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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碗“剩饭”就一直没人吃。
所以杨红就没有立即回信，想等“男生杨红”鼓起勇气，卷土重来。结果过了几天，“男生杨红”就把她的信全退回来了，还催促着叫她也把他的信寄回去，或者烧掉。杨红哭了一场，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与其说是因为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候选人，还不如说是悲叹自己的追求者这么经不起风雨。她回了个信，说自己已把他的信烧掉了，暗中却保存下来，放在一个小红木箱子里，上面用红绳子结成一个千千结。她知道撒这个谎很卑鄙，但她真的很舍不得烧掉那些信，这是她一生中收到的第一批情书，后来又发现其实是唯一的一批情书。
结婚后，她也没把箱子里的东西给周宁看，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周宁有一天去打牌被人告知这两天风声紧，派出所正在四处抓赌，牌桌上和打牌人口袋里的钱加起来达到三百元的就要进派出所，所以只好扫兴而归。那天正好杨红跟毛姐出去逛街去了，周宁就想起那个他觊觎良久的小红木箱子，有点心痒痒的，心想，婚都结了，妻子还有什么秘密丈夫看不得？就擅自用剪子剪断那个千千结，打开那个小红木箱子，战战兢兢地拿出一封信，看完了，也没搞懂是谁写给谁的，或者中心是什么。信里都是些“今天考了英语”“学校的理科大楼修好了”之类的流水账，连看三四封，都是一个风格，他也懒得再看，心想：“我还以为是旧情人写的情书，一场虚惊。”就把信随手一丢，自顾自地看电视去了。
晚上杨红回来，看见自己的情书箱子被周宁打开，就责问他：“你怎么可以不经我允许就开我的箱子？”
周宁说：“夫妻之间还保个什么秘密？更何况又不是什么情书，还珍藏在那里，搞得我疑神疑鬼。”
杨红忘了周宁的错误是窥探隐私，反而为“是不是情书”生起气来，“为什么不是情书？照你说，什么样的才算情书？”
“情书，情书，总要有个情字吧？那些流水账，也算情书？不是看有几封信字迹不同，我还以为都是你自己写给自己的咧。”
杨红仿佛被他点了死穴，再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在那里哀哀地哭。她想起那些电视或小说里面，做妻子的被丈夫发现了旧情人的情书，在那里把那些卿卿我我的东西当作罪状大声宣读，杨红对那妻子羡慕之极：就算她丈夫等一会就要把她大卸八块，至少她曾经被人热烈地爱过，还有几封让丈夫大发雷霆的情书。不像自己，唯一的情书还被周宁诬蔑为自己写给自己的。
周宁开始还在那里赌咒发誓，说我再也不会乱开你的箱子了，后来觉察出来杨红不是为这哭，就对她说：“好了，好了，别哭了，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有一次，我们寝室被盗了，我们的衣物都被人偷走了，我们就去学校公安处报了案。过了几天，公安处通知我们去领回部分衣物，说这是那些盗贼在逃跑路上，为轻装上阵，去粗取精，丢弃在那里的，你们把自己的领回去吧。我们都在为衣物失而复得高兴得不得了，只有高大强一个人拿着他那件不知穿了几代人的旧皮夹克，委屈地大喊一声：“这些强盗真是瞎了眼了，连我这件真皮的衣服都不要！”
3
杨红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如此憧憬被追求，而又如此讨厌被撮合。反正她一听到中间人问她“某某某问你愿不愿意同他谈恋爱”，就觉得兴趣全消。她想问那些请人介绍的男生：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能来对我说一句“我爱你”？为什么你们不能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来倾诉衷肠？我像那种要把你们的爱情拿去炫耀的人吗？就算你们被“陈铁帽子”的例子弄得不相信每一个女生，你们如果真爱我，她还会在乎我怎样处置你们的情书吗？
当然这样想的时候主要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占上风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杨红想的是，既然别人不来追求我，说明我不值得别人追求；既然别人不愿冒“陈铁帽子”那样的风险，说明我不值得别人冒那个风险。她是一个勤于自责的人，对自己永远没有信心，也许她一定要在学业上出类拔萃，正是因为她缺乏自信，没有考试成绩放在那里真真切切地让她看见，她就觉得自己没用。有时已经考得很好了，还会突然冒出一个疑问：“这个成绩是真的吗？是不是我在做梦？”
杨红对自己的外貌也是极无信心的。所谓外貌，在杨红看来，主要是脖子以上那部分。她知道自己眼睛不美，因为不是双眼皮，那个时候的审美观，至少是女孩们自己的审美观，是以双眼皮为美的。杨红就老觉得自己照相不好看，有点无精打采的样子，不像有几个女生，平时看也没觉得怎么样，但一照登记照、毕业照什么的，就容光焕发，眼睛大而有神，真个是水汪汪的，人见人爱。
杨红听人说，每天用火柴棍在眼皮上轻轻划二十次，就可将单眼皮变双。她试了，也没什么作用。她还听人说经常用剪子把眼睫毛剪短，可使睫毛变浓变长。也试了，也是没用。再加上她是戴眼镜的，眼珠都被眼镜戴变了形，就算划成了双眼皮了，剪成了长睫毛了，还是不如人家天生的好看。
从小到大，杨红很少听人说她漂亮，多半都是说她聪明，成绩好。也有人说她长得秀气，杨红不是很爱听这种评价，因为人们说你秀气，多半是因为你算不上漂亮，充其量也就是五官还端正，眼睛小小，鼻子小小，嘴巴小小那种。不过杨红大多数时间不为自己的相貌发愁，不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相貌太自信，而是因为她觉得相貌不出色，正好可以看出追求者不是冲相貌来的。男人如果爱的是自己的外貌，那等自己人老珠黄的时候，男人不是要逃跑了吗？谁个不知红颜易老？女人三十豆腐渣，三十就豆腐渣了，那追求外貌的男人能爱自己几年？
杨红觉得自己的长处是心灵美，是对爱情的那种金不换的忠贞不渝。她觉得一个男人追求的，不应该光是善良、贤惠这一类的心灵美，而是一种忠贞不渝的爱情。善良贤惠固然重要，但善良贤惠是对所有人而言的，一个善良的人对所有的人都善良，但一个对你忠贞不渝的人只爱你一个人。杨红觉得如果自己爱上一个人，肯定是会如痴如醉的，肯定是要同他白头到老的，肯定是连命都愿意交给他的。她也希望自己所爱的人能做到这些。做不到这些，还算爱情吗？
在杨红看来，男人不追她，是因为她不美；男人追得不紧，是因为那些男人没有看到她心灵的美；只有能看到她心灵美的男人，欣赏忠贞不渝的男人，才会百折不回地追她。喜欢被人追，被人百折不回地追，也许是杨红渴求通过被人追求来证明自身价值的一种表现，也许只是心理学家荣格称之为“集体无意识”的那种潜意识在她身上的一种外化。“集体无意识”指的是一些人们不用学就拥有的认识或知识，仿佛千百年来，有一些东西被一支大笔，写在某种文化或整个人类的基因里，代代相传下来，在某一些人身上呈显性，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呈隐性，又与时代和个人的基因相结合，变异成形形色色的折射。
现代社会当然不用父母出面来用难题考察求婚者了，但在很多文化里，女性仍然在有意识无意识地翻炒“难题求婚”的故事。结婚要定金的自不待言，女性要求自己未来的丈夫有钱、有权、有势、有貌、有这、有那，都可以称得上是体现了一个“难题求婚”的主题。
存在于杨红无意识中的“难题求婚”情结就外化为“渴求被追”的心理。那时杨红对被追求的渴望，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已经把追求与爱划了等号。她在心里说，如果有一个人能不顾面子、不怕被拒绝地追我的话，那他肯定是爱我爱疯了，那么，不管他是老是小，是远在天边还是近在眼前，是贫穷还是富有，是英俊还是丑陋，我都会爱他一辈子。
旁观者看到这里，就会想，大概这个周宁就是这样一个追求者，所以得到了杨红的爱。但事实是：周宁虽然与杨红同班三年，求爱仍然是走的请介绍人撮合这条路。
4
大学的前三年，杨红就一直在那里“学业太忙”“年龄太小”地拒绝被人撮合，也充满希望地等候被人追求。没人追求也不要紧，还年轻嘛，来日方长。
到了大四的时候，杨红突然发现寝室里别的女生个个都有了男朋友，也不知她们是什么时候对上暗号、接上关系的，也不知道她们怕不怕学校发现了有麻烦，反正是每个人都有人帮着打饭、打水了，晚上去自修室也不来叫杨红了，周末逛街也不跟杨红去了，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二人世界，只有杨红一个人还在唱独角戏，突然感到好孤独。
杨红最怕的就是去食堂打饭、打水。大四的女生，加上部分大三的女生，都把饭厅当作男澡堂一样，坚决避免，只让她们的男朋友代劳。饭厅里大多是一众男生，人手两碗，一个大，一个小，一个朴素，一个花哨，一看就知道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女朋友的。男生站在队伍里，你笑我“气管炎”，我笑你“惧内”，但个个神气活现，好像校级护花使者。手里只拿一个碗的男生都有点抬不起头来，更何况手里只拿一个碗的女生？杨红站在队伍里，显得势单力薄，快要被淹没了。连打饭的师傅都以诧异的眼光看她，好像要看清她到底是男是女。如果是男，为何只拿一个碗？如果是女，为何亲自打饭？
到了冬天，别人的男朋友提两大桶热水到女朋友的寝室，催促“快洗，快洗，免得凉了”，杨红还要亲自出马，去水房提水，提不动两个大桶，只好提两个热水瓶，一瓶今晚用，一瓶明早用。有一次不注意，滑翻在地，回来借机会哭了好半天。
二十二岁的杨红突然有了一种“大龄青年”的恐慌。在学校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男生占多数的系里，尚且没有人爱上自己，那以后到了单位上，就算那里老中青各占三分之一，尚未婚配又没有女朋友的男生也是寥寥无几，还有机会遇上一个爱自己的人吗？那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恐怕也是在学校无头苍蝇般地忙碌过但没找到对象的人了。会不会有那么一个男生，因为一定要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心甘情愿地在那里等着，而命运又那么宽宏大量，恰恰把他跟我分到一个单位，于是成就一段美好爱情？杨红觉得这个幻想太美好了，美好得只能是幻想了。
杨红也开始检讨自己的恋爱观，像自己这样相貌平平的女孩，希望别人因为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来爱上自己，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不做别人的女朋友，别人怎么知道自己的爱是忠贞不渝的？这份忠贞不渝是要用一生来证明的，这一生也只能证明给一个人看的。杨红这样想一会儿，就把自己想糊涂了，这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除了在那里争得脸红脖子粗，没有什么别的作用。
杨红想起北京的那个表姐说过，她也曾经是心高气傲的，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爱得上的人。无奈心有天高的人，肯定命如纸薄，她等了多年，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爱得上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找一个爱自己的人。结果可能是错过了好年华，连一个爱自己的人也找不到了。最后只好再退而求其次，找一个可以凑合的人结婚算了。撮合就撮合，见面就见面，相亲就相亲。相了无数，见了无数，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慢慢的，介绍人开始把离过婚的，带小孩的，手脚不灵便的，没有北京户口的都带到面前来了。想想介绍人撮合婚姻都是讲门当户对的，就由不得你自己不在心里一再把自己贬值。最后表姐跟一个四十多岁的死了老婆的男人结了婚，再也没回过家乡。杨红听家乡人讲起表姐，都说她做了人家的“填房”、“续弦”，当了后妈，一过门就有人叫娘，连表姐的父母在当地都抬不起头来。镇上的人分析起来，个个都说是表姐书读多了。表姐就成了一个反面教材，被那些家长拿来教育家里那些好高骛远的女孩：读，读，再读读得跟静玲那样，看你还读不读。
有一年过年，表姐接杨红去北京玩，去长城，去故宫，把表姐夫丢在家里。杨红不理解为什么模样俊秀的表姐会跟这么一个又矮又秃的人结婚，住在一间屋里不害怕吗？问表姐，表姐只是说：“女人年纪大了，自己就把标准降下来了。杨红，你莫学我，年轻时候，遇到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通常的状况都是一蟹不如一蟹。”杨红问表姐：你爱他吗？表姐凄然一笑：爱？这个字早就从我的字典里被删除了，这个世界你要钱要权都要得到，唯独爱情你要不到。
还有一件事，差点把杨红气得晕死。那时候突然流传一个故事，说H市某工厂有个年轻女孩长得美丽无双，工厂里个个都追求过她，但她都没同意，反而嫁了一个又丑又老的男人，令别人百思不得其解。结婚后，人们才得知，原来那个女孩是长着一条小尾巴的！她找一个最丑最老的人，原以为这样的人就不会嫌弃她，哪知这男人丑是丑，老是老，还算是个正常人，正常人谁愿意娶一个长尾巴的女人为妻？所以仍是以离婚告终，尾巴的事也传得人尽皆知。有的版本说那个女人自杀了，有的说那个女人疯了，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杨红也听过这个故事，但没有太往心里去，长尾巴也就是返祖现象而已，到医院割了不就行了？
结果有一天，寝室里的王姐气呼呼地告诉杨红，她今天跟班上几个男生吵起来了，是为了杨红，因为那几个男生在那里猜，说杨红人长得不错，怎么没有男朋友？是不是因为有尾巴？王姐说：“你看他们无聊不无聊？我告诉他们，你们再这样瞎说，看我不撕你们的嘴！我跟杨红一起在澡堂洗过澡的，我敢肯定她没有尾巴！”
杨红惊呆了，连谢谢王姐都忘了，只在那里想：看来我不光需要一个处女证明，当务之急是弄一个没尾巴证明了。再到教室去上课的时候，杨红就觉得男生的眼光都盯在她那个该长尾巴的地方，心想表姐说的一肩高一肩低跟这个相比，真的不算什么了。如果男生都这样推理，心里喜欢我的人也不敢喜欢我了，更谈不上追求了。
杨红就老觉得心里憋得慌，好像老想跟谁吵一架一样，但又不知道拿谁开刀。总不能自己跳出来，发个声明，说自己没有尾巴吧。
有一天，王姐问杨红：“周宁说他挺喜欢你的，你愿不愿跟他接触一下？”
杨红就没觉得这话刺耳，反而觉得王姐这话说得有水平，应该不算是撮合，最多算是传个话，说了周宁是喜欢我的嘛，再说，也只是接触接触。
杨红就答应当晚到人工湖边去“接触接触”喜欢她的周宁。
5
生活中有些事，虽然事后看来都是阴谋诡计，但当时并不让人起疑，或许本来就只是凑巧，不是什么阴谋诡计，圈套是后来被人分析出来的，不是当初设下的，也未可知。
杨红是王姐用自行车带到人工湖边去会周宁的。杨红本来自己有自行车，不过那天王姐坚持要带杨红去，杨红也不想给周宁留下一个“杨红飞车会周宁”的印象，就让王姐把自己带去了，显得矜持一点。
王姐是严格按照当时的约会礼节做的，女方绝不可以比男方早到，所以等王姐把杨红带到湖边的时候，周宁已经坐在石头凳子上抽烟了。看到王姐带杨红过来，急忙扔了烟，站起来迎接。王姐说声“你们都认识的，不用我介绍了”，又聊两句，就匆匆地离去了。
周宁仿佛也懂约会条例，知道自己有维持谈话的责任，就天南地北地扯了一通闲话，不知怎么就扯到人的名字上来了，周宁就极力夸赞杨红这个名字好，好听，又好叫。
杨红倒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名字，觉得周宁讨好得有点过分了，就说：“叫‘红’的人太多了，搞不好就同名同姓。你的名字起得不错，没落这个俗套，看来你父母很有水平。”
周宁就呵呵一笑，说：“我父母都是大老粗，有什么水平？这名字是后来改的，我以前叫周奋钢。”杨红听到“周粪缸”几个字，就忍不住笑了起来，说：“别开玩笑了，哪有父母给自己的儿子起这么一个名字的？”
周宁说：“你不相信？可以去问我父母。”然后周宁就把他改名的故事讲给杨红听。“奋”字是他的派，是不知哪一辈老祖宗选好了的，到了他这一代一定要用在名字里的，而且一定要用在中间。这个“钢”呢，是父亲选的。周宁的父亲曾在矿山干过，家里几个儿子的名就都带个金属，“钢”啊，“铁”啊，什么的。也不是父母没把这“奋”和“钢”连起来琢磨过，儿子的名字嘛，父母是想破了头也要想出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的。
问题是在周宁老家，粪不像别处的粪那么文雅，他们那里的粪粗野一些，只算个“屎”，而且待遇也差些，不用缸盛，只挖一个坑装着就行了，所以周宁老家只有“屎坑”，没有“粪缸”。
在周家冲的时候，虽然老师也号称是普通话教学，但也就是把声调变了一下，发音还照当地话发，所以也没人意识到“奋钢”就是“屎坑”。一直到周宁搬到银马镇了，那里的老师到底是大地方的老师，水平高多了；学生也毕竟是大地方的学生，知道“奋钢”在普通话里就是“屎坑”，就有同学围着周宁“粪缸”、“屎坑”地叫。
周宁跟人打了几架后，才明白为什么别人管自己叫“屎坑”。又打了几架，还背了个记过处分，才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在这里不合适，这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限制言论自由的问题。自己能力有限，打遍银马镇也封不住别人的嘴，治标不如治本，所以就闹着要改名。最后请学校语文老师帮忙选了一个名，跑到镇上派出所把名改了。周宁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为他选这个“宁”字，可能是希望新名字像个紧箍咒一样，把调皮捣蛋、扯皮拉筋的“周粪缸”给镇住。
周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用的是“痛说革命家史”的语调，但杨红听着，却一路忍不住咯咯地笑，想不银铃般都不行。心想，这个人挺好玩的，如果是别人，肯定不愿把“周粪缸”的事讲出来，谁愿意屎不臭挑起来臭？不过他这样大大方方地讲了，自己不但没有产生坏印象，反而觉得他诚实，生出几分好感。
两个人扯了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