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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从经
《吴晗同志和》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同志因《海瑞罢官》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为了纪念他，人民出版社编辑了《吴晗同志和》一书。书中介绍《海瑞罢官》这件冤案的始末和吴晗同志简要的生平，并请吴晗同志的亲友写了回忆文章。附录《海瑞罢官》剧本及《海瑞其人》，以供参考。书封题签廖沫沙。（华）
华
巴尔扎克谈中国
在巴尔扎克的著名长篇小说《幻灭》里，曾有不少地方谈到中国。例如，在描绘吕西安的相貌时，就说他的眉毛“仿佛出于中国画家的手笔”。大卫·赛夏在得知吕西安爱上了贵族巴日东太太之后，曾对吕西安说：“可是你们受着成见的阻隔，比她在北京，你在格林兰还要远。”还有“南京缎裤子”、“北京的皇帝”。当然，巴尔扎克在这部小说里谈得最多，说得有声有色的是中国造的纸。他借书中那个正直、善良而又富于进取心的青年发明家之口，对中国纸赞扬备至，钦佩万分。他说“中国纸又薄又细洁，比我们的好多了，而且这些可贵的特点并不减少纸的韧性；不管怎么薄，还是不透明的。当年大家对中国纸极感兴趣。”他还拿中国纸同法国纸加以具体的比较，说用法国仿小牛皮纸印一套精装的服尔德全集，重达二百五十斤，而用中国纸印，则不到五十斤。令人最感兴味的是，巴尔扎克还讲了一个关于校对出身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另一个校对为中国纸的原料问题打赌的故事。前者根据德国医生兼博物学家开普弗的考察和法国教士阿尔特在一七三五年出版的《中国散记》的记载，认为中国造纸的原料是楮，而后者则认为是丝。并把问题提到法兰西学士院，请马赛尔来加以评判。马赛尔倒并非什么造纸专家，但他在跟随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任随军印刷所的负责官员，于一八○四年回到法国后，还担任过帝国印刷厂的厂长。马赛尔评判不了，要他们去请教葛罗齐埃神甫（1743—1823年）。这个神甫不仅有介绍中国情况的著作行世，还珍藏着一部附有插图的讲到造纸技术的中国书籍。圣·西门和那个校对果然找到了葛罗齐埃。但这个神甫说他们两个讲的都不对。他根据所掌握的材料说：“中国纸的原料既不是楮，也不是丝，而是用捣碎的竹子纤维做的纸浆。”这个故事大概是巴尔扎克从什么人那里听来，可能还是辗转听来的。所以他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葛罗齐埃神甫收藏的到底是中国什么人的著作。
如果就中国古代造纸的原料来说，不仅有竹，也有楮和丝。例如，苏易的《简纸谱》就云：“蜀人以麻，闽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麦面稻秆，吴人以茧，楚人以楮为纸。”葛罗齐埃收藏的显然不是这部讲造纸的中国书。否则，他就不至于说圣·西门“他们两个打的赌都输了”。
葛罗齐埃收藏的该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这个问题，在《幻灭》的法文版里，巴尔扎克是这样写的：“L’abbé Grozier pcssédait un livre chinois，ouvrage à la foisiconographique et technologique，où se trouvaient de nombreu…ses figures représentant la fabrication du papier dans toutes sesphases……”傅雷先生把这句话译为：“葛罗齐埃神甫藏着一部专讲造纸技术的中国书，附有不少图解，说明全部制造过程；……”很明显，原文并无“专讲”二字。译者无意中加上的这两个字，倒反而把事情弄得复杂了。其实巴尔扎克只是说葛罗齐埃藏得有一本中国书，其中附有插图，还有对造纸技术工艺流程的说明。在紧接这句话之后，巴尔扎克还描述道：葛罗齐埃“指给我们（按：即圣·西门和另一个校对——引者）看纸坊里堆的大批竹竿，画得很精”。
根据巴尔扎克这段语焉不详的叙述来看，葛罗齐埃收藏的那部中国书，倒颇似我国明人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该书《杀青》一章，介绍的就是我国古代造纸的技术，还特别着重地讲述了用竹造纸的工艺，而且所附的六幅插图，都是说明用竹造纸的工艺流程的。我国这部著名的古代科技著作，很早就扬名海外。据说《天工开物》的原本曾收藏在日本帝国图书馆里。
当然，这里说葛罗齐埃收藏的那本书有些象《天工开物》，也不过是“姑妄言之”而已。倒底如何，只好留给巴尔扎克学的专家们去考订了，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
在《幻灭》里，巴尔扎克还提到用树皮造纸的事。关于这，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云：我国远在东汉和帝时就开始用“树皮、故帛、鱼网、麻缯，煮烂造纸”。用旧布造纸，相传是在中唐时期由我国经西路传到中东一带的阿拉伯国家的。而欧洲在十二、三世纪才开始用棉布做造纸的原料。如果蔡伦采树皮造纸之说属实，在法国直到一八三○年初，即在巴尔扎克构思《幻灭》的前三年，才有个叫布拉尔的法国人用腐烂的松树皮作造纸的试验，刚刚获得初步的成功。在这一年的《巴黎评论》杂志上曾报道过这项创造发明的新消息。但较之中国用树皮造纸的历史已经晚了一千多年。
巴尔扎克早年曾经营过印刷所的业务，因此他对纸的情况颇为熟悉。虽然他的印刷所在一八二八年倒闭了，但他对纸的生产和技术上的革新依然十分关心。他自己就曾多次计划生产一种质量又好，成本又低的纸。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对中国纸表示出那样浓厚的兴趣和关注。
巴尔扎克对中国的兴趣并非始于《幻灭》，在他的《人间喜剧》里，就收有一篇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八日发表在《漫画》杂志上的杂文，题目就叫做《中国人狭税吏的办法》。巴尔扎克说，中国人都是发明家，他们比法国人要文明开化得多。他说在中国人已经发明了火药的时候，法国人还在用棍棒厮杀；中国人已经发明了印刷术，而法国人还不曾学会识字。所以中国人能想出种种聪明的办法来对付元朝统治者的敲骨吸髓的盘剥。虽然这篇杂文未免夸张过分，但却写得妙趣横生，兴味无穷。
程代熙
《巴金选集》后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我编一部新的《选集》，我照办了。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我的《选集》里本来有一篇后记，我把校样送给几个朋友看，他们都觉得很象检讨，而且写的时候作者不是心平气和，总之他们认为不大妥当，劝我把它抽去。我听从了朋友的意见，因此那本《选集》里并没有作者的后记。但是过了一年我还是从那篇未用的后记中摘出一部分作为一篇散文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里面了。今天我准备为新的《选集》写后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那篇只用过一小半的旧东西，它给人拿去，隔了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来。没有丢失，没有撕毁，这是我的幸运。这十一年中间我给毁掉了不少文稿、信件之类的东西。家里却多了一个骨灰盒，那是我爱人的骨灰。在“四害”横行、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她给过我多少安慰和鼓励。但是她终于来不及看见我走出“牛棚”就永闭了眼睛。她活着的时候，常常对我说：“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终于坚持下来了。我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又拿起了笔。
今天我心平气和地重读十九年前“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旧作，我决定把它用在这里，当然也作了一些删改。我所崇敬的中外前辈作家晚年回顾过去的时候，也写过类似“与过去告别”的自白。我今年七十四岁，能够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在这里回顾一下过去，谈谈自己的看法，即使谈错了，也可以供读者参考，给那些想证明我“远远地落在时代后面”的人提供一点旁证。
那么我就从下面开始：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期，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一套立身行道扬名显亲的封建大道理。我也同看门人、听差、轿夫、厨子做过朋友（就象屠格涅夫在小说《普宁与巴布林》中所描写的那样）。我看够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我对那些所谓“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识。我躺在轿夫床上烟灯旁边，也听他们讲过不少的动人故事。我不自觉地同情他们，爱他们。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惶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筋并不太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书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刘师复、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册子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来的，再加上托尔斯泰的象《一粒麦子有鸡蛋那样大》、《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一类的短篇小说。我还读过一些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传记。我也喜欢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是多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就渐渐地丢开了它。我当时思想的浅薄与混乱不问可知。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剥削阶级，工人和农人养活了我们，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我们的上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当时象我们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我们自以为看清楚了自己周围的真实情形，我们也在学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榜样。我当时的朋友中就有人离开学校到裁缝店去当学徒。我也时常打算离开家庭。我的初衷是：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
我终于离开了我在那里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但是我并没有去到人民中间。我从一个小圈子出来，又钻进了另一个小圈子。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到上海，再过两年半，成都的那个封建的家庭垮了，我的大哥因破产而自杀。可是我在上海一直让自己关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不能够突围出去。我不断地嚷着要突围，我不断地嚷着要改变生活方式，要革命。其实小资产阶级的圈子并非铜墙铁壁，主要的是我自己没有决心，没有勇气。革命的道路是宽广的。而我自己却视而不见，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艰苦地追求。从前我们在成都办刊物《半月》的时候，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我有时还把他当作导师一般尊敬。他就是《激流》三部曲里面的方继舜。在我离开成都以后，他不能满足于空谈革命，渐渐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军阀逮捕枪毙了。……说实话，我当初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我倒希望找到一个指导人让他给我带路，我愿意听他的话甚至赴汤蹈火。可是后来我却渐渐地安于这种自由而充满矛盾的个人奋斗的生活了。自然这种生活也不是没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痛苦。所以我在我的作品里不断地呻吟、叫苦，甚至发出了“灵魂的呼号”。然而我并没有认真地寻求解除痛苦、改变生活的办法。换句话说，我并不曾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我好象一个久病的人，知道自己病重，却习惯了病中的生活，倒颇有以病为安慰、以痛苦为骄傲的意思，懒得去找医生，或者甚至有过欣赏这种病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曾三番五次想在无政府主义中找寻一条道路，我读过好些外国书报，也译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如妃格念尔这类人的回忆录，可是结果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虚；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我写过一些宣传、赞美的文章；结果还是一场空。人们责备我没有在作品中给读者指出明确的道路。其实我自己就还没有找到一条这样的路。当时我明知道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知道有党，而且许多知识分子都在那里找到了治病的良药，我却依然没有勇气和决心冲出自己并不满意的小圈子，总之，我不曾到那里去求救。固然我有时也连声高呼“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并不是用假话骗人。我从来不曾怀疑过：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这就是我的坚强的信仰。但是提到我个人如何在新与旧、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尽一份力量时，我就感到空虚了。我自己不去参加实际的、具体的斗争，却只是闭着眼睛空谈革命，所以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战略、战术和个人应当如何参加战斗。我始终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反对旧社会和黑暗的势力，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有时候我感觉到我个人的力量就象蜉蝣一样撼不了大树（哪怕是正在枯死的大树），我起了类似疯狂的愤激。我恨旧社会恨到快要发狂了，我真愿意用尽一切力量给它一个打击。好心的读者责备我宣传疯狂的个人主义。我憎恨旧社会、憎恨黑暗势力到极点的时候，我的确希望每个人都不同它合作，每个人都不让它动他一丝一毫。……这种恨法不用说是脱离群众、孤独奋斗的结果。其实所谓“孤独奋斗”也只是一句漂亮话。“孤独”则有之，“奋斗”就应当打若干折扣。加以由于我的思想中充满了矛盾和混乱，我甚至在“孤独奋斗”的时候，也常常枪法很乱，纵然使出全身本领，也打不中敌人要害，或者近不了敌人身旁。而且我还有更多的冷静的或者软弱的时候，我为了向图书杂志审查老爷们表示让步，常常在作品里用曲笔转弯抹角地说话，免得作品无法跟读者见面，或者连累发表我文章的刊物。①有时我也想尽方法刺老爷们一两下，要他们感到不舒服却又没法删掉我的文章。然而我只是白费力气，写出来的东西，不是软弱无力，就是不知所云。……总之，从我的笔下没有产生过一篇成熟的作品，或者正确的文章。我常常把解放前的自己比作一个坐井观天的人。我借用这个旧典故，却给了它一个新解释：我关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望着整个社会的光明的前途。我隐隐约约地看得见前途的光明，这光明是属于人民的。至于我个人，尽管我不断地高呼“光明”，尽管我相信光明一定会普照中国，但是为我自己，我并不敢抱什么希望。我的作品中会有忧郁、悲哀的调子，就是从这种心境产生的。我自己也知道我如果不能从井里出来，我就没有前途，我就只有在孤独中死亡。我也在挣扎，我也想从井里跳出来，我也想走新的路。但是我的勇气和决心都不够。
然而解放带给我力量和勇气。我不再安于坐井观天了。过去的错误也看得更清楚了。我下了决心跟过去告别，跟我那个小天地告别。我走上了自我改造的路。当然改造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跟自己作斗争也需要长期苦战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我希望我上面的“回顾”能够帮助《选集》的读者了解我过去的作品。今天在新的《选集》付印的时候，我还要重复十九年前想说而未说出来的几句话：
“我的这些作品中描写的那个社会（旧社会），要是拿它来跟我们的新社会比，谁都会觉得新社会太可爱了，旧社会太可恨了。不用说，我并没有写出本质的东西，但是我或多或少地绘出了旧社会的可憎的面目。读者倘使能够拿过去跟今天比较，或者可以得到一点点并非消极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小小的希望。”
① 例如《选集》中那篇《窗下》，我在小说里连“日本”两个字也用“异邦”，“友邦”，“那边”等等字眼代替，并非我发神经，其实是我害怕得罪了国民党官老爷，一怒而封禁刊物。然而过了两个月，这份刊物终于毫无理由地被查封了。
巴金
《再生集》前言
侯宝林同志的这本《再生集》是我建议他结集、建议他交给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所以得说几句话。
先说《再生集》的命名。说来也很简单：这个集子里收入的十段相声，有的是直接地被“四人帮”扼杀的，有的是间接地被“四人帮”摧残而夭折的。但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不单被扼杀和天折的作品得到了第二次的生命，而且宝林同志的艺术生命也在舞台和电波中获得了复；所以，把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集子叫做《再生集》。
再说《再生集》的结集过程。经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在五七干校里得到的严格锤炼，宝林同志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有那么一股子劲头和热情，积极主动地在本门业务中和个人岗位上进发出来，这本集子就是他的收获。话要从一九七二年说起：那年四月，我从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明港干校奉调回到北京。七月，宝林同志从河南省漯河地区的淮阳干校回来探亲，由于冠心病发作也留了下来进行治疗。足足有六年的光景，我们不单见不着面，而且都没有办法彼此通个音讯，谁也无法知道谁的遭遇，而谣琢起，不由不互相萦系。这回才得到畅叙离衷的机缘。真是想不到哇！他和我谈了很多的设想：想创作尽可能多的相声段子来歌颂党，歌颂毛泽东思想，歌颂工农兵，歌颂先进人物和新事物。还想到年龄大了，健康情况差了，和观众见面的机会相应地要越来越少了，很愿意把自己的创作经验和表演技巧加以总结，试图整理出个条理来，给后来者指指途径。这些设想，我都非常赞成，经常用以相互惕励。果然，从一九七二年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四年之间，他到大庆油田和索油工人一起生活；他到登莱海角和弄潮渔民共同劳动；他遨游珍宝岛和兴凯湖，给面对顽敌的国防前哨战士和北大仓的广大农垦兵团战士做慰问演出；为了亲验针刺麻醉的临床疗效，到过许多医院观察手术，访问医师。但是，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