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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担起了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的重任，同时还出版了第一卷的第三版、第四版和英文版。对每一种版本，恩格斯都写了序言，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为完成马克思的遗著化费了多么艰巨的劳动。只有他能辨认马克思那了草不清、难于识别的笔迹，以及个别字和整个句子的缩写；他不得不在病床上口述，由别人转抄，再在抄清的稿子上加工；他尽可能用马克思的原话来表述马克思所得出的科学成果，还得把手稿中遇到的无数空白填补起来，以便发表一份“完全符合作者本意”的稿子。凡是对手稿所作的修改、穿插和增补，恩格斯都仔细地加以说明。列宁对于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给马克思建立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上，无意中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1877年至1878年间陆续在《前进报》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恩格斯先后写过三篇序言，说明他在批判杜林的同时，对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正面地作了系统阐述。1880年，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抽印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马克思写了法文版导言，指出这三章是《反杜林论》一书“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这本书后来译成波兰文、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西班牙文、荷兰文、英文、罗马尼亚文等，成为当时传播最广的科学共产主义著作。恩格斯为德文第一版和第四版写了序言，为1892年英文版写了长篇导言，导言概述了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
为了传播马克思的著作，恩格斯还重印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法兰西内战》等书，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给这些著作加了序跋和导言，对这些著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了深刻的分析。1895年，重印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恩格斯写了一篇导言，这是他在逝世前写的最后一篇序跋。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序跋，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实事求是。对于一些历史性的文件，他们认为不应该随意删改，歪曲历史。《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明确指出，随着实践的发展，《宣言》的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个别地方本来可以作某些修改，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只能在序言中加以说明，或者加一些“有助于理解的历史性的附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再版序言中也提到，他虽然很想修改某些叙述，由于这是一部论战性著作，“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作任何修改”。有些解释性的增补，也应该是“论敌不会有所责难的”才行。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说他曾考虑把这本小册子的第六节，即关于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的一节删去，因为这两个人后来的表现是好的，认识了当时的冒险主义错误。但是，马克思说，“对原文的任何删改都是伪造历史文件”，而保留原貌恰恰可以说明在当时处境下，为什么要这样激烈地攻击共同敌人的无意中的帮手。历史文件保存历史原貌，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还表现在科学问题上不能抱有偏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和英文版的序言中，讲到马克思的引证方法。马克思引证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观点，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来的。只要这个见解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马克思是否承认这种论点是没有关系的。对于科学上任何比较重要的成就，马克思总是予以肯定，不抱偏见。恩格斯在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一文中，就讲过这种带有偏见的经济学家是怎样断绝了在科学上进步的可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第一版序言和第四版序言《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一文，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给予很高评价，指出自己的书就是为了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恩格斯指出，有些原始历史学家闭口不谈摩尔根的发现的历史意义，却毫不客气地将他的成果掠为己有。他认为，即使由于发现了新的材料，提出了新的见解，摩尔根的某些假说被动摇，甚至被推翻了，他的基本观点还是无可代替的，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也迄今仍是有效的。
引导读者注意新的情况，研究新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序跋中值得注意的又一特点。
在重印一些几十年前的著作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着眼于这些著作的现实意义。在《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曾以蒲鲁东为例提出问题说，批判的对象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了，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到一边去了，还有没有必要重印这些书，和已经死了的论敌作斗争呢？恩格斯认为，第一，这些书通过论战形式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其次，蒲鲁东的观点虽然没有市场了，但是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曾经起过很大作用，以致不能简单地把他忘掉，要研究现代社会主义，就应当研究已被克服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的这些观点；最后还要看到，现实斗争中的某些倾向，也必然会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寻找武器。这就强调了重印这些文章的现实意义。
在重印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时，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说，如果不写导言，这本书就无法出版。“导言相当长，因为除了对那时以来发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还应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他在导言中指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原来适用的策略方法和斗争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
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处处考虑到读者的需要，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序跋的一个特点。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为例，这是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作的演讲，1849年陆续在《新莱茵报》发表，并出版单行本。1891年重印时，恩格斯写了一篇导言，说明这本书反映了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观点，那时他还没有完成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作，当然，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但是，新版的单行本是为了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如果马克思在世，一定也会使旧的论述同他后来的观点一致起来。而全部的修改归结为一点，就是把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不是什么咬文嚼字，而是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恩格斯在导言中详细说明了这一修改的必要性。
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说，万事开头难。这部著作的开头，即分析商品和价值形式的部分是最难懂的。因为，分析价值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且，用辩证法来分析经济问题，又是没有人使用过的。法文版为了便于工人阅读，分作四十四个分册，马克思担心有些读者会因为一开始几章读起来困难，而不能继续下去，他在序言中提醒读者：“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是对读者的鼓励和期望，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一幅真实的写照。
仲民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经典著作
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问题漫谈之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国近代史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和《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两书中的文章，对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大事，差不多都论述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各个方面，更作了科学的总结。经典作家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偏离了经典作家的指示，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便不可能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对中国近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便不可能得出科学的总结，以指导当前的革命实践。可是，中国近代的历史是极其丰富的。无论是政治、军事、文化领域的斗争，都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人民饱含着失败的痛苦，而又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希望。经典作家对历史事件的科学论断，不能代替对历史进程的具体分析；对历史人物的科学评价，也不能代替对历史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有声有色的描述。而只有对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和对历史人物有血有肉的评述，人们才更容易更深刻地认识历史，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人们感到，近十多年来，象这样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简直是凤毛麟角。不少文章和某些书籍，只是经典作家某些论断的详细注释。个别的大量引用经典著作的语录；甚至并非论断性的片言只语，也加以引用。前两年，凡引用经典著作的话，都用黑体字排印，有些版面只见黑黑的一片。这样的文章和论著几乎是经典作家语录拼凑成的，当然称不得研究，也不可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如果说，这样的文章和论著，不提出问题，不研究问题，不解决问题，但还没有什么错处的话，那末，那种对经典作家的论述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做法，就将把研究引入邪路，得出荒谬的结论来。
近年来，在近代史著作中被引用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批判林彪时讲的这句话：“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同志这句话，是讲党的路线的重要性。正确的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按照马克思主义制订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必将战胜阶级敌人，取得斗争的胜利；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制订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必然导致斗争的失败。在党内，有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就会有它的对立物非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这样，就有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路线斗争，不论是思想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路线斗争，都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懂得阶级斗争的规律，也认识党内路线斗争的必然性，因而自觉地进行党内的路线斗争，以便更好地领导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最终战胜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因此，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讲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而且并不是任何斗争都可指为路线斗争。可是，近年来的某些中国近代史论著，却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生搬硬套到中国近代史中去。在他们的笔下，路线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无所不在，贯彻始终。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路线斗争，资产阶级内部有路线斗争，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有路线斗争，甚至封建统治阶级在对外的战争中也存在着路线斗争。大路线套小路线，小路线中还有更小的路线。结果，在这些著作中，什么矛盾都成了路线斗争，这就在实际上代替了或淹没了阶级斗争。一部中国近代史，越说越糊涂了。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情地歌颂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觉悟了的农民，起来冲击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即束缚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于是，这些年来某些中国近代史著作，包括思想史著作，几乎毫无例外地把毛泽东同志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这一论述，不作分析地套在旧式农民运动太平天国革命的头上。太平天国革命反对封建政权，这是不错的。可是，太平天国的文献和革命实践，不见有反对封建宗法的族权。太平天国曾捣毁庙宇的神像，咒骂泥塑木雕的菩萨，可是，他们用什么来反对菩萨呢？是用战斗的无神论吗？他们明明信仰天父——皇上帝，而且，这个天父又明明是有人格的神，而并不是接近唯物论的泛神论的自然神。用一神教来反对多神教，怎么能说是反对神权呢？洪秀全假借病中升天得见上帝，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讲的一套，倒是搞的神权。当然，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利用各种神像迷信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太平天国冲击菩萨偶像，是包含了反封建的思想内容的。至于夫权，太平天国的文献中便充满着矛盾，一些文献规定了男女平等，另一些文献，如洪秀全的《天父诗》，对男尊女卑和封建的夫妻关系，却作了严格的规定。而洪秀全自己就有后妃八十余人，在实践上看不出他们曾反对封建的夫权。象这样一些著作，把旧式农民的革命觉悟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的革命觉悟相提并论，这在实际上就混淆了旧式农民革命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的界限，不可能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事件的论断都是十分精辟的，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也都是十分中肯的。他们深刻地揭露了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揭露了清统治者的屈服与外国侵略的无耻投降行径，他们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国内统治阶级的英勇斗争，预示着重重压迫下中国人民的光明的未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学习的。可是，经典作家对于任何事物，包括自己的著作，总是一分为二地看待，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的论述就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任何人的实践总是有一定的局限，而事物矛盾的暴露也有个过程，因此，任何人对事物的认识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洞察一切。我们不能要求经典作家对中国近代史的一切论述，包括每一个细节的描述，都那末贴切，完全符合事实。因此不能将经典作家对近代史的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论断，都要作为研究者必需遵循的真理。例如马克思论述太平天国革命的《中国事件》，文章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起因（“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因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时国家制度之震动，银子外溢，因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性之破坏以及其他等等。”）和特点（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可是，文章引用了英国领事夏福礼的敌视太平军的报告，说太平军的全部战术是“引起恐惧”，“把什么都破坏了，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太平运动实质上乃是一种完全空洞的运动”，这些显然就不合乎事实。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862年7月7日的《维也纳新闻》，这时，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十多年，天京的保卫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太平天国革命情况，当时报导到国外的本来就少，而这些报导又多半是仇视太平天国，对太平天国革命歪曲真象，恶意中伤的。尽管如此，马克思联系当时中国的历史仍然锐利地看到了这场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并在文章的结束中辛辣地指出，“太平军大概就是中国人脑子里所幻想的那种现身的魔王吧。但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的魔王。这类魔王是停滞的社会生活之产物。”至于马克思由于不全面了解情况，而引述那些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是次要的，不可避免的。
列宁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中也有类似的情况。1912年，当中国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玩弄两面派手法，表示拥护革命，赞成共和的时候，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中认为他代表了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这当然不符合事实，但这在袁世凯的真面目未暴露以前，这样看袁世凯也是可以理解的。
经典作家的论断中，有些是容易理解的，有的则需要很好地消化和认真的研究。例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同志举出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严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术思想，孙中山则努力仿照西方，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这三个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是很清楚的。可是，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只在他起义以前读过一本由中国传教士梁发编写的《劝世良言》。而《劝世良言》宣扬的是宗教麻醉，洪秀全的革命平等思想，主要是利用和改造了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拿洪秀全的著作与《礼运》篇对照，便灼然可见。从洪秀全的全部著作中，看不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方案和文化思想的影子。只有在干王洪仁的《资政新篇》中，我们才看到了若干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因此，毛泽东同志说洪秀全是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该如何理解呢？是不是他代表了包括洪仁在内的整个太平天国革命向西方寻找真理？这些问题便可以讨论，只有通过争鸣，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才能将学术研究引向深入。
学习经典作家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同一个问题，这个时期讲的同另一个时期讲的，似乎有些“差异”，甚至提法都不一样。这里，有的是经典作家的观点确实有了某些发展，有时则是有所侧重。因为经典作家的论述，总是指导当前的革命实践，从实际出发，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经典作家决不离开革命实践来抽象地、学院式地研究历史。最明显的就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的两重性，贯串在毛泽东同志所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述中。可是，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