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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曹禺年已六十多了，但仍一头黑发，他是个坐立不定的矮小的人，不肯安坐一会儿，也不肯少说一句俏皮话，他叫演员们安静下来，听我详谈对演出的意见。我怕的就是这个。这出戏不管怎么富有异国情调，但没完没了的重复，使我感到沉闷。从我察觉到的观众的情绪来看，重复在中文里也是重复。
“坦率地说，”我说，“我想大概是由于我不熟悉你们的历史，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个剧本本身使我感到沉闷。”演员们的脸上马上掠过了惊讶的表情。当然，他们仍穿着华丽的中世纪服装，他们脸上的化妆更加突出了他们的表情。
曹禺惊讶地张大眼睛说，“你为什么认为它使你感到沉闷，你能谈一谈吗？”他是用英文说的，因为他在三十年代到过美国，有机会欣赏奥尼尔的剧作。他的两个著名剧本《日出》和《雷雨》，我早一天就读过了，觉得是描写三十年代早期腐朽的中国的上海生活的动人悲剧。说真的，以曹禺的内行，使我感到放心，可以大胆得近乎发疯地批评起一般被认为是伟大杰作的一个中国剧本。
“我认为，”我答道，“在头一个小时内，故事就讲了四遍，可能是五遍。每次都有另外一批角色讲一遍，但每次都没有增添什么新内容。”
曹禺稍为沉默一下就马上跳起来高叫“好啊！”，这时全体演员都鼓起掌来，向我拚命点头。“我们在这里苦苦思索了六个月，要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个戏这么沉闷，可是他看了一遍就能告诉我们！”演员们都高兴已极，七嘴八舌地怪起作者来，他们说话很快，但是含意是我很熟悉的，不等苏光翻译给我听，我就懂得了。
“你是不是在这里呆一个星期把它改编一下？”曹禺建议道，演员们又鼓掌，点头表示赞成。分手的时候，我心里想，我们这么容易就能够互相了解真是难得，只有剧场才有这种普遍性的规律。不过当然，医生也是这样，而且物理学家、各种专业的人都生活在基本上相同的天地里，不分国籍或制度；只是我们的历史才有这样大的不同，使我们处于这样多种的成就、力量、软弱的水平上。
完全另外一种的戏是我们在上海看的反苏闹剧《彼岸》。即使在《丹心谱》中，你也不能不注意到演技过火，这显然是中国人的一种通病。一句本来要引起对方微笑的话，却使听者大笑；轻轻一笑变成了拚命点头的狂笑。碰到熟人时表示相识的动作，成了猛拍一下对方的肩膀，外加哈哈哈大笑。而且还有一种倾向，开始说话时面对着说话的对象，结束时却面对着观众，似乎每个中国演员都害怕观众马上就要走似的。显然这是京剧传统，在京剧中，不论这是多么做作，却是由来已久，因此可以令人相信，但是从现代现实主义来看，这显然是做作的，不可信的了。
在《彼岸》中，对这个剧本所要求的现实主义只有极不牢固的掌握，尽管“现实主义”一词很难用来形容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除了非常严肃的政治意义以外，还是，或者听起来象是一种委员会的幻想曲，这种委员会同“创作”我们国内的一些电视间谍或犯罪戏的委员会颇为相象。不过，必须承认中国演员的模仿能力，他们学俄国人的样子，甚至俄国人的腔调，极其相象，令人可笑，观察入微，令人可信。也许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一对演员表演在舞厅跳舞的场面，他们两人以前从来没有跳过舞，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那样跳过舞。要演一个俄国人在一家时髦的瑞士旅馆舞厅里紧搂着女人跳舞，对他们来说，的确是要揭开好几重厚厚的帷幕。
这些成就要归功于导演黄佐临，另外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前辈（文化大革命毁了中年一代，剩下只有老年人在当家了）。黄佐临讲话很少大声，动作持重，他在三十年代曾经在英国随米契尔·圣丹尼斯研究戏剧。他出身富有（他的父亲是美孚油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商），态度文雅，从他的姿态高贵、头部转动缓慢来看，是个十足的贵族。他被派去养了三年猪，学习毛泽东著作，供认反革命梦想。
英珙和我正好同那个每天到黄佐临牢房般小屋子里来斗争他的那个女演员是朋友。那个女演员现在住在纽约，她请我们探望这位老人。我们在中国紧张地活动了几天之后才理会到她的这个建议的含意。在六十年代，她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年轻人之一，被派去震撼一下他们的长辈，一直到他们的资产阶级——毋宁说是独立的——思想如数的倒在地上，流到阴沟里。
我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完全感到糊涂了。他一定对她那么待他感到怀恨吧？但对我这个问题，他持重地回答，“一点也不。她从来没有粗暴对我，她只是犯了错误，象那时候的许多人一样。事实上，我也是。”
“为什么？”我问。
“我原来以为周恩来是赞成把我这样的人送下去的主张的；要不然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我这样认为。因此我决心尽力肃清我的反革命思想，尽管我不知道有没有。事实上，我并没有。只是到了最后两年，七五年和七六年，我们才知道有分歧，他们是要毁灭我，毁灭文化，毁灭周恩来。”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尊严的人养猪施肥。他们看到他在土堆里打滚，一定特别高兴。我问他有什么感受。
“我想最难受的是，”他微笑道，“是三年之中每天看见我的妻子在一条小河对岸的田里干活而不能对她讲话。”
“那时你也认为周恩来是赞成这样做的？”
“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谁也不知道该怎样想了。”
“你认为这种事情还会在中国发生吗？”
“会的。我很肯定地认为会的。还会发生好几次。但是也许下次对于有用有好处的东西不会这么破坏了。”
他知道过去，那是很久长的，看来，将来也很久长。也许在中国没有悲剧，因为时间无限，不论过去和将来都延绵不绝。
董乐山
美国1978年度最佳畅销书
美国刊物中，每周登载“最佳畅销书目”最受重视的，只有两家；一家是知识界阅读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一家是出版界行业杂志《出版商周刊》。后者销路不大，但是本行业和图书馆学者及作家们必读的，故影响较大，所载书目可以直接影响销路。
不论哪家的“最佳畅销书目”，共分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每种每周列十种，至年底再列出年度最佳畅销书目。《出版商周刊》于1895年起即列此书目，于1978年增至十五种，这是因售书生意兴隆之故，每种都销十万册以上，成了出版界空前盛事。
《出版商周刊》这一年一度书目是根据全国各大书店实销数统计出来的，不包括各读书俱乐部、邮售、国外等的销数。
这里依次介绍几本主要的：
1978年名列第一的小说是詹姆斯·米切纳的《契沙比克》，一年内销851，729册。米切纳战后以《南太平洋故事》成名，写了不少历史性的小说，如《夏威夷》、《百年镇》等，以场面大、时代长著称。《契沙比克》也是这样一部描写马里兰州的契沙比克湾从十六世纪直至目前的一部历史性小说。这也是兰登书屋创办以来销路最好的一本书。
第二位是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续篇《战争与回忆》。沃克也以善写流行小说闻名，他的最佳作品还是1951年的《该隐号叛舰》，刻画了一个暴戾刚愎的舰长性格，改编电影后曾由影坛硬汉亨弗莱·鲍嘉主演。《战争与回忆》是去年十月出版的，比《契沙比克》晚了三个月，因此进入1979年后继续畅销。
1978年十五本畅销小说中有好几本是通俗流行小说，没有文学价值。比如位居第三的《愚人必死》，是《教父》作者马里奥·普佐所著，写好莱坞和大赌城拉斯维拉斯内幕的，趣味不高，文笔拙劣，甚至有文法不通之处，评论界对此评价甚低，有人甚至戏称“愚人才买”。但因故事有趣味，1978年销了274，084册，平装本版权竟高抬到二百二十五万元，打破纪录。
位居第四的《血统》和第五的《顾忌》也是同属于情节复杂、注重色情和暴行描写的作品。后者的作者是个女作家，虽是处女作，却充满了色情。这就不如第六名的另一女作家贝尔娃·普兰的处女作《常青》，它写的是一个犹太女性的奋斗史，虽然由穷致富，有些俗套，但多少反映一些社会面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在文坛有声望的作家的作品这次居然也列入最佳十五名之内。一是霍华德·法斯特的《第二代》，列第九位。法斯特在五十年代脱离共产党，近年来写了几本小说。《第二代》是他有关加利福尼亚开发的历史性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叫《移民》，年前也属畅销。另一个是最近故世的詹姆斯·琼斯，他的遗作《口哨》列入第十五位。这书是他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死后遗稿未完，由他的好友威利·莫理斯续貂。
令人兴奋的是进入1979年以后，每周最佳畅销书目中也包括了两个比较严肃的著名文学作家的作品。一是约翰·契佛的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能够畅销还是少见的现象。另一是约翰·厄普达克的《政变》，喜剧性地描写非洲新兴国家的社会矛盾。但这两本书能否长期畅销，列入1979年全年名单，还须到明年此时，才见分晓。
此外在这里值得报告的是，最近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籍老作家伊萨克·辛格的近著《索沙》，虽未列入1978年名单，但在半年之内（去年七月出版），销了77，841册，不能算少。这也是因为美籍犹太人文化程度高，读书成风之故。
关于1978年非虚构作品，值得提出来的是几本有历史价值的传记或历史著作。中国的读者必对名记者白修德自传性作品《历史的探寻：一部个人经历》（名列第九）感到兴趣。他在三、四十年代曾任《时代》周刊驻华记者，报道抗战，在重庆、延安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等，1946年曾出版《中国的惊雷》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战和国共的内战。《历史的探寻》不乏他与世界名人丘吉尔、戴高乐、麦克阿瑟接触的回忆，是研究近代史的人所必读的。
其次中国读者有兴趣的当是威廉·曼彻斯特的新著《美国的凯撒：麦克阿瑟》（名列十三）。此人曾著有《光荣与梦幻》，记述美国近四十年的历史，卷帙浩繁，长达百余万字，材料极为丰富，文笔也很生动。
至于尼克松的《回忆录》，名列第六，销了262，000册。他的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记述水门丑闻的《权力之终结》，名列十一，销了十九万册。
比较严肃的作品则是曾经访华的女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克曼关于十四世纪欧洲史的《遥远的镜子》，名列第七，销了259，954册。她所著的《八月的炮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关于史迪威将军的著作，都有不少读者。
其他非虚构作品很难概括，但不妨列举一下，可以让大家对美国人的读书趣味有个粗浅的了解：
名列前茅的是一位家庭妇女出身的专栏作家文集《如果生活是一碟樱桃，那我在核堆里干什么？》写的都是幽默性家庭琐事。共销七十余万册！两年前她的第一本选集也是位居第六的畅销书。
第三名是《长跑全书》，投合了近年来美国流行以长跑锻炼体格的风气。第四名是已故电影明星琼·克劳福的养女写的《最亲爱的妈咪》，讲的是幼时受虐待的详情，把这位明星形容得犹如一个残酷的怪妇，投合了许多影迷喜欢听揭人隐私的秘闻的爱好。名列十二的是《我母亲／我自己》，写母女性格冲突（好像中国的婆媳不和），适合美国妇女的“探求自己”的胃口，并与美国女权运动不无关系。最后名列第十五的《杰基，噢！》更能说明美国一般读者的口味是爱好丑闻秘史。此书所叙乃是肯尼迪总统遗孀杰克琳的罗曼史，而杰克琳在肯尼迪死后嫁了希腊油船业巨子奥纳西斯，奥死后风流韵事也复不少，引起许多人的兴趣。
美国航讯
本刊特约记者董鼎山
闻一多的佚诗
闻一多是为争取人民民主而英勇献身的斗士，是见解精湛、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一九二三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红烛》。一九二八年，他的代表作《死水》问世。闻一多牺牲后，为保存他的遗著，曾于一九四八年出版过一部《闻一多全集》，共计四册八集，约一百二十万言，其中诗作部分除全文收录了《红烛》、《死水》两个诗集外，又增收了一首长诗《奇迹》。一九五一年，茅盾主编新文学选集，编选了现代文学史上二十四位著名作家的作品，由开明书店分册出版，其中《闻一多选集》共选诗作三十三首，均出自《闻一多全集》。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闻一多选集》为底本，重新出版《闻一多诗文选集》。该书参照《闻一多全集》，有所增删，共选闻一多诗作五十一首。但是，闻一多实际上的诗作却超出了上述选集或全集收录的范围，其中不少佚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显然超过了入选作品的水平，这就有必要对闻一多的佚诗作一番认真的搜集整理，并根据新发现的资料重新调整闻一多诗选的篇目。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闻一多的佚诗大约散见于下列报刊：
一、《清华学报》。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闻一多在清华学校求学期间参加过《清华学报》的编辑工作，在该刊发表过五言古诗《提灯会》（四卷六期）、七言古诗《清华体育馆歌》、《清华图书馆歌》（四卷八期）。
二、美国诃罗拉多大学学生周刊。一九二二年，闻一多赴美留学，初入芝加哥美术学院，第二学年转入丹佛诃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在诃大学生办的周刊上，他发表过诗作《Another “Chinese”Answering》（《另一个中国人的回答》），抗议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与诬蔑。
三、《小说月报》。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出版的《小说月报》十六卷三期上，刊登有闻一多的长诗《渔阳曲》。这首诗，撷取历史题材，影射当时误国殃民的“奸臣”。
四、《现代评论》。在五卅运动高潮中，闻一多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表了一批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诗作，如《醒呀！》（二卷二十九期），《七子之歌》（二卷三十期），《爱国的心》（二卷三十一期），《我是中国人》（二卷三十三期）。在这些诗中，闻一多放声讴歌我们伟大的民族，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文明，愤怒声讨践踏神州、瓜分中国的豺狼虎豹，并为早日实现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而大声疾呼。在《七子之歌》中，他深情地将台湾等当时仍被帝国主义侵占的我国领土比喻为祖国母亲的爱子，抒发了它们渴望早日归回祖国的共同心愿：“母亲，归期到了，快领我们回来。你不知道儿们如何的想念你！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
五、《晨报副刊·诗刊》。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晨报副刊·诗刊》创刊，同年六月十日，该刊出至十一号休刊。闻一多在该刊创刊号发表了著名的文学论文《文艺与爱国》，号召爱国运动与新文学运动携起手来。为了实践这一宗旨，闻一多在该刊发表了诗歌《欺负着了》，强烈控诉北洋军阀政府在三一八惨案中屠戮爱国民众的罪行（《诗刊》第一号）。此外，还在该刊发表过诗作《比较》（第二号）、《鸟语》（第六号）。
六、《新月》杂志。一九二八年三月至四月，闻一多一度参加过《新月》的编辑工作，在该刊发表过《答辩》（第二号）、回来》（第三号）等诗作。在《答辩》一诗中，闻一多表达了他拒绝富贵荣华、甘愿做人民“最忠实最努力的牛”（周总理评语）的崇高志向：“锦袍的庄严交给别人，流汗的快乐得让给我。上帝许我纯钢的意志，要我锤出些惨淡的歌。”
七、《诗联丛刊》。据闻 多的研究者陆耀东同志介绍，一九四八年六月北京出版的《诗联丛刊》上发表了两首闻一多的讽刺诗，可能是他被害前不久所作，闻一多选集或全集均未收录。（《读闻一多的诗》，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六日《湖北日报》）
闻一多的佚诗除可从有关报刊搜寻外，估计还有一些未刊稿，如他在给友人信中提到的长诗《南海之神——中山先生颂》等，但不知这些手稿是否还存留世间。
我对于闻一多的作品素无研究，目前又有其它任务在身，无力对上述佚诗作全面的分析评价，仅提供上述线索，供出版部门及闻一多的研究者、爱好者参考，并期待有一部更为完备的《闻一多全集》和更为精当的《闻一多选集》问世。
王康同志的《闻一多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史料》上连载。传中把闻一多的诗作一篇篇地“溶化”了进去，耐人寻味。
陈漱渝
闪光的铜板
读《鲁迅日记》，稍有忽略便不易觉察其中的意义。
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鲁迅日记》上有这样一条记载：“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
读了这条记载，我们便可以明白，为什么鲁迅在上海的最后若干年，年年都在日记里记载买茶叶的事，而且为什么要一买就是十斤、二十斤，甚至有一次买了三十斤。（见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鲁迅日记》。）真是，平常家居度日哪有买上十斤茶叶的呢？
“内山君”，当然是指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先生。但是，鲁迅施茶为什么要把茶叶交给内山完造呢？
其实，这也是鲁迅与内山完造之间的一项小小的合作。
最近偶读内山完造的随笔集《活中国的姿态》，中译本名《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九三六年八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鲁迅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指出这本书的致命缺点是“多说中国的优点”。内山先生长住上海，自以为是个“中国通”。但是，他所见到的中国和所议论的中国，还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书中有一篇《便茶》，也记载了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