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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搞文字狱的人都是一些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迷信高压暴力，以为大兴冤狱就可以永远窒息思想言论，就可以永远以他们的反动谬论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历史的逻辑发展绝非如此。自秦始皇以来一切搞文字狱的人都曾以为“人莫予毒”，都曾陶醉过一时的胜利，但事实上，他们无例外地都受到了当代，特别是后代的严厉谴责，落得个千秋骂名。一切客观的正直的历史著作，从来没有肯定或颂扬文字狱的。《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对我们有着正反面的教益，它辑录的大量“批”谕旨和连篇累牍的官方章奏，丝毫不说明搞文字狱具有什么必要和正当性质，而只说明这些蠢猪们的无知、无理和无耻。这是他们暴虐和怯懦的集中表现。历史上因文字狱受害的人和惨罹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的血迹教育了我们。我们必须从不久前的历史中吸取到教训：在现代，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必须极大地发扬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倦地健全和巩固我们的法制，绝不容许反动透顶的文字狱再度出现。我建议，应该将林彪、“四人邦”横行时期某些典型的重大文字狱案及其主要文件汇编成书，不但为了鞭挞这些丑类，还为了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不忘，永为鉴戒。
＊ 本文所有引文，均引自《清代文字狱档》一书，为节省篇幅，不再详记卷、页出处。
韦庆远
图书馆见闻
回头看看图书馆，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出现的啼笑皆非的怪事，足足可以编集一部新《拍案惊奇》。
且说1970年，林彪、“四人帮”利用“一打三反”搞瓜蔓抄和文字狱。有一次，一个被称为响当当的“大老粗”亲自出马，去抄一个大学历史系出身的干部的家。他本来以为只要稍加搜索，就可邀功求赏。可事与愿违，捞不到“上纲上线”的“罪证”。突然他窜跳起来，原来他发现被抄者收藏了不少历史人物传记：《秦始皇》、《汉武帝》（张维华著）、《唐太宗》（万钧著）、《赵匡胤》（张家驹著）……。这位自诩熟诵《沁园春·雪》的“大老粗”，眼睛顿时一亮，恍然大悟地说：“喔，原来你还想做皇帝”。被抄者被责问得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却以为中彩了，更加兴奋了，故意扮出一付孔夫子面孔严厉地说：“不要装傻，现在你想做，也做不成了……”。
就是这位“大老粗”，为了表示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看到被抄者大批图书中，有中共中央八大文件和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的著作，勃然大怒尖叫道：“这些是‘四旧’，早该处理了，你藏这些干啥，要为他们翻案？”被抄者力求解释：这是历史记录，也不能因人废文。他却自作聪明说：“私人谁也不能有。要用，打证明上图书馆去！”
而那些进驻图书馆的某些人，又是怎样“高明”地“抓革命，促工作”呢？有一次，他们说：通过一年半的“调查”，发现问题极其严重。你们不信？我们先公布一批最最重要的材料，使你们头脑清醒些！不久，荒废多年的布告板上贴了一张工楷书写的“罪证”，内称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反革命分子”提供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现将一批材料名称、数字公示于众：《解放日报》七十余处、《新华日报》八十余处、《救亡日报》五十余处。还在“声讨大会”上说明，这是里应外合，共开了两百多处“天窗”云云。真是为自己增添了笑料，因为稍有一点常识的人就知道，抗战时期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次亲自动笔撰写社论和报道，《新华日报》重庆版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过问的，而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也是一份旨在宣扬党的团结、进步的报纸。这些报纸的原版，历来为图书馆作为革命文献珍藏，何来“炮打”，难道“自打自”？这真是天字第一号的笑话了。事隔两年，他们忽然说明有出入。原来“调查”中，把发生事件的地区忽略了，以致张冠李戴，将道听途说的某单位报纸被开了“天窗”事由，装到《解放日报》等等头上去了。但，弄错了吗？在他们离开图书馆前，始终没有表示过。
1970年秋天，在广大群众压力下，图书馆躲躲闪闪终于又重新面向社会了。为了防止所谓“文艺黑线”回潮，在开门前夕，一位善于“再教育”的头头登坛训词，对于图书重新开放，他有一段精彩别致的讲话：“马列主义的著作，凡是唯物主义可以开放，唯心主义不能开放；鲁迅、高尔基的书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没有高举的不能开放，对他们解放前的作品，有没有贯彻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你们要严格掌握。”“什么亚里斯多德、柏拉图，你们就是‘言必称希腊’，不要欺侮我们‘大老粗’了，我就不信这套，要开放，就得按照毛主席‘六项标准’和‘座谈会纪要’精神办，有违犯者，不能用。”
在“四人帮”毒害下，此类情事，可谓多矣！什么普希金的书是鼓吹“情杀”；儒勒·凡尔纳的幻想小说“诬蔑黑人兄弟”；《鲁滨逊飘流记》宣扬“人性论”，且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礼拜五做奴仆，“不是革命同志关系”；清末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叙述“旧社会乌烟瘴气，散布在今天，岂不是闹复辟了吗？”更有甚者，说郭沫若《洪波曲》“攻击”了周总理，是属于“防扩散”的书，“‘十批’不是好文章”嘛，它吹捧孔老二嘛！等等。一言以蔽之，都是“毒草”，均在“取缔”之列。这正是：笑话年年有，那有七十年代笑话多。
“四人帮”焚书坑儒的愚民政策，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读书生活，人们偶尔读一些书，议论一点书中的情节或人物，少见多怪，也会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态”，闹得风风雨雨，甚至罗织成罪。几年来，我们多次接触到这样的事例：某青年学画，因为找不上书，从1962年出版的《国贼蒋介石》漫画集中，随手临摹了四幅，竟以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为因，判处十年徒刑；某干部多年前浏览过《中国电影发展史》，说了句“江青演过电影《王老五》”，即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论处：开除党籍，削职为民，监督劳动七年；吴运铎著《把一切献给党》是部发行百万册的优秀读物吧，有位领导干部，却因为在日记中抄了书中引用的黄静源烈士过刑堂时慷慨之言：“张开眼都是共产党人，闭着眼一个也没有”，而被加以诬蔑攻击的罪名，因为“开眼都是”岂不是“全民党”，“闭眼没有”，变成了“消灭党”了。至于所谓搞“借古讽今”定案的，远自屈原赋、杜甫诗，近则辛亥革命期间伪托钱江、石达开的诗，鲁迅的“回眸时看小於菟”……那就更多了。这些可笑可叹可恨可悲的事例，难以胜记。
这里要指出的，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英雄们，有的确是“左”得出奇，私心过重，想要通过革命，“实实在在捞一把”的；还有是“闹而优则仕”的。当然更多的却是长期荒芜学业，又受了彼时时髦的“左倾幼稚病”影响的同志。极大多数则是受害者。但是“四人帮”流毒甚深，至今仍有以为这种鹿马术，继续可以混世的。
最后，附带一提的是不要把任何书的作用绝对化了。所谓“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哪有这么大的精神作用。当年林彪宣扬“老三篇”是“万有灵丹”，到处可以“立杆见影，活学活用”；“四人帮”一个死党在图书馆“声讨大会”上狂叫：“你们提供了那几张小报（按：指三十年代刊有江青照片的《大晚报》等），比毁掉十几个大工厂还严重”；上海当时社会上也传诵那所谓“一粒子弹只能打死一个人，一本坏书却要打倒一排人”等等，实在都是扯淡。满面尘灰烟火色，从此与世长隔绝。——这才是“英雄”们对待书的目的。我们决不能学这个样了！
盛巽昌
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
“苏堤春晓”是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它是北宋元年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时疏浚西湖用淤泥筑成的。苏东坡疏浚西湖，给杭州人民带来了很多好处，所以大家称这条堤叫“苏堤”。前几年“四人帮”横行，苏东坡也遭了厄运，因为他曾经反对过王安石而入了“另册”。他的文学成就和治学经验也无人谈论了。
苏东坡，叫苏轼，字子瞻，东坡是他后来的号，眉州眉山（现四川眉山县）人。他和他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人称“三苏”。东坡在三人中间学业成就和名声最大。他年轻时因为父亲外出游学，跟随母亲读书；成年时就已经“学通经史”。他学问渊博，诗、词、文、赋都有较深造诣，对当代和后世有很大影响。尤其可贵的是东坡还乐于奖掖后进。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六里收了一封他给王库的信。信中讲到怎样读书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八面受敌”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里，肯定了这个方法。
苏东坡对“八面受敌”法是这样说的：“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年轻人做学问，每本书都要读几遍。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象海洋一样宽广无垠。人的精力不可能一下子全都吸收，只可能得到所希望了解的那一个方面。所以愿意学的人每次读的时候，只应集中注意一个问题。比如想探究历代兴亡治乱和贤者的影响，那么就只从这个角度去读，不要考虑其他方面。再要探究事迹史实，或是典章制度，也是同样，另读一遍。其他的问题也都象这样，一遍遍地去读。这个办法虽然有些笨，但学成以后，各方面都经得住考验，和泛泛而读不作深入钻研的大不一样。
就读书讲，苏东坡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种精读的方法：踏踏实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弄清弄懂。就研究问题讲，这便是将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各个侧面，然后逐个深入探究的分析方法。只有这样，对事物条分缕析，才能帮助我们深入于事物的内部，把握住它的各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抓住事物的本质。分析的方法是我们认识事物最科学的方法。
苏东坡不赞成那种走马看花的“兼收尽取”的读书法。这种态度也是科学的。不仅仅人的精力不可能同时兼顾各个方面，而且一个事一句话，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去研究它，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收获和启发。涉猎者往往泛览群书而不作深入的钻研。粗看是快，其实每本书都没有深入进去，始终都只是仅有一个大体轮廓和一般印象。这样，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倒不如“少而精”的读透他几本，取得一些确实的收获。观察事物也是一样。毛泽东同志说：“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费了时间，一事无成。”（《关于农村调查》）他要求我们就事物的各个方面加以细致研究，然后综合，得出结论。
苏东坡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应该说这和他治学方法的得法不无关系。自然，他的“八面受敌”法只是获得知识的一种方法。而我们知道，不论是认识客观世界还是读书，都还有一个立场和世界观的问题。我们在注意了这个问题以后，不妨试着用这个方法读一两本书，肯定会有裨益。
汪家熔
鲁迅的求书治学
每当提起一个伟大人物的许多不平凡的生活小故事，常常给人启发，引起人们深思。
在南京水师学堂时，喜爱书籍的鲁迅却没有书读，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呵。为了省钱买书，年青的鲁迅就以烧饼充饥，穿夹衣吃辣椒以御寒，把吃穿的钱尽量节省下来买书。
由于他勤勤恳恳地刻苦攻读，学习成绩优异，知识丰富，在学校里几次得到金质奖章和银质奖章。但鲁迅并不把它作为炫耀自己的招牌，而是毫不怜惜地用来换取心爱的书籍。在他心目中，书籍胜过了奖章，这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
在日本留学时，胸怀壮志的鲁迅节省每一个铜板购买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籍。当时他住在一个极简陋的客店里，条件特差，蚊虫甚多，无法攻读，鲁迅就用被单将浑身裹住，用单衣蒙头，只露出鼻孔和眼睛，夜以继日地探索知识宝藏。
一九一三年，鲁迅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了，但求书治学的精神却日益复加。仅在这年三月的二十多天里，他利用工余时间（白天上班办公）就抄写整理了十余万字的谢承《后汉书》、虞预《晋书》，每每挑灯苦读，抄录成卷，深夜不止。
在《再版序言》里，鲁迅自己总结这时的情况说：“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在一九一三年一月六日鲁迅日记里，写道：“晚有重鼻窒，似感冒，蒙被卧良久，顿愈，仍起阅书。”当时鲁迅常常是带病看书、抄书、装订旧书。正因为鲁迅博览群书，勇于学习，好学不倦，后来他的脑子几乎成了“万有文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许广平语；见《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36页）
贫穷的生活，艰辛的道路，黑暗的现实，这一切并没有阻碍鲁迅的成长，相反，艰辛困苦却激励他奋发图强，坚定了他为改变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决心。
高进贤
梅葛
彝族民间史诗
本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收集、翻译、整理。梅葛是彝族的一种“调子”，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大姚、盐丰等县广泛流传。收集者曾深入民间。一九五九年整理完成。分创世、造物、婚事和恋歌、丧葬四部。在诗的语言上，李鉴尧作了润色（本书由张守义设计插图）。
“襄王枕上原无梦”
宋玉写了一篇《神女赋》，于是便有了“高唐神女”这样一个美丽的典故。千百年来，一说到神女，便想到襄王。楚襄王因为这个典故而长存人间了。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误会。
《神女赋》的原文这样写道：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王曰：“哺夕之后，精神恍忽，若有所喜，纷纷扰扰，未知何意。月色仿佛，乍若有记，见一妇人，状甚奇异。寐而梦之，寤不自识。罔兮不乐，怅然失志。于是抚心定气，复见所梦。”王曰：“状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
细读一下，这段文字有矛盾之处。其一是“明日以白玉”，古代“白”字的用法，仅限于下对上或同辈之间，君主对臣下讲话，一定不用“白”字；其二，宋玉问过“其梦若何”之后，出现了两个“王曰”，这样，一问一答的句式便混乱了，而且“王”既然是自己做梦，怎么还问别人“状何如也”呢？显然这里边是有错误的。但几百年来，人们就这样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