而不是在经济繁荣时大肆挥霍，它们的外汇收入将获得较高的价值。
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免受世界贸易波动的影响。如果出现世界范围的衰退，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价值必然下跌。此时该国所能期望的至多是不要让这种下跌影响到国内经济。假如要想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显然必须在国内生产者的收入与出口所得收入之间建立某种壁垒。这样做的一个方法是通过政府的一家代理机构出口商品，正像英属西非，乌干达，缅甸或泰国在主要出口产品上的作法那样。这个代理机构确定一个价格，按照这一价格付钱给国内生产者，这种价格不随出口产品的价格波动。如果波动的话，波动的幅度小得多。如果目的仅在于稳定国内物价，一般多选择未来平价格的平均值来定价。那么，如果价格定的适当，该代理机构在经济繁荣时会赚很多钱，这些利润作为储备金保存起来；在衰退时期会有很大亏空。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未来的价格是多少，因此，如果为使利润和亏空相抵而确定的价格确实起到了这一作用，那将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巧合竟然发生了。在所有成功的例子中，稳定物价是与税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失误的主要后果只是政府的税收增加或减少，而不是代理机构将资金耗尽。还应指出，在经济繁荣时抑制国内购买力的同时必须储备相应数量的外汇。因为在衰退时期维持国内收入水平就得在出口减少时保持进口，除非代理机构保持的储备得到外汇的支持，否则，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这种通过政府的代理机构出口产品的做法，会使政府承担风险和责任，而这种风险和责任是许多人都希望避免的。政府只需与出口产品价格成反比改变征税，就可收到差不多同样起稳定作用的效果，而不会使销售渠道受到影响。这样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对出口征税，但也可通过调节进口税，或调节其他任何税收来实现，尽管这种方法不那么有效。直接的方法只是当价格上涨时，征收的出口税也急剧增加。比如说每吨价格１００镑时出口税为０，当价格为每吨１００一１５０镑时，价格每增加１镑，每吨的出口税就增加１０先令，价格超过每吨１５０镑，则价格每增加１镑，出口税就增加１５先令。
如果还想获得更加精确的稳定效果，价格超过每吨１００镑时所征收的出口税可参照价格跌至低于每吨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