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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家在征收间接税方面还有很大的技术困难。在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经过少数人之手的地方，征收这种税最容易。进出口通常由少数批发商经营，从他们那里征收进出口税最方便。在工业国，很大一部分产出是由少数大公司生产的，因此，可以很方便地征收货物税和购物税。并不是所有欠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出口约占斯里兰卡国民收入的４０—５０％，所以那个岛国很容易通过征收进出口税获得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而行政管理费用很少。但是在邻国印度，出口不到国民收入的１０％，因此对外贸易的税收收入是很少的。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得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内贸税收，但是收税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产出不集中于少数公司，产出由数以百万计的小生产者生产，通过数以百万计的渠道销售。
因此，要防止相当数量的漏税是不可能的，收税的代价也必然是高的。
在某些欠发达国家，另一个困难是，很大一部分产出根本不进入交易。农民生产自己的粮食及一些自己的用品，只有少量剩余产品拿到市场去出售。如果只对农民的货币收入征税（也许对他们购买的货物征收进口税或货物税），他们多半会漏税。如果农民种植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可可、橡胶、棉花等等），情况就不同了，很容易向他们征收出口税。对自给自足的农民，必须直接征税。非洲部落为此征人头税，而印度的王子则主要依靠土地税。有些土地税带来了很多的岁入，日本和苏联的情况就是这样。事实上，在人口过多的国家，租金和税收加起来经常占去了农民产出的５０％以上。另一方面，土地税是直接税，因此，它引起的敌视比间接税大得多，因为后者的存在并不总是那么明显或那么尽人皆知的。苏联政府为了向农民征收足以支持国民收入的４０—５０％的税收遇到了强烈的反抗，苏联这样做是为了促进资本形成、加强防务及作其他开支用。因此，只要一有可能，土地税就让位于进出口税。
因此，我们要考虑欠发达国家税收负担的分配。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均衡还是不均衡，首先取决于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其次取决于经济部门资本化的程度。在人口过多的国家，租金高昂，也许高达占农业产出的４０—５０％，因此，收入分配往往比发达的工业国更不均衡。在资本化部门，利润与工资的比率往往比工业国高，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中非的铜矿中，利润可能占纯产出的一半以上。因此，无法对欠发达国家经济的情况作出一般的概括；在一些国家，收入分配比美国更加不均衡，而在另一些国家，比如加纳或尼日利亚，就比美国均衡得多。
在收入表上，税收应达到何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如何，但是有一部分也取决于税收对积极性和储蓄的影响如何。后者在欠发达国家内比在发达国家内更重要。在比较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这也是重要的，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形成了某种发展势头，即使积极性和储蓄减少一些，这种势头也会继续下去。在欠发达国家中，征税最容易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不涉及到积极性和储蓄，二是从政治意义上讲，地主几乎在各个地方（但不是每个地方）现在在政治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农民的税收负担总是很重的，但是在一些农民最近取得了选举权的国家（如印度），他们造成的政治动荡使他们免除了一定程度的高额税，这使政府感到很尴尬。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向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征税也是困难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新的民族主义政府中拥有政权，部分原因是为扩大这个阶级需要予以刺激；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之一是使社会上半熟练、熟练和专业人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如果对这几类人征收高额税，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利润也属于困难之列。从政治上说，对利润征税很容易，特别是如果资本属于外国人的话，但是对利润征税可能损害积极性和储蓄。储蓄这一点倒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明智的政府可以用公共储蓄来代替私人储蓄，但是在企业精神还欠缺的国家，积极性这一点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些急于鼓励发展的国家，实际上朝相反的方向行动：它们对创建新工业的资本家暂时免征所得税。
对一些国家的政府来说，对富人怎么办是个严重问题，因为这些政府得到的支持主要来自穷人，但它们同时急于推进发展。不进行耕种的地主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可以用钱使他们让出产权，然后像在日本那样，当他们发现自己带着钱不交税时，就可变为资本家，提供亟须的企业精神（第五章第二节（二））。即使没收他们的财产，对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有什么不利的影响，除非他们自己在大庄园上用现代方法耕种土地。工商业资本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是储蓄和企业的主要源泉。在初期阶段，经济增长使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上升（第五章第二节（二）），在过去，这意味着大量私人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不难理解，为什么各民主政府非常怀疑这一进程，很不愿意让资本家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大量利润；另一方面，如果压低利润或高额征税，私人储蓄就会很少，私人企业就没有积极性。摆脱这一困境的开明办法是鼓励私人资本家在活着的时候能赚多少就赚多少，在他们死去以后再课以重税。如果无情地这样去做（迄今还没有这样做过），这意味着每一代人开始时的机会多少是均等的；发财的积极性会减少一些，但是机会的增加可能会绰绰有余地抵销这一点（第三章第三节（二））。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是不要私人资本家，由国家创办企业、赚取利润和进行储蓄。
这一办法的可行性取决于国家的进取心如何及它从事生产性投资的愿望如何。这种解决办法无疑能起作用，特别是那些只需仿效、不需开拓的国家能使欺骗作用（第三章第三节（一））。在下列情况下就不会起作用：如果国家对私人企业的征税达到使积极性和私人储蓄都不足的程度，而国家又不以自己的主动性和储蓄来加以补充。
这种分析也使人认识到在税收工作中进行政治考虑的重要性。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认为，向反对它们的人征税和对它们所依靠的人免税最容易，这一事实在决定分配税收负担时所起的作用与对平等、刺激或储蓄的考虑一样大。但是，事实仍然是，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除非政府对所有阶级征的税都比现在多，否则它在经济发展中就不可能发挥它想发挥的作用。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主要政治问题是使人民相信情况确是如此，并得到他们对必要的措施的赞同。在这方面，与民主政府相比，极权主义政府所处的地位比较有利。
它们可以使国民收入的２０％或３０％归政府所有，把一半的收入用于资本形成，而不用担心在选举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进行选举的话。民主政府就比较困难。各地都会出现某个伟大的民主领袖，他能带领人民为了建设国家而度过比较艰苦的阶段，同时又能使他们保持信心和热情。但是，这样的领袖非常少。在其他许多国家内，民主成了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障碍。也许情况应当是这样的；在本章中，我们不想谈经济增长的可取性或其他事情（见附录）。
虽然增加政府在某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困难的，但是，保证增加的国民收入大部分归政府所有在政治上并不那么困难。这是增加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主要希望。
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应当始终使边际税率大大高于平均税率。实际上，比较发达的国家也采用了这一原则。这是它们用以同国民收入的波动作斗争的主要方法之一，因为它的影响是，在衰退时，政府收入急剧下降，在繁荣时，政府收入急剧上升。这也是它们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方法；例如，这是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物价上涨率低于５０％的原因之一，而其他许多国家虽然战争负担小得多，但物价上涨率达到２００％或３００％以上；这也是英国的物价自战争结束以来没有上涨得更快的原因，尽管货币需求对资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些国家中，约４０—５０％的边际收入变成了税收。如果这样做的结果造成岁入增加太快，那么在不降低边际税率的情况下，减轻平均税收负担是可能的。
与此相反，在欠发达国家，边际税率常常低于平均税率——政府收入增加得比国民收入慢。这是由于在价格上涨时不愿意提高政府控制的价格的缘故。铁路运费、邮资、电话费及其他政府价格上涨缓慢：土地税如以货币来确定则落在形势后面；进出口税固定在从量而不是从价的基础上等等。通货膨胀由于在收入中所占的边际额很高，应能使一个政府富起来；但是在许多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价格的上涨造成了预算赤字。目前，当价格的长期趋势似乎是上涨时，税收始终应以从价而不是以从量为基础，为改变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的价格作出的安排应允许随着费用的变化而迅速作出调整。
保证边际税率高的方法是征收高边际率所得税、对需求量增加得非常快的消费品征重税和征收高边际率出口税。
关于所得税，没有多少可说的。税收的平均负担取决于在实行边际税率时的减免和折扣。因此，边际税率可为４０％以上，而平均税率仅为５％或更低。边际税率高造成的问题是它对积极性的影响。这一点虽然常被夸大，但确实是个问题。
间接税对积极性就没有同样的影响，因为人们对其没有多大感觉。因此，舆论正转向采用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有人认为，间接税必然不如直接税进步，这是错误的。穷人、富人和中产阶级以不同的比例消费不同的产品。只要人们使用他们的收入，如果对穷人的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低，对富人的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高，那么间接税可以同所得税一样进步。差别在于，间接税只涉及花掉的那部分收入，而所得税还涉及储蓄，但是，这种差别也可能是夸大的，因为两种税都可加以调整，使其对储蓄总额产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对个人的影响会随着支出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在征收间接税时，原则是对奢侈普及需求量迅速增长的其他物品，不管是否完全是奢侈品，实行高税率。在某些国家，后一类物品范围非常广泛，因为西方化的扩大使电气设备、收音机、自行车、汽车、啤酒、香烟、留声机或傢具等物品的需求量迅速增大。对批发价征收１００％的进口税或消费税可能只等于零售价格的３０—４０％。有些国家的政府不愿意收１００％的进口税，但是如果要使边际税率达到４０—５０％的话，可能需要征收不少这样的进口税。大多数国家都收进口税，但是，在与国民收入相比进口额很低或者通货膨胀抬高了国内价格而不抬高进口价格的国家内，这是不够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要在增加的货币收入中占有一个很大比例的话，它可能需要征收一定数额的消费税和销售税。
我们已经论述过出口税与强制储蓄（第五章第二节（二））及与经济稳定的关系。原则是根据事先确定的比例增减制使征收的税随着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急剧上升。政府销售机构使国内商品价格不像出口价格上涨得那么快，这就产生差不多同样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国家，尤其是缅甸和加纳，已经用这种方法取得了巨大的储蓄。实行这种计划的最好时机是在美国出现衰退的时候。那时价格低，实际税收也低。比例增减制在衰退时期实行比在物价高时实行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而且一实行就可征收重税。
应当指出，讨论高边际税率是为了应用于不断增加的货币收入，而不只是应用于不断增加的实际收入。在最需要作出这一努力的国家内，实际人均收入根本没有增加（如印度），所以，如果政府仅限于从增加的实际人均收入中得到较大份额的话，可能永远办不了任何事情。如果实际人均收入上升，那更好，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在不变的实际收入中，控制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不管实际收入的情况可能如何，货币收入都可能会增加。工业国的价格趋势是上升的，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部分原因是工会的行动使货币工资比生产率提高得快。工业国货币需求的这种不断增长往往使农产品价格上涨，但有些上下波动，用于出口的剩余农产品没有和工业需求同步增长，这一事实在今后几年内可能还会继续产生同样的影响。鉴于价格上涨的趋势，一个政府如果财政结构正确，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会不断增长，不管实际收入增加与否。
如果一个政府想通过税收在国民收入中得到更大的份额在政治上困难太大的话，它通过通货膨胀可以取得同样的结果，如果这样做不会在政治上遇到同样困难的话。在欠发达国家，通货膨胀和税收具有同样的效果（第五章第二节（一））。它们使消费品从社会其他成员那里转向那些从事资本形成的人。在有人失业的工业国经济中，用建立信贷的办法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比税收优越，因为这种做法同时可以创造更多的消费品，但是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即使它们有剩余劳动力，要想在很大程度上这样做是不可能的。通货膨胀与税收的差别还在于，它往往会使利润提高，因此会刺激私人企业家积累资本。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如果加以控制，对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如果价格的上涨速度低于利率，投机就没有利润了。因此，如果价格每年平均上涨３—４％，我们就可以收到通货膨胀为资本形成服务的一切好处，而不会造成引起投机浪潮和抛出货币的很大危险，特别是如果其间每隔三四年价格略有下降的话。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为资本形成搞通货膨胀到一定时候会自拆台脚。通货膨胀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当创造资本的时候，价格急剧上涨。在第二阶段，通货膨胀可能自行逐步消失，因为价格的上涨改变了收入的分配，以致自愿储蓄迅速赶上投资。在第三阶段，价格下跌，因为由于资本形成而增加的消费品已开始进入市场。只有第一阶段是危险的和痛苦的。
通货膨胀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取决于通货膨胀的目的。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花钱向公务员支付高薪或进行战争，就没有理由期望通货膨胀会增加资本形成，除非那个国家有相当多的工业资本家把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利润作为固定资本投资，而这种情况在先进国家出现的可能性比在不发达国家出现的可能性大。另一方面，不论这个国家是不是不发达国家，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把钱花在创造有用的资产上，如修建灌溉系统，那么立即产生的效果将是这些有用资产增加，而不管通货膨胀带来的利润的情况如何。在最近的一些文章中，有些幼稚的调查者声称，通货膨胀没有增加资本形成，因为他们表明，在一些发生通货膨胀的地方（尤其是拉丁美洲），并没有增加资本形成。这样来概括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不明智的。用于破坏目的的通货膨胀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而由于为加速资本形成而创造货币的通货膨胀则加速了资本形成，苏联、日本或每一商业周期的上升阶段的情况都是这样。
某些国家无论从经济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创造信贷的能力比别国强。在经济方面，有关的问题是：谁将获得通货膨胀的利润及他们用它做什么？花在消费上、进行商品投机、创造新的固定资本、储藏起来还是购买公债？消费品的产量能否迅速扩大？或者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是否会很长？它是否是这样一种经济，即基本必需品的价格很容易控制，而不会使黑市大大增加？是否会有使需求膨胀转变为成本膨胀的强大的工会运动？能否使外汇形势得到保障？是否有高边际税率把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收入的５０％一出现就吞掉？各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大不相同的，结果是，创造一定数量的信贷在一个国家会使价格上涨１０％，而在另一个国家可能会使价格上涨一倍。对通货膨胀的政治反应也是大不相同的。
在某些国家，从政治上说，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来大幅度提高实际收入，即使这样做会引起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因此，通货膨胀可能是政治生存的条件。在另一些国家，公众在最近几年内已受够了通货膨胀的祸害，因此希望政府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因为通货膨胀主要取代了税收，所以是否采用通货膨胀方法的决定主要是政治决定，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的政治方案来作出。
反对通货膨胀的一个最有力的政治理由是，一旦承认了采用这种办法的可能性，就无法相信政府会知道把界线划在哪里。奉行预算必须平衡的原则的最大好处是，它使财政部长能够在内阁里约束他的同事。他们可能十分雄辩地为扩大某种服务申述理由，但是只要财政部长的预算必须是平衡的，他的地位就是无懈可击的。一旦放弃这一原则，对政府开支还有什么控制呢？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办法是有两个预算，一个预算的经费只能来自岁入，另一个预算只包括那些迅速增加产出的服务（尤其是用于土地开垦、乡村水利、培训设施和农业推广的开支，）它可通过建立信贷来获得经费。但是，这并没有把问题全都解决了，因为随后就可能对什么应转入第二个预算发生争论。什么行政手段都不能使政府摆脱既要勇敢又要克制的必要性。
除了税收和建立信贷以外，另一个岁入来源是政府机构中的小额储蓄，其中最重要的是邮政储金局。在那些为这一运动作过努力的欠发达国家内，各种小额储蓄，包括合作运动中的储蓄和友好团体中的储蓄，数额各不相同，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零到２％左右都有。毋庸说，促进这种储蓄是多么重要。对储蓄者来说，这种储蓄表示独立、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