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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座后，我开始给她念菜谱。她的视力越来越差了，只能看到大写的字母。念到一半时我抬起头，注意到母亲正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嘴角带着一丝怀旧的微笑。
“记得你小的时候都是我给你念菜谱的。”她说。
“所以现在轮到我为您效劳了。”我回答。
晚餐过程中我们聊得非常愉快，没什么特别的事，都是彼此生活中最近发生的一些琐事。我们谈得如此尽兴，结果错过了看电影。
当我把母亲送回家时，她对我说：“我会再和你约会的，但下次得让我请你。”我答应了她，并和她吻别。
“约会怎么样？”回到家后，妻子问我。
“非常好，比我预想的还要好。”
几天后，母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事情来得非常突然，我根本来不及为她做什么事。
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一封信，里面是我和母亲约会的那家餐厅的一张收据副件，此外还有母亲写给我的一张便条：“我已经付过账了。我几乎可以肯定不能赴约，但我还是订了两个座位，一个给你，一个给你妻子。你也许体会不到那天晚上我有多开心。我爱你。”
就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及时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有多么重要。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家人更重要，因此一定要找时间对我们所爱的人说出这句话。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拖延的。▲
第19节：他们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环球时报》（2004年05月24日第二十三版）
两个家庭
＇英＇李·斯托克·希尔顿著程玲编译
汉克斯家和斯托克家住在同一个小镇的同一条街道上，两家有相同的家庭成员：爸爸、妈妈、姐姐、弟弟。
汉克斯一家，即我姨妈家，是文明家庭的典范，家庭气氛轻松，人人彬彬有礼，连大嗓门说话都没有过；斯托克一家，也就是我自己家，通常生活在10分贝的音量中。我爸爸只要将头伸出窗外，几英里外都能听到他的大嗓门。
两家的差别还不仅仅在嗓门上。套用电影来说，他们家是喜剧《父亲什么都知道》，一派幸福美好，安乐祥和；我们家是悲剧《谁怕弗吉尼亚·吴尔夫》，危机重重，家无宁日。
汉克斯家有一只混种狗，从收容所抱来的，长得平淡无奇，但很恋家，又会取悦主人；斯托克家有两只纯种的毕格尔犬，精力过剩，蹿上蹿下，吠声不断。
冬天，汉克斯家用煤气点燃木材取暖，火势不旺但很温暖；斯托克家差不多用了一整罐汽油点火。父亲是在康涅狄格州长大的，那里的冬天才叫天寒地冻，他似乎从没适应得克萨斯州南部温和的冬天，至今仍大声地吩咐我们：“孩子们都靠后！”于是他开始点火，炉火真是烤人，我们在房间里都待不住了。
汉克斯家的圣诞树大小适中；斯托克家的圣诞树是枝繁叶茂的云杉，足有10英尺高，直抵二楼的楼梯口，上楼梯时，树枝扫着你的脚踝。
去机场的旅途中更显出两家的差别。汉克斯家去机场从来都是从容不迫，按规定在起飞前90分钟到机场；斯托克家去机场一路上就像在上演《法国贩毒网》中的飞车赛，只听到车内车外责骂声不断。
没错，斯托克一家是感情强烈，这一开始就注定了。父亲参加飞行训练时，在学员班的舞会上对母亲一见钟情。此后，一封封洋洋洒洒、热情洋溢的情书从北非直抵妈妈家中，妈妈总爱编一些其他求婚者的故事捉弄爸爸。40年后，在妈妈的葬礼上，爸爸对我说：“你妈妈，从来都是人堆里最惹眼的一位。”
烈焰易灼人。在他们结婚25周年纪念日，他们送给对方许多美好的祝愿，但在这背后是：吵闹、冷战、没完没了的讥讽，婚姻已经百孔千疮了。也许爱还在，但他们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姨妈一生都和姨父过着平静的婚姻生活。我所记得的他们最浪漫的一回是在她60岁生日时，他送了一件黑色的、性感的睡衣。那种文火，不会灼伤人。
炽热和冷静，激情和平淡，哪种更好？虽然我渴望宁静、安谧的生活，但如果是宁静中伴有炽热、安谧中偶有激情，岂不是最理想？飞机起飞前90分钟到机场；宠物只要一只狗、一只猫；但圣诞树一定要擦着天花板；大声吩咐“孩子们都靠后”，于是炉火开始熊熊燃烧起来。▲
《环球时报》（2004年11月29日第二十二版）
家
盛森编译
父母与子女
婚姻的价值不是成年人生下小孩，而是孩子造就真正的成年人。
如果你把孩子从小当神明般侍奉，长大后他们往往会成为魔鬼。
当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是他们隔得最远的时候。
只想享受含饴弄孙的乐趣，却不想负责教育子女的辛苦，那人就该不要子女，只要孙子孙女。
夫妻之间
赢得一次争论后，男人最聪明的做法是向妻子道歉。
怀孕给女人带来很多麻烦，但给她的丈夫带来更多的麻烦。
抓牢丈夫的办法是让他有点嫉妒，失去丈夫的办法是让他的嫉妒再多一点儿。
其他
无论你选择了单身还是结婚，你都会后悔。
单纯的男女友谊当然存在，但是只限于丈夫和妻子之间。
我宁愿和不够爱我的人在一起，也不愿意和爱我过多的人相处。
《环球时报》（2005年03月18日第二十二版）
女儿的午餐袋
＇美＇罗伯特·福尔格汉姆胡鹏飞编译
薄板箱上标有“好东西”的记号。箱子里装的都是个人珍藏的一些小物件，每次清理东西时，我都舍不得扔掉它们。小偷打开这个箱子是不会拿走任何一样东西的，但是如果房子着火了，我在逃生时一定会带上这个箱子。箱中有一个午餐盒大小的小纸袋。尽管其顶部用胶带、订书针和几个回形针密封了，可是通过袋子的裂缝可以看到里面装的东西。
第20节：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虽然这个特殊的午餐袋属于我女儿莫莉，但是我已经悉心照料它14个年头了。在上小学后不久，她就开始热心于为自己和家人装午餐袋。她给每个袋子里装上三明治、苹果、买牛奶所需的钱，有时还会留个便条或一点零花钱。一天早上，莫莉递给我两个袋子。一个是通常的午餐袋，另外一个用胶带、订书针和几个回形针密封了。
“为何有两个袋子？”
“另外一个是别的东西。”
“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只是为你准备的一些东西”。
我将两个袋子塞进公文包，轻吻她之后便匆忙上班去了。正午时分，匆忙吃完午餐后，我便撕开莫莉给我的另外一个袋子，并抖搂出里面所有的东西。里面有两条发带、三块小石头、一只塑料恐龙、一个铅笔头、一个小贝壳、两块动物饼干、一块云石、一支用过的口红、一个小小的布娃娃、两个巧克力接吻模型和几枚硬币。
我开心地笑了，小姑娘的礼物真有意思啊！我站起来将午餐后桌上的残羹冷炙连同莫莉的那些旧东西一起清理到废纸篓里。因为这些东西我都用不上。
晚上我看报时，莫莉走过来站在我身边。
“我的纸袋放哪里了？”
“什么纸袋？”
“你知道的，我早上给你的那个。”
“我忘在办公室了，为什么还要呢？”
“我忘了将便条放进去了。”她将便条递给我，“另外我想要回它。”
“为什么啊？”
“爸爸，那些都是我的东西，我真的很喜欢它们。我以为你可能喜欢和它们玩，但是现在我想要回它们。爸爸，你没有把它们弄丢吧？”她的眼里噙着泪说道。
“哦，没有，我只是忘了把它们带回家，”我哄她说，“我明天就带回来，怎么样？”
趁她如释重负地搂住我脖子亲吻我，我打开她早晨忘记放进午餐袋的便条看，上面写着：“爸爸，我爱你。”
哎哟！我久久地注视着孩子的脸，懊悔得不得了。莫莉给了我她最珍爱的东西。一个7岁小女孩拥有的最纯真的爱都放到了那个纸袋里。而我却把它忽略了。不但忽略了，我还因为那些小物件派不上用场而把它们扔掉了。
这不是第一次，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我感觉我将要失去爸爸这个地位。
我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回到办公室，来到让我悔过自新的地方。我拿起废纸篓，将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在桌子上。保洁员进来打扫时我正在分拣倒出来的东西。
“落下东西了吗？”
“是的，我非常在乎的东西。”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还在这里。那东西什么样子的，我来帮你找吧。”起初我没有告诉他，但是后来我想不能继续干伤害女儿的傻事，所以就告诉了他。
他并没有笑。“我也做过这种傻事。”因此我们这对“白痴”兄弟开始在垃圾中寻找宝贝，我们相视而笑。
在将塑料恐龙上面的芥末洗掉并将它喷上空气清新剂去掉上面的洋葱味后，我仔细地去掉棕色纸上的棉球并将它弄平整，使其还能成为袋子，并将找还的宝贝放进去。我像对待受伤的小猫一样，小心翼翼地把纸袋带回家。第二天晚上，我将它还给莫莉。她没有问我什么，我也没有做解释。
吃完晚饭，我让她讲讲有关袋中的这些东西的情况时，她把那些小玩意儿一一取出，然后将它们并排放在餐桌上。每样东西都是一个故事、一种回忆、寄托的梦想和虚构的朋友。我明白了，那些被我看做没什么价值的小物件是孩子非常珍视的东西。
使我惊奇的是，若干天后，莫莉又将袋子交给我，让我带着去上班。依然是这个破旧的、里面装着同样东西的袋子。我感受到了一种宽容、信任和无限的爱，并体会到了作为父亲的更大的欣慰。随后几个月，这个袋子一直跟随着我。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做，更不清楚哪一天会不再这样做。
一段时间后，莫莉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其他一些珍爱的东西上，对这种小玩意儿已经失去兴趣。她已经长大了。
她在某天早上把那个袋子送给我。“这是我曾经得到的最美好的东西。现在我把它们交给你。”莫莉说。此后她再也没有要回过，因此我一直保留着这个午餐袋。▲
第21节：请珍惜彼此间的情谊
《环球时报》（2004年03月22日第十二版）
亲人
＇美＇玛丽·罗斯孟理编译
我母亲曾说：“客人就像鱼，3天后就开始惹人讨厌了。”母亲从不买新鲜鱼，总买冻鱼块。小时候，每个周五，她都要把马铃薯和鱼一起红烧给我们吃。这使我一直认为，周五那天凡是天主教徒都要吃金黄色的食物。
我母亲几乎从未有过客人。在我小时候，家里曾来过一个客人，他在我们家住过一夜。我猜，他多半不是我父亲的亲人，我们一家生活在英国，而我父亲的家人都在匈牙利，父亲早已同他们失去联系。这个客人让我感觉很可亲、很新奇。
我想，我的英国母亲关于鱼的说法来自她母亲。外婆又是从她母亲那里听来的。我5岁时，曾见过我外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随母亲去探望她。我不记得我与外婆之间有过什么交流，只记得阿力舅舅的农场很大，我们可以在里面非常开心地玩耍。还有一个很大的草莓园，我们可以随便摘草莓吃，常常把胃吃伤。乔治舅舅有个红头发的活泼可爱的女儿，叫凯蒂。我非常喜欢她。我和弟弟荡秋千时，因为用力不均，常常把秋千绳绞到一起，把自己弄得头晕目眩，舅妈路易丝因此责骂我们。这就是我记忆中关于我父母的亲戚的全部。到今天，这些人对我来说都已成了陌生人。
我丈夫的母亲与我母亲则完全不同。当我们在她家住了几天要走时，她总说：“我们爱你们，我们什么时候去看你们呢？”我丈夫埃德的亲人………他父母、姐姐、姐夫及他们的小女儿………常与我们相聚。不是我们去他们那里，就是他们来我们这里。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他们过来时，全住在我们家。我们去佛罗里达看望他们时，也都住他们家。没有多余的客房，我们便挤在沙发上和地板上，那种感觉既惬意又温馨。
记得我们第一次拜访埃德父母时，埃德父母坚决让我们睡他们的床。他父亲睡地板，他母亲珍妮则占着最好的位置。我们以为，她抢占的可能是个折叠的沙发床。可是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她睡在沙发上，一条腿搭在沙发靠背上。尽管她睡梦中还面带微笑，但她睡得一定不舒服。不想太打扰他父母，3天后，我们准备离开，但他母亲珍妮却不愿意让我们走。
渐渐地我也明白了我母亲“鱼”之说的含义。客人来访的最初3天，你会因看到了彼此新鲜的东西而感到兴奋。大家都在忙着大谈自己的成就，哪怕言过其实；你不会顾虑没有自己的空间；你不介意“排队”使用浴室；不在乎喝并非按照你喜爱的方式调制的咖啡。然而，第4天你的心情就会不知不觉地转变。你讲尽了你所知道的新闻，忍受着长时间和大家围着餐桌一起吃饭，忍耐、忍耐，并开始争吵。
到第6天，像咖啡滴落在桌子上这样微不足道的事似乎也变成像专制政权一样让人受不了。你开始用放大镜观察你的客人：电视机的音量比你不喜欢的高音还要高4分贝；他们到处乱丢东西；踩坏你的草坪；打一次13分钟的长途电话被看做“花光了我的电话费”。
但是，不管我心里怎么不满意，埃德的家人总要住六七天。到最后一天，我承认，我已在计划把家复原，到我存放衣服的房间换衣服；使家恢复整洁和秩序。没想到，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我总有种奇异的、空落落的感觉：我们有6个大房间的房子竟不够5个客人住？奇怪的是，我没有责备他们，却责怪我的房子太小。我想造所更大的房子。我不想让他们走，我想让他们再多住几天。哪怕他们天天在这里跟我计较东计较西。
我爱上了埃德的家人。我认为他们不像我母亲家的那些亲戚。当然，如果埃德的家人不常来，或他们来了住饭店，而且也不来吃饭，不同我抢占浴室，我心里恐怕也不会有这种家人般温馨的感觉。亲人是指住在一起的人，哪怕只一段时间，哪怕只一周，哪怕他们把毛巾弄掉在浴室地上，把你的杯子或眼镜放到错误的地方，而且，还不时抱怨你精心准备的盛宴。即使你们永远也调和不到一块儿，他们也还是你生活中的亲人。
英国历史悠久，国民就好比一个庞大家族的成员，都听一个老掉牙的家长发号施令，而且，他还在不断追忆过去的“辉煌”，变换名目地沿袭着过去的一切，所以，人人都有要分离出去的愿望。而埃德家人没有可追溯的过去，他们只有现实和将来，他们珍惜今天，珍惜彼此间的情谊。▲
第22节：我的日本法西斯父亲
《环球时报》（2004年03月15日第十二版）
我的日本法西斯父亲
＇日本＇井上征男
编者的话：日本残留孤儿是一个特殊群体，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遗留问题。本文是日本华文报纸《东方时报》刊载的“残留孤儿的故事”系列中的一篇。“我”不是作者，文中的人名都是化名，但基本内容是真实的。作者说：“日本孤儿由中国养父母养大，永远忘不了中国父母的大恩大德。日本孤儿都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希望两国永远不要出现仇杀的悲剧。”
他对我一见如故
中田道行先生去世了。按照他生前的遗嘱，丧礼特别简单，参加悼念和送葬的日本亲友寥寥无几，倒是闻讯而来的归国者有十几位，追思中田先生曾给予残留孤儿的关照。
我却断然拒绝了出席他葬礼的邀请，躲在家中喝着闷酒。几位归国友人从中田的墓地返回，来我家探询我“病情”时，一再缅怀中田的“情义”，一再谴责“我不够意思”，我内心酸苦难言……
是啊，不少残留孤儿都羡慕过我“幸运”………1983年赴日寻亲时，我就结识了中田先生。那时，他天天准时去东京代代木奥林匹克中心，焦虑地等待我，不少孤儿都逗我：“这老头是你要找的老子吧？看他对你多好啊。”
老人给我当翻译，又天天带礼物给我。他意味深长地多次详细认真地询问我的日本家属，当年的记忆以及在中国生活、学习、工作的情况，是那样动心、用情、关切，那不由自主的感慨、叹息，甚至几次掩面哭泣，都让我好生感激。
我没有儿时的回忆，更缺少人证物证，惟一能让父母认出的，就是左臂有一处被父亲砍伤的刀疤！
当中田老人察看完这“印记”时，他可能被吓着了，我见他惶恐地转过身，泪如雨下，好久才呜咽地对我说：“你的父亲竟然向你下如此狠手，太对不住了，你恨他吗？”我没有作答。
他对我“情有独钟”
两个星期短暂、紧张而又迷茫的“肉亲访问”虽然没有结果，但我还是满足的，因为我一直受到中田老人的关照，获得了大部分孤儿所没有获得的那份迟迟来临的“父子情”。
中田老人一直追随我到机场，与其说是送全体孤儿，不如说是在暗中送我，他握着我手的那双手在发抖，他盯着我的双眼在流泪，他那哆嗦的双唇没有吐出一个音、一个字！花白的头发显然没顾得梳理，身体疲惫，仿佛连续多少天吃不好、睡不好，思虑过度似的……
我情不自禁地跑到他跟前，抱住他，祝他“保重”。谁曾想，就这两个字，却让他站立不住，跌倒在地！
半年后，老人来到了中国，来到我居住的穷苦农村。老人观察了我的生存环境，说服我的养父母，让我返回日本，一再保证：他会负责照看我。
老人回国后，立即着手为我办理一切归国定居手续。1985年春，我们一家4口来到日本。老人已为我们租了房子，联系了子女就学的学校，配备了家具、被褥、电器等生活用品，想得那么周到，让我由衷地感激。
他只求以父子相称
回国后，老人便成了我们的“生活指导员”。老人为我和妻子安排了工作，辅导我们日语，尽全力为我们立足日本创造条件。我们不知如何报答。老人不求别的，只要求我们夫妻称他“父亲”，让孩子称他“爷爷”。
我们一家也曾去老人家中拜访，可他夫人和儿孙们十分冷淡，充满了鄙视。
在老人盛情、甚至强制的挽留下，我们在他家住了3天。老人翻出中国伪满洲国时期的历史书籍、报刊、照片，讲述了往事。他回忆说，他的原配夫人死在中国，还丢过一个儿子，现在的夫人是回国后续娶的。那时的其他经历没有提。
老人若有所指地问我：“你恨日本吗？恨你的生身父母吗？”我回答：“我恨日本，假如我的父母是日本普通百姓，我不恨他们。假如他们曾伤害过中国人，我会恨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
老人静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