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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致丈夫对她也大改态度。为什么？因为一个是有内幕权力的反动线上的人可是没有钱，一个是掌握金融力量却没有国民党“中央”政权庇护的四川地方势力中的人，这一官一“民”自然便勾结起来了。韩素音所热心的抗战救国丝毫也不在他们心中。由于一个意外的原因，她得以单身去成都，由此才在医院做点工作，并认识一些人。由于在重庆教外国人英语而稍得自由又接近了与国民党不同的另一种人。她终于能够随丈夫到英国而认识了英国作家，突破了丈夫的箝制，进了医学院。这书里她写的那位丈夫是一幅蒋介石和戴笠手下人物的丑态写真。那个升官迷，整天向她背诵蒋的所谓训词，强迫她做“贤妻”；又怕娶了血统不清的女人妨碍升官而隐瞒她的家世，为逃避特务头子戴笠的见面而谎称她有孕把她送往成都，又为证实谎言而抱了一个孩子回来；还在被蒋接见前再三演习和修饰“体貌”，以便主子“相面”；还练毛笔字，因为主子注意从字体看人的“福气”，如此等等。这个愚蠢而又横暴的丈夫虽仗抗战而在英国过了一阵无权的官瘾，终究一生未能如愿做大官。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上了兵，打上了仗，在解放战争的四平（？）之战中给反动派当了炮灰，死得不明不白，多半是士兵起义打死的。这时韩素音已经学成，可是不愿留在英国工作，而又不能回到内战的中国，只好在祖国的大门口香港当一名医生。她的自传到此为止。
《伤残的树》（The Crippled Tree，1966年出版；法译L’Arbre Blessé，1972年法国版）。这是她追叙自己幼年和她父亲的留学、结婚和工作。我见到的是法文译本。因为写的是上一代，所以同回忆录稍有不同。她的母亲的性格很鲜明，是一个欧洲天主教徒的上一代人物。她的父亲是爱国工程师，一生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的气，所以解放后思想很快进步，在去世前还成为劳动模范。她的三叔，作为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压制的地方资本家，也在解放后认识了自己的过去，作了自我批判，得到相应的政治待遇，度过了晚年。
以上这几本自传兼历史的书中，除了上述的内容以外，作者还揭露了我们一般不大知道和注意的一个社会侧面，这就是中外通婚及其子女的处境和心理状态。这中间的矛盾心情是外人所不易体会的，而韩素音生动地表达出来了。她笔下的一个哥哥，由坚决要做纯粹的中国人而最后堕落为德日法西斯的走卒，反而厌恶中国人。这难道是一个人的偶然情况么？韩素音着重提到的她父亲的好友著名工程师华南圭的夫人，波兰血统的华罗琛，就以中外通婚为背景的题材写过小说，并在解放前的商务印书馆出过中文本。她是个很直爽很热心的人。由于她是世界语者，一位朝鲜的世界语者Elpin和一位当时新从广东来的世界语者杨景梅一起曾受过她的接待。他们撇开了法语，直接以世界语交谈。在韩素音提到的无量大人胡同的华宅，见到华工程师和罗琛夫人。这位夫人的热情款待和滔滔不绝的谈话，至今还给韩素音留有印象。华夫人和韩素音的母亲周夫人一样，由于是旧时代的人，不能理解新中国，都以八十以上高龄病逝于欧洲；然而她们都是曾经热爱中国而愿意到东方来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他们的半中半外的子女，还有虽然血统是我们同胞但所受教养以及生活方式同他们相似的，包括他们的同学和朋友，其中不少人是对祖国怀有感情的。他们不论在国外或国内，不论爱国心是否象韩素音这样热烈，总是不会忘掉自己同中国的关系的。不过我们往往从生活和思想的表面看而不大想深一层了解其内心而以同情对待，这难道是符合辩证法的观点吗？就上述这一点说，韩素音自传是有独特意义的。
此外，她还有一本《中国在二千零一年》（China in 2001），是政论式的书，是文化大革命初（1967年）出版的她对中国现状和前途的看法。她是为中国说好话的，却没有说多少具体事实，更没有提“四人帮”之流。
韩素音是小说家，我看到的她的小说只有三部：
《投下一个阴影》（Cast but one shadow），是以世界大战中的东南亚为历史背景的中篇小说。
《冬天的爱》（Winter Love），是以大战中的英国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作者利用了她在英国学医时所得的素材。
这两篇合为一册，1970年英国出版。
《年轻的山》（The mountain is young），1958年英国版。这是以尼泊尔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尼泊尔国王加冕时曾应邀前往做客。她用这山国做背景，虚构了在那里的几个外国人的故事。她也写了加冕礼，但只能算是一段插曲。
她还有几本小说，一本是以马来亚为背景的（她在新加坡也行过医），我都没有见到。大概她还有别的著作，这里都没有。据说1972年她出过关于中国的书，1977年又有一本讲西藏的书。这些都未见到，更不知内容。
我看到的她的小说还是一般的或说“古典的”写法，不是“现代派”，不属于当代的各种新流派。可是她是医生，而且显然受到精神分析学派潮流的影响，因此她倾向于分析变态心理，这在《冬天的爱》中，尤其是在《年轻的山》中，很明显。同样，在自传中她也有时坦率得不合我们现在出书的规格。还有，她“历史复杂”，所描述的许多人和事和现代政治历史涉及的面很广，照我们的要求去核对事实和考虑影响都会有麻烦；所以翻译恐怕是吃力而不易讨好。当前阅读她的书只怕还是能看外文而又能借到她的书的人的“特权”。其实，若说现代史实，我国不少作家的生活经历都很丰富，他们的回忆录若能早日问世，岂不是在当代的文学和历史园地中多放一些鲜艳花朵吗？想来这也是许多读者的愿望吧？
金克木
《王朝闻文艺论集》第一集
著名文艺理论家、雕塑家、美术家王朝闻的《王朝闻文艺论集》（第一集）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集收辑1950—1955年所写论文45篇。大部分选自文化大革命以前作者自己编定的文集，如《新艺术论集》、《面向生活》、《论艺术的技巧》。重要文章有：《评新连环画》、《的一个形象》、《创造真实的形象》、《表面精确不等于现实主义》、《动人的古代绘画》、《麦积山石窟艺术》、《细节、具体描写》、《论艺术的技巧》等等。
编末有编选者刘纲纪的《编后记》。
华
病中说书
书的魅力
医院里有个规矩就是病房要保持整洁。可是我一住进来，书呀杂志呀就源源而至。开头，护士很奋斗了一阵，把书装在抽斗里，可是离开书我无法生活，随手又把书摊满桌面，再说书愈来愈多，抽斗也塞不下了。后来，大概觉得我这毛病没法治，也就默然允许了。谁知一个、两个、三个、……护士，对我那几罗书却发生了兴趣：有的站在那里翻看，有的借去阅读，书改变了医院的神圣制度，可见书的魅力之大矣哉！当然医生也时常劝说，看书多了对治疗不利，可是书在病中却多次给我带来愉快，让一个病人感到生活情趣，这也是一种精神治疗法吧！
我们有了黑格尔《美学》全书
朱光潜同志把黑格尔《美学》译后记打印稿寄给我，当时病情不稳，未能马上阅读，但我翻看了第一段，我知道《美学》全书译出了，我好多天都高兴得不得了，见到来探病的人，我就讲这件事。我们有了黑格尔《美学》全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二十年前读了《美学》第一卷，就深以没有全书为憾。记得是在全国第三次文艺界代表大会上，我见到朱先生（我十几岁开始文学生活时，朱光潜已是著名作家，我爱读他的作品）。我向他提出作为读者的希望，希望他把《美学》全书译出。我不知我说没说我心里的话：连一部黑格尔《美学》都没有，我们的文化太落后了。现在，经过风云变幻的二十年，朱先生那样大年纪，以坚韧的毅力，终于全部译出了这部世界上出名难译的书，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贡献。病稍愈，读完了译后记，以两万字概论黑格尔《美学》，当代只有朱先生胜任。只要读过他的《西方美学史》及他美学论辩的文章，就明白这一点。从这件事想到有关我国文化生活一个问题，我觉得在四个现代化中要改变文化落后面貌，出书要有规划、有魄力些。在这方面我们不如日本。我们起码应该把一些名著出全。巴金同志原来译了赫尔岑的回忆录《家庭的戏剧》，现在他在译这部回忆录《过去与思想》全书。希望《美学》与《过去与思想》都能全书一次印出，开辟出书的新的风气。
值得重视的哥德的意见
哥德，郭老很早就译出了他著名的长诗《浮士德》和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但要理解哥德，很需要读一读他的《谈话录》。我认为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和评论的人应当认真看看这本书。因为这是哥德晚年的言论，这时，作为名震世界的浪漫主义文学大师，他已经历了漫长生活阅历和丰富创作的一生，而且这不是有意写的论文而是无拘无束的自由谈，我们可以从那里面学得很多东西，谈话中常常看到非理论家所能写出的精辟见解。
比如他谈到作品的思想内容，他评论一个剧本时说：“……它们写得很俏皮，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很完整；但是它们缺乏一种特殊的重心，一种有分量的思想内容。它们不能在读者心灵中激起一种深永的兴趣，只是轻微地而且暂时地触动一下心弦。……”
他讲到作者的人格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要有雄伟的人格。”
他谈到健康的文学与颓废的文学，他说：“从悲剧到闹剧，不管哪个类型都行，不过一部剧本要有使人喜见乐闻的东西。它必须宏伟妥贴，爽朗优美，至少是健康的，含有每种内核的。凡是病态的、萎靡的、哭哭啼啼的、卖弄情感的以及阴森恐怖的、伤风败俗的剧本，都一概排除。我担心这类东西毒害演员和观众。”
他摈斥那些拿文学来出锋头的人：“……人们不认真对待全局，不想为全局服务，每个人只求自己出锋头，尽量在世人面前露一手。……到处都是想出锋头的个人，看不见为全局和事业服务而宁愿把自己摆在后面的那种忠诚的努力。”
他谈到要深入钻研：“有些高明人不会临时应差写出肤浅的东西，他们的本性要求对他们要写的题目安安静静地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种人往往使我们感到不耐烦，我们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马上就要用的东西。但是只有这条路才能导致登峰造极。”
他说到生活是创作源泉、作家要熟悉生活。他说他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定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做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但是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却是诗人的事了。”
因为病的关系，我只随手录下几个片断，但这每一精彩的语句、是多么令人惊喜，又多么引人深思啊！
东山魁夷之美
有一段时间病痛不能读书，我就坐在躺椅上欣赏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画册。我感谢他上次来中国访问赠送的《东山魁夷的世界》两本画集。这些日夜，我完全沉入东山魁夷之美。我从一幅幅画上珍重的寻思着：大自然是美的，但只有自然之美倾注于东山魁夷，而后东山魁夷以特有的色彩表现出极美的意境，给予大自然以生命，于是这画比大自然更美，东山魁夷的心灵给予大自然以特殊的美。文学艺术毕竟有其共同规律的，我想起宋人马存论司马迁文总结一句：“醉把杯酒，可以吞吴越之清风，拂剑长啸，可以吸燕赵秦陇之劲气，然后归而治文著书。”当我惊叹于“山云”和“涛声”时，我面前就涌现了日本的山与海。特别使我迷醉的是《夕静寂》，整个画面是深蓝的暮霭，中间只垂悬着一道小小雪白的瀑布，这真是神来之笔啊！我欣赏东山魁夷之美，不过我不会写一篇论文，因为我不是评论家，我学习的实践在于创作。如果说当年我钻研舒伯特时，我以音乐著文，写了《平明小札》中几段；这次在病稍愈时，我以画著文，写了《昆仑山的太阳》，其中若干片断，有人说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其意至深。
再读卢森堡的《狱中书简》
第一回读这本小书是在长江航船上，那次，我写了篇《长江三日》，其中引了书中一段。我惊奇这个激烈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红色卢莎”心地那样纯洁，对一只小鸟、一株小草，一片落霞，都充满那样柔情。这次病中又看了一遍，我在其中一封谈文学的书简中发现这样一句话：“在我心灵中，我觉得这种形式和世界观的分割使得作品非常空洞。因此，这种美丽的外形，对我只是一种丑态而已。这些作家常常制造非常优美的情调，但光是情调绝不能产生真实的人”。我更深入的理解：在书简中写到一群被奴役的囚犯时，她描写一只奋力拉车的疲惫不堪的牛，那样厚的牛皮被鞭挞出鲜血，那牛的两眼露出那种悲哀的眼光。读到这里，我深感卢莎对压迫阶级的愤怒简直象火；是的，正是这样真正的革命家，才能对生活，对大自然充满纯真的爱，她的心象水晶一般透明洁白。从这本我想起出版一套传记文学丛书非常必要。我觉得通过哥德的传记会更了解他的诗，通过托尔斯泰的传记会更理解他的小说。我们要学那些书，首先要学写那些书的人。我一直认为我们出书缺乏计划性，这样一本作品，那样一本作品，象一棵棵孤零零的树。为什么不在一个时间，集中力量，把一个作家的作品出一套选集呢？当然，这需要有译莎士比亚全集那样的人，但也可象泰戈尔作品集那样组织大家译。这样一套作品集中也应该有一本作家的传记，这对于专心学习某一个作家，对于发展多种风格都有好处。
从《沫若自传》谈起
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给我弄到香港出版的一套四本的《沫若自传》。我非常喜爱这套书，装帧印刷都精美，特别是四本一次出齐，这个风气值得提倡。与此同时，又收到冰心同志寄赠的一本《小橘灯》。这两种书引起我很多回忆。我十三岁，在大街书摊上偶然买到一本冰心的《寄小读者》。原来我只读中国旧文学，最喜欢的是《红楼梦》，从这以后我开始接触了新文学，冰心同志是我的启蒙老师，至今我脑中还深印着《寄小读者》的片断。后来，我读得最多的是郭沫若的散文。长大成人，我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书籍，但从刊物上看到《浪花十日》，我还非常喜爱。我想这些都与我爱好写散文有关系。当然，往远里说，我受过一些古文学的薰陶。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家，我说中国也是一个散文的国家，诗与散文象两条姊妹河流穿流在我们悠久文学历史之中。我从幼小时就爱读散文，但我不喜欢说理性的文章，如韩愈的《原道》，我喜欢抒情即景的《桃花源记》、《北山移文》和《赤壁赋》。但，真正使我动手写散文的却是冰心、郭沫若。我很奇怪，我们翻译多的是小说，其次是诗，散文却很少。但，很多外国大作家是写了优秀散文的：布封是个理论家，他写了动物肖像的散文；达尔文是科学家，他的《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是多好的散文；海涅是诗人，写了四部很出名的散文；马克·吐温是小说家，写了《赤道环游记》。近代中国作家鲁迅、茅盾、巴金都写了极优美的散文，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中国的外国的散文的书出版。
刘白羽
劫余书屋散简
弁 言
躬逢“四害”，书亦遭灾。劫后检存，所余无几。夜深偷读，颇有遐思。结绳以记，藏之野墓。“四害”既除，乃稍加整理，名之曰：《劫余书屋散简》。今公之于世，一以示不忘十年长夜，一以庆旭日又复东升。
不怕神威与内心自由
据说，伊壁鸠鲁曾经强烈地吸引过马克思。因为这个哲学家有一个奋起反对宗教压迫的“能动的原则”：
“不惧神威，不畏闪电，
也不怕天空的惊雷。”
比起陈阿大之流的断喝来，惊雷算得了什么。比起深夜破门的抄家来，闪电算得了什么。比起信口点名之后，就使你马上“失踪”的某种“首长”的威风来，神威算得了什么。因此，比起“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屹立于凶风恶浪之中的无产阶级老革命家来，伊壁鸠鲁实在算不了什么英雄。
黑格尔承认，在罗马世界统治者的暗无天日的压迫下，当个人精神上的一切美好崇高的事物都受到横暴摧残的时候，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我辈蚁民，当不了在凶风恶浪中屹立不动的英雄，无已，就只好缩在一角，做个保持着“内心自由”的“隐士”了。但是，还得经常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说梦话，把内心自由变成枕边自白，以致泄漏天机，得罪“首长”，招来灭门之祸。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做到：有朝一日回忆起这一段骇人听闻的历史时期时，能和托马斯·曼在《我的时代》中所说的那样，无愧地说一声：“对于它，我从来没有曲意奉承，而且，无论在我的艺术上、政治上、道德上，从来没有对它卑躬屈节。”
敌人的优点与战友的缺点
一八四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马克思写给费尔巴哈一封信，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创刊号写一篇批判谢林的文章。信里提到：“即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应该承认他的一切优点。”
肯于和敢于承认敌人的一切优点，这正是马克思之所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