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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之
端木蕻良的《曹雪芹》和续《红楼梦》
在三十年代就以《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等闻名的作家端木蕻良，现正致力于长篇小说《曹雪芹》的创作。
他是个《红楼梦》迷，自小就“常常偷看父亲皮箱里藏的《红楼梦》”。他的第一部长篇《科尔沁旗草原》很多地方、尤其是人物描写，深受《红楼梦》的影响。1943年他还曾将《红楼梦》改编成话剧，也写过不少《红楼梦》的评论文章。由于对《红楼梦》的爱好，他对曹雪芹也深有感情，总想努力将他再现出来。
《曹雪芹》的创作，既要从社会的角度写出产生曹雪芹的一整个时代，又要通过曹雪芹的家世写出产生《红楼梦》这部巨著的必然性；既要反映历史的真实，又必须是一个艺术创作。这要求是严格的。
现在他计划，这部长篇将写五十万字。
端木蕻良还有一个宿愿，就是续《红楼梦》。他不满意高鹗的续作，认为续作没有看出曹雪芹的真意。“高兰墅对于曹雪芹的政治观点的歪曲是基于他的市民阶级的市侩主义而作的；高兰墅的对于曹雪芹的情节的没有理解，则是由于他的文学才能的低能。”
他认为，续《红楼梦》大约要续三十回，这样可能更合理些。人物的处理也想尽量按曹雪芹原作八十回的思路发展，如小红应当有一段大故事，探春应当回来收拾残局，妙玉的结局也须改变，等等。
高续本中符合曹雪芹原意、已为读者熟悉的部分情节，则准备适当保留。
肖玉
攻书如捡粪
读书和检粪能有什么关系？读者一定会觉得这个题目不伦不类，而且要责怪我亵渎了攻书这件庄严的事业吧？
先不忙责备我的故弄玄虚，还是让我把丁一岚同志《忆邓拓》中谈到邓拓同志怎样学习的一段话，照录如下吧：
“关于如何学习，老邓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说：‘你看农民出门，总随手带粪筐，见粪就捡，成为习惯。专门出门捡粪，倒不一定能捡很多。但一成了随时捡粪的习惯，自然就会积少成多。积累知识，也应该有农民积肥的劲头，捡的范围要宽，不要限制太多，不要因为我管的是牛粪，见羊粪就不捡；应该是只要是有用的，不管它是牛粪、羊粪、人粪都一概捡回来，让它们统统变成有用的肥料，滋养作物的生长。”
这段话我是反复拜读，一再品味的，它确实是经验之谈。关于怎样攻书和积累知识，有许多学问家介绍过许多方法，或则高深，或则浅显，或则全豹，或则一斑，但我觉得大学问家邓拓同志介绍的这个“捡粪”法，是最通俗浅显，而又最全面精辟的。
我以前每读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他的其它杂文，往往先是惊叹他的知识如此博大精深，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好象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继而是羡慕：我要是有他一小半的知识，一小半的学问就好了；而后是惭愧：我现在的知识实在太贫乏，太可怜了，戴着顶“知识分子”的桂冠，都觉得脸红；然后是叹息：望尘莫及，徒叹奈何。有时甚至胡思乱想起来：邓拓同志一定有非凡的记忆力和不见经传的读书法。破了“天才论”之后，懂得他纵有比较好的记忆力，也不至于非凡到比我们好出多少去；至于对“不见经传”的读书法，则还有点迷信。现在，这个读书法公诸于众了，话虽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朴实之中却大有讲究。
这段话首先用农民积肥的形象比拟，讲透了知识在于积累的道理。再大的学问家，他刚生下来时也是一张白纸，他的第一声啼哭也是跟平常婴儿一样，既没有表现知识，也没有显示学问。后来他之所以成为学问家，就在于他在积累上下的功夫大。农民捡粪，虽然一筐一筐的不显眼，可是半年一年过来，这一筐一筐就在村子前面变成了一堆一堆。过去农村化肥少，农民一年四季用的肥料，主要是靠这一筐一筐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增长，也是一个长期艰苦的积累过程。让我们来一个机械计算吧，一天掌握它一条知识，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多条，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呢？何况再忙的人，一天也不至于只掌握一条知识。如果坚持积累下去，每一个人都有希望成为学问渊博的人。
当然，坚持积累，并不容易。它不但需要恒心、毅力，还需要行之有效、便于坚持的方法。邓拓同志从农民捡粪得到启发，总结出来的积累知识的方法，就是行之有效、便于坚持的。农民捡粪有两个特点：一是勤，出门随手就带上个粪筐，路上见到粪随时就扒进粪筐里；二是广，见粪就捡，捡的范围很宽，不管是牛粪、羊粪、马粪、人粪，只要能做肥料的，通通都捡起来。我们就将这两个特点用到学习上来。具体做法上，邓拓同志是平时读报、读书、读杂志时，往往准备一个小本本（他在谈读书的一篇杂文里还讲到，最好是小活页本，便于随时整理归类），把有用的东西随手记下来。这个本本就类似农民手中的粪筐。这里的关键，一个是随身带本子，随手就记，要“成为习惯”。这个“成为习惯”谈何容易。一见书就要眼热，想方设法要读到它；一读书就手痒，就想从书中“偷”一点东西出来，只要是有用的随手就把它记在本本上，占为已有。做到了眼热手痒，大概才能算作“成为习惯”了。养成了这种习惯，受益无穷。人们都很忙，专门读书的时间少，就象农民专门出门捡粪的时候不多一样，而且专门读书，突击一阵，还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吸收不好，不如细嚼慢咽效果好。而且这种习惯还可以推而广之，如出门访问，调查研究，也可以带本本，把生动的社会知识、生产知识“捡”回来。所谓处处留心皆学问，的确是这样。
另一个关键是要象农民捡粪那样“见粪就捡”，“捡的范围要宽”，不要太挑。积累知识要目光四射，视野开阔一点，胃口贪婪一点。开卷有益，不妨什么卷都翻开它来窥看一番，什么知识都积累它一点，在广博的基础上求精深。所谓“知识渊博”、“博学多才”，无非讲的一个是多，一个是广。农民捡粪“随身带粪筐”和“见粪就捡”这两条，用来“捡”知识，多和广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种积累知识的方法，实在是缩短知识贫乏与知识渊博之间的距离的唯一途径。
用捡粪来比喻积累知识，还使我联想到一种现象：在农村，早晚随手拿着一个粪筐的，往往是老农多，青年农民极为罕见。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是青年农民对“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道理，没有老农体会的深切，也许是青年农民还缺乏耐心和毅力来坚持做这种平凡的琐细劳作，也许是觉得随身带个粪筐既臭又不太雅观吧，总之，青年农民很少有随身带粪筐的习惯。在“捡”知识上往往也存在这种现象：知识贫乏的青年反而不太习惯于随身带个本本，见到有用的知识就随手“捡”起来；而知识渊博的学问家，倒是敬谨执着，坚持不懈，越捡越勤，求知欲望强烈得很。这是一种反常现象。知识既然在积累，积累的力量又在于时间，而时间对于每一个人又是有限的，那么，晚积累不如早积累，老大积累不如少壮就积累。所以，年青人把邓拓同志这种攻书和积累知识的方法及早学过来，并且坚持实行下去，其意义等于是延长了多少年的生命。
当然，积累知识的方法，只有现在才有大谈特谈的可能和必要。因为，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知识越多越反动，交白卷才是英雄。那时候，知识越多的人遭的灾难越多，学问越大的人倒的霉越大。邓拓同志之所以被摧残致死，恐怕他渊博的知识，和一百多篇知识性的杂文，是他的致命之累，正应了他自己的诗句：“文章满纸书生累”。呜呼哀哉，知识成了致命之累，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历史大曲折！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这一页含血带泪的沉重历史，终究被不折不挠的中国人民翻过去了。正如丁一岚同志《忆邓拓》中沉痛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人民中，这一页痛心的记忆已经铸成了千古难磨的历史教训！”现在，在党中央号召普及科学文化的进军中，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世界的一切在我都不生疏”，十六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又恢复了她的生命力。以知识为荣，以无知为耻的社会风尚，很快就会出现。这个时候我们对博学多才的邓拓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积累知识的方法学到手，不知疲倦地攻读，广泛地涉猎，随时随地随手地“捡”知识，把自己也变成象他那样博学多才的党的忠诚战士。
“关心最是后争先”，如果邓拓同志九泉有知，看到实现四化的新长征中，涌现出许多“后争先”的博学多才的战士，他的武器和磨砺武器的方法已经被后人接了过去，他是能够欣然瞑目的。
郭晨
这么办？
在我那遥远的童年时代，那还是个分不清童话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年龄，有三件东西在我的生活中闪烁着神奇美妙的光彩。那就是爷爷的银发、爸爸的眼镜和书橱里的书。
爷爷的银发是孩子们的宝贝。那丝丝银发中好像隐藏着无数美丽有趣的故事，爷爷总是那样安详地摸着银发一个个地给我讲出来。
爸爸的眼镜是大人们的宝贝。它神奇而聪明，我经常看着爸爸那么扶一扶眼镜，就能回答出许多叔叔阿姨甚至是爷爷提出的问题。
书橱里的书，爷爷说，它们是“知识的海洋”，就是把爷爷和爸爸的知识加起来，也只不过是那大海里的一只“小贝壳”。连爷爷和爸爸都要天天问它们呢。
我曾多么渴望得到这三件东西呀！可是却不成，我的头发无论如何也不变白，而眼镜呢，爷爷说小孩不能戴，戴了要摔跤的。
不过没关系，那最万能的宝贝“书”我能够看。不是连爷爷和爸爸虽然有了银发和眼镜也还要问它们吗？于是我急忙扒着书橱往里看，那么多的书：红色的、金色的、暗绿色的、咖啡色的……上面印着许多我不认识的字，一排排神气地站在那里，好像在警告我不许碰它们。我怀着敬畏之感小心翼翼地看过去，忽然看见一本，上面只有三个字“怎么办”，多简单呀，我全都认识，一定也像《小朋友》一样有趣而可爱。我赶忙踮起脚尖，使劲儿把它抽了出来。打开一看，却惊呆了。满篇密密麻麻的小字，一个也不认识。仿佛在商店里买东西时，挤呀挤呀，突然间一抬头，发现四周都是生人，爸爸妈妈不见了一样，当时真想哭啊。这时爷爷走来告诉我，从小好好学习，长大就能看懂这些书了。还说这是好书，好书能使人变得聪明、高尚、美丽、坚强，一定要喜欢这些书。
当我进入中学，拿起的第一本“字书”就是《怎么办》。我一口气将它看完，正如爷爷所说，一种美好而纯洁的感情充满了我的心。我仿佛置身于一片光辉里，我想对一切人微笑，想牺牲自己的一切去帮助他们。当我知道了，列宁本人就很喜欢这部书，还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自己就是看了这部书才懂得革命的。这崇高的评价使我再一次仔细地翻看这部书。我发现薇拉没有上战场消灭过敌人，没有跳下水救过小孩。她的感人，是因为在平常的生活中一切都按着最好的准则去做，并尽一切力量帮助别人，使别人过得好。这么说，我只要象她一样的生活，就也能变得和她一样美好而高尚吗？发现了这一点，我曾是多么高兴啊。
从此，我更爱看书了。军队的女儿》、《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青年近卫军》……一本接一本。我曾为英雄们那忠贞的红心和坚强的意志而感动得泪流满面，也曾因自己无法挽救江姐和牛虻的生命而痛哭流涕。这些书成为我的朋友和老师，这些书向我展示了一个高于现实生活的光华灿烂的新世界。
我仔细地翻看着每一本书，生怕弄脏或折卷了。那时，我又怎能想到，这双这么爱抚过书的手，有一天居然会亲自把它扔到火里去啊。
是的，这是一场大火，燃遍整个中国大地。当它突然在我面前烧起时，我是多么兴奋呀。以前我常恨自己生得太晚，没赶上那烽烽火火的革命战争年代，这回可好了，一场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突然降临了，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
可是一天深夜，忽然一群人闯进我家，乱翻乱砸，又宣布爷爷和爸爸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是“狗崽子”而不再是“革命小将”。当时我不断地揉着眼睛甚至掐了掐自己的手臂，我想这也许是个恶梦。当我明白了这不是梦的时候，以前那个革命的“我”就一下子死了，一个“狗崽子”的我一下子生了出来，这个新生的“我”正疯狂地扑向一根稻草，因为我还被告知，只要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就还能“重新作人”。我的一篇日记上写着：“今天，勒令我们‘三天之内必须用革命的烈火烧毁所有反动书籍’。造反派还找我谈了话，说‘能不能烧书，是能不能革命的试金石’，也是‘对我的考验’，我一定要经得起考验，要进行坚决的斗争。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在我的“坚决斗争”和造反派的多次“帮助”下，虽然早已超过了三天，可是终于决定烧书了。
那天，几个造反派到场监视。爷爷和爸爸站在火边往里扔，我怀着“终于彻底革命了”的想法一趟趟兴奋地搬着。红色的、金色的、暗绿色的、咖啡色的……我无暇细看，反正都是“反动、黄色”书籍，一古脑儿扔进去就是了。至于那本《怎么办》是什么时候扔进去的，我根本就没注意到。后来，爷爷坐在了地上，爸爸摘下了眼镜，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不戴眼镜的样子。
随着这场大火，我在思想上来了个全面彻底的大清洗。凡是与当时标准不合的一切都“滚他妈的蛋”。有所眷恋吗？有所不舍吗？那还是“不彻底”、“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还要坚决的斗。我虔诚地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立志做一个“目不邪视，耳不兼听”的响当当的造反派。
但是，就象严冬的花园里没人注意到向阳的墙角下还残留着绿草，我并没发觉在我那大遭砍伐的心灵深处，有些东西仍然高居圣坛，没被打倒。
那是在农村插队两三年后的事。那时，我们昏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脚也慢慢落到了地面上。一天下大雨，无法出工，又无事可做。大家或靠或躺地挤在炕上发呆。百无聊赖中有人随手打开了半导体。这次竟意外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传来了这样轻蔑的话语：“……有个名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写了一本叫做《怎么办》的书……”接着就是破口大骂，什么薇拉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臭老板娘”等等。我们那里好多人都是看过并喜欢这部书的，更知道列宁对它那崇高的评价。当时，我们震惊了。“怎么，难道就用这种口气提起列宁所肯定过的书吗？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该这么侮辱吗？而且，退一万步说，即使批判，难道就用这种口气去批判吗？难道闭起眼睛把人臭骂一顿，羞辱一番，就算是胜利吗？”我似乎觉得，被人追到了天尽头，难道连这天边的一点儿地方，也要被划到禁区里去吗？而且，更可怕的是，难道……难道我以前所珍爱过的一切，也都是被这么否定掉的吗？……
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想到爷爷的银发，爸爸的眼镜。我第一次想到了那一本本的书，折卷着、漫散着、仰开着、俯卧着在火里燃烧的情景。我努力回忆，那部《怎么办》是什么时候扔进去的，它燃烧的时候究竟是仰开着还是俯卧着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却记起往火里扔书时，爷爷的手是颤抖的，爸爸的手是急促的。并且，我们都不断地用手背、袖口擦着眼泪。我是被烟熏出来的，他们当然也是，我从未怀疑过。可是，现在我却禁不住自问：“他们是被烟熏的吗？是吗？确实是吗？”“他们是反动的吗？那些书是反动书籍吗？”
我想起，正是《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这些书鼓舞着我们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这群青年是唱着“宝贵的生命属于人民，让生命的火花放射光芒……”这首歌离开北京的。我们这些在城市中长大的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农村，第一天就脱掉鞋袜跳进牛羊圈里，肩压扁担蹒跚在挖河工地上，赤手空拳拔着一亩亩豆子。肩压肿了，手出血了，满身满脸都是粪，没叫一声苦和累。第一次挖河时，我抢着挑土，还要多挑。第二天当扁担压上红肿的肩膀时，我咬紧牙鼓励着自己：“坚持、坚持，向保尔和牛虻学习，向海英和江姐学习……。唉呀，不对，这些书都是受批判的，那……那就向真正的江竹筠烈士学习，江竹筠好象不是叛徒。”想到这儿，我忽然觉得周身发冷，不敢再想下去。难道就是刚才辱骂《怎么办》的这样一付肆虐轻狂的嘴脸，多年来一直在拨弄着一颗用着全部的真诚去信仰，用着全部的感情去恨和爱的心吗？多年来，我一直在用“革命”的皮鞭抽打着自己的灵魂。到头来，弄得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鬼了。如今，我才第一次自问：“我这个人到底反动在哪里？到底要改造到什么时候才算是革命的？”
我被骂成“狗崽子”，薇拉被骂成“臭老板娘”，《怎么办》被骂成坏书，而那些“好的、革命的”书又怎样呢？我瞟了一眼墙上吊着的一块木板，上面放着的许多杂物中有一堆书，已是蛛网尘封了。这些书曾骗取了我们怎样大的热情啊。但是头几本一看过，大家就发现这些书都象是用“捂”了的棒子面做出的贴饼子，使人难以下咽。贴饼子不得不吃，而这些“革命小说”却可以不看。渐渐地，我们就将它们“束之高阁”了。
那次偶然听到的广播，在每人心中掀起了波澜。从那以后，我们不再麻木地生活了。大家开始思考、交谈。而那些“革命小说”连“高阁”也耽不住，渐渐被我们拿下来做为各种用途，这些都比作为“书”更于人有益。
从那以后，我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