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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社会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什么是党的传统作风和党的正确领导，什么是林彪、“四人帮”败坏了党的传统作风；什么是真正的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什么是林彪、“四人帮”式的假高举。不从根本上划清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界线，从理论到实践都能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是不足以说服青少年坚信这些基本原则的。
第二，就是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了青少年政治思想教育，不仅用他们那一套假马克思主义货色毒害了青少年，而且还设置了许多禁区，使得许多最起码的共产主义道德和最基本的马列主义信念的教育已经中断十年之久。比如，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教育，就长期没有进行。我国历史、地理的教学也从学校教育中取消了，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也多年不讲了。高尚情操、同志友谊、文明行为，等等，也都谈不到了。解放初期行之有效的社会发展史、革命人生观以及青少年思想修养教育也给丢弃了，更不用说什么道德责任感、集体荣誉感、革命事业心、主人翁态度了。因此，一些青少年不仅在文化科学知识方面需要补课，就是从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看，也是先天不足，营养不良，从小缺少必要的精神食粮，同样也需要补课，需要进行启蒙教育。我们向一些青少年进行教育碰到一个严重困难，就是他们同我们之间缺乏某种共同语言。比如当我们讲到我们祖国很落后时，感到难过，感到惭愧，但竟有一些青少年无动于衷，不以为然。因此，我们就需要对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这一代青少年究竟缺了什么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教育，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便尽快地予以补课，对那些行之有效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课程迅速予以恢复。
最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四个现代化实践也不断给我们青少年的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我们对这些问题给予及时、周全地解释和教育。否则，也会引起青少年的思想混乱。比如，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文化、技术交流的发展，帮助青少年正确地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管理方法，我们引进、学习，使之为我所用。但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和唯利是图的思想作风就要坚决抵制，对资本主义不能摆脱的各种矛盾、弊病、罪恶要有深刻的认识，对近十年来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做出科学的解释。特别要警惕那种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倾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振作精神，奋发图强。再比如，随着我党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要帮助广大青少年认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就是历史上最大的民主，正确认识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由于我们对上述问题，没有及时地周全的做出回答，也是产生上述错误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需要从事思想理论工作和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同志们，研究这些新情况，解决这些新问题，为青少年写出一批这方面的读物。
我们党在为青少年编写通俗政治读物方面，有着丰富的正面经验，也有大量反面教训值得记住。政治思想教育的威力，首先在于他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讲真话的。正如马克思指出那样，“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因此，在青少年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对他们接触到的社会现象给以科学的说明，对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碰到的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回答。搞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绝不能回避尖锐的问题，以致败坏马列主义的声誉。如果我们暂时不能回答的，也必须诚实坦率地告诉他们这个问题以后才能解决，绝不能用大话、空话、假话去搪塞他们，更不能采取禁止的态度，甚至恫吓他们，那是非常危险的，只能动摇他们对客观真理的信念。应当看到在民主革命时期，青少年在探讨真理过程中，常常经过苦闷、徨到觉醒，社会主义时期的青少年的成长，也难免经过这种过程。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长期不给他们回答，他们会自己做出不恰当结论，以致消沉下去，甚至走邪路。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彻底，而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我国各种事物的根本呢？那就是搞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抓住了四个现代化就是抓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根本。否则，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就谈不到从实际出发，谈不到理论的彻底性。这是一切理论工作者和教育者当前要十分注意的一个问题。
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同文化科学知识学习一样，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规律问题。在文化科学知识学习中，不懂得初等数学就不可能懂得高等数学。政治思想教育也并不只是突变，而没有渐变。恩格斯就说过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如同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一样。大量的事实证明，不从小树立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观念，是掌握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也学不进去的。当初毛主席以及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找到了马列主义，引导我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爱国主义的教育和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我们在教育青少年中始终要注意的问题。正象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的那样，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而为什么人的问题，则是我们世界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这些问题不首先解决好，青少年没有强烈的救国救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就会把学习马列主义变成应付政治考试的教条，陷入学习马列而不信马列的危险境地。这里，特别要照顾到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应当看到对成年老年人已经解决的问题，广大青少年并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成年老年人能够接受的东西，广大青少年并不一定能够接受。这就需要我们耐心地向青少年讲解。看来象是老生常谈的大道理，但是对青少年却需要反复地但又是花样翻新，不断地用新的事实，新的语言，灌输给青少年，深入到他们的肺腑，栽培到他们的心灵中去，比如只有社会主义救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比，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对比。正象斯大林指出的那样：“问题在于，每年有成千的年轻的新干部靠近我们领导核心，他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帮助我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显一显身手，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有系统地重复所谓‘众所周知’的真理，耐心地解释这些真理，是对这些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我觉得在目前有些青少年对所谓老生常谈大道理表现了一种厌烦的情绪下，如何理直气壮地但又是生动活泼地重复这些众所周知的真理，更是我们教育青少年的迫切任务。实践证明，没有枯燥的科学，只有枯燥的叙述。这是一种科学，也可以说是一种艺术。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做基础，才能理解它、掌握它、运用它。因此，知识性应当是青少年的通俗读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论述要运用十八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的作品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时，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供给他们，把实际生活各个方面告诉他们，用各种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应当看到，这一代青少年由于长期受到林彪、“四人帮”文化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也的确存在着无知和偏见的问题，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是需要拿大量丰富的事实和材料，运用广泛的历史和科学知识，采取文艺、小说、诗歌，以及回忆、对比、统计等各种形式，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振作起来。
马列主义教育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行动的指导，最后总是要落实到人的行动上来，落实到为四个现代化而艰苦奋斗的英雄行为上来。在我们的通俗政治读物中，必须着重引导青少年向前看，以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鼓舞青少年。什么是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呢？朱德同志曾经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他指出革命英雄主义是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先革命之忧而忧，后革命之乐而乐，赤胆忠心，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而不是斤斤于个人打算的；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自己的生命。在当前，就是要用这种精神教育、鼓舞青少年献身四化，志在四化，安于平凡劳动，热爱本职工作，为实现宏伟目标，既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心壮志，又要做“于无声处见英雄”的踏实工作。因此，在我们的通俗政治读物中，就要善于运用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传记、革命的英雄人物的事迹、青少年中先进典型，激励青少年奋发向上。要学英雄人物，大造革命舆论，端正社会风尚，以正气压倒歪风，帮助青少年解决好向谁比、向谁看齐、向谁学习的问题，真正使榜样发挥出无穷的威力。
总之，应当看到为青少年编写好通俗的政治读物，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一次创造性的科学理论工作。我们殷切希望一切热心于青少年教育的同志们，一切理论工作者、作家、教师们，竭尽自己的心血，来从事这项崇高的创造性的工作！
吴木
资本主义有什么可羡慕的？
在我们国家里，有一些人，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年青人，存在着一种胡涂思想：羡慕资本主义。
西方国家的科学和技术，凡是对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有益的，我们应当拿来。要把这些东西拿来，四个现代化才不是空话。至于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人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拿来做什么呢？最近上映的电影《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就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人权”是什么一回事。在那些警察和资本家的眼里，“民主”、“人权”不就是儿戏么？“每人一张选票”，海德公园，……能改变这种现实么？不错，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我们原来的生活水平很低，只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赶上他们。但要注意，他们是好比做了一块大蛋糕，资本家独占了一半，其余的一半才让大家分。蛋糕越大，大家分到的越多。大家分多了，可别忘记有一半是给资本家独占了。任何一个西方的所谓“福利国家”，从来没有把资本家独占的那一半也给大家分。而且，要分那一半让分的蛋糕也不容易，沉重的税收负担，高额的房租……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资本主义有什么可羡慕的呢？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社会主义没有资本家，除了留作再生产和社会基金的部分以外，都要给大家分。不过现在我们的蛋糕还太小，大家分到的很不多，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造出大蛋糕来。
子起
《真假皇帝》前言
这个集子里的十几篇以外国生活为题材的童话故事，是我在“四人帮”倒台后断断续续地写成的。“四人帮”在知识分子心灵上所造成的空前恐怖，当时还未能消除，虽然抄家之风已停止，不必把写成的稿子每天张罗转移或隐藏，但我在开始写作它们的时候仍然严守秘密，没有把意图和朋友们商量，征求他们对于写这类故事的意见。当时写这类故事的动机是这样的：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我看到许多孩子没有书读，闷得发慌，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无处用，只有打架骂人，有不少的孩子还干出近乎流氓行为的事情。在“四人帮”控制的报纸和杂志上，偶尔也出现过几篇名为儿童文学的作品，但它们几乎无例外地都是极简单的侦探故事：“小英雄”不是侦探“阶级敌人”的动态，就是亲自捉拿特务。解放了那么多年，在我们中间还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甚至还需要天真的小孩子去充当侦探或捕捉人员，这也未免给我们社会主义抹黑太厉害了。再说，用这种“英雄行为”和“高尚理想”去教育我们天真的下一代，也未免太残忍了，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甚至对于抚养和教育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的一举一动，也都采取怀疑态度，当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来看待，弄得人人都彼此提防，老师也噤若寒蝉，不敢教育他们，甚至没有阶级性的学校窗玻璃也受到“无情的打击”，没有一块完整。这种情形如果持续下去，我们怎么能培养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未来公民？
对此，个人的办法实在有限，无能为力，最多也只不过是想在自己可能范围之内给他们提供一点有益的读物。自己写东西没有把握，是否可以为他们翻译一点东西呢？象安徒生这样的作家既已经被“四人帮”定性为资产阶级，成为“禁区”，翻译一点外国人民的创作——民间传说和故事——行不行呢？于是我翻阅了一些欧洲的民间文学作品。这里面的财富确是不少，但一拿起笔来翻译，我却又犹疑起来了。事实是：它们经过许多人的转述、记载和加工，大多数已经变质了，正如我在本集子后边附录里《再谈扩大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域》中所说的，“人民在劳动实践中和与他们的剥削者及压迫者的斗争中学得了许多聪明和智慧，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坚韧精神，但这些特点和优良品质往往被歪曲成为取得生活‘成功’的手段。具有这些特点和品质的人最后不是当了驸马就是成为了财主，反过来统治和剥削人民。”许多我所接触到的欧洲民间创作，基本情况就是如此。
要发扬它们固有的健康因素，剔除其消极成分，那只有改写——我想这样才能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于是我便开始尝试改写，但在实践过程中我又发现，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欧洲的民间传说和故事所产生的时间、地点、生活和历史背景，与我们今天的中国距离实在太大了。要使我们的少年儿童读者能看懂和欣赏它们，那还得增加许多东西（当然也得减掉一些东西），包括故事情节。因此我觉得，把它们作为原始素材，重新创作，可能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也比较主动的办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解释它们的内容，来突出它们的主题思想和发挥它们原有的人民性。最后我就决定这样作了。这个集子里的童话故事就是这样作的结果。当然这不是我的发明。鲁迅先生在他的《故事新编》中早就已经这样作过。歌德写的《浮士德》也是这样作的。当然我的目的要简单得多：我只希望这样能在少年儿童读物饥荒的时刻给我们的小读者提供一点读物——尽管这不过是沧海一粟。
这些故事每篇的情节都各自不同，但它们却也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也是我选择这些素材的标准之一：它们几乎是同一个历史时期和同一个地区的产物。它们的地理背景基本是在南欧，主要是在意大利。当然有个别的故事也牵涉到英国，甚至北欧的丹麦。它们所反映的基本上是中世纪后期封建主义没落、市民阶层兴起的那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情况。
意大利是一个半岛，一边是亚得里亚海，那里有当时最热闹的水上城市威尼斯；一边是地中海，那里有最繁华的港口热那亚。这些城市四通八达，远可以通向中国，近可以到达阿拉伯。许多意大利商人和冒险家，通过水路或陆路，来到这两个世界一一威尼斯人马哥·孛罗就曾来过中国，并在扬州当过一任地方官。他们带回去许多关于这两个世界的传说和这两个世界生产的商品，引起欧洲人的惊奇、羡慕和幻想——这也是促进欧洲贵族、地主和教会组织掠夺性的十字军东征的一个重要因素。
阿拉伯和东方的商品在当时是“先进”的产品，在欧洲有很好的市场。于是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港口就发展成为了繁盛的商业都市，也是航海事业和向海外探险的中心。一种新型的市民阶层便也由此应运而生。他们不仅做一般买卖，也搞海外贸易，并且还引进一些外来的先进生产技术，自己也开起一些小型的工厂来。这样他们就不单靠转口贸易赚钱，还开始剥削雇佣劳动和榨取剩余价值起来。这个阶层后来历史上就叫做市民阶层。
“市民阶层”这个辞在法文里叫做“布尔热阿季”（bourge…oisie），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叫做“布尔热阿”（bourgeois）。它们源出自“布尔”（bourg）这个字，它的原意是贵族住的“城堡”，后来扩大成为“城市”的意思。欧洲各国文字中都有这个字，只是拼法略有不同而已。在德文里它拼为“堡”（Burg，在英文里它拼为“堡洛”（borough）。沙俄帝国的首都“彼得堡”——现改为列宁格勒——就是“彼得城”的意思。在三十年代我们把“布尔热阿季”译为“布尔乔亚齐”；把“布尔热阿”译为“布尔乔亚”。这个“布尔乔亚”阶层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最初的代名词。它最初在政治上是处于无权的地位。为了发展他们的工商业，他们就想取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贵族而代之。因此他们就标榜“自由”、“平等”、“民主”这类东西，作为他们动员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