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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年青的闻一多的心里，更为发展。《朝日》就称颂“作工”的人为“骄儿”。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朝日：
“偷偷地走到各个窗子前来，
喊他的睡觉的骄儿起来作工。
啊！这样宁静美幻的睡容，
他那里敢惊动呢？
他不敢惊动，只望着他笑，
但他的笑散出热灸的光芒。”
这首诗构思新颖，思想深刻，值得称道。
闻一多把自己最初写的诗题为《真我集》，富有深意，即在艺术上要求抒发真实的思想感情。《月亮和人》歌颂睡着的人，因为不存虚伪，就有“自然底真美，这是何等的美！”《忠告》一诗，是写对月亮的“忠告”，即圆也美，缺也美，只要不躲在乌云后面，露出本相就是美。从这点出发，年青的诗人在艺术上很早就要求有自己的独创性。如《率真》痛骂鹦鹉式的人云亦云的诗人：
“咦！鹦哥，鸟族底不肖之子，
忘了自己的歌儿学人语。
若是世界上哪里去找音乐呢？”
这些诗句对雕琢阿谀、迂晦艰涩的封建文艺是鞭辟入里的批判。闻一多的诗一开始就显示了批判的锋芒。他高呼：“看着现在这牢狱的世界里无事不是痛苦”。可见编写《真我集》中的“我”，已经是受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浪潮的影响的新时代的青年。
《真我集》在诗的形式上，注意努力摆脱旧诗词的束缚，只是偶尔还见到留有痕迹。诗句参差不齐，用韵也无严格要求，写的是当时流行的自由诗。这为我们研究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从研究律诗看闻一多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
1921年12月，闻一多在清华文学社作报告：《A Study of Rhythm in Poetry》，可译为《诗的格律研究》。现存英文的详细提纲。这篇报告，讲了十个问题。从诗歌格律的一般理论、外国诗的格律，最后落脚到中国诗的格律。1922年3月，闻一多又写成了《律诗底研究》。它分七章，二十一节，现存手稿。这可能是五四以后最早用新的方法研究中国诗歌格律的长篇著作。
新诗刚诞生时，象胡适那样的诗人，实际上仍受旧诗格律的束缚，就象刚放大的小脚。闻一多在评论文章中强调指出，新诗应该摆脱旧词曲格律的羁绊。胡适从买办阶级立场出发，否认新诗应该建立起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新形式。闻一多斥之为“诗的自杀政策”。以后，郭沫若的诗以火山喷发式的爱国激情，突破了中国古诗的旧腔旧调。闻一多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但又指出，他的诗“洋气重”。他说：“今之新诗体格气味日西。如《女神》之艺术吾诚当见之五体投地；然谓为输入西方艺术以为创倡中国新诗之资料则可，认为正式的新体中国诗，则未敢附和。”“为郭君计，当细读律诗，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溶入其作品中，然后其结果必更大有可观者。”闻一多提出建立“新体中国诗”，即具有自己民族风格的新诗，这是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了促使新诗健康发展，闻一多开展诗歌理论的研究。过去对闻一多的评论，常有过分强调他受外国诗的格律的影响，其实并不全面。《律诗底研究》可以证明，闻一多努力借鉴外国关于诗歌格律的理论，以便总结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他注意的中心，还是要使新诗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尽管他当时没有能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理论上、创作实践上都作了努力，积累了经验，十分可贵。所以，《律诗底研究》不但是研究闻一多的重要材料，而且是中国新诗史上的宝贵文献。
闻一多为什么要研究律诗？他认为，“律诗为中国独有之体裁。”所以，“律诗能代表中国艺术底特质，研究了律诗，中国诗底真精神，便可探见了。”而且，“律诗兼有古诗，绝句，乐府底作用。学者万一要遍窥中国的各种体裁，研究了律诗，其余的也可以知其梗概。”在新诗刚诞生的时候，莫不痛诋旧诗之束缚，律诗当然更被指摘得“体无完肤”。闻一多却能这样提出问题，表现他在理论上有胆有识。
这篇著作的中心，是探讨什么是中国诗歌的特质。闻一多是从剖析律诗来解答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律诗有一般的抒情诗的特点，即简练、紧凑、整齐、精严。这是古今中外优秀的抒情诗所共有的。但是，律诗里又“有个中国式的人格在”。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他认为，“中国艺术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底这两种艺术的美可说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形成这个特质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先民观察了整齐的现象，于是影响到他们的意象里去，也染上整齐的色彩了。”闻一多举了以易经为代表的哲学思想，是有变异的均齐；伦理观念也与均齐相联系；文字构造也大多均齐；甚至生活环境的布置也重均齐。所以，他得出结论：“均齐的美在中国艺术品中表现得最圆满”。
其次，他提出“浑括”是中国文学的又一特色。所谓“浑括”，是指律诗“内含之物必多。然律诗不独内容多物，并且这些物又能各相调和而不失个性。”这是指诗歌内容要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三是“蕴藉”。“蕴藉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谓欤。”指的是诗歌的表达方法，重含蓄，忌刻露。
四是“圆满”。“凡律诗之组织、音节无不合圆满主义者。现在对隅平仄诸部分可谓至美尽善，无以复加”。
闻一多讲的中国文学的特质，实际上也是他指出新诗应努力的目标：诗要写得整齐、精炼、含蓄，这样才符合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当时的新诗创作，正是存在着不整齐、不精炼、不含蓄的弊病。闻一多敏锐地认识到，只有重视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才能改变这种情况，使新诗健康地发展。
正确的理论指导能促进诗歌创作的发展。闻一多自己诗歌创作的发展道路，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对新诗提出了这个要求，“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熔入其作品中”。要具体地把握什么是“中国艺术之特质”已属不易，还要“熔入其作品中”，当然更为困难。闻一多自觉地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经过刻苦的艺术实践，在1922年秋，诗风发生明显的转变，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在说明自己诗风转变的原因时写道：“神洲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 （待续）
刘烜
论彭晓雷的艺术形象
与林大中同志商榷
《读书》第一期林大中同志的《“控诉文学”及其他》，基本上否定了刘心武同志的小说《醒来吧，弟弟》。读完之后，颇为彭晓雷鸣不平，有一些意见同林大中同志商榷。
弟弟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复合物”吗？
林文认为，弟弟的内在性格很不统一，“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能对任何事情认真。……弟弟却既沉睡，又清醒，认真”，因而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复合物”。
弟弟的形象果然如此吗？非也。弟弟的性格有个显著的特征：表面淡淡的，内心炽热，口头上是出世，心想的是入世。从表面上看，他终日无所事事，喝酒，聊天，弹吉他。“四五”运动的英雄事迹，他说是“没意思”；厂党委书记的来访，他冷冷相待；一切严肃的话题，他报以嘲笑；周围的大事变，他置若罔闻。他胸中只有一团死灰，似乎真是“红尘”外的人了。然而拨开这团死灰，我们会发现，在它的深处跳动着一颗炽热的心。弟弟是清醒的，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许多人，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是在弄虚作假。他们不仅曾跟着四人帮干过许多昧着良心的事，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些人仍然官话、空话、套话连篇。弟弟也是认真的。他们厂领导骗取了大庆式企业称号后，别人反应倒也一般，唯独他一反常态，庆祝大会还未开完，就溜了回来，与几个毛头小伙子喝酒哼歌，以发泄其内心的愤懑。可见，他看破红尘是假，对四人帮，对弄虚作假，强烈愤恨是真；于世无争是假，恨不能抽倚天剑，斩妖魔，扫除那些弄虚作假是真。他的看破红尘，即所谓的“沉睡”，只是一种对黑暗腐朽势力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一种对它们的反抗形式。消沉、沉睡与认真、清醒，粗看是根本不相容的，然而在弟弟的性格中却有着一种辩证的、和谐的统一。在消沉、沉睡的表象下，闪耀着认真、清醒的思想火花——这就是弟弟性格的内在特征。林文说：“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能对任何事情认真”，这种逻辑推理未免简单化了。看起来不相容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水乳交融地溶化在一起。这是一种矛盾吗？是的。但是生活就是如此。
概念的产物，还是生活的结晶？
林文在否定了弟弟性格的统一性后，进而还否定了弟弟形象的真实性，说他是背离生活逻辑的概念的产物，是“被任意支配的传声筒和工具”。
这样的分析，不知根据的是什么？当年，林彪、四人帮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理论上装得最纯洁，实际上干得最卑鄙，青年人很容易上当受骗。而一旦他们的假面被揭露之后，有些青年人又很容易在激愤之余，把那些确实是纯洁的理论也当成是虚假的了。粉碎四人帮后，许多官话、空话、套话依然存在，弄虚作假依然存在，又自然而然地会使那些青年产生一种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他们或者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或者是闭口如钳，冷对一切；或者是喝酒哼歌，自我麻醉。其实，面对这种情况，又何止是有些青年人宣称看破红尘？许多中年人、老年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过表现方式或有不同罢了。以上这些，就是弟弟形象塑造的生活依据。刘心武正是从生活出发，用艺术家的胆气，把这种隐藏在生活深处的许多不同职业、年龄、性格的人们中所存在的普遍现象，加以集中概括，使之典型化，塑造了弟弟的形象。他是一个人，又是一群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林彪、四人帮在人们心灵上造成了多么惨重的内伤，看到了那些弄虚作假者又是怎样无情地摧毁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弟弟是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有的一类人物的代表，怎么能说是某种概念的产物呢？
仅仅是“控诉”吗？
否定弟弟形象的真实性，又必然要否定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林文说，彭晓雷是个“‘控诉文学’的奇特事物”，其意义不过因为作者要借弟弟之口来控诉四人帮的罪恶。其实，彭的形象的典型意义决不仅仅在“控诉”。彭晓雷为什么会看破红尘？作品在第一节交待得很清楚。他本来是个满蓄着稚气与欢乐的少年，他真诚地相信党、相信毛泽东思想，为了表示自己的“三忠于、四无限”，曾毫不犹豫地把铸有“四个伟大”字样的红像章，狠劲地别到了左胸的肉皮上，直到现在，胸脯上还留着两个米粒大的伤疤。林彪与四人帮的垮台，使他看清了原来许多表面上神圣的东西，实际上是一场骗局。他感到受了愚弄后，开始看破了。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这里。粉碎四人帮后，弟弟的眼里重新闪出亮晶晶的光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挂满了对角交叉的彩旗，以表达自己激动兴奋的心情。但不久，他竟又复归于冷漠。他怎么也弄不懂，为什么有些东西依然如故？他的爸爸曾被四人帮一伙打成“复辟派”折磨而死，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要求给自己的亲人平反昭雪，却被告知“当时批邓没有错”，“不要纠缠历史老帐”，而弟弟所在的那个厂又照例地在披红挂绿，“再次被评为大庆式企业”。所有这些使弟弟更加一步步消沉下去，以至变成一个愤世嫉俗，又有点玩世不恭味道的青年形象。这是控诉吗？是的，弟弟的形象尽情地控诉了林彪、四人帮一伙搞的现代迷信的危害。它同时又是暴露，尖锐地暴露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违背事实的假话，不切实际的套话，正在严重地挫伤着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彭晓雷的“看破红尘”就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彭的形象的典型意义决不是“控诉”两个字就能概括得了。与《班主任》对比一下，这一点，我们会看得更清楚。《班主任》中的谢惠敏是个尚未觉悟，又自以为是革命者的一类人的形象；弟弟则是一个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觉悟，但还未走向革命的一类人的形象。在揭批四人帮的今天，谢式的头脑僵化不乏其人，彭式的“看破红尘”也大有人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彭式的人物要更多一些，问题也更严重一些。也就是说，在弟弟的形象身上，作者容纳与概括了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因此弟弟形象的认识价值在当前也要更大一些。它启示我们：必须与弄虚作假、官僚主义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否则，我们不可能真正地消除四人帮的流毒，也不可能真正地调动起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不过，彭晓雷形象的塑造，也还是有自己的缺点，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彭的思想性格的内容把握得不够全面。在社会生活中，那些理想幻灭，口称看破红尘，其实愤世嫉俗而又无所作为的人，大都是富有正义感，纯朴、善良的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人们已感到幻灭的理想，也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严格地说来，这类人物原来的理想，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头脑中那种理想，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幻想。因此，他们在坚持其理想时，能狂热到把红像章别到皮肉上，而一旦其理想与现实的岩石相撞后，他们又很快地陷入苦闷、虚无。对于这类人物的理想的实质，《醒来吧，弟弟》是没有揭示的。否则的话，弟弟的形象将会塑造得更加典型些。
另外，林文所指出的那种概念化毛病，在弟弟的形象塑造上也确实存在着。从作品对弟弟思想转化的处理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作品在描写彭如何由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年变成一个消极遁世的青年时，处理得十分令人信服。但在结尾时，让卢书记的几次小接触就使弟弟转变认识，准备走向红尘，这种描写就未免不真实了。我们知道，弟弟的看破红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在许多年里，对许多事情、许多人的认识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顽固的观念，不是几次小接触就能动摇的。试想，连四五运动他都认为是“没意思”，与卢书记的几次小接触对其思想转变，又能起多大作用？卢书记初次来访时，弟弟曾毫不客气地说：“以往新来的一把手，也都是这么开始工作的：穿上工作服到车间干半天活啦，骑着自行车到职工家问寒问暖啦，……可不出两个月，瞧吧，他们就钻进办公室，开起马拉松会来了。再难见着！”既然弟弟对他们厂领导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既定观念，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不会也同样怀疑卢书记？按照人物性格的内在发展来说，弟弟完全应当这样怀疑，不这样怀疑，倒是奇怪了。然而作品只让弟弟与卢书记相处半个月，只有几个小接触，就“开始步入‘红尘’”，这样处理确实有点概念化。
尽管彭晓雷的形象塑造还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缺点、不足，但总的来看，彭的形象塑造，还是较为出色的。它基本上遵循了生活的逻辑，提出的是生活中的问题，塑造的是生活中的形象，启示我们该如何地正视生活，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生活，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与认识价值。我们不应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夸大其词，危言耸听，把这一形象说得一个钱不值。
刘泽林
《根》被控剽窃
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长篇小说《根》成为畅销书以后，拍了电视片，又获得普立兹文学奖，甚为轰动。但去年被作家哈罗德·柯兰德指控为剽窃其《非洲人》一书，要求分享《根》的一半稿费。纽约地方法院认为证据确凿，哈利也只好承认自己“疏忽”，希望在法庭外私下解决。普立兹奖金委员会从未遇到这种事，也深感棘手。
鸿国
兼听与纳谏
如果一个领导人说的话，别人不能按照自己心里想的，表示赞成还是反对，只能“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史记·刘歆传》），那么，这个领导人一定是脱离群众，会把事情搞糟的。
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盲从，反对“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真理”（《反对本本主义》）。但是，林彪、“四人帮”却故意制造现代迷信，鼓吹毛泽东同志说的话“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闻风而动”，“紧跟”、“照办”。这不就是主张盲从吗？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人是上了大当，我们的党和国家也是吃了大亏的。
历史上有些比较开明的封建帝王，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就主张兼听，确实做得比较好。
贞观元年，李世民对黄门侍郎王说，设置中书（为皇帝起草诏命）、门下（对中书省起草的诏命进行审驳）两省的目的，是为了相互制约，“相防过误”。有些官员为了不得罪人，明明知道一些文件有不恰当的地方，也不提出来，就发下去执行。他们“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蔽”，这样做，终究会误国害己的。他并且告诫各级官吏，以后都要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贞观政要》卷一）。贞观三年，李世民又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