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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火，这一情况本身就够得上是笑话了。顺便提到，所有福特协会会员之间的通讯，都使用13个月份的历法，1931年即成立协会那年为“元年”，第13个月份自然称之为“福特月”了。
考察福特对待科学的态度并对此作出某种结论之前，在看一看他那独特的宇宙说，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
福特对于天文学家们非常反感。《新国土》一书的头半部几乎完全是用来证明：所有的天文学家都是笨伯，在预料事变方面比星占学家还要糟糕，他们的重大发现都是出于偶然，而且还要滑头，把他们的“中世纪科学”根本不可凭信的东西对公众隐藏起来。
福特写道，“他们计算天王星的轨道。天王星却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们进行解释，又作了更多的计算。他们继续解释，继续计算，年复一年，没完没了，而天王星却一直在别的地方运行。”最后，为了挽回面子，他们又断言天王星受到另一颗行星的“摄动”。以后50年，他们把他们的望远镜对着天空到处观察，直到偶然地发现了海王星。至今海王星的运动还是无法预测的。福特挑战道，如果天文学家们真象他们自以为的那样神妙的话，那么，让他们在海王星以外再找出另一颗行星来。遗憾的是，他是在1930年发现冥王星以前写的，不过福特仍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因为事实证明冥王星比天文学家们预期的要小得多。
福特并没有详细地制订出一套宇宙论。但是，他的确提出过一系列的见解，自认为这些见解并不比科学家们提出的太阳系更为荒谬。“……太阳系这个衰残的巨物，呜咽着越过太空，太阳上和阴森的月亮上的满目疮疾，还有那由于科学而产生的全部文明，使得有能力的、健全的宇宙大为震惊。太阳系是一个麻疯病患者，它哆哆嗦嗦地伸出它那浩瀚的空际，大慈大悲的宇宙便向这个空际投下金色的彗星……”
福特提出，地球是相对静止的。“或许，地球确实是在旋转，但是以一年为周期。至于究竟哪种说法合情合理，象别的人一样，我也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我的折衷的想法。”他还对象傅科摆这种证明地球每天在旋动的传统“证据”，作了相当详细的回答。
福特为了解释星体是围绕地球运动的，便认为地球周围不远处有一层不透光的壳。各个星体是壳上的洞，光亮就是通过这些洞照射进来的。星光所以闪烁，或许是由于壳在“颤动”。这个壳不是硬的。“可能局部地方有质密物质构成的旋涡，因而星体或者说细孔会彼此围绕着旋转……”流星不时溅散，穿过壳的胶冻状部分。流星飞过时，分离出一团团的物质。福特搜集了数百次流星溅散时从天空落下胶状物质的记载。他警告航行人说，他们可能有一天发现自己“象葡萄干那样被粘住”，但是他又承认说，“我自己也认为，如果说整个天空都是胶状的，那是荒唐的，如果只是某些区域是这样的，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福特提出，星云是贴在壳上的发光体。暗色的星云是不透光体。有些星云可能是一些凸出物，“象大圆顶形山洞中的巨型钟乳石”那样悬挂着。有一片被称为马头星云，“孤零零阴森一片，不和其他星云混成磷光闪闪的斑斓。这是一团看来十分坚实的黑暗，就象一次大选之夜共和党人所在的伍尔沃思大厦，即便百老汇整个一条街的其他地方都沉浸在民主党庆祝胜利的疯狂之中，它也仍然同样地阴暗。”
福特在《瞧！》这本书中写道，“在各星体的土地上，可能存在着文明，或者情况是这样：在布满星星的壳的凹面，还保留着大片可以居住的地区，有待地球上的人类前去开拓。下面是福特想象未来在空间旅行的诗句：
时间已经来到，
口号已经提出：
喂，飞向空际！
人们涌向星体。探险家们川流不是，还有电影斩闻、报刊记者和访问记。某一位前往天琴星座的人，因透露了他要携带的香烟牌子而省了旅费。
福特声称，天上某处浮着一片大藻海，海中有个岛屿，他称之为“发源地”。降落到地球上的各种各样的物体和生物，往往都是来自这些“发源地”。福特收集了几千个说明天降蠕虫、鱼、死鸟、砖头、刻石和铁器、色雨、小青蛙（使他感到不解的是，从来没有发现天降蝌蚪），还有海螺这种奇怪现象的记载。这些东西大都是最近时期或者许多世纪以前从地球上或其他行星上吹上大藻海的一些垃圾。
关于天降红雨，确有实例。通常的解释是，红色尘土和水混在一起了。但是，福特的解释更妙：
血河象脉络股分布于含蛋白的海中，或者说，有一个孵化中的蛋形体，地球是它成长的一个局部中心。在“发源地”中有许多血管大动脉。日落时的晚霞便呈现出它们的模样。这些动脉有时用北极光染红天空……
或者说，我们的整个太阳系就是一个生物。血雨降落到地球上，是太阳系的内出血。
或者说，天空中存在着大量的生物，就象海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物一样。
或者说，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家伙，在一个特别的时间，位于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东西有布鲁克林桥那样大，生活在外层空间。另有一个象中央公园那样大的家伙杀死了它。
它遂滴下血来。
查尔斯·福特另外还有上千种同样丰富多采的理论，本书在后面各章还有机会提到。不过，我们现在就要明确一下，究竞该怎样看待他这些乱七八糟的说法呢。福特是位幽默家呢，还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他写的那些书，是象赫克特所说的是一种“高康大①式的笑话”呢，还是他真的相信他所提出的那些论说？
蒂法尼·塞耶应当清楚。他在1941年为福特的4本书的合订本写的导言，作了明确的回答。“作为本书作者多年的密友，请允许我向你们保证，他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说法……查尔斯·福特决不是一个偏执狂。他对他的任何一种惊人的‘假设’一点也不相信——任何有理智的人，从这些内容本身就可一目了然。他提出论说，不过是开开玩笑——就象耶和华必然要造出鸭嘴兽一样，因而，人也许……”
塞耶在同一篇文章的前一部分曾写道，福特“对任何方面的写作都报以大笑……他对所写的题日本身就觉得好笑。那些在这个题目上一本正经工作的人们的矫揉造作，令他发笑。他笑他们错误百出，他笑他们牛头不对马嘴，他笑他的那些读者、记者。他也笑他自己居然从事这种研究，于这种蠢事。他对给他的著作写的那些书评，更报以无可奈何的苦笑。他看到我劳民伤财地办起“福特协会”，更是哈哈大笑。
“……查尔斯·福特具有极为惊人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使得一个富有思想的人能够对生活采取容忍的态度。当你读到他的著作时，千万不要忘掉这一点。如果忘掉这一点，你就要上当。有时，他会使你非常生气。不过，当你肝火上升时，要记住他是故意让你发怒的。而且恰恰在你怒不可遏时，他就会抬起头来，对你啥嗤之以鼻……”
说到这里，人们不免要问，如果福特并不相信自己的那些理论，那么他为什么要在他曾称之为“无关紧要的问题”上花费26年的时间，翻阅了25年的《伦敦每日邮报》呢？答案是，在福特的疯狂性的后而，隐藏着更多的不能一目了然的含义。
福特是一个黑格尔学派。归根结蒂，存在，并非我们所见的宇宙，而是宇宙中的一切，是一个统一体。有一种“潜在的统一性”，一种“相互持续的连结性”把每个事物都联系在一起。他写道，“我认为，我们是一群虫子和耗子，对于一块含份丰富的奶酪各自反映不同而已。”福特是不信教的，但是他承认事物的整体可能是具有智能的有机体，也无妨称之为上帝。“可能正是他或它，随便弄出了彗星和地震……”
于是，就出现了终极的实在和真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渺小的虫于和耗子来说，光明只能是时断时续的，真理只能是半真半假的，真实也只能是有名无实的。一切事物都处于一种“两可状态”。福特一向爱用“或真或假”、“又象又不象”、“或好或坏”、“物质或非物质”、“懂或不懂”之类的形容词。由于每件事物都与其他事物连绵不断，因此，不可能在真理与虚构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如果科学接受红色的东西而排斥黄色的，那么，橙色的又怎么办呢？同样，科学“包含的”事物，无不含有错误，科学所“谴责的”事物，无不具有一定的真理。
福特对于一切事物都有这种连续性的冥想，这就把他引进了极端的怀疑主义之中。就象古希腊的那些深信“并不比”（意为一种信仰“并不比”另一种信仰更真实）这一格言的怀疑论者一样，福特对一切事物都不相信。他写道，“狮于星座的镰刀形的6颗星……象一个大问号在天空中发光……上天才知道一切的答案”他又写道，“我什么也不相信。我闭门守拙，不听历代贤哲的遗教，不听亘古以来那些伟大导师的训诲，也许正是离群索居才使我特别好客。我关闭前门，拒基督和爱因斯坦于门外，但我却打开后门，向小小的青蛙和海螺伸出欢迎之手。”
福特可以这样写，“我对自己写过的东西全不相信”，但是，他不相信他所读过的一切，这可是值得提到的大事了。他在《野性的天赋》一书中说，“在本书中，我……明白地把一切都称之为虚构”，但是他又紧接着说，是象牛顿的《原理》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象数学原理，是象一切美国历史书那种意义上的虚构。
福特怀疑一切，也包括他自己的种种推测。他那些高明的崇拜者坚持说，他并不是科学的头号敌人，他不过是反对那些忘了一切知识都具有短暂特性的科学家们。他们要强调的是福特主义的合理、健全的一面。没有不容置疑的科学理论，这是不错的。一切科学“事实”，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而要不断地加以修正，这也是对的。任何名副其实的科学家，不可能有别样的想法。但是，科学理论能够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被证实，这也是事实。福特对于这个基本事实却视而不见，其谬误和不健康的一面，正是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如果一名贝克街小分队的队员开始认为福尔摩斯确有其人，那么一切美好的游戏趣味就会消失。同样，当一名福特派的成员认真地相信，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同样荒谬时，那么，福特协会的丰富的幽默感也会消失，而让位给无知的嘲笑。
福特本人承认说，虽然一切事物都是连续的，但也存在着“不连续性”。他以他特有的方式来加以说明。他说，从显微镜下看来，某些生命的形式无法说明它们是动物还是植物，但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区别河马和紫罗兰这些迥然不同的东西。显然，福特绝没有想到，既然承认了这一点，在真实性很大的理论和真实性极小的理论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就是可能的了。
有必要稍为详细地说明一下这个问题，这对于本书中所涉及的每个问题都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够区分真理与谬误、科学与伪科学，那么，本书还不如去简单地介绍介绍牛顿和达尔文这些人物呢。一位象样的福特派一定会说“当然！”但是，事实很明显，我们能够加以区别。当然也会有许多介于两可之间的情况，如红与黄之间有橙黄色，遇见类似的情况我们就不能断然地说某种理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或是不屑一顾的，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但是，类似河马与紫罗兰这两样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就能够区别爱因斯坦著作的科学价值和维利科夫斯基的贡献。我们姑且承认爱因斯坦可能有错误，而维利科夫斯基可能有正确的东西，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但是这个连续统的两个极端差异是如此之大，因此我们有理由可以称呼其中之一为科学家，而称另外一个为伪科学家。
福特本人想必也很清楚，这条界线是可以划出来的。他在他写的一本书里仔细说明了他为什么不提圣诞老人。他写道，“我对于论据是很严格的。我没有看到有关在雪地上、屋顶上发现走向烟囱去的神秘足迹②的记载或所谓的记载……”。缺乏论据，福特因此倾向于“排除”圣诞老人的说法。
《野性的天赋》一书中有一节非常有趣。福特在这一节中，反对报纸上的这样一则报道：有一条狗说了一声“早安”后，便在一片淡绿色的薄雾中不见了。使福特费脑筋的不在于狗能说话一节，因为在他搜集的剪报中有许多有关动物能够说话的材料。使他伤脑筋的是狗居然在淡绿色的轻烟中消逝了。于是他说，“你讲的那只狗的故事骗不了我”。但是，他又表明说，他所以要划这条界限，只是因为每个人总得要在某些方面划划界限。他非常谨慎，不用真实和谬误这样的字眼来说明这条界限。
也许，我们对于福特的言论过于认真了，因而又在另外一面上了他的当。福特绝不是一个无识之辈，因此，他在现代量子论中的“测不准原理”这个问题上发表的议论，表明他对这一论题有深刻的理解。反对电子运动是“随机的”这种认识，目前是不合时宜的。可是，福特的嘲讽和对爱因斯坦与罗素提出的比较专门性的批评意见，却是一致的！即使福特在科学方面犯了一个他过去偶尔犯过的愚蠢可笑的错误、也很难判断说，他是故意犯的还是由于知识欠缺。
说来奇怪，福特对于科学幻想小说没有没什么兴趣。没有迹象表明他读过一句这样的小说。也许，这正可说明为什么他的种种猜测虽然有趣，但却并不是特别有独创性的。例如，他提出的星体有一个转动的壳，是一个很笨拙的创造，而事实上，一个意大利的偏执狂者早已经提出来过。有人常说，福特对于现代科学幻想小说有着强烈的影响，但这似乎是夸大其辞。不错，大约有12部小说和几十个短篇故事是根据他的一些想法写成的。但是，这些著作与其说是科学幻想小说，不如说是形形色色的离奇故事，象“远距离传物”这样一些福特派的术语已成了科学幻想小说的主要特点。但一般说来，事实证明他的那些想法太平庸，无法构成故事的情节。德莱赛曾经有一次试图要H。G。威尔斯相信，福特的著作中含有写作科学幻想小说的素材，但却没有成功。威尔斯从来就认为福特的那些猜想，不过是以科学为题的胡说八道。
福特协会何以能够继续存在，使人难以理解。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大多数公民对于科学都有清晰理解的时代，那么保持一个组织来向科学家们提醒他们不足之处，这可能是有意义的。售书亭上摆的那些星卜学杂志，还有维利科夫斯指的书籍的销路，都足以说明我们与这样一个时代还相距甚远。
1931年大有可乐之事。现在，福特协会的杂志《持疑》竟仍在仍延残喘，这场笑话本来应该和福特一起下葬的。这个杂志不过是用来颂扬福特派的陈辞滥调，报道那些并不可笑的新闻，刊登福特遗赠给塞耶的那些毫无价值的笔记。它最近对扁桃体切除术和活体解剖的攻击，特别令人反感，而且毫无幽默可言。至于编辑在报导中常常掺一些与福特派理论毫不相干的政治偏见，那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那些被福特协会提升为“科学家们”的人，大多数也很平庸，缺乏创见。举例来说，艾尔弗雷德·德雷森少将是福特派人物中仅次于福特本人的第二号人物。德雷森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曾在英国伍尔威奇的皇家军事学院任教授。他解释地球的冰河时代是由于地球的轴心倾斜所致。“德雷森的假设”在英国，特别是在军界十分盛行。德雷森自己花了许多钱，出版了不少书籍和小册子，对于正统天文学反对他的见解一事，耿耿于怀。福特协会会员、已故星占学家艾尔弗雷德·贝利1922年出版了《德雷森问题》一书。福特协会目前又在出售这本书，以备万一有人要探讨这位少将的理论之需。
近几年来，在教育界的上层人物中间出现了一个虽然不大，但可以看得出来的福特派倾向。这种倾向的出现，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宗教的正统观念的复活，部分原因则是由于对原子弹的不满。它在哈钦斯—艾德勒的名著运动的某些部分里表现得最为敏锐。诚然，这个运动的一切都不是以官方形式出现的，但是，如果你认识许多“名著”的教育家们。你就会对于这一事实感到惊异：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都把科学家们整体看作是愚蠢的一群。所谓愚蠢，是和人文学科的教授们，特别是和积极从事“名著”工作的那些教授们比较而言。
在哈钦斯—艾德勒主编的54卷一套的《西方世界名著》（1952）中所收集的科学“经典”，其时期之远，内容之专，除对于专门研究科学史的专家有参考价值外，对于其他读者则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正如哈佛大学科学史副教授伯纳德·科恩计对这套书写的一篇书评（载于1952年9月20日《星期日评论》）中所说，“这个集子中收集的科学名著，只具有一种考古学方面的价值。不仅象地质学这样的领域被忽略，而且最近两个半世纪的全部重要科学思潮，也几乎没有得到反映”。
罗伯特·哈钦斯的教育主张，在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中的实践极为成功。的确，他们在科学方面大有一番作为。学院的课程表皇皇地显示出，他们要求的数学课程和实验室的实验，比任何其他学院都多。而且，甚至还自命不凡地列出了学生使用的全部仪器，象指南针、两脚规和尺这样一些用具也列上了。但是，由于把重点放在了过去的科学史方面，因而剩下来用于坚实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时间也就无多了。
英国化学家安东尼·斯坦登（现为美国公民）1950年写了《科学是一头神牛》这本书，大肆抨击“唯科学主义”。斯坦登曾于1942年至1946年在圣约翰学院任教。根据《天主教世界》（1950年2月）的说法，斯坦登的这段教学经历，“最后终于使他皈依教会”。
斯坦登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