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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朱德同志在六十七年间，以英勇的战士的姿态，参加了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次伟大的战争。在创立和发展人民军队，创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所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的。谚语说：“事实胜于雄辩。”朱德同志的历史功绩，确实是无须作任何宣传的。但虽然如此，象《伟大的道路》这样记述朱德同志的生平和时代的好书的出版，对于我们广大的青年（而且对中年和老年也是一样）更好地了解和学习朱德同志，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革命的光荣传统，还是大有助益、非常必要的。
周恩来同志一九四六年在庆祝朱德同志六十寿辰的祝词中激情地说：“亲爱的总司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你是无役不与。”
又说：“亲爱的总司令！你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二，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了信心，向前迈进。
“在我们相识的二十五年（按指到一九四六年为止）当中，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又永远坚定不屈，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又是那样憎恶痛恨，这更是你的伟大。
“在全党中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
出身于普通农民的一个伟大革命家
《伟大的道路》一书的主要功绩，就在于它形象地描绘了朱德同志这样一个出身于贫苦佃农家庭的平凡而伟大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是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又是怎样不断地向前迈进，永远走在时代的最前列的。
作者是在一九三七年到达延安访问朱德同志的。她早就听说朱德同志是一个单纯、平易近人的人，他没有丝毫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他喜欢打篮球，喜欢学跳舞，喜欢戏剧，又喜欢唱歌，但在这些方面，他并不是富于天才的。总之，他似乎不是一个特别戏剧性的人物。但这正是史沫特莱要写的典型的出身于普通农民的伟大革命家。当朱德同志表示不理解史沫特莱为什么想要知道他一生的经历时，她对朱德同志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中国农民中）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过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自己的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朱德同志自己也说：“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的生平的一小部分。”
对劳动者母亲的深情回忆
这本书在我们眼前展开的，首先是一幅幅朱德同志童年生活的引人入胜的图画。朱德同志深情地回忆了当时仍然活在人间的自己的高年的母亲。“听说，我临出生的时候，母亲正在做饭。还没有等饭烧好，我就呱呱坠地了。母亲生了我立刻起身，接着做饭。”他说，母亲“可怜得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她无论什么时候都在煮菜烧饭，缝缝洗洗，扫地担水，甚至象男人一样下地干活。一九四四年，当朱德同志痛心地获悉八十六岁的母亲刚刚逝世时，他发表了一篇悼念的文章《母亲的回忆》。朱德同志在文中说：“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做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受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按指到一九四四年为止）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了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劳动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朱德同志最后写道：“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报答我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听啊！这是多么淳朴的农民式的语言，这又是多么深刻的真正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
朱德同志回忆了在童年时期耳闻目睹的地主老财、税吏、官老爷的横行和人民的苦难，尤其是忆起了使他留下了很深印象的一个当过石达开的士兵、老织匠爷爷讲述的太平天国革命的生动故事。朱德同志总结道：“太平天国失败了，可是中国共产党却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绝不会重蹈覆辙。”“我们老百姓求解放的斗争已经进行一百年了，其中最早和最伟大的斗争是太平革命。千百万中国农民到现在还是奴隶。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倒把人当奴隶的制度。从太平天国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有待于我们去完成。”听啊！这是多么淳朴的农民式的语言，又是多么深刻的真正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
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年代
稍为长大一点以后，朱德同志入塾读书了。朱德同志神往地回忆了他的启蒙老师、具有救国救民的崇高志愿的席聘三老先生。朱德同志说，他“到年近八十的时候，还是一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这位老先生常常在菜园中一边走着，一边对学生们谈古说今，用尖锐的评语批评皇帝、将军、官僚，认为这些人大都是流氓恶棍，雇佣一些文人为他们伪造历史，说什么他们又有学问又有道德。席老先生常说，中国快到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到底是采用科学，还是自趋灭亡？许多深知这一点的改良主义者，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办了学校。
朱德同志回忆了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对自己的影响之后，谈到他在一九○九年到昆明进云南讲武堂学习。就在那里，他参加了民主主义的秘密革命团体同盟会。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朱德同志英勇地参加了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起义胜利后，立即进军四川，策应四川人民的起义。可是辛亥革命在推倒清朝专制统治之后，由于同帝国主义和帝制派袁世凯的妥协而失败了。云南起义军也同样犯了错误。一九一二年，朱德同志又随云南起义军回到昆明。
一九一五年底，朱德同志参加了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随即向四川进军。就在护国战争中，朱德同志领导的部队（他开始时指挥一个团，不久就升为混成旅长），以善于打夜战和白刃战出了名。这种战争生活，使朱德同志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并在以后，把这种经验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后就死去了。就在这时，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一个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出现了。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朱德同志也很快就受到新思潮的影响，而跟着时代飞速地前进。但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朱德同志在云南军队中已经当上了少将旅长，每个月拿一千元大洋的高薪，此外还加上五百元津贴，生活是极其优裕的。渐渐地，朱德同志在留驻四川泸州的期间，卷入了军阀之间的混战，并且染上了抽鸦片的不良习惯。但是，朱德同志是胸怀祖国和世界人类解放的全局的，他自觉地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对中国革命的失败深感痛心，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朱德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注意搜集有关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书籍和小册子，订阅了《新青年》和《新潮》杂志，并且组成了学习小组。从这类书刊中，朱德同志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朱德同志影响很大的，是他自己的同事和好友，一个见闻广博、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孙炳文。他们两人对照着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研究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感觉到这总是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孙炳文一再对朱德同志说，他愿意放弃这个摊子，去北京追随五四运动的领袖；他劝朱德同志也这样做，首先是把大烟戒掉。朱德同志说，他愿意把烟戒掉，到国外去，为自己、也为中国寻找新的出路。朱德同志在回师云南，打倒云南军阀唐继尧之后，几经曲折，终于在一九二二年中离开云南，经过四川去上海。在前往上海的途中，朱德同志为了中国革命，以惊人的毅力把大烟戒掉了。
朱德同志从报上读到了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和领导这些运动的中国共产党的消息。他虽然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还不完全了解，但从帝国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疯狂攻击中，他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他自己和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彻底革命的党。于是，朱德同志决心参加共产党。他和孙炳文同志一起，在上海谒见了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当孙中山建议朱德同志回滇军工作，以便重新建立共和政权时，朱德同志告诉孙先生说，他们决定去国外留学，在重新参加中国的政治生活以前，要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孙中山说，他同意他们的学习计划，他本人对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偏见，同时谈到他正在制订国民党的新政策。当朱德同志去谒见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并提出加入党的要求时，陈独秀对于这位云南军队的高级军官的入党申请，却表示了冷淡和不信任的态度，说对于象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入党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然而朱德同志和孙炳文同志一起，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底，在德国的首都柏林，找到了旅欧中共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周恩来同志。史沫特莱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朱德同志同周恩来同志会见的情景。朱德同志充满阶级深情地回忆说，当周恩来同志打开房门时，他看来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他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就是说比朱德同志自己要小十岁。周恩来同志举止优雅，待人体贴，在招呼他和孙炳文坐下，询问有何见教的时候，甚至还有些腼腆。朱德同志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自己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和寻求中国的新的革命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共产党在柏林的组织，他说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灰尘了，派他去做什么工作都行。他娓娓而谈，周恩来同志就站在他面前，习惯地侧着头，一直听到朱德同志把话说完，才提出问题。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同志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未被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过了几个月，回信来了，两人都被批准为正式党员，但朱德同志的党籍对外保持秘密，因为他有可能被派回国内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从事活动。从这时起，朱德同志就走上了新的伟大的革命征程。
朱德同志在德国仔细地阅读和研究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积极地参加了柏林工人阶级和外国侨民的革命活动，并且因此多次被拘捕，最后被驱逐出境。在德国的几年学习使他弄清了中国革命过去为什么失败了，今后又应当怎样补救，最重要的是，他懂得了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联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朱德同志在苏联作了短期的学习之后，于一九二六年回到正处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他被党派遣去做四川军阀杨森的工作。朱德同志的回忆，生动地描述了杨森对北伐军和吴佩孚脚踏两条船的狡猾态度。以后朱德同志在一九二七年被派到南昌主持旧滇军第三军（后改第五路军）的军官教育团的工作，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
十年内战时期的伟大功绩
就在南昌，当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广州和武汉发动了反共政变之后，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由周恩来同志负总责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创立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军队的开始。虽然这次起义，和同年十二月广州起义一样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部队经过在广东的潮汕地区作战失败后，由富于军事经验的朱德同志带领的保存下来的一支部队，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创始的，到农村去，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再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朱德同志以南昌起义后保存下来大约有一千多人的一支武装为基础，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发动和领导了湘南起义，扩大了革命武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后率领部队和农民武装近万人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宁冈的砻市，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井冈山会师。这两支部队于同年五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伟大的道路》一书在谈到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井冈山会师时指出：“这次会见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自从第一次会见的一刹那起，这两个人的全部生活便浑然成为一体，好象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多少年来，国民党和外国报纸经常把他们说成‘赤匪匪首朱毛’，而称红军为‘朱毛军’。他们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也有显著的不同。”“从风采和气质两方面来看，朱德比毛泽东更象农民。两个人都坦率爽直，和他们所出身的农民一样，讲究实际，但毛泽东基本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他那与常人不同的深谋远虑的思想始终考虑着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
确实是这样，毛泽东同志比朱德同志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观察得更多些更快些。他们并肩携手地前进，在一起探寻和实践着一条正确的路线，在一起引导中国革命的人民创造着崭新的历史。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说的：“单纯的流动的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地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不但从事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且科学地总结了全党和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因而制定了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但这个思想又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的共同的思想，是他们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人民的丰富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史沫特莱说得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和政治的战略，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她同时正确地指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个字的战术原则，是由朱德同志归纳出来的。
作者详细地叙述了两支红军会合后的井冈山的斗争，叙述了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共同领导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即后来的中央根据地），直到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过程，然后又详细而生动地叙述了中国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也许是由于作者遗失了部分的笔记材料，朱德同志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段时期（包括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的经历被遗漏了。此外，很可能是由于朱德同志自己的谦虚，影响到作者未能足够地表述朱德同志在十年内战时期的伟大功绩。
应当指出，井冈山的新局面，是在两支红军汇合以后打开的。以大革命时期的铁军独立团为基础的二十八团，始终是中央红军的主力。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还指出：“（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龙源口大捷，是井冈山时期的最大胜仗，共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两个团，缴枪一千余支。这次大捷，就是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指挥的。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都是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则是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在一起指挥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的。至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反五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却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造成的。因为在那时，“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但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权，而且实际上也剥夺了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对军队的领导权，虽然他们在名义上还是红军的代总政委和红军的总司令。
大概是由于保密的原故，朱德同志在回忆长征时，完全没有提到长征途中一九三四年底的黎平会议和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这两次会议，而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坚决地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坚决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对于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三五�