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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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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把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有典型意义的地方都介绍得非常细致。麦克白杀害国王邓肯后的内心活动在下面这段台词里充分表达出来了:
    “这是什么手?嘿!它们要挖出我的眼睛。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吗?不,恐怕我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呢。”
    听!麦克白的心在翻腾。
    作者在这里又深入地解释说,莎士比亚写这几行有名的诗句时,使用了夸张的手法。
    与此同时,作者又从剧中摘出麦克白夫人说过的一句台词:
    “让我们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一点点的水就可以替我们泯除痕迹;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
    看!同是对待沾满杀人血污的双手,她竟说出这样的话。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这出戏共有五幕,作者在本书内只带领读者读到第二幕第二场。这是因为作者并不想让读者在这里通读全剧。作者的目的仅仅是把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挑选一二,介绍给读者该怎样去读。读着读着,自然就会产生无穷的乐趣,作者写这一章的目的也就在这里。
    在第四章《最后谈谈台词的妙趣》里,作者引用了莎剧中一些脍炙人口的词句。《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五场中,朱丽叶为了多挽留罗密欧一会儿,说道:“那刺进你惊恐的耳膜中的,不是云雀,是夜莺的声音……”但当她觉察到罗密欧再不走就会面临死亡时,她的话马上来了个急转弯:“天已经亮了,天已经亮了;快走吧,快走吧!那唱得这样刺耳、嘶着粗涩的噪音和讨厌的锐音的,正是天际的云雀。”我们欣赏音乐时,往往为曲调的变幻莫测所吸引,而莎士比亚妙笔生辉,读起来音调铿锵,绝不逊于悦耳的音乐。
    作者接着介绍了怎样阅读台词以及如何去玩味它们。作者告诉我们,在阅读戏曲的时候,应该时刻想着:“我本人就是演员。”只要有了这种心情,那就有可能使自己的理解力和想像力都活跃起来,这样读下去,当然就“事半功倍”了。
    在本章末尾,作者表示,在莎士比亚所写的三十六个戏剧中,他希望年轻读者先读以下十二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裘力斯·凯撒》、《理查三世》、《第十二夜》、《麦克白》、《仲夏夜之梦》、《科利奥兰纳斯》、《亨利四世》上篇、《奥赛罗》、《李尔王》、《暴风雨》。
    书中附有四幅精美的插图。第一幅是当时的巨船,主要是作军舰用的,在贸易方面也使用过。第二幅是当时的四种男女服装样式。第三幅是美国学者在二十世纪经过研究推断而画出的“地球剧场”的模型和“幸运剧场”的平面图。莎剧主要在这两个剧场演出。第四幅是建立在泰晤士河南岸的“白鸟剧场”、“杂耍场”和“地球剧场”。这几幅插图为本书增色不少,它们对于理解书的内容也大有裨益。
    为了适合少年读者的需要,正文天头留有较大的空白,每页都附有精致的眉头图,封面、内封、扉页,以及每一章的插页上则附有反映伊利莎白时代的人物像和风景画。
    《我们的莎士比亚》是《筑摩少年丛书》已经出版的三十一种书中的第二十九种。这个丛书分社会、历史、科学等类,本书属于创作类。原书是236页,译成中文约为八万字。日本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重版,1976年8月第二次印刷。最初发行是1953年,也是筑摩书房印的。在1975年重印时,除了把戏剧引文重译过,并增补十几页外,尽量保持原样,没作更多的修改。
    本书的作者木下顺二,1914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读书时,就开始了戏剧创作活动,从1947年起担任“葡萄之会”(专业剧团)的领导工作,并任明治大学文学院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戏剧《叫作奥托的日本人》、《风浪》、《东方国家》、《神与人之间》,小说《无限轨道》等。1963年我国作家出版社曾出版过包括他的《夕鹤》等五个著名戏剧的《民间故事剧》。木下顺二对我国的态度友好,曾屡次访问我国。
    除《我们的莎士比亚》之外,木下顺二还写过两本关于莎士比亚的书,《莎士比亚随感》(筑摩书店,1969年;改订版,1972年)和《莎士比亚的世界》(岩波书店,1973年)。
    我们希望我国作家和翻译家,在百忙之中也抽出一部分时间,写几部象《我们的莎士比亚》这样的启蒙读物,让孩子们得以分享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高烈夫
为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际是一个问题?
读《谈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问题》

    最近,读了于光远同志的《谈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问题》,感到很受启发,应该推荐。
    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见解。这个见解,对于驳斥“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以及正确理解按劳分配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得先从什么是所有制谈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时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就是说,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交换和分配三个环节。马克思在《导言》中,不仅讲到生产、分配、交换三个环节,而且还把消费包括在内,他认为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总生产过程的这些论述,作者指出,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都有人与人的关系,都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意义就是在社会总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它可以分做:直接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分配中的生产关系,交换中的生产关系,消费中的生产关系。作者对生产关系下的这个定义,比长期以来流行的“三分法”要确切得多,也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作者指出,所有制是通过人对生产的物质要素(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力或劳动者本身)的关系建立的人和人的关系。也就是说,所有制就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或诸生产关系),而不是三分法中所说的基础。因此,社会总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就是所有制在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体现。我们知道,人对生产中物质要素的占有方面,是区别迄今为止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标志。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别,都是所有制的不同。所有制、人与人在社会总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生产关系,不是法的关系,不是上层建筑的范畴。法律上规定所有权即财产权,只是统治阶级用法律来保护当时已存在着的所有制。把所有制说成是所有权,是不妥当的。
    所有制关系是不能与社会总生产过程中的四个环节相割裂而孤立起来的。离开了这四个环节,所有制就不能得到体现。试想,一种社会形态的所有制只是作为一种形式独立地存在着,而根本与社会总生产过程中的四个环节无关,岂不成了空的了吗?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所有制,首先要在生产中实现,接着在分配和交换中实现,最后在消费中实现。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的:如果要给资产阶级所有制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0页)同样,如果要给社会主义所有制下定义,也只有把社会主义全部生产关系讲一遍,才能讲清楚。马克思的这些话以及别的一些话,说明了他是从所有制在社会总生产过程(即上述四个环节)中的实现来说明所有制这一概念的。他反对把所有制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关系,反对把它看作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法学的幻想。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实现,也一定要在按劳分配中实现。不存在按劳分配也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是各种各样的,即使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公有制,虽然基本上相同,但两者也有差别,其中最具有特征的是按劳分配。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果没有按劳分配,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没有在个人消费品方面得到实现,这样,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广大劳动者来说,就没有实际意义,我们经常说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也是一句空话。从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因此,作者引用了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说的“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列宁选集》第3卷第62页)这句名言,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等于生产资料公有加按劳分配——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公式。
    毫无疑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公式,对于我们批判“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和准确地理解按劳分配原则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公式,为我们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一个问题这一方面,对“四人帮”的谬论进行批判,提供了一个理论武器。例如,“四人帮”对按劳分配的攻击,集中到一点,就是否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硬说它是“资本主义因素”,他们的主要论据不外乎是:按劳分配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称为资产阶级权利,而这种资产阶级权利是“资本主义因素”,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和条件”。这是十分荒谬的。我们知道,按劳分配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它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我们在上面已经讲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实际上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回事。因此,坚持按劳分配,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按劳分配,也就是实际上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整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四人帮”不许讲清楚这个概念,但又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以便在这上面大作文章。其实“资产阶级法权”根本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也值不得去讨论它到底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四人帮”在“资产阶级法权”上炮制的谬论,其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同起来,从根本上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即在消费品分配中实现了按劳分配。按劳分配这种等量劳动交换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实行按劳分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新的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正是最终消灭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
    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公式,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正确理解,避免把一些本来不是按劳分配的问题,强加到按劳分配上。
    我们大家知道,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原则,但是它的作用不限于消费品分配的范围,而对整个社会主义生产起作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按劳分配在生产中的作用讲了不少话,比如他说:“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列宁全集》第3卷第254页、第257—258页)这就是说,实行按劳分配是起“分配产品和劳动的调节者”的作用,即要使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与整个生产联系起来。所以实行按劳分配是使社会主义生产能够进行的“主要条件”。由此可见,列宁不只把按劳分配看作分配原则,而且把它看作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

董薇园
通往“汽车销售大王”的道路
日本的《丰田的秘密》

    《丰田的秘密》是日本两个记者——若山富士雄和杉本忠明在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创建四十周年前夕写出的。它自1977年6月初版以来,先后重印达十七次,一度为日本的畅销书之一。去年十月由北京出版社翻译出版。
    所谓“秘密”不过带有商业广告性质,耸人听闻而已。然而这两个记者深入采访,毕竟记述了丰田惨淡经营四十年,几经起伏变故终于获得成功的经验,值得一读。
    丰田长时期默默无闻,其后之所以为世人瞩目者,原因是日本在1973年石油冲击、发生世界性能源危机之际,百业肖条,唯独“丰田”盈利稳步上升,给国内外留下深刻印象。
    据1977年6月决算,“丰田”销售额,达22,000亿日元,经常利润为1,850亿日元,超过新日本制铁,跃居日本企业第一名。
    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拥有八个工厂。总公司工厂生产载重汽车,元町厂、高冈厂、堤厂都生产小轿车,其余四个厂生产部件。职工44,000多人,目前汽车年产量达2,700万辆,销行世界各地。这就是所谓“世界的丰田”的由来。
    就某种意义说,本书是一部资本主义企业经营史,也是丰田家族的发家史。1937年丰田创立伊始,日本汽车制造业比美国落后三十年,1946年也比美国落后约十年;然而后期的丰田急起直追,到六十年代中期,终至跻身于世界汽车工业先进行列,超过“福特”,紧追美国“通用”,跃居世界第二位。连德国的“本茨”、意大利的“菲亚特”一度也瞠乎其后。不难想象,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汽车业中,美国通用与福特公司生产的小轿车,历来稳操世界汽车行业的牛耳,到处横冲直撞,倾销世界各地。不料到七十年代,竟连美国本国的汽车市场也受到日本汽车的冲击,这种景象何等令人吃惊!
    本书对丰田的经营管理体制、规章制度、技术革新、职工培训方法、产品推销手段等各个方面,均有所论述。
    丰田经营体制的一大特点是产销分立,相辅相成。丰田汽车工业公司与汽车销售公司之间,每年年终召开联席会议,大体上议定生产、销售汽车数字的分配,目标是“不生产滞销的汽车”。其次,扭转了销售价格方面成本核算优先的旧传统,必要时甚至降价出售汽车,这样就扩大了销路,反过来提高了汽车产量,降低了成本。第三个优点,汽车工业公司与销售公司分开,在利用其它企业资金和减少本公司的资金流转方面,也是行之有效的。丰田销售公司在1978年的目标是建立三千个营业所,三万名推销员的庞大队伍。各经销店网配备维修工人,为用户随时修理汽车,服务周到,这些也博得社会的好评,巩固了丰田牌汽车的信誉。
    丰田公司的金融体系,也别开生面,是经营管理的另一特点。象丰田资本高达二万亿日元这样的大企业,居然高唱“无债经营”,听起来令人惊奇!其实,所谓“无债经营”,其“秘密”是:汽车公司把生产的汽车批发给销售公司,销售公司支付六十天限期的期票,再把汽车销售给经销店,经销店同样付给销售公司限期期票(五十天),最后,经销店从用户手中接受按月付款的支票,再开给销售公司,要求把以前开出的期票倒换回来。另一方面,销售公司把自己开出的记名支票加上按月付款的支票作为担保向银行借款,用借款和开给汽车工业公司的期票进行结算。银行把用户按月付款交来的现款抵销,作为担保收来用户所开支票,又用这笔款项抵作对销售公司贷款。于是,销售公司开出的期票就结算销账了。这种体系的最大特征是,生产部门的汽车工业公司完全没有销售资金的负担,当然也就没有利息的负担。汽车工业公司的车辆也能及时推销出去,资金计划也易于制订。销售公司从银行借款虽然多(1977年3月达1,600亿日元),而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却是“无债经营”。这种转账层次,80%用期票,20%用现款,不用支出大量现金,这就是“无债经营”的“秘密”。
    “无债经营”的另一“秘密”就是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利用职工在公司内部存款,往往多达数百亿日元,也会省去一大笔银行借款。无怪乎美国记者向丰田采访“无债经营”时,感到诧异。当时丰田接待人员说:“不,我们实际还有将近四百亿日元的债款”,美国记者眨巴着蓝眼珠,如坠五里雾中!
    丰田取得的成就,除经营得法外,和它技术上的精益求精有很大关系。1960年,丰田为压倒日产公司的轿车“青鸟”,试制丰田自己的“光环”牌小轿车。两次失败以后,更换总工程师,派人两度赴美,深夜在高速公路上检验车的性能,反复进行一万公里的试验,终于发现震动和噪音的毛病所在。后来又进行一系列非常奇特的破坏性试验,特别是连续七次飞车试验,最后一次踏板离地1。7米,飞车悬空三秒钟,车辆安然无恙。通过电视放映,取得很大的宣传效果。它的试验也是多样的,如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试验,在倾斜度很大的道路上、在沼泽地中、在水中进行试验等。丰田的“光环”车在1965年5月参加汽车比赛获得全胜,到年底终于胜过日产的“青鸟”。
    丰田重视职工的教育与培训,这也是它们的一个传统。丰田销售公司每年四月一日招收新职工,十月一日分配工作,用六个月时间培训。先学一般业务,几个月后派到各汽车厂实习两周,和汽车工人一道熟习生产过程,再到维修现场实习一周。这一过程结束后即去经销店接受推销员教育和从事实际推销业务。
    丰田不惜重金,在石油危机的1974年用20亿日元兴办了销售公司进修中心,除对新推销员进行普遍训练外,还对在职两年以上的推销员甚至管理干部进行轮训,由优秀推销员担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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