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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们说，期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必然是幻想，因为其后果只会使世界累积起来的矿物和燃料库存迅速枯竭。这种说法所依据的两个假设都难以肯定。
第一个假设是，人的才智到适当时候就会枯竭，无法找到新的东西来取代已经用光的东西，由于我们懂得了原子的性质以及从一种元素到另一种元素的转变，这种假设越来越可疑了。第二个假设是，子孙后代会对世界的资源有同样的要求。
为什么我们为了使今后几世纪的人类生活再延长一世纪左右而应该保持贫穷？难道没有同样充分的理由使目前几代人充分利用他们发现的资源而让不知多少世纪以后的人去自己照管自己？即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也还有另一点理由，即把矿物和燃料迅速用光的并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而是最富的国家。如果这种说法言之有理，可将其视为对欧洲和北美的劝告，叫它们不要再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如果用以劝告亚洲人和非洲人继续保持目前的贫困，那其说服力就差远了，因为亚洲人和非洲人目前对累积的资源储藏量的利用是微不足道的。
（二）贪得无厌的社会
如果不用付出代价就可以得到上述好处，几乎人人都会赞成。但是许多人认为，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态度和制度本身是不可取的；他们喜欢属于稳定的社会的那种态度和制度。
首先，他们不喜欢节约精神，而这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增长最快的社会就是人们用心通过增加利润或降低成本来捕捉经济增长机会的社会。看来，这种节约的倾向，除非同或者为了财富本身或者为了财富带来的社会威望或对别人的权力而取得财富的愿望联系起来，否则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虽然仅仅为了减少艰苦劳动和增加空闲时间来享乐或从事精神活动的愿望，也很有可能产生这种倾向。可以说，节约是一种美德，因为憎恶浪费和最充分地利用资源就像憎恶谋杀和照顾寡妇和孤儿一样，都同样是人类的神圣职责——事实上，关于才能的寓言就是这样说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关心和爱护资源或关心和爱护消逝的时间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这些人会说，节约使人在精力和幸福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它不是美德，而是邪恶。他们可能承认有责任履行节约或进行足够的劳动，以便达到某种为健康和舒服（一个含糊的概念）所需要的最起码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会说，超过这个程度的努力节约是不值得的。此外，即使那些承认节约是美德的人也可能同样对下面这个事实（如果是事实的话）感到遗憾，即只有在与物质主义的邪恶（如果是邪恶的话）联在一起时，才能发现这种美德。希望教孩子们最充分地利用他们得到的资源和机会（节约的美德），同时不要希望得到比已有的更多的东西（避免贪婪的邪恶）是可能的。如果这样做了，如果教育是卓有成效的，那么经济仍然会增长；只是这种增长不表现在越来越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上，而表现在在物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空闲时间越来越多上；如果也不让这种空闲时间造成越来越大的无所事事的邪恶（如果是邪恶的话），还必须教孩子们在利用空闲时间时既不要无所事事，又不要生产商品和劳务。实际上，这样探讨问题是不可能取得很大结果的，因为这是以假设人性与目前的人性不同为基础的。人都希望增加财富，希望节约和无所事事。所有这些欲望从本质上说似乎都称不上美德或邪恶，但是如果不顾别的责任、义务或权利极端地追求某种欲望，其结果就会造成个性的不平衡，也会损害他人。对一个社会来说，“过于注重物质”和“注重物质不够”同样是可能的。或者，换句话说，经济增长是可取的，但是肯定不能增长得太多（超过了对精神或社会健康有益的程度），正如不能增长得太少一样。
关于个人主义，完全可以说同样的话，这是经济增长受到攻击的第二个原因。看来，如果个人主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及他们较近的亲属的利益，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而如果他们与广泛得多的社会义务网联系在一起，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这就是经济增长无论作为原因还是作为后果都与下列现象联系在一起的道理：大家庭和联合家族制度的消失，以地位（奴隶制、农奴制、等级制、年龄、家庭、种族）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逐步消亡并为以契约和机会均等为基础的制度所取代；社会高度的纵向流动性；部落联系减少及对社会集团的要求的承认普遍减少。这是又一个不能用把一种说法的一面看作是美德而把它的另一方面看作是邪恶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所有个人都应有某些权利，应当保护这些权利不受一切社会要求的损害，但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集团或一系列集团，集团的存在是为个人的社会健康所必要的，而集团的继续存在则取决于个人承认集团的要求并忠实地接受它的权威。在过去的５００年中，个人主义的发展有其不好的一面，但是也产生了可贵的起解放作用的影响。因此，不能攻击经济增长与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好像人类关系中的唯一的好东西就是部落主义、社会地位、大家庭关系和政治上的极权主义。
对经济增长的第三种攻击是由于它与依靠理性联系在一起。经济增长依靠改进技术，而当人们对自然和对社会关系均采取理性的态度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改进技术。现在理性的头脑是可疑的，要么因为它被认为会导致宗教上的不可知论或无神论，要么也因为它被认为与接受权威是不相容的。至于宗教信仰，我们时代的弊病是否是由于对上帝或各种神仙的信仰的衰落造成的，或者我们时代的弊病是否比以前宗教信仰比较普遍的时期的弊病还大，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无论如何，说相信理性的重要性与相信上帝是矛盾的，那是不对的。不能以理性的手段来证明或否定上帝的存在，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最有理性的人也不应相信上帝的存在。理性并不损害宗教，而是损害权威，只有当宗教是以权威为基础时，理性的头脑才对宗教是敌视的。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理性的头脑对科学同对宗教一样敌视；因为它敌视任何这样的企图，即说什么目前的理论是不能从下而上重新进行检查的，或者只有首创者才有权利怀疑它的可靠性。但是，在这里，对待理性的态度也应当同对待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样；在两个对立的方面中，只把一个方面看作是美德是找不到真理的。因为正如物质主义和精神力量都是可取的，社会同样需要理性和权威。美好生活的基础应是把对立的原则编织在一起，而不是拒绝某些原则，只利用另一些原则。
第四种攻击是那些不喜欢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规模增长的人发动的。首先，规模经济表现在分工和使用机器上。
有人不喜欢这样，因为他们不喜欢机器制造的产品，而喜欢熟练手工艺人制造的产品。经济增长破坏了旧的手艺。虽然它创造了更多的新工艺、机器工艺和其他工艺（因为专业化大大增加了工艺的范围），但是许多人仍对旧工艺及旧的手工产品的消失感到遗憾，对新工艺的发展或大规模生产带来的丰富而便宜的产品并不感到高兴。专业化原则本身也受到攻击，因为专业化使人们不得不反来复去做同一件事情，不管是往螺栓上拧螺帽、巧克力装箱、在大学里反来复去讲同样的课、练习音阶或是去掉附录，这必然是枯燥无味的，直至人们非常习惯于自己的职业，以致不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也可以应付自如。
规模经济还表现在他们自身的管理单位的规模的扩大上。因此，商业部门、管理单位及其他组织的规模也扩大了。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再拥有工具，变成了无产者。大规模的组织也带来了特殊的社会紧张；这种组织必须按等级管理，这就意味着少数人发号施令，多数人俯首听命，不管你花多大力气去使这一进程民主化也没有用。这样的组织还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分配工作和报酬，这既要行之有效，还要被认为是公正的。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管理大规模组织而又不引起动乱，因此，许多人认为，没有这种组织反而好。
人们不喜欢大规模组织还因为它实行严格的纪律；日复一日，人们必须同时起床，同时到达工作地点，做大致同样的事情和同时回家。有人认为，这使生活枯燥单调，使人只起机械的作用，像是大轮子上的颗颗齿轮。他们不希望把人拴在时钟上，而希望每天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虽然他们根本不清楚个体劳动是否就不是时钟的奴隶，或者按时劳动是否就令人遗憾的。
大规模组织的经济还使城镇得到发展，当这与增加人均实际收入联系在一起时尤譬如此。与对农产品的需求相比，这增加了对制成品和劳务的需求。因为反对大城镇是与喜欢农业职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实际上是反对技术进步。因为正是技术进步使一个国家只需１５％的人就能生产出全国所需的口粮，如果我们要回到需要７０％的人来生产粮食的时代去，我们就得放弃农业科学教给我们的一切，或者我们必须把劳动时间减少到每周１０小时左右。正是农业的技术进步使城市职业增加，但是大规模组织的经济使这些城市职业集中在越来越大的城市内。这是否是不可取的，根本不清楚。大多数人如果有机会在城镇或乡村工作，都选择在城镇工作，这就是城镇以乡村为代价得到发展的原因；只有少数人喜欢乡村而不喜欢城镇，在谴责城镇的人中，有许多人实际上却千方百计避免生活在乡村。如果城镇是匆匆忙忙兴建起来的，没有适当的规模或管理，它们的确可能破败不堪、单调、丑陋和不卫生；但是当今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新城镇（或者甚至老城镇）不能像乡村那样漂亮、优美、卫生和令人鼓舞，而且还能提供任何村庄所望尘莫及的广泛得多的锻炼身心的机会。
最后，对经济增长感到遗憾的可能是因为它依赖收入的不平等。存在这种依赖性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如果对艰苦的劳动、自觉的劳动、技术活、负责精神和主动性不给不同的报酬，那经济增长将会是微小的或出现负增长。在任何具体情况下，现有的差别是太大还是太小是可以争议的，这只是从大于或小于为取得人们希望的增长率所需的差别这个有限的意义上说的。但是，正如苏联的统治者很快发现的，无可争议的是，即使根本没有差别，经济也可以取得较大的增长。
现在在这方面反对经济增长的部分理由只不过是说，在某时某地，现有的差别大于为取得当时的增长水平所需的程度，是由于社会组织的缺陷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说法仅仅是主张改变社会制度（继承财产、拥有土地、税收、受教育的机会等等），以便改变收入或财产的分配，而不降低经济增长率。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差别程度，即使完全承认缩小差别会降低增长率，也是不能接受的，例如，如果不支付以当地标准来衡量很高的薪金，就请不到外国教师或技术人员，或者如果不给国内外的开拓型企业家赚取和保持远远超出当地认为是“合理”水平的利润的机会，他们就不愿意发展。在这种问题上，对经济的考验就是供求关系的考验：“合理的”差别就是为取得所需要的技术或主动性而客观需要的那种薪金或利润。但是在这一考验中“合理的”东西根据某种其他的价值或社会正义标准来衡量就“不合理了”。
从这一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经济增长的某些所谓代价根本不是增长的必然结果——比如，城镇的丑陋和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二，某些所谓邪恶从本质上说实际上并不是邪恶——比如，个人主义、说理或城镇的发展。像在人生的一切方面一样，这些事情可能会做得过分一些，但是，这些事情从本质上说，是同其对立面一样可取的。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即经济增长率过高可能不利于社会。经济增长只是许多好事中的一件好事，我们可能会做得过分一些。过分的增长既可能是造成下列现象的原因，也可能是下列现象造成的结果，这些现象是：过分追求物质、过分的个人主义、人口过分流动、收入过分悬殊等等。社会决意提高增长率，使其高于目前的水平，并不一定明智；如果它们这样做，他们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也会在社会和精神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可能的得是否超过可能的失，这必须尽量根据每一种情况分别加以估计。正因为经济增长有得有失，所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态度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有两重性。我们要求消灭贫困、文盲和疾病，但是我们又拼命抓住我们所喜欢的信念、习惯和社会安排不放，哪怕这些东西正是造成我们感到悲痛的贫困的原因也罢。
（三）过渡问题
如果要在已存在几百年的增长率很低、经济多少处于停滞状态的社会里实现经济增长，那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问题。
因为这需要改变信念、习惯和制度，虽然等到新的信念、习惯和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并牢固地扎下根的时候，可能会达到一种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比静止的旧的社会平衡优越的新的动态平衡，但是过渡时期可能会出现暂时的但却是非常痛苦的情况。
其中比较明显的情况之一是改变人们的劳动习惯。例如假设在一个非常原始的国家里发现了铜，而在那个国家里，人们都有自己的土地，这使他们都能过上自己感到满意的生活，虽然卫生、物质或文化水平都很低。这些人不愿意去铜矿劳动，他们可能不会自愿去铜矿就业，尽管领取的工资会使他们在铜矿劳动变得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如果迫使他们到矿上劳动，他们因此而创造的财富可能会使他们的物质福利、卫生、教育和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再假设在最初受强迫后，他们过一段时间会非常喜欢这种新的劳动，非常欣赏高水平和非常瞧不起以前的生活方式，以致到适当时候，在取消了强迫以后，他们也会乐于到矿上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暂时采用强迫手段是应该的吗？这个抽象的例子绝不仅仅是学术探讨，因为它同非洲某些地区发生的情况极为相象，在那里人们被迫去矿上或种植园劳动，不管是由于他们的首领发布的命令还是因为这是挣钱来交纳为迫使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劳动而强加给他们的税收的唯一办法，或者是因为他们被从自己的土地赶走。实际情况比我们的抽象例子所列举的事实更为复杂。因为还有个事实是，那些采用强迫手段的人这样做首先是为了自己发财，而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造福非洲人。在有些情况中，还有一个事实是，非洲人甚至得不到物质上的好处；与此相反，他们以前的村庄在经济上遭到毁灭，他们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坏，而他们自己则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的简陋房屋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样贫乏。我们在本调查报告中始终强调，有可能取得表现为人均产出增加的经济增长，但大多数人的境况并未得到改善，因为增加的产出只使少数有势力的人发了财。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会同意，这样的发展是不道德的，会谴责以牺牲许多人为代价使少数人发财的经济政策，不管这种政策会使产出有多大的增加。但是这种情况同我们研究的抽象例子是大相径庭的，因为这种例子的假设之一是，增长的结果会大大提高参与者的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因此，到一定时候，他们自己会喜欢新的生活方式而抛弃旧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一例子，人们的反应是不同的。有人反对强迫的理由是：他们说，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好，都不应强迫人们为自己或为子孙后代的利益去劳动。有人则以幸福为理由，他们说，即使人们喜欢新的生活方式而抛弃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境况实际上也未有任何改善，因为他们并不更幸福；因此，他们进行痛苦的过渡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得不到任何重要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论点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幸福是否就是检验变化的适当尺度是值得怀疑的。另一些人的反应则不同，他们认为如果强迫使被强迫者大受其益，强迫就是应该的。因此，新世界的黑人谴责把他们带到那里去的奴隶制，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他们的先辈离开西非的丛林村落感到遗憾。
所以，只要世界存在下去，也总还会有一些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会毫不犹豫地为了被强迫者的最大利益而强其他们的公民去从事某项事业。
可以强迫到何种程度的问题目前十分尖锐，因为苏联已经表明，一个残酷无情的政府如果愿意严厉处置那些反对它的计划的人的话，可以很快地提高它的实际产出。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正受到共产主义或其他宣传的引诱，想放弃自由来换取经济迅速增长的前景。这种引诱带有某种程度的欺骗性。
它们被告知，失去自由是暂时现象；“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国家元首、军队领导人等等的专政——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其后将是“国家的消亡”；但是，我们十分怀疑，一旦抛弃了自由，是否还能轻易恢复。这种引诱也不能保证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出可能迅速上升，但是独裁者可能决定将产出用于别的方面，而不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无论如何，十分明显的是，无需用专政的办法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一两个不发达国家的民主政府——缅甸和加纳——已经表明，它们有决心和勇起来找到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受到普遍信任和支持的领导人可以在民主的范围内这样做。该由其他民主国家来表明，它们也能这样做。
另一个痛苦的过渡是，必须在社会关系方面进行过渡。公理和权力的对立、从地位到契约的转变以及从社会稳定到社会纵向流动的转变都会打乱目前的关系，在阶级、宗教、政治服从或家庭联系上都是如此。如果过渡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出现，那显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不发生暴力革命，过渡也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