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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书卡后的那漫长的恭候时间，也十分难熬。好不容易借到了手，可以攻读了，然而又已处在闭馆铃声威胁之下。日前看了影片《并非一个人的故事》，有一个细节曾引起会心的一笑。那位科研人员为了不中断翻检资料，竟要求将要下班的管理员把他反锁在阅览室里。想来，这种愿望大概也“并非一个人”所有吧。
六分之五时间工作，六分之一时间学习，本也无可责难。如果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只限于本机关，那更无影响。但如果面向的是一个系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以至全国，那末，你的六分之一和大多数的六分之五，就会发生尖锐的矛盾。试想，那些废寝忘食以孜孜攻关者、那些千里迢迢前来查阅资料者，对你们的六分之一又要作何感想呢？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不把图书馆员的学习时间调整一下，而偏要集中于一天呢？
借阅图书，动辄要证明、看级别，好象读者不是来看书，而是来接受政治审查的。随后要分类，文艺、理工、农医……，犹如报考大学一样，分科精严。定某科，看某科书，不可越雷池一步。在“边缘科学”已成为尖端的今日，实有“对着干”之嫌。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限制，如孤本、善本，乃无价之国宝，目前又没有条件全部影印、复制，施以适当限制，本无不可。可怕的是那些“特藏书”，一当入册，不知要经过多少审批手续才得一见，简直令人望而生畏，不敢问津。“特藏”之所以必要，谓其涉及反动、黄色，或保密之需。有一友人得窥“特藏”之秘，他借的是《古文观止》，问何以“特藏”起来，原来系香港出版，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难道古人书也因沾了“港气”而必须予以“特”而“藏”之吗？至于说到“反动”，其界限也颇为含糊。文化大革命期间，批一本，“特藏”一本；批一人，“特藏”一堆。弄得除去经典著作和一些样板戏、小册子之外，几无读物。这是林彪、“四人帮”制造出来的“空白”，然而，图书馆却成了禁书馆，谁还敢问其项背呢？
图书馆面向广大读者，它是开放单位，而不是专政机关；它只能客观而又充分地提供研究参考用书 （虽然不排斥为青年积极引导），却不能划定禁区。禁来禁去，已经禁成了个愚昧无知、孤陋寡闻，这一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现在“四人帮”虽然已经打倒，图书馆的禁忌却还没有完全扫除。开放时间、分科办法等等，更是由来已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革。希望各方面都来督促才好。
黄克
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
如果从头说起，那是七、八年以前，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时候的事了。劳动之余，我想到应该读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由于多年来干的是出版这一行，还曾做过一个书评刊物的编辑，对书的情况比较关心。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特别是他们在书信中对许多书提出了精辟、深刻的评论意见，引起了我的注意，便陆续作了些摘录。离开五七干校以后，积累的这些材料藏在箱底，一放几年。
为什么重提这些旧事呢？
当我翻阅着过去摘抄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连读点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居然也成了禁忌。同时，也深深感到，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真象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它反映了两位革命导师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光辉顶点的历程；反映了他们是怎样在批判继承人类历史所留下的一切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的。
从广义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都和书评有关。例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就是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观点所作的批判。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以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阐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批判杜林利用《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等书所构成的“体系”而写作的，正如恩格斯在该书三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广泛的领域。”于是，《反杜林论》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写的书评文章，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有三十余篇，其中包括他们早期为批判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写的书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书评；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学者和官方报刊以“沉默”来扼死《资本论》的企图，所写的九篇书评。在《资本论》书评中，恩格斯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利用资产阶级报刊，把马克思的观点介绍给读者，在所谓“最不得罪人的文章”中，他强调指出马克思这部著作的科学性，引导人们注意它的革命性的结论，并且用各种方式向资产阶级学者提出挑战。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对许多书籍的评论意见，还散见于他们的大量论著和书信中。据不完全统计，为了写作《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钻研过一千五百多种书籍，而且作了提要。从《剩余价值理论》中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从重农学派的魁奈到亚丹·斯密，从李嘉图到马尔萨斯，对他们的著作，都作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
对于在历史上，在各个领域中作出了贡献的作家，即使是一点一滴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积极地予以肯定，热情地加以推崇。对于同志和朋友的作品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批评和帮助。只有对于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特别是那种以假冒真的江湖骗子，才展开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评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他的《精神现象学》、《美学》、《哲学史》等著作中，到处都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当有些人把黑格尔当作“死狗”抛在一边的时候，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门人。恩格斯在1865年写给朗格的一封信里，提到黑格尔的数学知识极为丰富，他遗留下来的大量数学手稿，只有马克思足以胜任来整理出版。他说自己虽然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对这位伟大的老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
对费尔巴哈，马克思早在1844年写的一封信里，就指出他的《未来哲学原理》和《信仰的本质》两书，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时的解放作用，说大家都非常兴奋，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
至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恩格斯是作为自然界的三个伟大发现之一，并且和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提并论的。恩格斯还推崇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认为他的伟大功绩在于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欧洲历史上极重要而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即证明了父系氏族社会从母系氏族社会而来。“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即以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作为划分原始社会时期的标志，“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副题是“就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地方批评过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但是对他的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却始终给予肯定的评价，称之为“德国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
甚至象戴维·乌尔卡尔特这样一位反动的英国保守派政治家在1835年出版的《公文集》，由于它不断公布沙皇俄国政府侵略扩张野心的秘密文件，直到1889年恩格斯还指出：“这本《公文集》至今仍是关于沙皇政府力图使西欧各国彼此发生争吵，从而使它们全都服从自己的统治的那些阴谋的历史的主要资料之一，至少是最可靠的资料。”（见《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
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总是抓住关键问题，具体分析，对作品作出基本评价，从来不搞什么片言只语，断章取义，影射攻击，无限上纲。所谓批判，也是有所扬弃，有所继承，总结了前人思想中的精华，研究了当前的实际，提出新的结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的又一特点。
还是举黑格尔作例子。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阐述国家问题的第261—313节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这是黑格尔法哲学中最保守的部分，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对全书则没有涉及。马克思本来打算就这一问题写成一本专著，但是在《导言》发表以后，他考虑到把单纯对思辨思维的批判和对不同事物的本身的批判结合起来的作法，是很不适当的。所以，他放弃了这一意图，保存下来的只是手稿。实际上，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包含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例如“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个有名的辩证法的命题，就出自《法哲学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学科方面，总是互相帮助的，对同一本著作有时存在着不同意见，经过讨论甚至争论，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的又一重要特点。
1866年8月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介绍法国自然科学家比·特雷莫的《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是“一本很好的书”，说这本书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在运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比达尔文更有意义和更有内容。恩格斯在回信中不同意马克思的评价，他说自己还没有读完这本书，“但是可以断定，光是下面这一点就说明他这一套学说是空洞的：他不懂地质学，也不会作最起码的历史文献批判。”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没有任何价值，是与一切事实相矛盾的纯粹的虚构；作者所举出的每个证据，都需要再用新的证据来加以证实。”在第二天的回信里，马克思反驳了恩格斯的看法，说这种评语，可以在既是大地质学家，又是自然科学家中少有的历史文献批评家居维叶的《论地球表面的灾变》一书中“一字不差地找到”，但是这并不妨碍居维叶是错误的。恩格斯的回信说他本来只读了三分之一，而且是最糟的三分之一，第二个三分之一好得多，最后的三分之一是结论，又很糟。他肯定了特雷莫的成绩，其中有的评价和马克思接近，但也不完全赞同马克思的意见，他具体分析了作者的论据，认为特雷莫强调了至今还没有被注意的方面，是他的功绩，他的假说在一定范围内或许是正确的，但他所做的进一步的结论，如果不是完全错误，就是非常片面的夸大。以后，马克思在向路德维希·库格曼推荐这本书时，说“这本书虽然写得很粗糙，充满了地质学上的错误，历史文献方面的批评也很差，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比达尔文前进了一步。”经过讨论，马克思对这本书的缺点方面，同意了恩格斯的意见。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中，对同一著作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自己的看法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也是有的。这是研究工作中的正常现象。怎么能把革命导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当作金科玉律，当作永远正确的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是科学，就在于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实践而逐渐达到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正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所得到的教益。
仲民
作家与书评
《纽约时报》的影响
我有一个友人，近来完成了第三部小说，原定于去年十月出版，但当时纽约各报大罢工，停刊了好几个星期，因此出版商、编辑与作者三方同意，延期出版此书。报纸停刊与出版小说有何关系？事实是关系极大。一个无名作家的作品，出版了以后，如要引起读者注意，至少必须经过两种宣传活动。一是广告介绍，在日报、周刊及专门杂志上登载新书广告。另一是书评，出版商将样书提前分寄与各报、杂志及著名文学批评家，请他们发表书评。但美国每年出版之书，数以千计，一般报章不能每书皆评。即使是声誉极高的《纽约时报》，日刊载书评二、三篇，星期日的书评周刊登载数十篇，也无篇幅包罗一切，做到有书必评的地步。美国虽有好几千家报章杂志，但只有《纽约时报》占有独特地位，受人重视。这便造成了“如果《纽约时报》停刊，出版界几乎不能存在”的现象。
这句话当然有点过份夸张。但《纽约时报》受人重视原因有数个：一、美国因地势广大，各地都有报纸，而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报纸。《纽约时报》由于包罗各种新闻，记者分布世界各地，便成为全国性报纸的替代。一般高级知识分子，虽不住在纽约，也必须订阅《纽约时报》，否则就不明国家大事，世局动态。二、《纽约时报》在历史上就一贯是家质、量并重的报纸，它的读者包括政府、工商界、学术界、文艺界的领导人物。高级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它的读者。任何材料，无论是文章、书评、广告或读者来信，一登《时报》，就受到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注意。三、报纸质地佳与读者质地高，是互相有帮助的。报纸质地越好，读者越要看。读者质地越高，报纸的影响力越大。四、《纽约时报》的销路不如他报，例如小型的《纽约每日新闻》销路就比它大过好几倍，但它的读者多是小市民阶层，文化水平低，喜看黄色新闻。这样的报纸登了文学书的广告，无人注意，又有何用？
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NYTimes Book Review）上如能争取到一篇佳评，就等于包售了数百本、数千本的新书。由于新书出版之多，该刊对一些平庸的作品，不屑一评。所以即使是新书不得好评，但能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篇幅上占一席之地，对一般的默默无闻的作家也算是一种荣誉，因为至少它的编辑们已注意到你的书。一般而言，《纽约时报》避免评论一般通俗小说，或没有文学价值的书。但没有书评，出版商却仍不惜化了高价，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登整幅广告，引人注意，招徕生意。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另有受人注目的一页是《最佳畅销书目》（Best Seller List）。这书目分为小说（Fiction）和非小说（Non…fic…tion）两栏。每栏列十五本本周销量最大的书名，按每周向全国各地大书店征集来的数字的多寡先后排列。当然，越是列入这一书目，越是有可能引人注意；越是销路大，作者的版税标准也因而越高。能够列入这《最佳畅销书目》的大多是有名的作家，无名作家一旦榜上有名，便立即一举成名，文坛登龙，身价百倍。比如去年澳大利亚一个家庭妇女麦可乐，写了一本关于澳大利亚牧区的家史小说《荆棘岛》，连续二、三十个星期位居《最佳畅销书目》之首，销路达五、六百万册，单是平装本版税就得了一百九十万元，可说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但是一般无名作家的所谓“第一部小说”，能销上几百本乃至几千本的已经不错了，所得稿酬有低到二、三百元的，要靠此生活是不行的。
美国各地著名大报如《华盛顿邮报》、《圣路易快递报》、《洛杉矶时报》等也都有周末书评附刊，但身价都不如《纽约时报》。其他受到学术界和文艺界重视的是《纽约书评周刊》（N。Y。Review of Boo…ks），此刊乃是十余年前纽约各报首次发生大罢工（为时三个月）时所产生。当时文学界人士不能等待《纽约时报》复刊，乃自行创办一个书评杂志。在开始时甚受人重视，但其内容逐渐改变，现在所登之文章着重于政治性甚于文艺性。
其他各种周刊、月刊等书评栏也相当受人注意的有《大西洋月刊》、《哈泼氏月刊》、《纽约客》、《新共和》、《时代》、《新闻周刊》等。但这些刊物的书评，一共加起来，还不及《纽约时报》一家的份量。
美国出版界乃是一项巨大的商业。一本畅销书可以使一个无名作家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但这类作家的进益不是单靠售书的版税，而是也靠卖给好莱坞拍电影或广播公司拍电视的所得。但那是另一篇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谈。
（一月十日寄自纽约）
纽约航讯
董鼎山
美国的书商
美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中，有40％由书店经销。一年按出版新书四万种计算，就有约一万七千种书在书店出售。另外，全国图书市场上销售的多年来一直在重版的书有四十余万种，其中40％即十七万种以上的书也由书店出售。两者加起来，一个书店从理论上说，每年出售的可达十九万种以上的图书。可是，实际上比较大的书店每年也只能陈列五千至一万种书，大多数零售店还到不了这个规模。因此，不少图书积压在仓库里，有图书过剩的现象。
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公众却抱怨说，他们去书店常常买不到想买的书，例如古典名著、烹调书等等。他们在书架上看到的往往是全国范围内二三十本畅销书。
如果将这种情况完全归咎于书商，也不太公平。书商在挑选该进什么书的时候，经常遇到左右为难的局面。他们如果听信出版社推销员的宣传，进了大批可能成为畅销书的图书，结果往往并不美妙。当然书商有权退还出版社那些卖不出去的“畅销书”，可是为这些书花掉的仓库保管费和退货时的运费，不能不是一笔损失。但如果不进那些可能的“畅销书”，一旦它们畅销起来，书店老板又会措手不及。脱销一本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