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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书，给我买小人书。幼稚的心灵对书店产生了好感，因为使我爱不忍释的本本儿是来自书店的，就象认为粮食是来自米店一样的。由于爸爸当编辑，为了改校样时常下印厂同老师傅（那时候叫做“手民”）打交道，后来也带我去看看。这真使我大开眼界，原来书籍是由这一粒粒的小铅字（活字）组成的版子印出来的。从此对于字架上那无数的小铅字产生高度的兴趣，时常省下果饵钱来，用一个铜元买两粒铅字带回家来打印在纸上为乐。
有一件事情今天的青年同志们可能不理解，就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知识水平都还不及今天的小学生高，并不知道活字组版印书的技术是我们的祖先早在第十一世纪中期就发明创造的，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那时我从中学读的英语课本中仅知道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美因兹的印刷工人葛登堡（J。Guten－berg，1398一1468）所发明的。现在的小朋友们都知道活字版是宋朝庆历年间（1041—1048）毕发明的，有的都能还出娘家来，说这个历史是写在沈括的著作《梦溪笔谈》里。可是那时我虽已读过“四书”，读过“五经”中的三经半，竟然还不知道《梦溪笔谈》这本书。
直到将进大学之前，读到美国学者卡特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F。Carter’s《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its Spread Westward》），才惊讶地了解到这一项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创造原来是我们自己的祖先所做出的伟大贡献。那时所激起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也可能是今天的青年同志们——幸福地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不易理解的。我的青年时代生活着的上海还有一块纯然是由外国列强统治着的地区，尽管象我这样出身于中层知识分子家庭的人，也免不了受到外国统治分子的欺凌，在祖国大地上的街头上都挨到过外国巡捕的拳头。抑压着的民族自尊心同纠正过来了的错误历史认识——特别是涉及到我从小就有好感的小颗颗活字那东西的，就一时在情感上迸发出来，宛似活动着的火山找着了喷发口。
卡特的书说明了史料的来源，还特别夸誉了《梦溪笔谈》这部著作，说它这好那好。于是我这个当时对古籍只读先秦、两汉之书的小伙子就迫不及待地去找这本沈括的名著来阅读了。我最初买到的一部是古书流通处影印的清末广东陶氏的刻本。没有疑问，一读就着了迷。从此它就成了我要好的朋友。即使在我流离颠沛的时候，也总是带着它在身边（除了那坐牢的八年吧）。或者丢失了这个版本，又寻找另一个版本来代替。
读者也不要太奇怪，感觉我对《梦溪笔谈》起先那么无知。其实，当我青少年的时代，沈括这部伟大的著作在我国文化遗产中的地位，远没有今天评价这样的高。全国解放后不久，北京图书馆印过一个仅仅列名二十种的严格挑选出来的祖国文化珍异的书单，《梦溪笔谈》就名列前茅。可是，在二十年代出版的《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各收录了几百种主要古籍，却都轮不到《梦溪笔谈》占一席地。后来，《四部丛刊》出《续编》时，才收容了它③。作为“笔记”类型的书来说，在那个时期的“票房价值”，远没有《困学纪闻》高。
但是，两位有识力的老科学家很早就重视沈括这部著作中的科学创见、纪录和总结了。一位是气象学家绍兴竺可桢先生，他精详地研究了沈括其人其书，写出专门的论文发表在二十年代初的《科学》杂志上。一位是地质学家吴兴章演群（鸿钊）先生，在他的矿物岩石学文献的名著《石雅》里大量征引了《梦溪笔谈》的有关描述来加以论证。对照这些重要的著述，读沈括书中有关科学论述的篇章就容易理解得多，于是我常摘录一些写在《笔谈》的简端上。那时我还根本没想到要给《笔谈》做注释，但是这样的举动实际上是开了个“端倪”。
我随从伯伯（朴安先生）学了点文字学和校勘学。开始的认识，似乎这些只适用于先秦、两汉的古籍，唐、宋以下的书用不上。但是反复阅读《梦溪笔谈》以后，觉得也是要讲求校勘的。比如书中讲毕创制活字版那一条（第三○七条）里有“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一句，有的本子“文”字却作“木”字。究竟是“文理”呢？还是“木理”呢？就值得考虑了。又如论历法气朔交争、岁年错乱一条（第五四五条）里的“大尽三十日”一句，中间脱落了六个字，因而全文都难读通。后来根据各种证明确定这句应当是“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大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月，小尽即是小月），问题才得解决。这样就接触到了校勘这本书的课业。校勘又要同她的姊妹学科目录学和版本学交叉使用，联盟进军。年轻时分别从顾实老师（惕生）和陈乃乾老师那儿粗略学到一点的两门学问，后来都用上了，只恨学时漫不经心，没把老师的学问和方法真正学到手，噬脐莫及。
当我读大学的最后一年，爸爸参加了《万有文库》的编辑工作。他见我爱好古典科学的兴趣比古典哲学或古典文学都高，因而把《文库》选题中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处理和发稿工作交给我做。课余做点工作，既读了书，又挣到些钱，给自己添买了更多想置备的书。只是那时年轻，水平更浅，工作做得十分粗糙，现在讲来要脸红。不过确实借此得到钻研和磨练的机会，初步熟悉了我国古代的、传统的农业技术情况及其文献。而这并没有疏远我同《梦溪笔谈》的友谊，相反地，使我对于沈括书中涉及农业生物学、农业气象学、耕作制度和农田水利学的许多条文得到深一层的理解。这就是日后我试写《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一文④的基础。
青少年时代我的这个学习环境，好景不常。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国主义者突然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得住在闸北的我的家，在一夕之间毁为瓦砾堆。当那时上海最大的一家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几十万册藏书遭到灾难性的大火毁作漫天蝴蝶飞时，我家父子两人积聚的尽管是微薄的但也有两大间房子的藏书都殉了葬。
这个打击可不小，不可能恢复。接下来是刚毕业的我就了业，为了生活，工作的性质不能由自己拣。《梦溪笔谈》我舍不得丢，可是要继续下功夫就全然没有那个条件和时间了。新的工作才搞得熟手时，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又变更了行当。在那民族斗争尖锐的严峻年代里，遭遇过暗杀，经历过追踪列车的敌机猛烈轰炸，总算命大，九死一生，死里逃生。⑤但是生活的不宁，工种的多变，使我无能再用心于学问。年青时候的美梦，支离破碎，剩下迷惘和调怅。
可并没有绝望。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家进入空前稳定巩固、繁荣兴旺的时代。在我是前半生中从没有享受到过的。于是我下决心如如自己的愿。环境条件是个重要的因素，再加上有个非常强大的动力推动了我。上海解放的前夕，地下党给我寄递了毛主席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使我第一次读到主席老人家的著作。那时我还完全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我毕竟还是个爱国主义者，读到主席老人家那满腔爱国爱民，透辟阐明革命道理的文章，不能不万分激动。尤其是第一章第一节高度概括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篇章，非常惊讶于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对于祖国文化遗产的精深的研究。篇章中提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提到了四大发明并特别提到了活字印刷的发明。因此，鼓舞起我更大的信心，觉得对《梦溪笔谈》这本书多下点功夫，肯定是件有意义的工作。
在课业的过程中，信心由于受到英国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老专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FRS，FBA，剑桥）论点的影响而更为加强。老博士是国际上研究《梦溪笔谈》的行家⑥，他给沈括这部名著下了这样一句定评：“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在课业的过程中，上海的两家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和明复图书馆都给扯了顺风篷。由于查阅图书资料得到便利，课业进度就加速了。这两家图书馆后来都归并进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由于赵万里先生的关系，南京图书馆由于陈方恪先生的关系，都得到通信借书的方便。老师周予同先生、姜亮夫先生、闻在宥先生、王庸先生，前辈吴兴徐森玉先生，友人顾廷龙、刘哲民、范行准，两位著名藏书家的后人瞿凤起（常熟铁琴铜剑楼）和潘景郑（苏州滂喜斋）都从各个方面给我以支持和鼓励。《校证》就是在这多的助力之下完成的。所以还是搞得很不到家，只是由于我自己的根柢实在太差，并且气浮心粗的缘故。
为了弥补缺失，后来就搞《补证》。补了十年以后，却经历了十年的灾难。由于我的大孩子“炮打”张春桥的缘故，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一家人惨遭毒手。我被锁进班房一年另两天以后，逮捕状才送到我老伴手里。那时家庭破碎：两个人坐了牢；一个人被投入监督劳动而又遭到凶猛的毒打，内脏受伤，还被恫吓说要给以活埋；一个在读小学的幼子也成了“专政”的对象，害得他在恐惧、疲劳、饥饿之中得了黄疸肝炎病。我老伴背着“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在形影相的绝望的日子里还天天挨批斗，逼写交代，她受不了，差点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自己则在八年的铁窗忧患生涯中一直受着疾病的折磨，还摔了一大交，所以变成一个瘸子了。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凶”，挽救了党，挽救了人民，挽救了国家。我的全家也得到了拯救。李淑一老同志写的一篇文章里用了“第二次解放”的提法来称述这一伟大的胜利，可以说，地地道道的、确确切切的表达了人们的感受。
今天这个大好的安定团结的局面，来之非易，应当珍惜。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走新长征的路，这股强烈的洪流也燃起了我重再写出《补证》的热情。我顿然觉得自己再一次置身在第一次解放的年岁里，又得到了不可战胜的动力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再则是，李约瑟老博士去年（一九七八）又一次访问我国抵沪时，劫后重逢。他理解我的心情，用中国字给我题写了《梦溪笔谈补证》的封面字，以代替失去了而不可能再得到的竺藕老的题签。当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这些日子里我瞻前顾后，也有想法。
我出世才六个月，抱在妈妈手里，就逃过难，就失了家。⑦贯串以后的多次苦难遭遇，所以妈妈在世的日子，总是爱抚而又难过地说我生来是块“逃难命”。（难道这是我个人的命运吗？）对抗地，我也总是怀抱一个最大的梦想，向往于安定的局面，安定的生活，渴望求到这么一个环境，好安心地做点学问，尽管我的水平是怎么低，能力是怎么微吧。
所难以设想的，是在人民已经得到解放、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的美好年代里，又会经历一场大灾难。所以，回顾我学习和研究《梦溪笔谈》的半个世纪的时间，简直是个穿九曲珠的历程。于今我的强烈的想望就是：在我生命中的最后一程，但愿是周道如砥，可别再被强迫去钻第十道弯程了。
当人们普遍地存在着安定团结的共同愿望时，也还总是有那么几只苍蝇热衷于搞乱天下，那些野心更大的，就搞霸权。不许大多数的人过好日子，只要他们少数几个称王称霸。人们怎样来看待这些大小苍蝇好呢？曰：民心厌之，民情恶之！
① 因为沈括这部原著，涉及的方面实在太广，必须群策群力，才能注、校好它。一九七八年日本出版的日文全译本《梦溪笔谈》，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组织了十九位各个学科的专家（以薮内清博士为顾问、梅原郁教授为领译），费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项科研工作的。
② 我在这场灾难中丧失的文稿，还有约一百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和约十五万字的《中国古代的类书》（后者是《知识丛书》的一个约稿）。
③《四部丛刊·续编》中的《梦溪笔谈》出版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其时我与《笔谈》已交友六年了。
④ 初稿发表于《学术月刊》一九六六年第二期。
⑤ 由于当时的桂林报纸误报了我遇难的消息，柳亚老（亚子）写了怀念我的文章，刊在一九四二年冬桂林出版的《野草》杂志上，后来又收进柳老的文集《怀旧集》（一九四六年上海耕耘出版社出版）中。
⑥ 其他有日本的薮内清博士（京都）、梅原郁教授（京都）、坂出样伸助教授（宇治），法国的侯思孟教授（Prof。DonaldHolzmann，巴黎）。近年又添上美国的席文教授（Prof。Natham Sivin，费城）。
⑦ 一九一三年七月，袁世凯派来坐镇在上海的爪牙郑汝成凶恶地镇压二次革命起义军，恰巧我家住在高昌庙战区中，在战争突然爆发时爸妈抱了我空身逃出，回去时整个的家已遭郑军洗劫一空了。
胡道静
书的故事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象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象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才能一本本的找出、发还。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悦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一回忆，写下，那将是另外一本厚厚的有趣的书。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底怎样，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话，自然也可以这么说。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只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聊了。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践，那也不免是笑话。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此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唯一的办法，其它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了浓重的铜臭气味了。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不肯说出来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不是达官、大贾。我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好运气，会遇见什么宝贝。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阅书摊二十年，好象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纸。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蕙风的儿子又韩的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除了这本书以外，好象就不曾从摊上买到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为之激动了。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于买到手中。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
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兴致。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这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笈。少具规模的图书馆大抵都是有的。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棱毕现，飘举的衣袂的线条、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起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叶作用的扉叶也完好地保存着。这种印本，是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尘莫及的。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当年此书从杭州出现，郑振铎曾与王授珊争购。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对手。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却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