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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不终，无可奈何。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起，容闳在美国，激于爱国心，连发两书与国内，条陈抗日制胜之策。上之湖广总督张之洞，张赞成借英款购铁船，雇外兵，从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之策，派容速赴伦敦借款。事已有成，遭李鸿章之反对而失败。张之洞电促容归国。一八九五年初抵上海，其时张调为两江总督，晤于南京。张不谈借款事，谈到李鸿章，张斥李为贪鄙庸懦之匹夫，斥李水陆两战皆大失败，作是革职，几乎不保其首领。容陈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方面的新政策，张不置可否，也不发表意见，默然静坐，好象已经干了的海棉，只能吸水入内，而不复外吐了。
甲午战争时，容闳又曾介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言“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事。孙当时年二十八岁，上李书中见解与容相同。
一八九六年容闳在上海，拟请政府在北京设立国家银行，写成条陈，怀之入京。晤旧友张荫桓，这时张任总理衙门大臣和户部左侍郎，赞同容的计划，得到户部尚书翁同的支持，上奏清廷，已获批准，预筹一千万两资本为开办费，容也准备赴美国，筹商此事。事已至此，忽遭中国电报局总办兼上海招商局总办盛宣怀破坏，而功败垂成。盛将一千万两攫去，营其私业。盛宣怀内邀后宦宠爱，外与李鸿章勾结，聚敛祸国，是一种典型人物。
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政变，容闳适在北京。他的住处成为维新党领袖会议场所。党人被捕杀，容去上海，托迹租界，组织强学会分会，被选为会长。一八九九年再迁至香港，两年后（1901）复至美国。过台湾，晤见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有一场面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另有值得补叙的一件事，即调查秘鲁华工之事。一八七三年容闳在天津，奉直隶总督李鸿章之命，赴秘鲁调查华工情况。当时秘鲁派专使至天津，与李鸿章交涉招募华工，李命容闳晤秘使谈判此事。秘使和颜悦色，甜言蜜语，吹嘘华工在秘如何受优待，如何发财致富，促速与秘鲁订约。容闳生长澳门，素知华工被运出国，当做猪仔，辗转贩卖，出苦力，遭虐杀，十人出去，十人不得生还。容面斥秘使的谎言。李鸿章命容闳赴秘鲁，调查华工情况。容至秘鲁，查得华工悲惨实况，并摄有照片为证。李鸿章以事实拒驳了秘使，中国政府禁令华工出洋，猪仔之祸乃不如前此之甚。容闳协助李鸿章取得这项外交胜利，造福于劳苦人民，是很有意义的。
我写此文，不仅在于推荐容闳和他的书，尤其在于表述他的为人。容闳品格优异，道德高尚。他热衷学问，追求真理；他放眼世界，热爱祖国；他刚正不屈，敢于斗争；他学有所长，躬行实践；他功在史册，遗泽后世；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爱国的民主派。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不平常的。
容闳出身寒微，早年丧父，靠慈母抚育成人。他童年读书时，母亲以劳动所得供给学费，他个人也做临时工补助家用。他以热心助人，极重友情，邻里乡党，无分男女老幼，都对他爱重。他一心向往到海外读书，当他得到出国求学的机会，就毅然向母亲告别。当母亲不忍爱子远渡重洋，恐终生不再相见，他坚请母亲放心，以成全儿愿，母亲终于答应了。容闳喜感交集，母子垂泪拥抱。谁无慈亲，谁无别离，读书至此，能不下泪？容闳一去八年，学成还乡，老母健在，快慰何极！容母有此佳儿，也不枉她老人家半生鞠育之劳了！
王芸生
《张承吉集》影印本
中唐著名诗人张枯（一作张），字承吉。其诗有多种版本，而十卷本是最全也是最罕见的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今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南宋蜀刻十卷本，用手工毛边纸影印，丝线装订出版。此本收诗四百六十八首，开卷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朱印，清初归山东刘体仁。此次影印，使七八百年来幸存的珍本公诸于世，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极好的材料。
陈善祥
漫谈惠特曼
提起惠特曼，今天谁都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民主诗人。但是在生前，他却很倒霉，挨了一辈子骂，受了一辈子穷，晚年得了风瘫症，孤苦伶仃地隐居在凯姆登小镇上。盖伊·艾伦写过一本惠特曼评传《孤独的歌手》，艾默瑞·霍洛威写过一部惠特曼研究《自由而寂寞的心》，都多少说明了他的遭遇，杜甫有一句诗“寂寞身后事，”若把“后”改为“前”，拿来形容惠特曼的一生，倒也颇为合适。
一八五五年七月四日，在纽约，一本薄薄的小诗集出版了。这本小书只有九十五页，包括十二首诗和一篇序。绿色的封面，封底上画了几株嫩草，几枚朵、几朵小花，书名叫《草叶集》。扉页上没有作者名字，卷头上却有一幅铜版像：一个普普通通年轻的劳动者，身穿法兰绒敞口衬衫、头上斜戴宽边呢帽、嘴上蓄有短须，右手放在屁股上，左手插在裤袋里，漫不经心地站在那里。据说，这本诗集是自费出版的，初版印了一千册，没有卖掉一本，全送掉了。作者曾拿了几本样本回家。他的弟弟乔治回忆说：“我见过那本书，但根本没有读过它。我也不认为值得一读，只是翻了一下。妈妈的看法和我的一样，不知道把它怎么办才好。”①一个星期之后，老惠特曼因风瘫病去世。他也没有看过惠特曼的作品。诗人后来说，即使看了，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社会上的评价可不象自家人那样客气，简直是一大堆臭骂。伦敦《评论》报认为“作者的诗作违背了传统诗歌的艺术。惠特曼不懂艺术，正象畜牲不懂数学一样。”波士顿《通讯员》则把这本诗集叫做“浮夸、自大、庸俗和无聊的杂凑”，甚至骂作者是个疯子，“除了给他一顿鞭子，我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连作者的服装、像貌都成为嘲笑的对象，说看他那副模样，就能断定他写不出好诗来。
作者送给朝野名流的几本书，也没有得到好报。惠蒂埃把他收到的一本干脆投进火里，朗费罗、赫姆士、罗威尔等人则不予理睬。林肯看后，把书带回到办公室，告诉别人说，险些儿给家里的女流们烧掉。
唯一的例外就是送给爱默生的一本。爱默生不但马上读了，而且作出了世界文学史上最精明果决的判断。如果我们考虑到爱默生在当时美国文坛上的声望和地位，这一本土里土气的怪书竟然闯入新英格兰文化中心康考德华贵优雅的书斋里，而受到热情洋溢的赞赏，不能不说是一件奇闻。奇文共欣赏，爱默生写给惠特曼的回信值得全文照译出来。
亲爱的先生：
对于才华横溢的《草叶集》，我不是看不见它的价值的。我认为它是美国至今所能贡献的最了不起的聪明才智的菁华。我在读它的时候，感到十分愉快，伟大的力量总是使我们感到愉快的。我一向认为，我们似乎处于贫脊枯竭的状态，好象过多的雕凿，或者过多的迂缓气质正把我们西方的智慧变得迟钝而平庸，《草叶集》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为您的自由和勇敢的思想而高兴。我为它感到非常高兴。我发现美妙无比的事物，正象应该表现的那样，表现得无比美妙。我还发现那种大胆的处理，它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恐怕只有深刻的理解力，才能够启发它。
在一个伟大事业开头的时候，为了这样良好的开端，我恭贺您。这个开端将来一定会有广阔的前景。我揉揉眼睛，想看看这道阳光是不是幻觉；但是这本书给我的实感又是明确无疑的。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加强和鼓舞人们的信心。
直到昨天晚上，我在一家报纸上看见本书的广告时，我才相信真有此书，而且能在邮局里买到。我很想会见使我受到教益的人，并想定下一个任务，去访问纽约，向您致敬。
爱默生
一八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于麻塞诸瑟州康考德。
过了几个月，爱默生果然到纽约去会见了惠特曼。一八五六年九月，增订的《草叶集》第二版问世，共有三百八十四页。爱默生的信全部印在封底，同时还印了作者的一封回信。作者吹嘘说第一版已经卖尽，并且以伟大的美国诗人自居。三十三年后，惠特曼对特劳贝尔说：“我并不认为我没有一点毛病。总得有人替我说话嘛。既然没有人愿说，我就自己说。”②大多数天才诗人身上都有那么一股狂气。我们原谅惠特曼，特别因为他是个非常寂寞的诗人。
爱默生赞赏《草叶集》主要着眼于它的民族特色，所以他在给英国作家卡莱尔的信中说，它是“地道的美国产物。”但是《草叶集》中所表达的某些大胆想法、先进思想，就连他也觉得格格不入。一八六○年初，《草叶集》第三版行将出版时，爱默生劝告惠特曼把公开描写性爱的组诗《亚当的儿女》抽掉，惠特曼并没有接受。
* * *
惠特曼如果生在“四人帮”当权的中国，肯定会被戴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就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封建礼教比较淡薄的美国，他也没有少吃苦头。
一八六五年夏，惠特曼在华盛顿内政部当一名小职员。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一个通知说，部里决定开除他的公职。原来新任部长哈伦在惠特曼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本注解本的《草叶集》，认为作者是个不道德的人。
二十五年之后，即一八八一年，波士顿的出版家欧士古德要求出版《草叶集》新版。惠特曼事先警告他，有几首歌颂性爱的诗引起过麻烦，但是一直保留在集子里，这一次也得照印。同年秋天，惠特曼赶到波士顿，亲自照料排校、印刷事务。书已经开始发售了，波士顿地方检查官却宣布《草叶集》是淫书，出版者只好撤销了合同。
《草叶集》里最受攻击，被认为大逆不道的诗有两首。一首是《给一个普通妓女》，作于一八六○年，收在《秋溪》组诗中，只有六行，我们照译在这里：
镇静些——不要不安——我是华尔特·惠特曼，象大自然一样豪放、多情，
除非太阳排斥你，我才会排斥你，
除非河流拒绝为你闪闪发光，树叶儿拒绝为你沙沙作响，我的诗才会拒绝为你闪闪发光、沙沙作响。
我的姑娘，我和你定个约，我要求你作好准备，不要辜负下一次的相会，
我还要求你保重，安心等待我再来。
再见，我用含着深意的眼光向你敬礼，叫你不会把我忘记。
另一首是《一个女人等着我》，作于一八五六年，收在《亚当的儿女》组诗中。这一首较长，我们择译主要部分。
一个女人等着我，她包罗一切，什么都不缺，
然而，如果缺少性，或者缺少健全的男性的滋润，就什么都缺。
性包罗一切，肉体、灵魂、
意义、证据、纯洁、精致、结果、散布、
歌曲、命令、健康、自豪、母性的神秘、精液、
世上一切的希望、恩惠、馈赠、一切的热情、爱、美、欢喜、
世上一切的政府、法官、神、信徒们
这些都包罗在性里，作为它的各部分和理所当然的明证。
我喜欢的男人知道并且承认他的男性是美妙的，不难为情，
我喜欢的女人也知道并且承认她的女性也是美妙的，不难为情。
现在我要撇开那些冷淡无情的女人，
我要和等着我的女人呆在一起，和那些热情的、令我满意的女人呆在一起，
我看出她们理解我，不拒绝我，
我看出她们配得上我，我要成为她们的壮健的丈夫。
她们一点也不比我差，
她们的脸给大风和烈日吹晒得黑黑的，
她们的肌肉有那种天生的奇妙的柔和性和力量，
她们知道怎样游泳、划船、骑马、摔跤、打枪、奔跑、打击、退却、前进、抵抗、保卫她们自己，
她们掌握自己的权利——她们镇静、清醒、具有高度自制能力。
我把你们，妇女们，拉近身边，
我不能让你们走，我对你们有益，
我为你们，你们为我，不但为我们自己，而且也为别人，
伟大的英雄和歌手沉睡在你们身子里
不在别人的，只在我的接触下，他们才愿意醒来。
…………
我把禁闭在我身上的河流倾注到你身上，
我把未来的一千年往你身里藏，
在你身上我接上心爱的一切和美国，
我种在你身上的种子将成长为新的艺术家、音乐家、歌手和猛勇、健壮的姑娘。
清教徒式的评论家和绅士、淑女们（包括爱默生的夫人在内）之深恶痛绝这两首诗，不是没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娼妓是一种社会罪恶，男女关系是一个肮脏题目，是碰不得、说不得的，这是一；他们对于作者和作品，实在太无知，而且也不想去作一点研究和分析，这是二。
惠特曼当过多年报纸编辑，经常撰写社论。一八五七年起他在布洛克林《时报》编辑任内，写过许多评论妇女问题的文章，他号召妇女提高知识水平，研究妇女生理卫生，不作伤害身体的流产手术。他调查研究在城市中盛行一时的卖淫制度，阅读这一方面的书籍，到妓院林立的红灯地区去作实地考察，他完全清楚卖淫对于青年妇女们的健康和精神的危害。他在一篇社论中写道：
特别是住在纽约和布洛克林的，四十岁以下、出身较好的技工、徒工、海员、驾手、机械师，等等，在他们中间，嫖妓成为家常便饭。谁都不去想一想它的危害性，更可怪的是，好象没有娼妓，生活便无“趣”了。
上述的那些人们中间，没有传染上疾病的有多少？在那些青年中间，没有沾染上恶习的又有多少？
当然，惠特曼明白卖淫是历史悠久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不是一下子可以取消的。但是他对布洛克林市政府作过严厉批评，批评它没有积极支持山格尔医生的调查研究工作。
对娼妓，向来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从作为玩物而加以蹂躏到作为被侮辱与损害者而予以同情以至作为阶级压迫的牺牲品而予以尊重，大致标志了几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认识水平。美国现代诗人马斯特·李有一首诗，写他的寡母晚上空手出去，夜里带着食物回来，则是把被迫作了神女的母亲当作纯洁的圣母看的。有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表面上是禁娼的。但是只有糊涂虫才会相信苏联，古巴，越南，没有娼妓。没有明娼有暗娼。娼妓不但存在于大城市贫苦居民之中，而且存在于特权阶级上层社会之中，不但出现于裙钗粉黛之中，而且出现于堂堂须眉之中。从某一种意义上看，卡斯特罗、黎笋之流为了金钱、军火，把什么都出卖了，何止肉体。从某种意义上看，现在的古巴和越南就是大窑子，而那些苏联顾问和克格勃就是大嫖客。以今视昔，我们觉得那些清教徒们，伪君子们对惠特曼的攻击，只能说明他的眼光短浅、头脑冬烘、心地卑鄙。
对惠特曼来说，性就是人体的能源，是全世界物质生命——男女、动物、植物——的关键。他并不认为肉体是邪恶的。
精神从肉体得到的，正如它给予肉体的一样多，假如不更多。
他还认为男人的肉体首先是在女人的肉体里面形成的，难道这也是色情？在《一个女人等着我》里，我们看见诗人歌颂的是生殖力，并把它当作“生、养、死亡、不朽”这个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诗人自己则作为“健壮的丈夫”的象征，把“未来的一千年”嫁接在那些灵活的、健壮的、皮肤晒得黑黑的妇女身上。我们不同意，象劳伦斯在他的《论惠特曼》一文中所说，惠特曼诗中的女人就是“肌肉和子宫，她们不需要有面孔。”但在这首诗里，她们确实只是一个意像，而不是一个感官经验，这一点则是十分明显的。惠特曼从来不怕大胆地、直白地表示和坚持他的意见。在他的一生中，要他清洗《草叶集》的压力来自各个方面，诬蔑和辱骂多得吓人，但他坚守阵地，全给顶回去了。他对艺术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为反对“躲躲闪闪、鬼鬼祟祟、模棱两可，不敢打出鲜明旗帜”而进行的斗争。
今天，我们有一切的证据来推翻那些清教徒和伪君子强加在惠特曼头上的诬陷之词。他的弟弟乔治是个老实人，他不大理解他哥哥的诗，但是对他哥哥的为人，他的发言却具有无上权威，他在惠特曼去世之后说：“所有那些‘指摘’和‘怀疑’，都是不公平的、毫无根据的。”惠特曼的一位老朋友说：“他没有听见惠特曼说过一句不能当着他老太太的面说的话。我们有时取笑他的诗，但是我们全都喜爱他这个人。”据比·柏里说，从一八六二年起，惠特曼过的一直是异常清贫朴素的生活。
① 见《孤独的歌手》150页。
② 见特劳贝尔：《和惠特曼在一起》卷四152页。
荒芜
爱罗先珂的两本书
一 《枯叶杂记》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他本国的文学史上也算不得怎么被重视的人物，但是这位并不出名的外国作家，“五四”以后却影响了我们不少文学青年。这功绩，应该属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翻译介绍了爱罗先珂的好几本书，主要的是《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鲁迅赞扬他用了血和泪来写书。在《狭的笼》译后附记里，鲁迅还把爱罗先珂与印度诗圣泰戈尔相比。爱罗先珂在《狭的笼》里反对印度古老而野蛮的风俗“撤提”，即男人死后，将寡妇和死尸一处焚烧。鲁迅说：“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撤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爱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撤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这些话是鲁迅翻译完爱罗先珂的头一篇作品以后讲的，时在一九二一年八月，那时盲诗人的双脚还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说来真不简单，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就大不敬于享誉世界文坛的泰戈尔，而瞩目于了无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