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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3、5、6、8、9、10日副刊还先后连载了法概写的《巴尔扎克的生平》及《巴尔扎克的思想》两篇文章，李长山译；《谈巴尔扎克》，法郎士作，宋尧译，连载于1930年10月13、15两日上述日报副刊；《论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这是英国波奈杰尔给英译本《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集》写的一篇序文，白宁翻译，连载于1930年11月28、29日上述日报的副刊。又，1930年水沫书店出版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一书的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二节，以《浪漫主义革命和巴尔若克〔按：即巴尔扎克〕》为题，对巴尔扎克作了专门的评介。此书的作者是波兰著名作家显克维支，戴望舒翻译。此外，《文学季刊》第4期还刊有谭纲著李辰冬译的一篇长文《巴尔扎克》。全文共六节，各节的小标题是：《巴尔扎克的生活与性格》、《巴尔扎克的精神》、《巴尔扎克的风格》、《巴尔扎克的世界》、《巴尔扎克的重要人物》和《巴尔扎克的哲学》。
关于国人撰写的介绍巴尔扎克的文章及研究著作，较早的有佩蘅作的《巴尔扎克底作风》一文，刊于1924年4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1930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方璧著《西洋文学通论》（第七章）、1934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李璜编《法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九章第三节）和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夏炎德著《法兰西文学史》（第三十一章）都有关于巴尔扎克的专论。此外，在当时的报刊上还可以见到一些介绍和评论巴尔扎克的文章，如李万居的《写实健将巴尔扎克传略》（载《现代学生》第2卷第5期）和杜微发表在1934年5月《春光》杂志第1卷上的《论巴尔扎克》等。
抗日战争时期翻译出版的巴尔扎克作品，现在见到的有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印制的黎烈文译的《乡下医生》，这可能是继穆木天译的《欧贞妮·葛郎代》之后，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两年后，即在1940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穆木天翻译的《从妹贝德》（上下两册，按：即《贝姨》，1947年还再版一次）。此书仍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短篇小说方面，有诸候译的《伪装的爱情》一篇，据译者云：这个短篇最先在1941年连载于上海《西洋文学》月刊，1943年在重庆出版过单行本。解放后译者交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印行时（1956年），将书名改为《假面具中的爱情》。此外，云海出版社在1945年曾出版罗塞译的《戴依夫人》，共收四个短篇，即：《戴依夫人》、《约安先生》、《恐怖时代》和《基督在福兰达斯》。
1945年5月，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初版印制了陈原翻译的两卷《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共收小说二十篇。巴尔扎克的讽刺小说大都是他早期的作品，浪漫主义的色彩较浓。巴尔扎克的这类作品，为数不少，但却不甚受人注意。倘就对法国社会的腐败现象的揭露而论，有的则相当尖锐，例如收在集子（下卷）里的《狐狸精》（《Le Succube》）一篇，就把教会的黑暗写得淋漓尽致。陈原在《译者序言》里说，这二十篇讽刺小说是他在1944年8—9月，即国统区湘桂大撤退的前夕，桂林已经告急的紧张时刻整理出来的。从那时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这两卷《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未见重印过，因而也就成为国内硕果仅存的一个版本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9月），巴尔扎克作品的汉文译本，主要是中长篇小说，逐渐显著增多。1946年5月，骆驼书店出版了傅雷翻译的中篇小说《亚培尔·萨伐龙》（1949年4月又再版一次）。傅雷从事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是在抗战时期，《萨伐龙》虽不是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的第一个译本，但却是他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1947年上半年，上海海燕书店陆续出版了高名凯译的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六种，即：《幽谷百合》、《单身汉的家事》〔按：即《搅水女人》〕、《两诗人》、《外省伟人在巴黎》、《发明家的苦恼》〔按：即《幻灭》三部曲〕和《米露埃·雨儿胥》〔按：即《于絮尔·弥罗埃》〕。 （待续）
程代熙
古书的作伪
对于版本目录之学，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片面理解。不少人是干脆把它看做版本鉴定学的，这自然很可笑。不过这种看法的产生，也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古旧书籍本身一旦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一切在市场上出现的通常现象也必然随之而来。买书的人和书店构成了既同一又斗争的矛盾统一体。“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在商品的质地和价值上面。时间久了，买书的经验积累渐多，逐渐形成体系，这就是所谓版本鉴定之学。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那个“矛盾统一体”几乎已经邻于解体。旧书店的招牌，在一些大城市里虽然偶然尚能看到，但旧书，特别是旧刻、旧抄本书却基本上消失了。因此所谓版本鉴定学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然而不然。既然这已经成为带有科学性的东西，就已有了存在下去、并进而丰富提高的理由。目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确实集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属于古文献的图书部门，就迫切需要大量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关心、整理、保存、利用。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万万离不开这一环的。
今天，依然健在的版本学老专家真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中青年的接班人的培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课题。我们现在有极为优越、为旧社会所不可想象的学习条件，在国家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珍贵的古刻本、抄本书，用来比勘、研究的条件是前人所不可想象的，按理人才的培养是并不困难的了。不过事情往往又并不如此单纯。记得我曾听到一位老专家向我诉苦，他曾把着手教过一些青年，把宋元明刻的实物放在面前，细细地讲解那区别、特征……，说得舌敝唇焦，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过两天试试看，依旧还是分不清什么是清刻，什么是明刻，……自然更不必提更细致的问题了。他最后喟然说道，“当年我出了××元，买进了一部染纸充宋的假宋板，回来经人说穿，有好几夜睡不好觉。从此就懂了这一手，再也不会上当了。”这故事很可笑，所以今天也还记得清楚。不过我想，这应该不是笑笑就完的事。
要取得学习的成绩，付出学费是必要的。学费的付出也有种种方式的。那位老专家的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对事物取得了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归根结蒂是由于他付出了“创痛巨深”的学费的原故。这还不只从经济意义上说是如此，象他所犯的那种错误，对一个“收藏家”的声誉，损失也是巨大的。
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专家，但它依旧不失为一种能够引起人们思考的思想材料。同时，我也并不想做为一个庸俗的笑话介绍给读者。
象这一类的“经验”，每一个买过旧本书的人都会遇到好多起，应该说是并不奇怪的。同时有一点也应该指出，过去有许多著名的收藏家，尽管他们藏有大量好书，有的还在版本目录研究上作出过很好的贡献，他们的著录，也不是完全可以凭信的。他们也会犯错误，也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来。
季振宜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有《延令宋板书目》，读起来也真使人为之向往而佩服。不过我却买到过他所藏的《汉书》，那是明代正德嘉靖之间汪文盛的刻本，一些都不难识别的。但在卷前却珍重地钤了“御史之章”等三方大印。以后在每卷卷首，又钤了“季振宜藏书记”朱文长方印。细看那钤印之处，恰在“唐颜师古”一行的所在。而颜氏衔名之下却有挖补的痕迹，原来汪文盛的衔名被挖去了。那用意是明明白白的，是企图灭去明刻的痕迹，冒充宋刻的，而作伪者恰是季振宜自己。这就使我对他的“宋版书目”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那一册书目所收全都是宋刻了。
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曹寅的外甥堇斋昌龄那里。我买到一部《七经图》，棉纸初印大册，用鹅黄的腊笺作面，书页里用宣纸作衬，全是康熙中内府的豪华装。每册卷前都钤了昌龄的藏书印。过了不久，又得到同书的残册，却是没有重新装池的明代原装，是四明卢氏抱经楼的旧藏。等我将两本进行对照时，奇怪地发现昌龄的藏印却钤在原来刻有新安吴继仕熙春楼字样的所在，原来也是挖补过的，和季振宜改造《汉书》是用了同样的手段。类似的情况我遇到过好多起，这两件却出之于著名的收藏家，所以记得格外清楚。
杜诗的版本可谓多矣，不过多半是注释本，白文的比较少见。我有一部八卷的杜诗白文本，板心下有“净芳亭”三字，前面有序，也不记刻者姓氏。但据板刻风气可以断定是明代嘉靖中所刻。前有阳城张氏省训堂的藏印。后来却发现，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在书目里却指之为宋本。有一种韩氏书目，还附印了书影，对比一下，就正与我所藏的一本相同。看来这不象作伪，只是鉴定上出了差错了。后来又知道，“净芳亭”是许宗鲁的斋名，许刻的《国语》、《尔雅》等流传颇广，板心下题“宜静书屋”，知道的人不少。但这“净芳亭”却少见。细看一下，字体之古怪方板，也确是许刻的风气。象这种情况，一个鉴定者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断定书册刊刻的大致时代，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就只有多看，多作对比研究，留心书目、题跋以及有关的一切记载。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系统记述这一类知识的著作。我们今天的条件到底比前人好了不知多少倍，避免再犯韩应陛那种错误的保证也更充分，不过重要的还是艰苦的研究，没有这一条，别的条件都将不起作用。
过去在古书作伪的勾当中玩出种种花样来的大抵是旧书坊。染纸充宋、割去牌记、伪造印记、挖补缺卷、用旧纸伪造旧抄、临仿名人校跋，……创造发明也多得很。不过买主付过“学费”，就象传染病患者的产生了免疫力，也会变得聪明起来的。要取胜就得别出心裁。我曾遇到过这种崭新的花样，虽然上了当，到底也还是爱他的本领。
有一次从苏州的某书肆看到一种题为《烟花小史》的书，是明代万历刻本。它包含了八种书，记得有《秦淮四诗》、《薛涛集》、《集》等种种名目，十分别致。回来查《千顷堂书目》等多种书目，都找不到那名目。书中还有昆山叶氏的藏印，确是未之前见的怪书，赶紧出重价买了回来。仔细研究，发现其中一种在版心下面有“右编”二字，编者属名有“澹云王路”字样。前面那张扉叶，大书《烟花小史八种》，用纸确是明代竹纸，但较厚实；刊刻字体也极似明人风气，但到底微觉板滞。几经研索，我断定这其实是一种残本。王路曾刻有《花史左编》，这大抵就是所谓“右编”了。王路是晚明出版业向资本主义急遽发展时期出现的一个出版家兼编辑人，是马二先生的前辈。不同的是他经营的并非举业书而是迎合时尚的“通俗文艺”，看那作风是要算作明末的鸳鸯蝴蝶派的。这八种，除了薛洪度集份量较多以外，其他大抵是小册子。至于前面的扉页，则是书坊新刻的，那名目也取得好，完全掩盖了原来残本的面目。
我想，作为晚明通俗出版物的一种标本，即使是残册，也还是值得重视的。马湘兰、郑如英、朱今熹、赵彩姬等的诗集，也由于王路的介绍得以流传。书坊的花样玩得十分巧妙，可惜的是，原书前面想来原有总题和细目，却因此湮灭了，这自然是版本目录研究中的一种损失。
我之敢于断定这是一种新的作伪的花样，因为我还从这家书店买到过用同样方法炮制出来的书，祝允明的诗、文、词、曲杂集。前面也有一张崭新的扉叶，题曰《枝山先生柔情小集》，下面还刻了一个葫芦，中题“四全”两字。这回是从《千顷堂书目》里马上找到了那破绽，祝允明这样的著作有七种，不是四种，总题也并非什么“柔情小集”。
也是这家书店，又曾发现过二本《陈大声散曲三种》，万历刻本。陈是明代著名的散曲作者，这书也是不见著录的。此书曾引起藏书家的很大兴趣，不记得最后是被郑西谛还是傅惜华买去了。那扉叶，不用说也是新刻的，那风格和我所得到的两种完全一致。这样看来，原书一定也是一个残本，也必不只三种。傅、郑两位都是著名的戏曲收藏家，我猜他们都不会知道这里是玩了花样的。
傅、郑两位同志都已逝世，陈大声这部散曲集如果历劫尚存，在编目的时候，我希望添加一个附注，说明《三种》云云是值得怀疑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
书林一枝
黄裳
武松打？
漫画
丁聪
《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举隅
十几年前说过《聊斋志异》的艺术方面的事，载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现在来说说它的思想性。先说一些零碎的。
一，《尸变》：某翁父子设临路店，宿行商。车夫往来负贩宿其家。一日，四人偕来，则客宿邸满。四人坚请容纳。时翁子妇新死，停尸室中。翁以灵所室寂，遂穿衢导客往，宿于其复室连榻上。四客颇困，就枕即眠，惟一客尚蒙，忽闻灵床有声。急开目，见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入卧室，俯近榻前，遍吹卧客者三。后觉出房去，即闻纸衾声，见僵卧如初矣。客惧甚，阴以足踏诸客，而诸客绝无少动。顾念无计，乃急著衣，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将逐客，比其离帏，而客已拔关出矣。尸驰从之。客奔且号，村中人无有警者，遂望邑城路极力窜去。“至东郊，瞥见兰若，闻木鱼声，乃急挝山门。道人讶其非常，又不即纳。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门外有白杨，围四五尺许，因以树自障。”尸益怒，伸两臂隔树探扑之。“客惊仆。尸捉之不得，抱树而僵。”道人窃听良久始渐出。见客卧地上，负入，终夜始苏。问之具以状对。道人觇树上，果见僵女。大骇，报邑宰。宰亲诣质验。使人拔女手，则左右四指并卷如钩，入木没甲。遣役探翁家，则尸亡客毙。役告之故，乃从往舁尸归。“客泣告宰曰：‘身四人出，今一人归，此情何以信乡里？’宰与之牒，送以归。”
这是小时听大人讲《聊斋》，最感恐怖的一篇。
千百年来，劳动人民，车夫、脚夫、挑夫，栉风沐雨，艰辛恐惧，死于道途者，不知凡几。仅此篇以记怪异，微漏跋涉之苦，殊可贵也。我曾以此意告人，人说牵强，我则坚持所见，故简抄如上，惜尚未逐字全抄也。
二，《绩女》：“……有费生者，邑之名士，倾其产，以重金啖媪。媪诺，为之请。女已知之，责曰：‘汝卖我耶！’媪伏地自投。女曰：‘汝贪其赂，我感其痴，可以一见。’……生闻之，喜，具香烛而往。”“女帘内与语，问：‘君破产相见，将何以教妾也？’生曰：‘实不敢他有所干，只以王嫱、西子，徒得传闻，如不以冥顽见弃，俾得一阔眼界，下愿已足。……’忽见布幕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樱，无不毕现，似无帘幌之隔者。生意眩神驰，不觉倾拜。拜已而起，则厚幕沉沉，闻声不见矣。”媪延生别室，烹茶为供。生题《南乡子》调于壁而去。女览题不悦。“媪伏地请罪。女曰：‘罪不尽在汝。我偶堕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词污亵，此皆自取，干汝何尤。……’遂被出，媪追挽之，转瞬已失。”
“偶堕情障，以色身示人”，泄尽天地秘密。女子到了一定年龄，如老话所说的“二八”“破瓜”之类，自己觉得自己是女性了，自己觉得有色身了，就一定会自堕情障，色身越美，情障越深，因为女子的色身，需要男子欣赏享受，从而也欣赏享受男子的色身。其实男子也正如此，倘都不如此就不会有人类了。这是自然规律，生理规律，不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可以因势利导，使之向正常规律发展。不应把示色身、堕情障都当作不道德而强加抑制、防闲、禁锢、隔绝，使之成为精神变态。或者过时不采，美人迟暮。这种道理，鲁迅先生在五四时代讲了许多，说礼教是吃人的东西，隔绝男女是寡妇主义。少时读王安石诗：“我曾为女人，欢喜见男子。”不得其解。以为只有男子爱看女子，那有女子爱看男子的。几十年后，读《资本论》第一卷，中叙有些少年女工，自觉是女性后，常到河流处偷看男工游泳。这才把它与王安石诗，《聊斋志异》的《绩女》，鲁迅的文章，融会贯通，有所彻悟。那么，《绩女》篇之具有反封建思想，又何须说。
三，《狐谐》：“……一日，置酒高会。万（福）居主人位，孙（得言）与二客分左右，上设一榻待狐。……酒数行，众掷骰为瓜蔓之令。客值瓜色，会当饮，戏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暂借一觞’。狐笑曰：‘我故不饮。愿陈一典，以佐诸公饮。’孙掩耳不乐闻。客皆曰：‘骂人者当罚。’狐笑曰：‘我骂狐何如？’众曰可。于是倾耳共听。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红毛国，着狐腋冠，见国王。王见而异之，问“何皮毛，温厚乃尔？”大臣以狐对。王曰：“此物生平未曾得闻。狐字字画何等？”使臣书空而奏曰：“右边是一大瓜，左边是一小犬。”’主客又复哄堂。二客，陈氏兄弟，一名所见，一名所闻，见孙大窘，乃曰：‘雄狐何在，而纵雌狐流毒若此？’狐曰：‘适一典，谈犹未终……，请终之。国王见使臣乘一骡，甚异之。使臣告曰：“此马之所生”。又大异之。使臣曰：“中国马生骡，骡生驹驹”。王细问其状，使臣曰：“马生骡，是臣所见；骡生驹驹，乃臣所闻”。’举座又大笑。……顷之，酒酣，孙戏谓万曰：‘一联请君属之’。万曰：‘何如？’孙曰：‘妓女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合座属思不能对。狐笑曰：‘我有之矣！’众共听之。曰：‘龙王下沼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