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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留下一块碑就不错了，”茵西说。“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在这一带杀害了
七万多犹太人。这些冤魂在犹太教堂的纪念墙上，每个人的名字和年份只占了短短
窄窄一小行而已——”
“真的啊？”隐地说。“在哪里呢？”
“就在隔壁的教堂，”茵西说。“跟我来吧。”
墓地入口处有一座巴洛克式的小教堂，叫做克劳兹教堂（Klaus Synagogue），
里面展出古希伯莱文的手稿和名贵的版书，但令人低徊难遣的，却是楼上收集的儿
童作品。那一幅幅天真烂漫的素描和水彩，线条活泼，构图单纯，色调生动，在稚
拙之中流露出童真的淘气、谐趣。观其潜力，若是加以培养，未必不能成就来日的
米罗或克利。但是，看过了旁边的说明之后，你忽然笑不起来了。原来这些孩子都
是纳粹占领期间关在泰瑞辛（Terezin）集中营里的小俘虏。当别的孩子在唱儿歌看
童话，他们却挤在窒息的货车厢里，被押去令人哈咳而绝的毒气室，那灭族的屠场。
脚步沉重，心情更低沉，我们又去南边的一座教堂。那是十五世纪所建的文艺
复兴式古屋，叫平卡斯教堂（Pinkas Synagogue），正在翻修。进得内堂，迎面是
一股悲肃空廓的气氛，已经直觉事态严重。窗高而小，下面只有一面又一面石壁，
令人绝望地仰面窥天，呼吸不畅，如在地牢。高峻峭起的石壁，一幅连接着一幅，
从高出人头的上端，密密麻麻，几乎是不留余地，令人的目光难以举步，一排排横
刻着死者的姓名和遇难的日期，名字用血的红色，死期用讣闻的黑色，一直排列到
墙角。我们看得眼花而鼻酸。凑近去细审徐读，才把这灭族的浩劫一一还原成家庭
的噩耗。我站在刀部的墙下，发现竟有心理学家佛洛依德的宗亲，是这样刻的：
FREUD Artur 17。 V 1887—1．X 1944 Flora 24。Ⅱ 1893——1． X 1944
这么一排字，一个悲痛的极短裙，就说尽了这对苦命夫妻的一生。丈夫阿瑟·
佛洛依德比妻子芙罗拉大六岁，两人同日遇难，均死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丈夫
五十七岁，妻子五十一岁，其时离大战结束不过七个月，竟也难逃劫数。另有一家
人与汉学家佛朗科同姓，刻列如下：
FRANKL leo 28．11904——26．X 1942 Olga 16．Ⅲ1910—26． X 1942 Pave
l 2。 W 1938—26．X 1942
足见一家三口也是同日遭劫，死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爸爸利欧只有三
十八岁，妈妈娥佳只有三十二岁，男孩巴维才四岁呢。仅此一幅就摩肩接踵，横列
了近二百排之多，几乎任挑一家来核对，都是同年同月同日死去，偶有例外，也差
得不多。在接近墙脚的地方，我发现佛来歇一家三代的死期：
FLEISCHER Adolf 15．X 1872——6．Ⅵ 1943 Hermina20。 Ⅶ 1874—18．Ⅶ
1943 Oscar 29．Ⅳ 1902—28．Ⅳ1942 Gerda 12．Ⅳ 1913－28． Ⅳ 1942 Jiri
23．X 1937－28．Ⅳ 1942
根据这一串不祥数字，当可推测祖父阿道夫死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享年
（恩年？）七十一岁，祖母海敏娜比他晚死约一个半月，恩年六十九岁：那一个半
月她的悲恸或忧疑可想而知。至于父亲奥斯卡，母亲葛儿妲，孩子吉瑞，则早于一
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同时殒命，但祖父母是否知道，仅凭这一行半行数字却难推
想。
我一路看过去，心乱而眼酸，一面面石壁向我压来，令我窒息。七万七千二百
九十七具赤裸裸的尸体，从耄耋到稚婴，在绝望而封闭的毒气室巨墓里扭曲着挣扎
着死去，千肢万骸向我一铲铲一车车抛来投来，将我一层层一叠叠压盖在下面。于
是七万个名字，七万不甘冤死的鬼魂，在这一面面密麻麻的哭墙上一起恸哭了起来，
灭族的哭声、喊声，夫喊妻，母叫子，祖呼孙，那样高分贝的悲痛和怨恨，向我衰
弱的耳神经汹涌而来，历史的余波回响卷成灭顶的大漩涡，将我卷进……我听见在
战争的深处母亲喊我的回声。
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我的哭墙在何处？眼前这石壁上，无论多么拥挤，
七万多犹太冤魂总算已各就各位，丈夫靠着亡妻，夭儿偎着生母，还有可供凭吊的
方寸归宿。但我的同胞族人，武士刀夷烧弹下那许多孤魂野鬼，无名无姓，无宗无
亲，无碑无坟，天地间，何曾有一面半面的哭墙供人指认？
5 卡夫卡
今日留居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已经不多了。曾经，他们有功于发展黄金城的经
济与文化，但是往往赢不到当地捷克人的友谊。最狠的还是希特勒。他的计划是要
“彻底解决”，只保留一座“灭族绝种博物馆”，那就是今日幸存的六座犹太教堂
和一座犹太公墓。
德文与捷克文并为捷克的文学语言。里尔克（R．M．Rilke，1875——1926）、
费尔非（Franz Werfel，1890—1945）、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同为
诞生于布拉格的德语作家，但是前二人的交游不出犹太与德裔的圈子，倒是犹太裔
的卡夫卡有意和当地的捷克人来往，并且公开支持社会主义。
然而就像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卡夫卡始终突不破自己的困境，注定要不快乐
一生。身为犹太种，他成为反犹太的对象。来自德语家庭，他得承受捷克人民的敌
视。父亲是殷商，他又不见容于无产阶级。另一层不快则由于厌恨自己的职业：他
在“劳工意外保险协会”一连做了十四年的公务员，也难怪他对官僚制度的荒谬着
墨尤多。
此外，卡夫卡和女人之间亦多矛盾：他先后订过两次婚，都没有下文。但是一
直压迫着他、使他的人格扭曲变形的，是他那壮硕而独断的父亲。在一封没有寄出
的信里，卡夫卡怪父亲不了解他，使他丧失信心，并且产生罪恶感。他父亲甚至骂
他做“虫豸”（ein ungeziefer）。紧张的家庭生活，强烈的宗教疑问，不断折磨
着他。在《审判》、《城堡》、《变形记》等作品中，年轻的主角总是遭受父权人
物或当局误解、误判、虐待，甚至杀害。
就这么，这苦闷而焦虑的心灵在昼魇里徘徊梦游，一生都自困于布拉格的迷宫，
直到末年，才因肺病死于维也纳近郊的疗养院。生前他发表的作品太少，未能成名，
甚至临终都嘱友人布洛德（Max Brod）将他的遗稿一烧了之。幸而布洛德不但不听
他的，反而将那些杰作，连同三千页的日记、书信，都编妥印出。不幸在纳粹然后
是共产党的政权下，这些作品都无法流通。一九三一年，他的许多手稿被盖世太保
没收，从此没有下文。后来，他的三个姊妹都被送去集中营，惨遭杀害。
直到五十年代，在卡夫卡死后三十年，他的德文作品才译成了捷克文，并经苏
格兰诗人缪尔夫妇（Edwin and Willa Muir）译成英文。
布拉格，美丽而悲哀的黄金城，其犹太经验尤其可哀。这金碧辉煌的文化古都，
到处都听得见卡夫卡咳嗽的回声。最富于市井风味历史趣味的老城广场（Staromes
tske namesti），有一座十八世纪洛可可式的金斯基宫，卡夫卡就在里面的德文学
校读过书，他的父亲也在里面开过时装配件店。广场的对面，还有卡夫卡艺廊。犹
太区的入口处，梅索街五号有卡夫卡的雕像。许多书店的橱窗里都摆着他的书，挂
着他的画像。
画中的卡夫卡浓眉大眼，忧郁的眼神满含焦灼，那一对瞳仁正是高高的狱窗，
深囚的灵魂就攀在窗口向外窥探。黑发蓄成平头、低压在额头上。招风的大耳朵突
出于两侧，警醒得似乎在收听什么可疑、可惊的动静。挺直的鼻梁，轮廓刚劲地从
眉心削落下来，被丰满而富感性的嘴唇托个正着。
布拉格的迷宫把彷徨的卡夫卡困成了一场恶梦，最后这恶梦却回过头来，为这
座黄金城加上了桂冠。
6 遭窃记
布拉格的地铁也叫Metro，没有巴黎、伦敦的规模，只有三线，却也干净、迅疾、
方便，而且便宜。令人吃惊的是：地道挖得很深，而自动电梯不但斜坡陡峭，并且
移得很快，起步要是踏不稳准，同时牢牢抓住扶手，就很容易跌跤。梯道斜落而长，
分为两层，每层都有五楼那么高。斜降而下，虽无滑雪那么迅猛，势亦可惊。俯冲
之际，下瞰深谷，令人有伊于胡底之忧。
布城人口一百二十多万，街上并不显得怎么熙来攘往，可是地铁站上却真是挤，
也许不是那么挤，而是因为电梯太快，加以一边俯冲而下，另一边则仰昂而上，倍
增交错之势，令人分外紧张。尖峰时段，车上摩肩擦背，就更挤了。
我们一到布拉格，驻捷克代表处的谢新平代表伉俪及黄顾问接机设宴，席间不
免问起当地的治安。主人笑了一下说：“倒不会抢，可是扒手不少，也得提防。”
大家松了一口气，隐地却说：“不抢就好。至于偷嘛，也是凭智慧——”逗得大家
笑了。
从此我们心上有了小偷的阴影，尤其一进地铁站，向导茵西就会提醒大家加强
戒备。我在国外旅行，只要有机会搭地铁，很少放过，觉得跟当地中、下层民众挤
在一起，虽然说不上什么“深入民间”，至少也算见到了当地生活的某一横剖面，
能与当地人同一节奏，总是值得。
有一天，在布拉格拥挤的地铁车上，见一干瘦老者声色颇厉地在责备几个少女，
老者手拉吊环而立，少女们则坐在一排。开始我们以为那滔滔不绝的斯拉夫语，是
长辈在训晚辈，直到一位少女赧赧含笑站起来，而老者立刻向空位上坐下去，才恍
然他们并非一家人，而是老者责骂年轻人不懂让座，有失敬老之礼。我们颇有感慨，
觉得那老叟能理直气壮地当众要年轻人让座，足见古礼尚未尽失，民风未尽浇薄。
不料第二天在同样满座的地铁车上，一位十五六岁的男孩，像是中学生模样，竟然
起身让我，令我很感意外。不忍辜负这好孩子的美意，我一面笑谢，一面立刻坐了
下去。那孩子“日行一善”，似乎还有点害羞，竟然半别过脸去。这一幕给我的印
象至深，迄今温馨犹在心头。这小小的国民外交家，一念之仁，赢得游客由衰的铭
感，胜过了千言不惭的观光手册。苦难的波希米亚人，一连经历了纳粹等许多凌虐
折磨，竟然还有这么善良的子弟，令人对“共产国家”不禁改观。
到布拉格第四天的晚上，我们乘地铁四旅馆。车到共和广场站（Mamesti Repu
blicky），五个人都已下车，我跟在后面，正要跨出车厢，忽听有人大叫“钱包！
钱包！”声高而情急。等我定过神来，隐地已冲回车上，后面跟着茵西。车厢里一
阵惊愕错乱，只听见隐地说：“证件全不见了！”整个车厢的目光都猬聚在隐地身
上，看着他抓住一个六十上下的老人，抓住那老人手上的棕色提袋，打开一看——
却是空的！
这时的车门已自动合上。透过车窗，邦媛、天恩、我存正在月台上惶惑地向我
们探望。车动了。茵西向他们大叫：“你们先回旅馆去！”列车出了站，加起速来。
那被搜的老人也似乎一脸惶惑，拎着看来是无辜的提包。茵西追问隐地灾情有多惨
重，我在心乱之中，只朦朦意识到“证件全不见了！”似乎比丢钱更加严重。忽然，
终站佛罗伦斯到了。隐地说：“下车吧！”茵西和我便随他下车。我们一路走回旅
馆，途中隐地检查自己的背包，发现连美金带台币，被扒的钱包里大约值五百多美
金。“还好，”他最后说，“大半的美金在背包里。台湾的身分证跟签帐卡一起不
见了，幸好护照没丢。不过——”
“不过怎么？”我紧张地问道。
“被扒的钱包是放在后边裤袋里的，”隐地啧啧纳罕。“袋是钮扣扣好的，可
是钱包扒走了，钮扣还是扣得好好的。真是奇怪！”
茵西和我也想不通。我笑说：“恐怕真有三只手——一手解钮，一手偷钱，第
三只再把钮扣上。”
知道护照还在，余钱无损，大家都好了一口气。我忽然大笑，指着隐地说：
“都是你，听谢代表说此地只偷不抢，别人都没开口，你却抢着说：‘偷钱要靠智
慧，也是应该。’真是一语成谶！”
缘短情长
捷克的玻璃业颇为悠久，早在十四世纪已经制造教堂的玻璃彩窗。今日波希米
亚的雕花水晶，更广受各国欢迎。在布拉格逛街，最诱惑人的是琳琅满目的水晶店，
几乎每条街都有，有的街更一连开了几家。那些彩杯与花瓶，果盘与吊灯，不但造
型优雅，而且色调清纯，惊艳之际，观赏在目，摩挲在手，令人不觉陷入了一座透
明的迷宫，唉，七彩的梦。醒来的时候，那梦已经包装好了，提在你的袋里，相当
重呢，但心头却觉得轻快。何况价钱一点也不贵：台币三两百元就可以买到小巧精
致，上千，就可以拥有高贵大方了。
我们一家家看过去，提袋愈来愈沉，眼睛愈来愈亮。情绪不断上升。当然，有
人不免觉得贵了，或是担心行李重了，我便念出即兴的四字诀来鼓舞士气：
昨天大穷
后天大老
今天不买
明天懊恼
大家觉得有趣，就一齐念将起来，真的感到理直气壮，愈买愈顺手了。
捷克的观光局要是懂事，应该把我这“劝购曲”买去宣传，一定能教无数守财
奴解其啬羹。
捷克的木器也做得不赖。纪念品店里可以买到彩绘的漆盒，玲珑鲜丽，令人抚
玩不忍释手。两三千元就可以买到精品。有一盒绘的是天方夜谭的魔毯飞行，神奇
富丽，美不胜收，可惜我一念吝啬，竟未下手，落得“明天懊恼”之讥。
还有一种俄式木偶，有点像中国的不倒翁，绘的是胖墩墩的花衣村姑，七色鲜
艳若俄国画家夏高（Marc Chagall）的画面。橱窗里常见这村姑成排站着，有时多
达十一二个，但依次一个比一个要小一号。仔细看时，原来这些胖妞都可以齐腰剥
开，里面是空的，正好装下小一号的“妹妹”。
一天晚上，我们去看了莫札特的歌剧《唐乔凡尼》（Don Giovanul），不是真
人而是木偶所演。莫札特生于萨尔斯堡，死于维也纳，但他的音乐却和布拉格不可
分割。他一生去过那黄金城三次，第二次去就是为了《唐乔凡尼》的世界首演。那
富丽而饱满的序曲正是在演出的前夕神速谱成，乐队简直是现看现奏。莫扎特亲自
指挥，前台与后台通力合作，居然十分成功。可是《唐乔凡尼》在维也纳却不很受
欢迎，所以莫札特对布拉格心存感激，而布拉格也引以自豪。
一九九一年，为纪念莫札特逝世两百周年，布拉格的国家木偶剧场（National
Marionette Theatre）首次演出《唐乔凡尼》，不料极为叫座，三年下来，演了近
七百场，观众已达十一万人。我们去的那夜，也是客满。那些木偶约有半个人高，
造型近于漫画，幕后由人拉线操纵，与音乐密切配合，而举手投足，弯腰扭头，甚
至仰天跪地，一切动作在突兀之中别有谐趣，其妙正在真幻之间。
临行的上午，别情依依。隐地、天思、我存和我四人，回光返照，再去查理大
桥。清冷的薄阴天，河风欺面，只有七八度的光景。桥上众艺杂陈，行人来去，仍
是那么天长地久的市并闲情。想起两百年前，莫扎特排练罢《唐乔凡尼》，沿着栗
树掩映的小苍一路回家，也是从查理大桥，就是我正踏着的这座友砖古桥，到对岸
的史泰尼茨酒店喝一杯浓烈的土耳其咖啡；想起卡夫卡、里尔克的脚步声也在这桥
上橐橐踏过，感动之中更觉得离情渐浓。
我们提着在桥头店中刚买的木偶；隐地和天恩各提着一个小卓别林，戴高帽，
挥手杖，蓄黑髭，张着外八字，十分惹笑。我提的则是大眼睛翘鼻子的木偶皮诺丘，
也是人见人爱。
沿着桥尾斜落的石级，我们走下桥去，来到康佩小村，进了一家叫“金剪刀”
的小餐馆。店小如舟，掩映着白纱的窗景却精巧如画，菜价只有台北的一半。这一
切，加上户内的温暖，对照着河上的凄冽，令我们懒而又赖，像古希腊耽食落拓枣
的浪子，流连忘归。尤其是隐地，尽管遭窃，对布拉格之眷眷仍不改其深。问起他
此刻的心情，他的语气恬淡而隽永：“完全是缘分，”隐地说。“钱包跟我已经多
年，到此缘尽，所以分手。至于那张身分证嘛，不肯跟我回去，也只是另一个自我，
潜意识里要永远留在布拉格城。”
看来隐地经此一幼，境界日高。他已经不再是苦主，而是哲学家了，偷，而能
得手，是聪明。被偷，而能放手，甚至放心，就是智慧了。
于是我们随智者过桥，再过六百年的查理大桥。白鸥飞起，回头是岸。
一九九五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