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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王的魔剑》广告简介很妙，值得一提：“哈伯德先生这部著作写于1938年。最初阅读这部书的15人中，有4人精神错乱，于是哈伯德先生将书收回，存放在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直到如今。本书仅供经过挑选的读者并按说明进行阅读。获得此书者应发誓不外传他人。本书所提供的数据，在哈伯德先生在世时不准发表。书中有完整的处置验方，有《意念说》未予透露的秘密。欲买本书者可获得原始复制品，并可个别打印。烫金面装订成册。有作并签名。数量极其有限。每册1500美元。。
哈伯德的另一部新作名为《自我分析》（1951年由国际艺术与科学图书馆一类团体出版）。哈伯德屡图把他独特的见解写成通俗普及的作品。《自我分析》一书就是推进这一想法的尝试。这本书旨在使读者自己施行“轻松的治疗过程”。他在书的开场白中说，“自我分析不能使死者复生，也不能使疯人院关门或制上战争。那是意念验察师和意念疗法专家的任务。”这书仅为有意增进个人健康、幸福和工作效率的‘坚强读者而写的。读者只要坚强，阅读本书便无危险。如果不是这样呢？哈伯德承认，“我不想使读者误入歧途。仅仅阅览一下这本书，就有可能发疯。”
经过检查，这本书似乎是无害的。书中包括一整页一整页的问题，让读者自问自答，例如“你能记起你喜欢的某人入睡的时候吗？”或“你能回忆起你跳绳的时候吗？”为了帮助读者回想这些情节，哈伯德提供了一个硬纸的圆盘，上面开有狭槽。把圆盘放在书页上，就能透过一个槽看到问题。如果圆盘上面写着“看”，你就试着“看”出这件事。然后转动圆盘看下一个问题，圆盘上出现另一种“感觉”，比如“嗅”。这时你就试着回想当时的“气味”。用这种奇妙的方法，可以产生许多感觉与记忆的奇怪结合。哈伯德提醒说，“如果不用圆盘，这种方法的妙处就会失掉百分之八十以上。”随书配有两个圆盘，一个绿色的，一个白色的。哈伯德说，“读者可依自己的喜好选用。”
在书的后面，“编者”（可能就是哈伯德本人），抄袭了威廉·希的那一类大话。编者说，当原于弹还在发展中时，哈伯德就在埋头研究原子能用于建设的问题。“1947年，他发现这种难以控制的能可被驯服，遂改变思路，辟开谬误，找到明智的方向。他发现了原子能支配人体功能的机制。”这里有一条触目的脚注，向读者泄露了哈伯德当时的经济困境。“他在进行意念说研究工作中，甚至没有一个帮忙的秘书，没有一辆汽车。写作用的是一部老旧的雷明顿牌打字机。他靠的仅是朋友们和接受他治疗的人们自愿解囊。作者拒绝使用基金会的钱，他宁愿把这些钱用于帮助别人——编者”。
在医学界，从医生转变为意念说信徒的最突出的是约瑟夫·温特医生。1949年，小约翰·坎贝尔写信把他介绍给哈伯德，当时他还是密执安州的一位普通医生。温特原来就对艾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伯爵用普通语义学治疗精神病的方法感到兴趣。他和信仰语义学的许多其他人一样，发现意念说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他和哈伯德的通信，促成他亲自去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拜访这位大师，在那里经历了一次戏剧性的验察。回密执安后，他在生性怕鬼的6岁儿子身上试验了意念疗法。当他的儿子回忆起穿白围裙、戴白口罩的产科医生为他接生时，他的怕鬼病就痊愈了。
温特医生的热情无限膨胀，他迁居到新泽西州，成为新成立的“意念说研究基金会”的第一位医学指导。但是，不至一年时间。他又从入迷状态解脱出来，到1950年10月便辞职了。现在他在公园大道的一所漂亮的曼哈顿诊所中开业，从事他自己经过改进的意念疗法。
温特医生在1951年出版的《一个医生关于意念说的报告》一书中，提出了关于意念说真谛之坚实核心的思想，然后列举了他所不同意的论点。例如，虽然他相信胎儿期的“印象”是能形成的，但他怀疑（尽管他没有把握“精子的梦”只是出于患者的想象，而并非真正的记忆。他也反对让患者回忆前世化身之死（这是标准的哈伯德疗法），他认为这种作法没有治疗价值。他发现哈伯德的独断专行的态度和基金会对科学方法的完全忽视是骇人听闻的。比如，“Guk”计划。温特解释说，Guk是“各种维生素和谷氨酸的混合剂的名称，人们以为大量服用就能使病情好转。对于这项试验没有规定适当的控制，这是一个令人沮丧、费用浩大的失败。”
温特医生也不同意哈伯德认为谁都能当验察师的看法。哈伯德在《意念说》中写道，“凡有知识并有一定耐性，而且愿意细读本书的人，都可成为一位意念验察师。”而且，哈伯德坚持认为即使是坏的验察师也比根本没有好，就是笨拙的验察也不会造成伤害。温特医生的看法则相反。他的著作列举了好几个病例，这些患者在经受意念疗法之前，似乎是神志正常，而在治疗之后，就不得不把他们作为精神病患者送进疯人院了。
最后，但并非次要之点是，温特医生由于显然没有找到一个清醒的人而感到困惑。他写道，“我还要找到一个在意念疗法前后的‘清醒’的人，我本人就没有达到过这种状态，我也未能使我的任何病人达到这种状态。我见过一些被认为是‘清醒’的个人，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符合这种状态的定义。此外，一个被认为是‘清醒’的人，又已回复了原来的举止行为，也就是初期的精神病状态。”
也许温特医生书中最能说明问题的部分，是他自己的意念治疗过程的记录。因为这些记录明白无误地表明了验察师向患者提出要他回忆哪一类问题的方式。必须记住，在大多数情况下，患者已经熟悉意念说的理论。有了这一理解之后，让我们来检查温特医生的一个病例。
治疗者：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患者：我想揉眼睛。
治：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可能是一点煤灰。
治：还有别的吗？
患：我害过“火眼”。
治：还有别的吗？
患：我想不出别的了。
治：我能想到一些情况。当然，你不一定相信。如果你哭过，你
的眼睛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患：我想会的。
治：要是有人向你眼睛里点药水，你的眼睛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患：肯定会的。
治：那好，你试着回忆你的眼睛第一次有这样感觉的时候。
可以看出，关于煤灰和火眼的解释是被忽视了。当患者不能想到别的原因时，治疗者就提出哭和眼药水。片刻之间，病人就会随着他的时间轨迹，回到他出生的时候，想象给他接生的情景，并把当时的情景和他眼睛现在的感觉联系起来。
下面是温特的另一个病例。患者主诉头疼和鼻子不通气：
治：你觉得还有什么别的感觉？
患：我不知道。你看见了，我抱着头疼得受不了。
治：你想，是不是在你出生的时候，有人可能说过“抱着”这句话？
患：是的，我想医生可能说过。
治：当时他可能在做什么？
患：我想他是在把我交给护士。
治：那么，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患：“好了，现在你可抱走他了。”不，好象不一定是这样说的。
治：换成你想到的说法。
患：“来，你现在把他抱走吧。”就是这样。
治：请重复一下这句话，注意你的头感觉如何。
患：＇重复说了五遍或六遍＇
治：注意你在说这些话时，你的鼻子感觉如何。再重复说几遍。
患：＇又重复说几遍＇
治：现在头疼怎样？
患：＇揉眼睛＇更疼了。
治：你的眼晴怎么了？你觉得眼睛有什么感觉吗？
患：眼睛刺痛，一定是他点进了该死的药水。
治：你觉得把药水点进你眼睛的那个医生怎样？
患：我真生气，那简直是胡来。
治：如果你能够和那个医生算账，你想要对他怎样呢？
患：＇忿恨地说＇我想揍他。
治：好吧，你想象医生的面孔就在沙发上，就在你旁边。现在揍它吧！
患：＇咬紧牙关，握紧拳头，捶打沙发，大约打了10拳＇
治：再打，好好揍他一顿出出气。再揍他！
患：＇大笑＇不，这太傻了。
治：现在头疼怎样了？
患：好些了。治：现在，咱们把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注意你的头疼，……注
意你的眼睛的感觉，……你的鼻子，……愤怒的感觉。还有别的吗？
患：＇顺着左胳肢窝搔肋部＇真好笑，我忽然想到我姐姐老是胳肢我。我已经很多年没想到这件事了。
治：你出生的时候有过什么感觉，使你想起被人胳肢呢？
患：＇又搔胸部＇我不知道。
治：你想接生的医生是怎样把你抱起来的？
患：他可能是把手放在我胸脯下面把我抱起来的。
治：想想有人把你抱起来会有怎样感觉。他手上的温度怎样？
患：我想是暖的。
治：他说什么了？
患：“来，你现在把他抱走吧。”
治：“现在”是什么时候？
患：怎么，现在，就是目前呀。
治：你是1951年出生的吗？
患：不，当然不是。
治：你能够把你出生时的那个“现在”和1951年的这个“现在”区别开吗？能吗？
患：当然能。
治：假定你的头疼是由于“现在抱走他”那句命令造成的，那会怎样呢？
患：我不知道，我似乎一点也想象不出来。
治：“抱”是什么意思？
患：意思是带……，是拿……。
治：现在是什么时候？
患：啊，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我的头疼一直带到了现在。
治：不正是因为接生的医生说了句“现在抱走他”，你才把出生时的头疼一直带到现在吗？
患，不，那是瞎说。
治：现在头痛怎样了？
患：好多了，实际上是过去了。
从上面的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对于头痛的意念解释，仅仅存在于治疗者的头脑里，而且是经过相当大的困难才诱使病人顺着他说。治疗者提出的那些问题，具有一种“诱导”的性质，就连温特医生也承认那是“鼓励幻想”。这位医生说，事实上，这些记忆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关系不大！这真叫人吃惊。这样一来，哈伯德那套关于胎儿期和出生时“印象”的学说是应该扬弃的。也许这恰恰正是这位医生从那以后所要做的。因此，他1952年出版的新书《人的苦脑都是心身性病症吗？》，就再也没有提到意念说。
哈伯德本人也承认，许多病人对于自己在子宫里的经历想入非非。他写道，“病人谈到他的父亲和母亲，以及他们坐在什么地方，卧室是什么样子，然而他那时却是在子宫里。”哈伯德不同意“受苦的胎儿有一种超感官知觉”的理论。他承认这是一种好的理论，但他又不承认这种理论，因为胎儿并没有思想，因而也就不存在超人的洞察力。
实际上，认为神经机能病和心身疾病可以追溯到脑子失去知觉时的经历，不管是在子宫内还是子宫外，根本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试验的证明，以致没有一位有名望的精神病学家肯对它一顾。不少精神分析学家指出，把一个人的病因归咎于他在胎儿时期发生的事件，是回避对神经机能病根源进行真正研究的最简便的办法。
在为意念说辩护的各种辩词中，“它有作用”这个辩词是最无聊的。因为在治疗神经机能性的各种症状时，病人相信的任何事物都有作用。这一类的“疗法”不胜枚举。从年轻的珀金斯关于他父亲的金属牵引器治疗效力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几百个远比意念说的病历更能给人印象的故事。这一切说明，意念说作为一种信仰疗法能影响某些病人。此外，再无其他。
自然，哈伯德是想到了这样的反对意见的。他写道，“如若发现有人试图阻止患者接受意念疗法，即应立刻通知验察师。……任何企图制止病人接受意念疗法的人，不是想利用病人的心理失常，……便是有意要隐瞒什么。”
意念说的狂热发展确实如火如茶，就连哈伯德本人也被卷进一场个人的纠纷中去了。1951年，他的第三个妻子、25岁的萨拉·哈伯德跟他闹起离婚。她把他称为“偏执狂型的精神分裂症者”。控告他在她怀孕时折磨她，并声明医学顾问们已断定，哈伯德已“无可救药地疯了”。
1952年2月，设在威奇塔的意念说基金会破产了。哈伯德最近又发信要求人们捐助25美元，帮助他支付生活费用，以便在“全美国”建立一个意念说学派和实现一些其它的小计划。作为回报，他将赠给捐助者新成立的“黄金”意念说组织的会员资格。
小约翰·坎贝尔是多年前当哈伯德为他治疗窦炎时接触到他的意念说的，后来他便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起意念说。但他至今仍然在患着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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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班卓琴，一种类似吉他的乐器。——译者
第二十三章 普通语义学及其他
在讨论了生命能和意念说之后，再来介绍任何其他突出的精神病治疗法方面的狂热迷信，必然会使人感到索然无味。不过，如果不谈谈波兰出生的艾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伯爵的“普通语义学”和罗马尼亚出生的精神病学者雅各布·莫内诺的“心理剧”，我们的考察就是不完整的。应该说，这两种活动都没有达到前两种迷信的荒谬程度。为此，必须把普通语义学和心理剧看作引起争论的两可的例子，它们可能有相当大的科学价值，也可能没有。
科尔兹布斯基1879年生于华沙。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俄国的波兰军队中任少校，受过重伤，后作为炮兵专家被派往美国。他留居美国，此后10年他依靠个人的财力写作和出版了800页的普通语义学的“圣经”——《科学与神志健全》。该书于1933年由这位伯爵的“国际非亚里士多德学派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部书内容组织很差，繁琐冗长，从哲学上来说论点幼稚，从有才干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那里剽窃来一些重要思想，反来复去，使人腻烦；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神经病学与精神病治疗方面的新词汇、混乱的观点、无聊的空话和含混可疑的推测。
艾沦·里德写了两篇论述“语义学”一词的历史和各种不同涵义的学术论文。其中提到，伯爵在《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的原稿中并未使用这个词。但是，在该书出版前，有几位波兰哲学家采用了这个词，科尔兹布斯基遂从他们那里偷来了。
绝大多数使用“语义学”一词的当代哲学家，把这个词仅用于研究词汇和其它符号的意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伯爵把这个词用得非常广泛，以致它变得几乎毫无意义了。正如黑德指出，科尔兹布斯基把植物的向性，比如向上生长而不朝下生长，看作为一种“语义上的反作用”。他在《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中讨论一个婴儿为了得到第二次喂奶而呕吐问题时写道，“呕吐成了她支配‘现实’的语义上的方法。”伯爵的现代追随者往往把“语义”和“估价”等同起来，对“普通语义学”下的定义是“对人类估价过程的研究和改进”。
科尔兹布斯基不厌其烦地要推翻“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思想习惯，尽管事实上他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只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结构，跟那位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方法毫不相干。实际上，这位伯爵对亚里士多德是相当尊敬的（他把自己的书题献给许多思想家，其中就包括亚里士多德）。但是他认为这位哲学家的推理被用词习惯严重地歪曲了。这种用词习惯与印欧语结构，特别是与带有强语调“是”的主一谓形式有密切的关系。①伯爵说，“‘是’，是毫无意义的”。他显然没有认识到，象他不断使用的“异种同质”这类概念，如不采取数学结构的特征，是无法定义的。
伯爵猛烈抨击的另一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习惯，是根据“双值逻辑”来思考问题，这种逻辑的陈述必然是非真即假。谁也不会否认，许多推理错误是由于在不能应用“非此即彼”的逻辑的情况下搬用这一逻辑，这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许多逻辑学家早就认识到的。但是伯爵的许多追随者却没有认识到，有一种情况，双值取向是无法避兔的。在一切已经发明出来的“多值逻辑”中，推论的方式仍然是非“正确”即“错误”。举一个简单的例于，我们不妨假定一个人有一支自动铅笔，这种铅笔只有红、蓝、绿3种颜色。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他的铅笔既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绿色的，那么我们的结论是红色的。这是三值②体系中的一种“正确”的推论。如果推论铅笔是蓝色的便是“错误”的，因为这和前提之一相抵触。还没有人成功地创造出一种逻辑，可以省却非此即彼的双值取向，当然也可以给两分法以其他的名称。没有理由对此感到不快，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看出，普通语义学对双值逻辑的大量抨击，只不过是对无害的风车作战而已。
许多学派的哲学家反对拙劣的语言学的思维习惯的斗争，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人们发现《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对这一事实几乎只字不提。比如，该书矢口不提约翰·杜威（只是在以后几版的书目中提到），而近代哲学家对伯爵所谓的“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斗争，几乎没有人比他更为坚决或斗争的时间更长的了。事实上，除伯特兰·罗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