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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一九四五年左右，我写了一篇介绍戈吉野的文章，发表在昆明文艺周刊上。戈吉野是法国十九世纪唯美派诗人，读一点或介绍一点唯美派的理论和作品，就其本身来说，原无可厚非；不过在国土日蹙，民不聊生那种局面下谈唯美派，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当时也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我问他看到那篇文章没有，他笑着说：“你现在还写这类文章啦！”我回答说：“那是我在这方面写的最后的一篇文章。”但紧接着我又补充说：“艺术好比是座公园，城市里总该有这么一块清静的地方。”“不对”，他立刻回答说：“在非常时期，公园里也要架大炮呢！”他一语道破文艺问题的实质，使我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促使我不久以后写了《死去再生——向罗曼罗兰学习》的短文。
一多兄一生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是很多的，上面所讲的，只不过是其中的点滴而已。
一多兄是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生活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他所走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他从以不问政治为清高转到过问政治，从埋首钻研古籍转到毅然走出书斋，从“一个观念论者”变成为投身火热斗争的民主战 士。他有一颗热爱祖国的赤诚的心，这颗心差不多贯串在他一生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项行动之中；他也走过一些弯路，例如参加过国家主义派，又和新月派混了一阵，但这也都和他为祖国寻求出路这一基本思想分不开的。在不到五十年的短短岁月里，他一直在摸索，在寻找。这个“几十年来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真理”，终于在实际生活中，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找到了，那就是人民的道路，革命的道路，而在一经找到之后，他便勇敢坚定地走下去，直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他虚心学习，勇于否定过去，勇于接受新鲜事物，无私无畏，临危不惧，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他和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以及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一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新诗创作和古籍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而他那种严肃认真、丝毫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创作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多兄年轻时，每于家人说他糊涂，不喜应酬时，便脱口而出回答道：“吕端大事不糊涂”。回顾他的一生，他是完全做到这一点了。今年是他逝世三十三周年，也是他的八十诞辰，谨赋诗二首，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一
书生岂昧兴亡责？ 事于大处不糊涂。
痛斥豺狼拍案起， 滇南高义震神州。
二
一人倒下万人起， 热血从来不白流。
目睹河山新景色， 阿兄应亦喜丰收。
1979年4月12日
闻家驷
《蒙古秘史》的作者和译者
写于1240年的名著《蒙古秘史》，至今还未发现蒙古文原文本，只有几种不同的汉文音译本和汉译本。过去有些外国学者认为作者可能是失吉忽秃忽。据内蒙师院巴雅尔同志的研究，作者是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史官镇海、怯烈哥、薛彻兀儿等人。巴雅尔同志还认为，此书汉译者是《华夷译语》作者火原洁和马沙亦黑。但这二人不是音译者，音译者可能是《贞观政要》的译者、西域板勒纥人察罕。元朝后期的皇室贵族已经看不懂蒙古畏兀字写的《蒙古秘史》，所以需要搞汉文音译。察罕曾被元仁宗任命为中书省的参知政事。
沈镛与美学出版社及其它
沈镛同志的噩耗，我是从一个外调单位来人的嘴里知道的。大概在1968年冬天，那时我已被隔离审查，原因据说我是所谓“二流堂”的黑干将。有一天来了两个神气活现的好汉，提审我这个阶下囚，要我把重庆美学出版社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情况从实招供。我当时说美学出版社是沈镛、徐迟和我等几个人办的，出版进步文艺作品，根本和国民党反动派没有勾结，相反是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至于社中经济情况，完全由沈镛同志负责，他们可以直接去问。来人顿时撂下脸来，一拍桌子，说：“他妈的，混蛋，什么事情都往死人身上推。”我说我早已被隔离，根本不知沈镛的死活，说不上我要往他身上推。至于美学出版社的经济，我没有管过，说不出。于是来人拍桌蹬脚饱骂一顿之后，扬长而去。
这些家伙的青皮相，一年多来我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动不了我一根毫毛。倒是沈镛同志的死讯，却使我久久不能释怀，我叹口气：“这样个好同志，死了，怎么死的呢？打死？自行出窗而死？还是病死？”我感到胸中一阵隐痛，但我无言作答。那一夜我仿徨了一宵，有一种有生以来曾未尝过的孤寂感。
我和沈镛同志认识，是在1936年的上海。那时他进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工作不久，我则刚刚考入中国银行附属的中国保险公司，在分保部每天打水险分保单，摇计算机。中国银行有个食堂，中午沈镛和我就在那里吃饭。我们收入有限，所以吃的比较菲薄。由于吃的菜都是最起码价钱的，所以吃这种菜的人自惭形秽，经常聚在一张桌上。这样我遇到了他。一朝生，二朝熟，慢慢便谈到一块去了。那时我们最热中于谈的题目，是抗战问题。过不久他便带我去参加一些救亡运动的集会，还常常借给我看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他那时似乎很忙，银行里的工作忙，业余的时间也忙，每天匆匆扒完两碗饭，谈几句必要的话，便匆匆下楼去了。我知道他在做救亡工作，但是我没有问过他，只是以得到这样一个热诚的朋友而感到高兴。接着我也跟着他去做这样的工作了。
1937年“八·一三”，中日上海战争爆发，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到香港，沈镛因为在总帐室工作，便也跟着去了。临行时，他要我不要放弃任何参加救亡工作的机会。
1938年一月初，我也被中国保险公司调到香港。那时香港的办公室十分拥挤，碰巧我和他的办公室都挤在一间屋子里，我们还一同住在西摩道的一间宿舍中。这样我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但是人虽住在一块，谈话的机会却不多，因为他还是那样忙。他和一些由沪迁港的以及香港本地的银行从业员组成了一个业余联谊社。我到香港的时候，他们已经公演了几次话剧，筹措了一些钱，买了批医药用品，由沈镛和其他几位同志运送到东江游击区去。总之，他除了在办公之外，一切时间都化在业余联谊社上，其目的则是设法运送医药用品和输送抗日青年到东江游击区去。
他是个质朴的人，不尚空谈，重实干。他介绍我参加了业余联谊社，往往我们谈了几个夜晚犹疑不决的事情，过了几天，他却对我说，事情都已经办妥了。他就是这样一个默默干着工作的人。1940年初，东江游击区传来亟需医药用品的消息，他便急着要筹募一笔款项作为购买医药品之用。我们都是收入不多的人，能捐到的款项也有限，于是他就提出要在香港演一次话剧来筹款，当时党在香港工作的同志也支持这个意见。沈镛便叫我回上海之便，向阿英同志要他写的《葛嫩娘》（即《明末遗恨》）的上演权，并要求阿英同志捐出他应得的上演税。我在上海找到了阿英同志并得到了他的允许，便回到香港。可是谁来导演呢？蔡楚生和司徒慧敏同志都在香港，但是他们都忙于自己的工作，眼看演出事就要因导演不能解决而搁浅。有天沈镛和张宗枯同志把我找去（我当时已离开中国保险公司，早已搬离了西摩道宿舍了）说，“你来导演吧”，我说“我干不了”。沈镛便说，“你先把戏排起来，到快成熟时再请老蔡和司徒来看一两次改改就行了。”这样我便打鸭子上架，导演起《葛嫩娘》来。这个戏一色都是业余演员，所有舞台装置、大小道具和服装都是借来的。所以化不了多少钱。上演的场子是租的香港娱乐大戏院，这可化了一笔，但因为票价定得恰当，而且事先努力推销，同时，香港很少演话剧，临时买票的也排了长队。戏的演出也还象个样子，所以最后还是筹募到一笔不大不小的款子，买到游击区需要的东西。而在前台后台奔忙的，主要就是沈镛。
以后，沈镛又和我办了个《戏剧与电影》不定期刊，主要介绍大后方的抗日戏剧与电影活动，这个杂志只出了两期，第一期是我编的，第二期是他编的。后来因为稿源困难，出不下去了。但出的两期，每期都销出四、五千份，很受读者欢迎。这个销路，当时在香港是不常见的。
1941年秋冬沈镛同志调到昆明中国银行工作，以后又调到重庆。其时我在1941年春天也到了重庆，在一家印刷厂做事。到1942年大批沪港文化人因上海租界及香港被日寇占领，撤退到大后方，而原在重庆的一些进步书店如生活、新知、读书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下，出版新书都有困难。沈镛同志就和徐迟及我商量，组成美学出版社，主要出版沪港撤退到重庆的进步文化人的作品。
但是美学出版社印行的第一本书，却不是沪港作家的，而是延安严文井同志的《南南同胡子伯伯》（童话）。记得这本稿子是叶以群同志交给我们的。那时，以延安作家的作品来作为美学出版社的第一炮，的确冒着极大的风险。首先，要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图书审查委员会就不容易。而这本书之能够得到出版，沈镛是化了极大气力的，单是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大门，就不知进出了多少次，不要说软磨硬顶了。终于有一天，沈镛带着审查通过的稿子交给我去付印。我现在还可以在记忆中看到他那付笑吟吟的面容，一面说，图书审查委员会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是有缝即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给沪港撤退重庆的作家，我们按计划出了一套名为《海滨小集》的丛书，其中包括宋之的、夏衍、于伶合作的话剧《戏剧春秋》，这出戏由金山主持的中国艺术剧社作为建社的演出，当时曾风靡了山城的广大观众。以后又出了夏衍的《复活》（话剧）、《芳草天涯》（话剧）、《法西斯细菌》（话剧）和《边鼓集》（杂文集）等，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话剧）等。这套丛书不但在内容方面，就是在装帧设计方面，也都得到读者的好评。书的开本是就当时印书用的土纸设计的，比现在的小32开略小，封面大都是叶浅予、廖冰兄、特伟等人画的，别有风格。印刷上，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算得精美了，尤其是正文中，很少发现错字。这一点就和沈镛同志的最后把关分不开了。沈镛做什么事情都高度负责，每本书稿从送审一直到出版发行，都洒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美学出版社曾经出过美国左翼作家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一书，这是本报道苏联十月革命最初十天情况的记录。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是谈共色变，当然很难通过这本书的出版。但是沈镛是个不折不挠的斗士，一旦他下了决心做的事，他就要竭尽一切力量去达到目的。书稿送到图书审查委员会以后，沈镛就机智地进行了合法斗争，一方面据理力争，三日一催，五日一促，声称如果图书审查委员会故意刁难，不准出版美国作家写的书，我们就要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说他们破坏中美邦交。最后图书审查委员会还是乖乖地盖了“审查通过”的印戳。
但是他在斗争中，也不时利用迂回曲折的灵活性。当时在图书审查委员会中，有个专管审查剧本的“老爷”，他是个投机钻营的家伙，做的是国民党官，却又想在进步阵营中插一脚。他看准美学专门出版进步作家的作品，便想挤身进来镀金。事实上也是想弄几个钱，达到名利双收。他写了一个所谓的“剧本”，向沈镛提出要求由美学出版。沈镛起初采取的战术是一拖了事，但是这个“老爷”，颇有“狗”识。美学拖他要出版的东西，他便拖美学送审的书稿。日子一久，我们也有些吃不住，这时沈镛便和他讲条件，他要出书，我们可以答应，但他必须保证以后不再拖美学送审的书稿。这个家伙居然答应了这个条件。美学事实上只把他的书印了一千册，也没有给他在发行上化气力，照印三千册付版税给他。从此美学在图书审查委员会的书，便得到“方便”了。所化者微，所得者多，而且买了一条狗，这是沈镛的斗争艺术。
从1942下半年开始，到1945年秋抗战结束，美学大概出版了二十几种书，从书目上看，话剧剧本多，外国文学介绍多，颇具特色；印刷装帧在当时允许的条件下，也搞得比较精致，所以从当时发行的情况看，美学出版的书，大都是能够畅销的。大家原想回到上海，好好千一番，但是由于两个偶然的情况，美学不得不停业。这两个情况，一个是从重庆搬回上海时，有艘装载美学一部分存书和纸型的船，不幸在三峡失事，损失较大；其次则是由于国民党的币值一日三变，我们筹措不到必需的运营资金。经过沈镛的多方努力，看看实在没有办法了，一天他便来找我，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只能收摊了。”
美学的经营也是独特的，它不是“皮包”书店，但又不是有一套人事班子的。初起时，送审、跑印刷厂、校对、发行、广告、算帐等等一系列工作，都是沈镛一个人跑的。后来出版的书多起来了，有了个小小的仓库，便请了几位朋友帮忙，参加工作的有祝纪和、沈野、袁萍等同志。除了袁萍同志每月拿极少的生活津贴外，其它的人都是不取分文、义务工作的，其它开支也压缩到不能再省的地步。所以祝纪和同志曾说过：美学是中国和世界罕见的出版社。团结这几位同志枵腹从公，这就是沈镛同志最大的工作。
沈镛同志去世的前后情况，我是在1972年底沙洋干校回来后，从他爱人黄思静同志那里知道的。
1968年9月10日沈镛的家突然被人查抄，当晚沈镛同志也被他们押走，进行隔离审查。罪名是“特务”。原来沈镛在香港中国银行工作的时候，曾经给一位在海外工作的同志寄过照相胶卷回国。这个胶卷不知怎地竟被塞在另一个邮包中寄到东北一个外侨那儿去了，那个外侨拆包发现之后，看见小包裹上有姓名地址，便寄回给收件人。想不到这件偶然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招来了飞来横祸。那个外侨被诬为“特务”，因为邮包是沈镛寄的，因之沈镛也落了个“特务”的头衔，同案共牵涉到四个人。沈镛被押走之后，关了两个星期，每天由那些凶狠的家伙进行逼供信。就在最后一天“审讯”的时候，沈镛因为受不住这种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暴发脑血栓病，突然昏倒。但是令人发指的，则是这些灭绝人性的东西，竟然诬蔑沈镛同志是“装死”，任他躺在地上长达十几小时之久，不予急救。后来虽经送进同仁医院，又以是“审查对象”，不予及时治疗抢救，沈镛也由脑血栓病转为脑溢血，经过两天，即1968年9月27日他便含冤去世了。这可以说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谋杀事件。那些凶狠的家伙居然还以捍卫毛泽东思想自命！但是他们有哪一处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行事的？他们任意打砸抢，任意打击老干部，任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他们才是真正的暴徒！而指使他们这种行动的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是应负杀害沈镛同志的罪责的，他们是一伙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罪人，人民有权要求根据法制治以应得之罪！
沈镛同志的冤案是平反昭雪了，但是这位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好干部，终究已经无法起死回生了，这是党的损失，也是人民的损失。
我默默地在他的骨灰盒前向他作最后的告别。沈镛同志，曾经带领过我们与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好同志，愿你安息！我想，如果你九泉有知，你也应该为中国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打倒了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的法西斯专制主义，重新努力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中国，而感到高兴的。
但是我也不得不悲愤地想：人呢？沈镛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正是他工作的好时光，我感到莫名的悲哀！
1979·3。28
冯亦代
《格萨尔王传》
在我国藏族和蒙古族地区流传过一部著名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据研究，格萨尔是我国青海地区的一个历史人物，可能是十一世纪的人。关于他的传说，在十一世纪就开始了。最初的本子，可能是十五世纪产生的。它是全世界最长的史诗，有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有奇特的情节，语言优美，主题鲜明，贯串着为人民除害的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部史诗被打成大毒草，有关人员被批斗，有关资料被焚毁。现在它已被平反，重新被研究。但是如何整理、出版，还是个大问题。
《梦溪笔谈校证》五十年
我实现了一个梦想，但是实现得并不理想。因为我勉强做成了一件其实是远非我力能胜任而不该去单干的事①，在一九五六年的早春把《梦溪笔谈校证》搞出来问世了。才疏学浅，不自量力的结果，只能得到“江心补漏”的惩罚。所以此后有十年之久，在各项工作之暇，我总是东拾西掇，给《校证》补缺改错，积累了四十多万字——大约是《校证》字数的一半，打算用《梦溪笔谈补证》的名义来稍稍为自己补过。这个续梦可没有做圆，却经历了一场凶险的噩梦。侥幸未曾家破人亡，但是《补证》全稿连同竺可桢先生为了鼓励我而特意给书写的封面题签都被摧毁得片纸无存了。②
我究竟是怎么入梦的呢？也就是说我怎么交上了《梦溪笔谈》做好友呢？事情得从我对于印书活字的认识和感情以及对于这项创造发明历史的了解说起。
童年的时候，爸爸（怀琛先生）常常带我去书店买书，河南路上那时顺次排列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爸爸自己买大人书，给我买小人书。幼稚的心灵对书店产生了好感，因为使我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