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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为配合全国的抗洪救灾，杂志社决定加印抗洪特刊，紧急派遣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新闻。陈清贫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也决定不放过这一次采访的机会，急匆匆跑到雷总办公室，自告奋勇请求去前线采访。可雷总却怎么也不答应。他说为了安全，女编辑就不要下去了。可我坚决要求去。在雷总面前，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固执。最后，大概是被我缠得没办法，雷总和胡总他们商量后，决定还是让我加入采访小组。派我去的地方是已经溃口的簰洲湾。
当时，我是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湖北省副省长）蒋大国一起去的簰洲湾，时值8月，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我到簰洲湾的当夜就病倒了，该死的偏头痛又犯了，头痛欲裂，喉咙不知为何也溃烂了，无法吞饭咽菜，喝水都像受刑。我用镜子照了照喉咙，发现喉咙里白白的，以为是白喉，吓坏了。当地的妇联干部四处为我找药，但也无济于事。妇联干部担心我的安危，劝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医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呢！我大把地吃着消炎药，每天硬挺着到处跑。
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解放军某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我请求他们将我带进水里，配合我的采访。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们答应了。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战士们满脸肃穆，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座座房屋的顶，那些高高的意大利杨树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害。〃我不由为这几只可怜的鸡们哀痛起来，其实，值得哀痛的又何止几只鸡呢！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地方时，我听到冲锋艇上的战士们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低沉哽咽。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牺牲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是滚落下来的。战士们也一边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冲锋艇上有四个人，四个人的眼泪成串成串地滚落着……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呼唤比这更凄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那里。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舟桥旅部队的参谋含泪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问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圆满完成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后才抽个痛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那四天，我连续高烧，没吃一口饭，全靠喝水。换在平时，病成那样的我肯定会卧床休息的。但在那场悲壮的战斗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就太微不足道了。
在采访抱树8个多小时而幸存的6岁女童小江珊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顽强生命力而唏嘘。那个脑门大大的小女孩，可能因为每天被记者追着采访，已经一点也不畏惧陌生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带着点顽皮和好奇。无论我问什么，她都笑嘻嘻地回答，没有一点害怕和悲伤。也许她还没意识到，在这场洪灾中，她的妈妈、奶奶和两个姐姐永远地去了。当我问到她，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什么印象时，刚刚还笑嘻嘻的小女孩忽然噤声了，接着，眼泪挂上了脸颊，我十分后悔问了这个刺痛幼小心灵的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问〃啊……小江珊是眼睁睁看着奶奶被水冲走的，奶奶原本与她爬在一棵树上，但奶奶毕竟老了，在洪水的冲刷与浸泡中早就没了力气，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点时，一个浪头却把奶奶卷进了水中，刹那间，亲爱的奶奶不见了……
我无法想象，这残酷而悲痛的一幕会在一个6岁女童的幼小心灵里刻下怎样的烙印？灾难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灾难留给我们精神上的后遗症。
但愿小江珊能把这场噩梦尽快忘却，但愿她的人生从此平安快乐！
5天后，我从簰洲湾回到了单位。同事们一看我，就惊讶地说我又黑又瘦。陈清贫也回来了，他去了当时最危险的公安县，被围困在水中7个小时，差点就〃光荣〃了。后来我才知道，单位领导为了我的安全，才将我安排到已经溃堤、但与其它洪区相比却相对〃安全〃的簰洲湾。其他几位男编辑也去了不同的洪区，采编回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好素材。
很快，《簰洲湾，英勇悲壮的簰洲湾》一文发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当我读到又我采写的那一段时，依然会泪流满面。
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人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成了我记者、编辑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命的张力，什么是爱的奉献，什么是人间真情！
（四十五）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渐渐地，我打开了工作局面，成了杂志社的骨干编辑。并被晋级为执行编辑。
也许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苦，我对社会上的弱视群体犹为关注。在《知音》杂志社的6年多时间里，我为被歹徒残害的小姐妹奔走呼号过；为身陷冤狱的无辜百姓撰文呐喊过；为身患绝症的不幸生命寻求帮助过；为流落街头的打工仔慷慨解囊过……
199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记录片之窗》节目组又来到武汉，采访了我到《知音》之后的一些经历。从社长、总编到主任和同事，每个人对我的评价都不错。后来，我在电视中，看到胡勋璧社长说出了当初录用我的情况。他说：〃其实当初杂志社决定破例录用小赵的时候，也是有些犹豫的，毕竟我们杂志社从来没有录用过没有文凭的编辑。但是，我们看到她曾写过那么多的纪实文章，又是我们的得力作者，就想给她一个机会，看她能不能胜任编辑的工作。小赵很能吃苦，也很勤奋，这两年，进步很大，也给了我们不拘一格求人才的信心。以后我们要是再招聘员工，可能会更注重应聘者的生活阅历……〃在后来的很多场合，胡总都对我的成绩给予了肯定。2003年，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来《知音》视察，社领导还特意向彭主席介绍了我，彭主席亲切地鼓励我好好工作，再创佳绩。那一刻，心里的激动和温暖是无与伦比的。
其实，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激，如果不是《知音》给我机会，再有才华，也无法施展。要想成功，天赋、勤奋和机遇，是缺一不可的。
随后的采访接踵而来。电视台、报纸、杂志纷纷出动。人们对一个小学毕业的采石女、打工妹能在全国知名的《知音》杂志社做编辑、记者，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人物身份和职业的反差太大了，人们想知道，我究竟经过如何努力，才获得今天的成功的。于是，《打工妹成为著名杂志社编辑记者》、《〃小学生编辑〃的奋斗之路》、《我变天鹅这九年》、《天地一漂萍》、《从采石女到名刊编辑》等标题的文章此起彼伏。每天，我都会接到数十封来信，有打工姐妹写来的，有大中学生写来的，有为人父母者写来的，还有是高墙囚子写来的。还有两封信，居然是美国写来的。原来，他们是看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对我节目的转播。所有的信，几乎无一例外表达了对我挑战命运的钦佩和崇敬。
其中，有封信是位武汉留学生写给我的，他说看到在自己的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十分兴奋，他把信写给了他的父母，然后又让父母给我转寄了过来。这位留美学生在信中说：〃虽然我是个留学生，比你的文凭高了许多倍，但我还是觉得不如你，你在逆境中拼搏向上的精神是我所没有的，你的吃苦耐劳、积极乐观的精神是我没有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我出身在你那样的家庭，那样的身世，我会怎样度过一生……〃在所有来信中，最令我触动，并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是东北铁岭市某监狱一个叫刘树涛的年轻死缓犯人。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故事后，立即给我写信。他说他在犯案前，也是个文学爱好者，经常写点短文，往当地的报社投稿。有一次，他因为哥们意气，帮人打架，失手将人砍死，年轻的人生从此被颠覆。身陷囹圄的他非常绝望，希望我能帮他走出心灵泥淖。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刑犯人。这封信在我手中感觉沉甸甸的。我不忍心把它丢进垃圾箱，我想了想，还是给他回了信，信中无非是鼓励他好好改造等等，同时我还寄去了一本《知音》。没想到，第二个月，刘树涛又写来了信，还在信中夹了篇习作，希望我指导他写作。
说实话，那时我忙得连自己的稿子都是争分夺秒地在编，哪有时间为一个犯人指点写作啊！但我又不忍心让一颗希望的心面对失望，只好硬着头皮给他回信，鼓励他多读多写，并告诉他我会帮助他发表作品。
刘树涛越发努力。他在监狱里做《醒报》编辑的同时，不仅自己撰写稿件，还带动起监狱其他犯人们展开了读书写作的良好风气。他每期都把刊发着他作品的报纸一份份寄给我，向我报喜，向我展示他每一个进步。
2000年秋天，刘树涛给我写来一篇文章——《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我看他文笔流畅，写得情真意切，就编辑送审了。随后，这篇发表在了《知音》上，他得到了一千多元稿费。后来他告诉我，他把稿费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失学儿童。这事，还被当地的媒体报道了。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四十六）
「回首往事，我时常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为自己而感动，感动自己的执著和幸运。人如果不能选择出生的命运，还可以选择生存的命运。总有一种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是吗？」
2001年，我被知音集团评为优秀员工。因为这一年我的发稿量在二十多名编辑里位居前四名。因此我被晋升为执行编辑，还获得了第二次出国机会——参加《知音》韩国笔会。
2002年，我被评为第三届武汉市杰出外来务工青年。被奖励了一个武汉市户口。我的农村户口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调进了武汉市，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父母家人自然是由衷高兴的，但我却没什么太大的惊喜，似乎这一切早就命中注定，迟早会来的。因为我自始至终坚信：我生活中的挫折与苦难都能好转，我迟早能摆脱生活的困境，能够破苦为乐。
好运接踵而来。单位在民主路建了一幢知音花园，四个单元，近百套住房。除一楼是办公区之外，一至八楼全部分给员工。自1996年至2002年来杂志社的员工都有份。按照资历排名，我排在享有分房资格待遇的第21名，这样，我得以优先挑选了二单元五楼一套133平米的大房子，错层的，三居两卫。这是我梦中的家啊！是漂泊无定的我的落根之处啊！
当我把房子装修一新，把爸爸妈妈从老家接来武汉后，他们一踏进大门，看到我这个宽敞漂亮的新家，竟然久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读出了他们的欣慰，读出了他们的骄傲。一辈子含辛茹苦的妈妈抚摸着我满屏风的照片，哽咽着说：〃老家的人，现在谁不眼红你啊！在老家，人人都说我有福气，有这么个有出息的女儿，看到你现在的样子，我死也瞑目了……〃妈妈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中尘封的仓库，过去的点点滴滴像浪花一样汹涌而来，每一朵浪花都泛着咸涩的味道，涌向眼睛的浅海……眼前一下子朦胧起来，我仿佛看到十多年前的自己，哭喊着跌跌撞撞地走在风雨飘摇的路上。那些苦难，那些伤痛，那些挫折，那些横亘在我成长路上的荆棘与坎坷，那些浸透泪水与血汗的深深浅浅的脚印，那些泪水中的欢笑，磨练中的收获，疼痛中的甜蜜——它们丰富了我三十五年的青春岁月，它们浸染了我三十五岁的饱满年轮，它们构筑成了我与众不同的别样人生！
回首往事，我时常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为自己而感动，感动自己的执著和幸运。人如果不能选择出生的命运，还可以选择生存的命运。总有一种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是吗？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童年时的灾难，少年时的坎坷，青年时的磨练，如今的我会是什么命运？
2004年9月，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鲲鹏文学大赛。武汉团市委推荐我参赛。于是，我把自己写的《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投寄给了大赛组委会。事后我便逐渐淡忘了比赛这回事。没想到，2005年1月初，我却忽然接到广州团市委给我打来的电话，通知我于1月20日前去广州领奖，我的那篇《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竟然获得了散文二等奖。这真是个意外惊喜！
1月20日，在广州超五星的凤凰城酒店，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岳、著名作家柯岩老师、陆天明老师等人为我们二十多位获奖者颁发了奖杯和证书。在灯光璀璨的舞台上，我接受了主持人的现场采访。当主持人问我：你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与挫折，但你现在已经算是比较成功了，现在的你会对更多正在彷徨困惑中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我想了一下，面对台下的一千多名嘉宾和电视镜头，紧张地说出了一番话：〃人生中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不能因为自己暂时置身于阴影之中，而怀疑阳光的存在。只要你勇敢地走出去，就会发现前面正阳光灿烂！〃我的话获得了如潮的掌声，而我因为激动，脸色已经红得像西红柿了……
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文学大奖。我想不会是最后一个。回家的火车上，我开始读一本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的自传我小时候便读过了，这次重温，却有更深刻的感悟。凯勒又盲又聋又哑，除了四肢正常之外，她的世界一片黑暗一片寂静，然而，她却〃把别人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太阳，别人耳朵所听见的音乐当作我的乐曲，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我的快乐〃。正是这种非比寻常的坚韧毅力和挑战生命的巨大勇气，使她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人生的光明，成了19世纪与拿破伦齐名的女英雄。
由此，我再次想起少年时，在山上看到石头下压着的小草，只要挪开了石头，它们被压弯的身体会立即舒展起来。一阵微风掠过，不一会儿，它们便神采奕奕、生机勃勃地站成一片。风雨无法摧毁，野火无法燃尽，霜雪无法冻残——这就是生命和意志的力量！任何灾难都无法彻底摧残！相反，适当的磨练反而会使原本脆弱的生命变得坚强，变得韧性十足。轻易不会被击垮、打倒。
所以，我相信，经历是一笔财富，苦难是一座金矿！而我的苦难经历，不仅是我的财富，我的金矿，更是一所大学，我的人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